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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立人（上海理工大学） 
导读：这部小说以主人公戴长思在香港的一段生活经历为主要线索，以他作为“圆心”人物进行着重刻画，并且对生活在其周围的陈乐君（教会学校的教师）、夏诗文（烟草公司老板的女儿）、刘石昌（画家）、伊仲史（夜总会的老板）、房东及其养女芸儿等也作了有粗有细、浓淡相宜的描绘，在日本侵略者发动侵华战争、祖国山河风雨飘摇之际，失去家人的戴长思历经艰险、几经辗转地逃难到香港。他幻想在这块由英国人管辖的弹丸之地苟且偷生，靠写些风花雪月的“小文章”来混口饭吃，进而让小说展示出一幅具有一定历史特征的风情画卷。最后，在香港沦陷之际，戴长思在一名地下交通员的帮助下，最终投身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之中。 前文链接 周立人：《天涯孤客》第一章：启程赴港
周立人：《天涯孤客》第二章：住进一栋旧宅
周立人：《天涯孤客》第三章：情魔
周立人：《天涯孤客》第四章：伊仲史和他的夜总会 周立人：《天涯孤客》第五章：一夜风流之后
周立人：《天涯孤客》第六章 福兮祸所伏 周立人：《天涯孤客》第七章 情恋的魔障 周立人：《天涯孤客》第八章 珍妮医院 周立人：《天涯孤客》第九章 斜阳独照寒秋水 周立人：《天涯孤客》第十章 出院后的几天
为了打发空虚无聊的光阴，同时为了挣得一些稿费，一个月后，戴长思开始根据探险家莫里森的回忆构思一部小说。他觉得，只有当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小说的构思与写作中去，才能摆脱孤独与寂寞，才能填补精神与情感的空白，才能走出那苍白的、残缺的过去投下的的阴影；只有当自己有了一个理想与目标，才能驱走盘踞在内心深处的抑郁，让自己的生活再度充满阳光，再度燃起希望的火焰。
随着构思的不断积累、拓展和深入，他时常感觉到，自己的灵感就像是轻盈的柳絮在碧蓝澄澈的天空中轻疾地飞舞着，然后在缪斯女神的助推下，借助于笔墨飘落到文稿纸上。不长时间，他完成了作品第一章的初稿。其内容大体上是这样的：1894年2月5日的傍晚时分，当一弯弦月正在慢慢地从遮挡它的云雾里挤出来的时候，坐落在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外白渡桥北堍东侧的礼查饭店已早早地亮起了电灯。酒吧、餐厅、舞厅、小剧场、棋牌室和弹子房里，渐渐地变得热闹起来。饭店大门上的由铁架支撑的霓虹灯，像是刚从昏沉沉的睡眠中醒来，用无精打采的目光守视着小马路上的行人和车辆。而在离这儿不远的外滩，一批穿着裸露、脸上抹着脂粉的风尘女子，手里拿着洒过香水的手绢，三五成群地摆开了艳香诱人的阵势，像张着大口的巨蚌等待着愿意上钩的男人。她们大都习惯了白天在酒店茶馆卖笑，夜晚在码头边站街揽客的生活。一双双流盼的眼睛和一张张媚笑的面孔，在如锦似绣的着装的衬托下，在黄澄澄的路灯底下，仿佛更具有一种难以抵挡的魅惑，一种如同马鞭草之花一般的俘获男人的神力。要是有哪个男人从她们的身边走过，她们会争先恐后地跑过去跟他搭讪，或者变换着手型做着不雅的动作。在这些风尘女子中，有专做外国水手和外国大兵生意的“咸水妹”，也有来自瑞典、白俄和西班牙等国的“西妓”，还有来自“东洋茶楼”的身穿和服的“日妓”。她们都遵守着默认的规则，守着默认的位置，以防止不必要的冲突。如果站累了，她们便点上一支烟，然后一面吸着，一面遥望着礼查饭店，仿佛希望里边的客人能跑出来，与她们共度“春宵”。那时候的礼查饭店，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先进的场所，也是上海这个大都会的地标性建筑。据有关文献记载，该饭店是由英国商人阿斯脱豪夫·礼查于1846年（也就是在上海开埠之后的第三年）出资建造的。