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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前，怀抱着“开启民智”的理想，陆费逵创办了中华书局，并为这座出版重镇奠定牢固根基。 110年来，一代代中华人薪火相传，以务实求新、与时俱进的姿态，做“活”传统文化，应答时代呼唤。 百余年风云变迁，中华书局始终坚守个性与风骨，不忘“弘扬传统，服务学术，传承文明，创新生活”使命，将根基深扎于五千年文明中，将自身发展融入民族文化建构里。 在中华书局创建110周年之际，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策划纪念特刊，对话掌门人周绚隆，听他讲讲中华书局这家老店的最新发展，展望未来创新之路。 著名党史研究专家金冲及在回顾与中华书局的交往时说道：“深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中华书局一定会继续为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为中国出版事业的繁荣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同为文化事业的一分子，我们祝愿着，也期盼着，中华书局的明天会更好！  周绚隆 中华书局执行董事  百余年沧桑历史赋予了中华书局怎样的精神特质？这一内驱力是如何引领中华人不断向前的？ ■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先生有一段名言，“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 百余年来，中华书局的精神动力就是肩负时代使命，传承文明，传播文化，锐意进取，助力社会进步。这种精神是中华人一直秉承下来的，并且始终以此为驱动力。不论是1949年以前作为民营企业，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国有企业，中华书局的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着这样一种精神。  中华书局总店旧址 1958年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后，中华书局被指定为古籍小组的办事机构，形成了以古籍学术为主的出版特色，自觉承担起弘扬传统文化的责任。这些年来，中华书局努力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做好大众普及工作，做出了一些成果，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这项工作我们还在路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推动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生机。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华书局近十年的精品出版有哪些突破？ ■从中华书局现有的图书板块来划分，这十年的成绩主要可以归纳为四部分。 一是继续发扬古籍整理出版优势，推出一大批代表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水平的典范之作。《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五礼通考》《出土战国文献字词集释》等多种图书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国家级奖项。备受瞩目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自启动以来，已经出版了《史记》《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魏书》等11种，先后荣获第四届和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首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图书奖等多项国家级和专业领域权威奖项。  二是人文学术和普及读物亮点纷呈。2013年，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主办的“中国好书”评选活动正式启动，中华书局《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建筑的意境》（2014年）、《故宫营造》（2015年）、《〈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2016年）、《庄子的世界》（2019年）、《故宫营建六百年》（2020年）、《百年革命家书》《发现三星堆》（2021年）等多种图书相继入选。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三是经典文本的创新出版多有成功尝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这是中华书局第一条亿元级产品线，也是中华书局勇于开拓市场、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的典范。其他还有“古典名著译注”丛书、“国民阅读经典”丛书等多条差异化产品线。 四是主题出版勇于创新，党史、抗战史相关图书取得不俗成绩。《重读抗战家书》入选2015年度“中国好书”，《重读先烈诗章》荣获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百年革命家书》入选2021年度“中国好书”。还有我们即将推出的“复兴文库”，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集中反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大型历史文献集成。
