张爱玲爱憎表

今天是张爱玲的生日。

102年的今天，张爱玲出生在上海。1937年她高中毕业时，在校刊填过一个调查，其中她填下“最怕：死；最恨：有天才的女人太早结婚；最喜欢：爱德华八世；最喜欢吃：叉烧炒饭”故而她名为“爱憎表”。这份《爱憎表》她曾花了约2个月的时间想要写完，但陆续搁下，始终没有完稿。但在这些片段中，给了我们一个得以窥见她生死观的机会。

她说：“整个人生就是锻炼，通过一次次的考验，死后得进天堂与上帝同在，与亡故的亲人团聚，然后大家在一片大光明中弹竖琴合唱，赞美天主。不就是做礼拜吗？学校里每天上课前做半小时的礼拜，星期日三小时，还不够？这样的永生真是生不如死。”

1995年，“最怕死”的张爱玲还是与世长辞了。此前她立下遗嘱：“遗体立时焚化——不要举行殡仪馆仪式——骨灰撒在荒芜的地方——如在陆上就在广阔范围内分撒。”

张爱玲遗嘱

她的遗嘱执行人林式同先生后撰回忆长文《有缘得识张爱玲》，它是有张爱玲身后事最可靠的记载。

今天我们节选了张爱玲《爱憎表》和林式同《有缘得识张爱玲》的部分内容，以求更多维度地了解张爱玲的死亡观。

《爱憎表》——最怕死

文 | 张爱玲

我母亲回国后，我跟我弟弟也是第一次“上桌吃饭”，以前都是饭菜放在椅子上，坐在小矮凳上在自己房里吃。她大概因为知道会少离多，总是利用午饭后这段时间跟我们谈话。

“你喜欢吃什么水果？”

我不喜欢吃水果，顿了顿方道：“香蕉。”

她笑了，摘下一只香蕉给我，喃喃地说了声：“香蕉不能算水果。像面包。”

替我弟弟削苹果，一面教我怎样削，又讲解营养学。此外第一要纠正我的小孩倚赖性。

“你反正什么都是何干——”叫女佣为某“干”某“干”，是干妈的简称，与湿的奶妈对立。“她要是死了呢？当然，她死了还有我。”她说到这里声音一低，又轻又快，几乎听不见，下句又如常，“我要是死了呢？人都要死的。”她看看饭桌上的一瓶花。“这花今天开着，明天就要谢了。人也说老就老，今天还在这里，明天知道怎样？”

家里没死过人，死对于我毫无意义，但是我可以感觉她怕老，无可奈何花落去，我想保护她而无能为力。她继续用感伤的口吻说着人生朝露的话，我听得流下泪来。

“你看，姐姐哭了。”她总是叫我不要哭，“哭是弱者的行为，所以说女人是弱者，一来就哭。”但是这次她向我弟弟说，“姐姐哭不是因为吃不到苹果。”

我弟弟不作声，也不看我。我一尴尬倒收了泪。

我从小在名义上过继给伯父伯母，因为他们就只一个儿子，伯母想要个女儿。所以我叫他们爸爸姆妈，叫自己父母叔叔婶婶。后来为了我母亲与姑姑出国一事闹翻了——我伯父动员所有说得进话去的亲戚，源源不绝北上做说客，劝阻无效，也就不来往了，她们回来了也不到他们家去。我们还是去，但是过继的话也就不提了。不过我的称呼始终没改口。我喜欢叫叔叔婶婶，显得他们年青潇洒。我知道我弟弟羡慕我这样叫他们，不像他的“爸爸妈妈”难以出口。

但是当时她那一席话却起了个副作用，使我想到死亡。那时候我们住白粉壁上镶乌木大方格的光顶洋房，我姑姑说“算是英国农舍式”。有个英国风的自由派后园，草地没修剪，正中一条红砖小径，小三角石块沿边，道旁种了些圆墩墩的矮树，也许有玫瑰，没看见开过花。每天黄昏我总是一个人仿照流行的《葡萄仙子》载歌载舞，沿着小径跳过去，时而伸手抚摸矮树，轻声唱着：

“一天又过去了。

离坟墓又近一天了。”

无腔无调，除了新文艺腔。虽是“强说愁”，却也有几分怅惘。父母离婚后，我们搬过两次家，却还是天津带来的那些家具。我十三岁的时候独自坐在皮面镶铜边的方桌旁，在老洋房阴暗的餐室里看小说。不吃饭的时候餐室里最清静无人。

这时候我确实认真苦思过死亡这件事。死就是什么都没有了。这世界照常运行，不过我没份了。真能转世投胎固然好。我设法想象这座大房子底下有个地窖，阴间的一个闲衙门。有书记录事不惮烦地记下我的一言一行，善念恶念厚厚一迭账簿，我死后评分发配，投生贫家富家，男身女身，或是做牛做马，做猪狗。义犬救主还可以受奖，来世赏还人身，猪羊就没有表现的机会了，只好永远沉沦在畜生道里。

我当然不会为非作歹，却也不要太好了，死后玉皇大帝降级相迎，从此跳出轮回，在天宫里做个女官，随班上朝。只有生生世世历经人间一切，才能够满足我对生命无餍的欲望。

整个人生就是锻炼，通过一次次的考验，死后得进天堂与上帝同在，与亡故的亲人团聚，然后大家在一片大光明中弹竖琴合唱，赞美天主。不就是做礼拜吗？学校里每天上课前做半小时的礼拜，星期日三小时，还不够？这样的永生真是生不如死。

但是我快读完中学的时候已经深入人生，有点像上海人所谓“弄不落”了，没有瞻望死亡的余裕，对生命的胃口也稍杀。等到进了大学，炎樱就常引用一句谚语劝我：“Life has to be lived.”勉强可以译为“这辈子总要过的”，语意与她的声口却单薄惨淡，我本来好好的，听了也黯然良久。