到了1867年，它已开始使用煤气；1882年安装了电灯——当时曾引来如潮的参观者；1883年，这里又成为全上海最早使用自来水的地方。他发现：在舞池里跳舞的那些舞女，都是些细个儿的亚洲小美人；她们的粉颊像是被醉意给染得通红，眼睛像是被飘飘腾腾的烟雾辣得迷迷离离；从两片有如花瓣一样的红唇间，时不时地挤出一串娇滴滴的声音——当然，这声音只有在乐队演奏的间隙才能听得见。“哟，你怎么一个人啊？”正当他看得入神的时候，一个眉目如画、娇艳欲滴的舞女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他的身旁。这舞女稚嫩的声音，在这宽敞的舞厅里显得尤为脆弱，就像是她那令人难以察觉的脚步声。“怎么，不可以吗？”从腻腻依人的白日梦中醒转过来的莫里森，侧过身子毫无表情地说。说罢，他将舞女从头到脚地细看了一遍，然而目光久久地停留在她的那双漂亮精致的高跟鞋上，仿佛她的全部魅力都浓缩于这双鞋子。“当然可以，我又没说不可以。”舞女柔声细气地说，海棠花般的香腮上映闪出一丝娇羞。“好吧，那我就邀请你跟我跳支舞。”莫里森见她那副可爱的窘状，特别是她那深含着渴望的眼睛，一股怜香惜玉的冲动不觉从心头窜起。他边说边从沙发椅上站了起来，然后握住她的一只软绵绵的、散发着淡淡幽香的小手。这时候，舞女的两眼忽闪着兴奋的光芒，脸上漾起了柔媚的微笑。这微笑，充满了梦幻的色彩。它就像映在湖水中的清淡柔和的月光，就像挂在树枝上的翠叶凝露，就像洒下无数亮斑的点点烛火……两人跳完舞后，莫里森见她的目光里流转着依依不舍的感伤的色调，好像“水光潋滟晴方好”转瞬间成了“山色空蒙雨亦奇”，便情不自禁地上前一步抱住她的肩头，然后轻轻地吻了一下她的前额。紧接着，他从衣袋里摸出一枚墨西哥鹰洋。离开舞厅后，莫里森来到小剧场看绍兴戏。当然，他跟大部分来自异国的观众一样，只是来凑个热闹，只是来感受一下轻松愉快的节庆一般的气氛，只是来消磨睡觉之前的那段无聊的时间。他一边“醉中逐月”般地、似懂非懂地看着戏，一边跟邻座的一个名叫威尔森的英国人闲聊着。舞台上的灯光，烘染出他的那张留着密丛丛短须的、前额和眼角都爬满了细纹的宽大而方正的脸。“没错，我是来自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莫里森。”莫里森笑道。“昆士兰州可是个气候宜人的'阳光之州’啊，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大堡礁，吸引着不少潜泳爱好者和世界各地的旅行家。”威尔森说罢，停顿了一下，然后问道：“那你怎么到中国来了？是来旅游的吗？”“也可以这么说吧，但我更想尽一点传教士的职责，也就是想让更多的中国人懂得什么叫天国，什么叫圣洁，从而让他们沐浴在上帝慈爱的阳光下。你要知道，在我的心目中，中国是一个还没有被上帝眷顾的地方。这里的人似乎跟宗教信仰隔着一堵墙，他们只知道去追求近在眼前的功德利益。如果我能跟其他的传教士一起改变这样的现状，那中国一定会别有一番景致。”莫里森说。“如此看来，你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且坦率真诚的人。但据我所知，中国不是没有宗教，不少人信奉佛教、道教和儒教。你来中国宣教，往好的方面说，是文化交流；往不好的方面说，是企图输出西方人的价值观，从精神上控制中国人”威尔森说。莫里森听后，抿嘴一笑。他沉默不语地看了一会儿舞台上的表演后，悠然不迫地接着说：“不瞒你讲，前不久我去了一趟日本的横滨。在回上海的途中，我忽然产生了一个有趣的想法，即打算溯长江而上，直达重庆，然后穿过傣族土司辖地，翻越克钦山，最后抵达缅甸的仰光。”“看来，你的生活又有了新的亮点。不过，这听起来像是在冒险，也就是在做一件不大可能成功的事情。”威尔森说着，侧过他的那张像是被烈酒熏红的脸，用疑惑的目光看了莫里森一眼。“我记得，几年前，法国有一位精神病理学家对旅游爱好者作了一项调查，结果发现，其中有不少人是得了一种类似于神游的怪毛病。这些人难以遏制漫游的冲动。他们不厌其烦地穿越国境，乃至跨越欧洲大陆。有的甚至于乘坐远洋轮去遥远的美洲和马来群岛。