《百年革命家书》 百年局庆后，中华书局在品牌建设上进行了一系列大胆尝试。在新时代擦亮“老字号”，中华书局需要关注哪些问题？110年局庆纪念活动中有何亮点？ ■擦亮中华书局的品牌，首先还是要专业专注地做好传统文化，这是第一要义。要给传统业务板块增砖添瓦，不断加入新元素，保持中华的质量优势、体量优势。传统的古籍整理出版要保证品质，在行业中起到标杆作用；学术出版要提升出版理念，打造品牌产品线，通过积极作为、主动延伸，引领学术风气和风尚；大众出版要提供与当代人精神世界有关联的普及产品，提炼分析经典典籍中的内容，并以直白的方式呈现出来，让它们成为当代人阅读的一部分。 从百年局庆的“守正创新”，到110年的“创新向未来”，中华书局想要紧跟时代发展和风尚变化。中华书局传统文化、古籍学术的出版特色已经形成，保持优势不代表固守其中，反而应该不断地去拓展出版边界。比如，我们早年出版过一套“国民阅读经典”丛书，收录了古今中外人文社科领域的经典名著，汇聚了精神创造和知识积累。我们认为，这套书就彰显了陆费逵先生创办中华书局之初的出版格局。 110年局庆活动贯穿今年全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原因，我们把每年举办的“4·23读者开放日”放到了北京图书大厦，其中有中华书局110周年图书特展、立牌打卡区等，读者可以看到很多名著作者和编辑的互动手稿。9月底的110周年座谈会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中，呼应首届全国古籍大会，我们还计划举办古籍整理领导小组历史回顾展。同时，还有学者专家祝贺视频、“我与中华书局”系列专栏、京东“传统文化月”营销互动活动等，值得读者期待。  2022年北京图书大厦中华书局柜台区 您刚刚提到，中华书局要保持质量优势。《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出台后，您说中华书局现在要做的是“出一本，成一本”。要实现这一目标，着力点应放在哪里？ ■图书是一种内容产品，质量是它的生命线。作为出版人，我们有四个责任必须坚守，政治责任、社会责任、文化责任和质量责任。不论是古籍学术还是大众产品，质量都绝对不能含糊。 以前我就和年轻编辑说过，“文责自负”这句话在编辑行是不成立的。作者交给出版社的叫作品，我们拿到市场上卖的叫产品。对于作品来讲，作者是主体；对于产品来讲，出版社才是主体，要牢牢把好质量关。 这些年，主管部门对出版质量把得很严，每年抽查对不合格产品的处罚力度也很大，但由于各种综合原因，现在的来稿质量参差不齐，出版社转企改制后也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所以质量问题时有发生。 首先要解决的是态度问题，提高对质量的重视。做好制度保障，加强流程管理。今年初，中华书局对一些在制品进行了全面核查，坚决退掉了几部质量不太高的稿子。在质量管理中，我们要求各个环节都要加强责任意识，分管领导要“把指挥所往前移”，复审、三审都要仔仔细细地看。
从源头上来说，要加强对各级编辑的培训。举个例子，前不久我专门花了两周时间，把一本新书中的所有错误挑出来，做成PPT对编辑进行了专门培训，主要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指出解决问题的路径是什么。我一直相信，质量是管出来的，我们作为古籍编辑，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就要具备把它加工好的能力，同时要强化责任意识。要把工作能力和责任意识结合在一起，图书出版质量把关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您主张中华书局要“不断拓展出版边界”，满足当代读者需求，在这一过程中，怎样确保拓展和中华书局的出版主线是贴合的？ ■我的第一个大的判断是，对于中华书局来说，传统文化的优势特色几乎是不可动摇的，我们自己就不必再去把它局限在一个框框里。如果没有介入当代原创的冲动，中华书局的出版边界就无法拓展。只有更加主动、强烈的突破意识，才能推着编辑往外走。而且这种冲动往往会被现实消磨掉很多，所以不太容易会“出界”。比如，中华书局的青少年读物编辑部，过去做的书偏教辅化，现在还在不断调整。内部选题会上我一直强调，要做到将心比心。什么是将心比心？你作为受众，选书的时候想要读什么？从编辑自身来说，你作为家长，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读什么书，就应该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书。  “推进古籍数字化”是对新时代古籍工作的要求，《“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也将“国家古籍保护及数字化工程”列入其中。中华书局在古籍数字化中如何发挥领军作用？还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个人感觉，中华书局过去10年最大的突破就是古籍数字化。我们成立了古联（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打造了包括中华经典古籍库在内的多个专业数据库，现在处于全国前列水平，在业内非常有影响力；还研发了古籍文字识别、自动标点等专利技术，搭建了古籍整理与数字化综合平台“籍合网”，这些已经成为中华书局重要的品牌支撑。  