但是毕业前一年准备出下年的校刊，那时候我还没完全撇开死亡这问题。虽然已经不去妄想来世了，如果今生这短短几十年还要被斩断剥夺，也太不甘心。我填表总想语不惊人死不休，因此甘冒贪生怕死的大不韪，填上“最怕死”。

【遗稿由冯睎乾整理，全文刊载于2016年《收获》长篇专号（秋冬卷）】

《有缘得识张爱玲》（节选）

文 | 林式同

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中午十二点多，我回家正想再看当天还没看完的报纸，十二点三十分，张爱玲的公寓经理，租房时见过的那位伊朗房东的女儿，突然打电话来说：“你是我知道的唯一认识张爱玲的人，所以我打电话给你，我想张爱玲已经去世了！”

“什么，我不信！不久前我才和她讲过话。”我说。

“我已叫了急救车，他们快来了。”她说。

“我马上过来。”我说。

我突然记起遗书的事，马上喊了一声：“我有遗书！” 

“好！”她回答说。电话马上给挂断了。

我坐立不安，百感交集，这怎么可能？她的音容，和十多年来的交往……一下子统统跳了出来！

半点多钟后，电话又来了，一个男音说：“这是L.A.P.D（洛杉矶警察局），你是林先生吗？张女士已经去世了，我们在这儿调查一下，请你等二十分钟以后再打电话来，我们在她的房间里，你有这儿的电话号码。”

警察局要证实我与张爱玲的熟悉的，不然不会有她的电话号码。等我打回去的时候，那男警察要我在家等候他们的通知。

我千头万绪，心乱如麻，拼命地在家里找遗书，那遗书被我塞到哪里去了呢？还没有弄清楚，电话又来了，这回是个女音说：“请你今天通知殡仪馆和法医联络。”

“今天？”我茫然的问，为什么那样急？我正在捉摸，“是的，今天！”她说，这时已经是星期五下午快两点了，我脑子还没转过来，她又丢给了我一个法医的电话号码。

我哪里认识什么殡仪馆，慌了，打电话问问朋友，中国人的或外国人的？突然想起为我弟弟安葬的殡仪馆，风景宜人，办事简洁，那不是很好么？马上拨了过去，把法医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们，回答是：“我们知道。”原来他们之间早有职业上的来往，处理这类事物他们是熟悉的。我同时约好明天早上十一点半到他们的办公室去，商谈殡殓事宜。

快三点时，那女警察来电要我到张爱玲的住所去，她们在房间里等我。要我把遗书也一起带去。我马上出发，这时才庆幸我当初建议张爱玲搬到我家附近住。不到十分钟，我已到了张爱玲的公寓门外。

张爱玲去世时居住的公寓

张爱玲是躺在房里唯一的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去世的，身下垫着一床蓝灰色的毯子，没有盖任何东西，头朝着房门，脸向外，眼和嘴都闭着，头发很短，手和腿都很自然地平放着。她的遗容很安详，只是出奇的瘦，保暖的日光灯在房东发现时还亮着。

张爱玲生前使用的毛毯，她去世时身下就垫着这床蓝灰色的毯子

殡仪馆的人说看情形张爱玲已去世三四天了，我茫然地签了名，拿着手提包就离开了。我好久说不出话来。

殡仪馆在收到张爱玲的遗体后，立即向洛杉矶县政府有关部门申请火化许可，在得到许可后遗体立即于九月十九日按遗志火化，前后除手续必须外没有任何耽搁。火化时亦按遗志不举行任何仪式，照殡仪馆惯例也没有旁观的必要。

十一日（星期一）晚和庄信正通过电话后，我们决定一切按遗嘱办理，不举行葬礼，这建议和张错在十二日晚所表示的意见不谋而合。至此，我们治丧小组的成员为：林式同、张错、张信生，及在纽约的庄信正。而以张错为对外新闻发言人。

遗嘱吩咐骨灰撒在空旷的地方，按加州法律只能撒到离岸三里外的海里，我向安排船只的Borden太太说最好把出海的日期定在星期六，大家都可以按时出席，她说九月三十日有船，于是我们定于该日举行海葬仪式，这天正巧是张爱玲的七十五岁冥诞，大家觉得很有意义。

九月十三日我和担任录影的朋友张绍迁在清早七点钟从家里出发，当时晨雾未散，路上车辆稀少，本来要一小时的路程，我们却早到了十五分钟。

八点整，殡仪馆开门，我到办公室取到张爱玲的骨灰盒，这是一个一英尺高十英寸直径的木质圆桶，桶底扣着一片金属盖，用两个螺旋钉钉着，上面贴着张爱玲的名字，我恭恭敬敬地捧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十多年来常常写信、聊天的朋友，现在就在我手里了！心里混杂着似实似虚，亦哀亦怅的不安感。

当天（九月十三日）风和日丽，治丧小组除在纽约的庄信正因太远不能赶来外，其他三位成员：林式同、张错、张信生，都出席参加。除此之外，我们还请了三位朋友做摄影工作，把全部过程都记录下来。许媛翔照相，张绍迁和高全之录影。我们也准备了红白二色的玫瑰和康乃馨。张错、张信生分别撰写了祭文。

九点整，我们大家和船长Jim McCampbell在Ports O’Call Village的第七十七号泊位会面，然后上船出发，这船可容二十人，开在水面上相当平稳。我们把张爱玲的骨灰盒放在船头正中预设的木架上，然后绕以鲜花，衬托着迎面而来的碧空，拂袖的微风，真有超世出尘之感。此时晴天无云，波平浪静，海鸥阵阵，机声隆隆，大家心情哀肃，陪伴张爱玲走在她的最后一程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