经过研究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人的潜意识里藏着一个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自我保护装置’，也就是试图通过漫长而不间断的旅游来缓解自己的焦虑症和抑郁症。他把这种病症称作'漫游狂’症，把得了这一病症的人群称作集体无意识的'病理性旅行者’。”“是吗？我才没你说的那般严重。再说了，那位精神病理学家提出的观点，仅仅是一种假设而已。”莫里森听后，觉得威尔森像是在有意无意地嘲笑他。他的脸色不禁由晴朗转为阴晦。“据说，当时的法国是'漫游狂’的温床。这一切始于一个名叫阿尔贝的人。1872年，刚满12岁的他，才做了没几天的学徒就突然消失了。再次现身的时候，是在一个偏僻的村镇。当时，人们都认为这件事纯属偶然，因而没有太在意。可是，长大成人之后，阿尔贝经常漫游到更偏远的地方，以至于不得不靠打零工来挣得回家的路费。”威尔森继续说。“我觉得，所谓的'漫游狂’其实就跟写作癖差不多。你也知道，这世上总有那么一些人沉迷于写作之中不能自拔，特别是那个一天不写点什么就无法活下去的法国作家萨特。”威尔森说。“因为他在1782年写了《牧师与濒死者的对话》。在这篇作品里，那个凭空臆想出来的自由主义者居然能够在临终前说服牧师接受他的无神论思想。此外，萨特的不少作品还充满了性变态和性暴力等反道德、反社会的内容。”莫里森解释道。威尔森没兴趣听这些。他心里明白：皈依上帝的传教士和萨特这类人原本就不在一个道上。这就好比一个在岸上走，一个在河里游；一个在天上飞，一个在地上爬。但他还是做出一副谦恭的样子耐心地听着。听完后，他又回到了“冒险”的话题上：“有则寓言说得好：'池塘里的鱼只有跳出水才能看到池塘外面的世界，可是一旦跳出了水，它只能面对两个选择：要么跳回水中继续过原来的生活，要么待在岸上被野猫叼走。’我以为，人也是如此。不少人往往因厌倦了安稳平静的生活而试图去冒险，去探知不属于自己的世界，殊不知那个世界就像原始森林一样充满着恐怖。如果在你未来的探险过程中出现什么意外，你的作为和你的理想不就全部落了空？”“当然读过。”威尔森说，“它是英国作家笛福写的长篇小说。据说，鲁滨逊的原型是一名叫亚历山大·塞尔柯克的苏格兰水手。他被船长遗弃后，在大西洋的一个荒岛上生活了4年。”“而小说中的鲁滨逊，是个志在游遍世界的探险家。他遇险之后，漂流到一座无人岛上。在那里，他生存了28年。”莫里森说。“你是说，你要跟鲁滨逊一样，不畏艰难险阻？”威尔森说。“对啊，你总算是明白了我的意思。”莫里森说着，眼睛里闪烁着被奔放的激情点燃的火焰。他不自觉地握紧右手，然后一面神采飞扬地继续往下说，一面时不时地挥动着：“我个人认为，一个伟大的冒险家为了成就自己的理想，即便有什么意外降临到他的身上，他也无怨无悔。诚如某位作家所说的；'我们不仅要有理想，还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攀登悬崖的人都知道自己会面临危险，但他们为了理想还是要登上去。这就是一种精神，一种常人无法理解的伟岸高贵的精神。’”“你这连说带比划的，简直可以去当演说家了。不，应该说你本来就是演说家，要不然，你怎么用布道去打动教徒呢？”威尔森说，“我真诚地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你的副产品。”“是吗？那我就更要去冒一趟险了。”莫里森说到这，放松了一下坐姿，然后把目光投向舞台。“哦，对了。既然你来中国传教，那你总要会一点中文吧？不然的话，除了像你我这样的'洋人’外，有谁会来听你的布道啊。”威尔森接着说。“你说得没错。”莫里森说，“为了便于在中国传教，我来中国之前，特地跟一位旅居澳大利亚的华人学了两年的中文。你还别说，这发音跟文字几乎没有一点关系的中文实在是太难学了。不像英语，看着一个生词也能八九不离十地揣摩出它的读音。由于中文的这一特点，要想记住一个单词就必须反反复复地看，反反复复地念，反反复复地写。