整体而言，古联公司还比较偏专业化，还要和大众的精神需求联系起来，在个人应用方面有更多创新。目前，公司正在制作虚拟仿真3D数字人“苏东坡”，希望在局庆时能展示出来。 传统文化的理念在我们骨子里扎根很深，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自己“洋”得很，但实际上并没有脱离传统的东西。中华书局要做的工作是提炼、嫁接，让“传统”变成一种“时尚”。未来是技术的时代，只有不断往下延伸、往前开拓，才能创造出更新的东西。其实所谓的创新离我们的生活并不远，只要转换个角度就会有不同的效果。中华书局将来的融合发展也是这样，会在大众应用领域投入更多精力。 “国学热”持续多年，据您观察，普通读者近年对古籍读物的需求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中华书局在大众普及板块做了哪些工作？ ■十几年来，大众读者从自发的“读经热”，逐渐向传统文化的深度阅读延伸，对原典的需求量明显增大。但原典有语言隔阂，怎样做出适合当代阅读的产品，就很有讲究了。中华书局从2012年开始出版了一套“全本全注全译系列”，也就是读者说的“三全本”。这套书的销售表现上佳，2021年底时年度发货码洋首次突破了1个亿，是市场上独占鳌头的一条产品线。除了这类产品，还有一些经典读物同样受到热捧，比如文学经典。读者在阅读原著后，可能有些内容没看明白，甚至被专业层面讨论的问题干扰，这时候阐释类、讲解类产品就会受到欢迎。 中华书局的“三全本”、“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走的是原典普及这条路。讲解类产品有“迦陵说诗”、讲解唐宋八大家的“康震书系”、阎崇年的《正说清朝十二帝》，张国刚《〈资治通鉴〉启示录》等。最近又出版了“中华经典通识”，帮助读者厘清阅读时需要关注的问题。这两个领域的持续开拓，让中华书局在传统普及图书市场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们的兴趣不仅限于此，期待之后在传统化周边，甚至是当代原创方面也可以实现对接。
中华书局最新出版“中华经典通识”第一辑 您在多个场合数次提到人才培养问题，足见其紧迫性和重要性。目前，中华书局从哪几方面着手解决队伍建设问题？ ■从出版业来讲，所有的问题都是人才问题。比如出版能力单一，是队伍结构不行；图书质量关把不住，是编辑素质和水平不够。中华书局和很多兄弟社一样，也面临着人才问题，比较突出的是青黄不接，大批老编辑退休，虽然也招了很多年轻人，但培养和提高均需要时间。出版作为一个产业，编辑培训只能在实践中同步进行。 现在我们比较务实的解决办法就是三方面。一是严格选人要求，招聘要看准学校和专业背景，选择基础好、专业对口、有过相关训练的学生。二是建立培养机制，发挥“传帮带”作用。1997年，我博士毕业后进入出版社，带我的老前辈曾经说过：“咱们这一行是'出力长力’。”古籍整理和理论研究不一样，文献能力是在处理稿子的过程中不断提高的。我这么多年来总结的经验就是，要保证书稿中的每一个字都看明白了，这样虽然看得慢，但逼着自己不断去查书，进步就会很快。三是做好流程管理，复审、三审也一定要认真看，把好每个环节的质量关。 中华书局110年局庆口号是“创新向未来”。具体讲，要如何“创新”，面向的是什么样的“未来”？或者说，下一个十年，中华人需要解答的题目是什么？ ■下一个十年，中华书局需要做的工作主要有四个方面。 首先，要有开放的理念，跳出传统文化来看待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文化的构成，是文化的元素，但不是全部。把自己锁在小圈子里，是不可能有创造力的，更无法与新媒体融合。打破观念束缚是创新的前提。过去十年，中华书局的发展成绩显著，但整体趋于保守，我们需要用更开阔的眼界去看待传统文化。 其次，要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建立作者队伍。中华书局现在的作者群体基本都是搞学术研究的，在这样的学术队伍外，还应该再去寻找有创造力的作者队伍，要和他们建立紧密的联系。 “孔壮壮”表情包 再次，要在新技术的融合发展上敢于尝试。包括上面讲的，古联公司要做“苏东坡”虚拟数字人，这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点，古籍数字化在个人应用领域可开发的东西还很多，要推出更多工具性的、甚至是娱乐性的产品。中华书局最近开发的文创产品——“孔壮壮”微信表情包，市场反响就还不错，但我觉得这个形象还稍微有点“板”，其实完全可以再活泼点，再“萌”点；后续推出的“壮言壮语”主题系列T恤也很受读者欢迎，公众号收到了很多留言。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传统元素必须和大家的生活建立联系，才谈得上当代创新。 “壮言壮语”主题系列T恤 最后，未来中华书局要面对的是怎样的读者群？是新技术培养起来的新一代读者群，或者说应该称为用户群，我们要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未来是什么？未来就是他们。新一代读者拥抱传统文化的方式是平等的、亲和的，不同于以往我们被教育的那样把传统高高供起来，怀着敬畏之心去看待。面对这样的受众，中华书局要关注他们、研究他们、满足他们，也要用好的作品去引导他们。 （本文原载《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22年9月23日第6版） 中华书局创建110周年纪念特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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