而英语就不一样了，你只要记住一个单词的发音，就能联想到它是怎么写的。”“是啊，这世上最容易学的语言恐怕就是英语了。和其他的一些印欧语系的语言不同，它既没有名词和形容词的阴阳性之分，也没有动词的变位形式。”威尔森说罢，若有所思地停顿了片刻，然后问道：“那你有没有物色好伴你同行的人？”“没有，而且我也不打算有旅伴，除了帮我扛行李的挑夫外。我只想独自一人去完成这一'壮举’，就像当年约翰·谬尔独自一人攀登阿拉斯加冰川那样。你可要知道，我从小就怀揣着独自环游世界的梦想。在我18岁的那年，我曾经沿着澳大利亚南海岸线徒步旅行了1000多公里。你不知道当我走完那段漫长的路程时，心里有多么的激动，有多么的自豪。和我同街巷的邻居，都用一种含有敬慕之意的新的眼光瞧着我。”莫里森说着，悠然自得地抬起右手抹了一把嘴唇底下的胡须；一丝心满意足的微笑浮上了眉梢。“你也太有个性了。不过，根据我的经验，我建议你在做这次探险之旅的时候穿着打扮要跟中国人一样，最好在脑瓜的后面续上一个长长的发辫。有必要的话，再戴上一副墨镜。尽管这样做也有可能被人识破，但总比穿一身西服好。”威尔森说。“你只有放下'洋人’的架子，把自己完完全全地融入到中国人的社会中去，才能在旅途中减少自己的开支，甚至于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照中国人的说法，这就是'入乡随俗’；照我们西方人的说法，就是'到了罗马，就按照罗马人的习俗生活’。你要知道，3年前，在宜昌发生了两起针对'洋人’的事件。一次是海关所在地遭到乡民的袭扰，另一次是教堂的神职人员被围攻。中国人将这两起案件统称为'宜昌教案’。”威尔森说。“恕我冒昧地问一句：你是做什么的，怎么对中国的情况这么了解？”莫里森好奇地问。“我在怡和公司供职，是该公司旗下的'高升’号轮船上的二副。”威尔森回答说，“虽然我威尔森到过世界各大港口，但我在中国的时间最长，因而对中国的了解也最多。”“如果你不嫌弃的话，那我们就交个朋友吧。”莫里森说，“什么时候方便，我就乘坐你的船周游世界，然后写一本和凡尔纳《八十天环游地球》相媲美的畅销书。我记得，有位散文家说过；'人应该追求三种生活——富裕的物质生活、充实的精神生活和完美的私生活。’除了宗教信仰和审美活动，这周游世界也算是充实的精神生活吧……”两人谈着谈着，本来就不怎么长的绍兴戏落下了帷幕。接着，是江南民乐演奏。有吹笛子的，有拉二胡的，有弹琵琶的……那一曲曲优雅动听的旋律，时而如微风拂竹，时而如溪流穿石，时而如珠撒玉盘。不消几分钟的时间，这旋律就把人们带入一个意境深远的、美妙无比的世界。连沐浴在凉意之中的黄浦江，仿佛也被这旋律感染似的。连成一片的点点波光，在音乐声中闪烁着、起伏着，远看像是有一大群金色的蝴蝶在翻飞。几天后的一个清晨，黄浦江的江面上飘荡着一缕缕淡淡的、轻若细纱的雾气，一阵阵寒峭的北风裹挟着江水特有的水腥味嗖嗖作响地从树梢上掠过，在树枝的空隙间穿行。几条小小的木船，在江面上缓缓地移动着；远远地望过去恍若一簇簇轻轻荡漾在水面上的浮萍。偶尔还可以见到一只机动船划破泥水般黄浊浊的江面疾驰而过，激起的水花犹如蛟龙一般翻滚着。在怡和码头的南侧，停着好几辆灰头土脸的大卡车。几十个身穿单衣、脸上挂着一道道汗水的搬运工，正在将卡车上的装满货物的麻包和木板箱运至一艘货轮上。那货轮，高耸着一只黑色的大烟囱；纷繁复杂的桅杆、吊杆和绳梯等，就像是摆放在大仓库里的各种工具，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搬运工有的背扛，有的肩挑。有的哼着富有节奏感的劳动号子，有的干脆高声地唱起“竹扁担，木棍棒，吃力多在肩头上。不怕苦，不怕累，每日扛挑把命养”。横在码头和货船之间的厚实的木板，在他们的脚底下竟然发出嘎吱嘎子的响声，仿佛是在替这些苦力悲叹着、哀嚎着。几个手执皮鞭、口叼香烟的包工头，亮着大嗓门不停地吆喝着。如果发现有哪个搬运工的步子放慢了些，凑过去就是一顿鞭揍加拳打脚踢。此番情景，跟文人墨客笔下的“黄浦江上风袅袅、烟浩浩，万顷波涛与天共一色；落日离旌楼上楼，暮雨帆樯舟外舟……”等闲逸的诗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莫里森吃了早餐后，换上一双结实耐穿的黑布鞋，穿上新买的前襟右衽、左右开裾的中式长袍和对襟加平袖端的马褂，再戴上一顶由六块绒布连缀而成的、底边镶着一圈绸缎的瓜皮帽，然后对着衣柜的镜子照了照。这时候，他忽然想起了墨镜，于是赶紧打开行李箱翻找了一阵子。找到后，他戴上墨镜对着镜子矜持地一笑。办完最后一道手续——将房门的钥匙交给服务台之后，他提着行李箱匆匆忙忙地走出礼查饭店的大门。他先穿过一条小马路，而后沿着外白渡桥和一条大马路向怡和码头走去。在怡和码头的北侧，全是等候上船的旅客。他们井然有序地排着队，两眼或注视着前方紧闭着的栅栏门，或朝着停靠在码头边上的一艘客轮张望着。“喂，伙计。”莫里森刚来到码头，只听得身后有人在招呼他。他转过身子一看，见是威尔森，于是停下脚步用风趣的口吻问道：“你怎么也来了？难道你想跟我一起上'德和’号客轮？”“看你说的，我是来给你送行的。同时，想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威尔森一边笑吟吟地说着，一边凑到他的跟前。“昨天下午，我得到怡和公司董事长的允诺，一旦有空缺就立马给我提职。”威尔森兴奋不已地说，一双碧绿的眼睛里忽闪着愉悦的柔光。他的那双毛茸茸的大手，可能是由于兴奋过度而不停地颤动着。“那我就提前向你表示祝贺。等你提了职，你可要记得请我喝一杯。”莫里森微笑着说。“那是一定的。我还期待着你坐我的船去世界各地旅游观光呢。哦，对了。等你实现了周游世界的梦想，准备静下心来写回忆录的时候，你可千万别把我给忘了。如果你能把我也写进你的回忆录，我这辈子再怎么辛劳，再怎么悲苦，也都值了。”威尔森说。“这还用说？我的回忆录里总不能是我一个人唱独角戏吧？你来凑个热闹，甚至于扮演一个像福斯塔夫一样的角色，一定会给我的作品增添不少的喜剧色彩。”莫里森用亲切而风趣的语气说。“可现在的你更像是福斯塔夫。”威尔森说着，将莫里森上上下下地细看了一遍。“说真的，你的这身打扮都快让我认不出你了。”“这还不是你威尔森的杰作？”莫里森说，“依我看，你不但是个航海家，还是个很有思想的实用主义者。”就在这时候，栅栏门咣的一声打开了，旅客随即朝着“德和”号客轮涌去。“好了，你也该上船了。别的话我就不说了，我由衷地祝你一路平安。” 威尔森说罢，上前抱住莫里森的双肩，然后松开手深情地看着他。“我也祝你每次航行平安。谢谢你来送我。”莫里森说，“我结束旅行返回上海之后，会在第一时间到怡和公司来找你，给你看我沿途拍的照片。”“这太好了！到时候，我送你一本相册。如果装不下那些照片，我就再送你几本。哦，对了。我差点忘了。”威尔森说。“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怡和公司航运部的电话。虽然在多数情况下我因出航而不能接电话，但你不妨试试看。”威尔森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然后递给莫里森。可过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当莫里森在缅甸的一家旅店小住时，他从当地的一张英文报纸上得知，“高升”号轮船在前往朝鲜的途中，被日本的“浪速”号巡洋舰击沉了，威尔森是其中的一名遇害者。从那时起，莫里森常常在睡梦中见到威尔森，见到他落入大海，见到他在海水中挣扎，见到他被日军的枪弹打成筛子。 “德和”号客轮航行了三天三夜后，终于抵达了莫里森旅行计划中的第一站——汉口。在抵达汉口之前，为了打发无聊的光景，莫里森时常拿出一本书翻阅着。它是由澳大利亚小说家亨利·金斯利撰写的《杰弗里·哈姆林的回忆录》。金斯利出生于英国的一个牧师家庭，从小受家庭环境的熏陶，迷恋上各类书籍，尤其是宗教书籍和文学作品。他非常崇拜几位杰出的现实主义大师，如萨克雷和狄更斯等。他曾经就读于牛津大学，但还没有完成学业就跟随着家人移居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这片既陌生又单调乏味的土地上，他做过淘金工、赶车工、放牧人和骑警等。这些生活经历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诸多的灵感与素材。他写有长篇小说多部，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以牧场生活为题材的《杰弗里·哈姆林的回忆录》——它被当时的批评界誉为“是一部难得的、空前绝后的杰作”。这部作品描写的是早期来到澳大利亚生活的英国人，其中有一位名叫玛丽的小姐。玛丽小姐之所以跟着一批没落的乡绅来到澳大利亚另谋生计，那是因为她在英国的时候曾被一个名叫乔治的恶棍玩弄了感情。这段不体面的经历，在她内心的深处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她想用不一样的新生活渐渐地治愈感情上的创伤。但让她没想到的是，乔治也偷偷地跟着来到了澳大利亚并且和出没于丛林的强盗为伍。这给她带来了新的不安和危机感。所幸的是，在警方不遗余力的追剿下，乔治等人终于一一落网。玛丽小姐最终跟她的表哥结了婚，众乡绅也都因经营牧场有方而发财致富，最后回到英国过上了上等人的生活。莫里森看完这部小说后，觉得相比之下，金斯利撰写的另一部作品《旧游重记》更有味道，觉得后来的一些文学批评家，如弗菲等人将《杰弗里·哈姆林的回忆录》批评为“歪曲事实”也有他们的道理，因为早期丛林生活的险恶和牧场生活的艰辛都被金斯利有意无意地避开了，取而代之的是理想化的英雄和富有浪漫情调的乡绅生活。他还觉得，如果自己将来要写回忆录什么的，一定要努力呈现出时代的质感和讲究细节的真实可信。在下船之前，莫里森遇到了一个在汉口某教会学校讲授历史课的年轻女子。这女子虽然衣着朴素，但相貌迷人。如果借用“娇颜绯红似桃花，眉梢斜飞入云鬓”来描写她，那是再贴切不过的了。特别是她的那双温柔多情的眼睛和透出青春活力的言谈举止，它们叫莫里森着迷得像是中了魔法。莫里森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从未见过如此温婉动人的东方女性。她言谈高雅，举止端庄，但又不失风趣和幽默。我真想变成一只乖顺的兔子偎贴在她的胸前，就像白云偎依在碧空的怀抱里那样。”莫里森从她的口中了解到，汉口是周围八大省份的商贸中心，也是长江流域最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不过，自1886年以来，作为其主要出口产品的茶叶的贸易量一直在递减，而印度的烟土运到这里后，就不再沿江而上了，其原因是烟土的总量每年仅为700多担。这女子还告诉他说：“武昌是湖北和湖南两省的首府。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所有的总督中是最排外的。这可能是受了他的私人秘书辜鸿铭的影响。众所周知，辜鸿铭所写的《为吾国吾民争辩书》常常被引用来攻击外国人，尤其是来自外国的传教士。”“可我听商界的朋友说，张之洞以总督中并不常见的公益精神，将巨大的财政经费用于湖北和湖南地区的资源开发。他在武昌建了一家拥有35000多支纱锭的织布局，在汉阳建了一家配有高炉和最新机器设备的钢铁厂。”莫里森听后笑着说。“是啊，还有一家具有一定规模的铸币厂。说实话，张之洞确实为建造各种工厂花了不少的钱。在许多人的眼里，他是中国最有实业家气魄的高官。”女子说，“但搞实业没有洋人的参与似乎是行不通的。你政治上排外也就罢了，经济上绝不能排外。不然的话，就会闹出类似于'宁可看儿子的屁股，也不看姑爷的面孔’这样的笑话。”“'姑爷’就是女婿。女婿在女方家的人看来，就是一个外人。”女子解释道。“哦，我明白了。你是用'姑爷’代指外来的洋人。”莫里森说。 上岸后，莫里森先在一家中餐馆吃了点东西，然后拜访了大英圣公会传教团总部的负责人赫伯特。赫伯特的岁数已四十开外，但样子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苍老些。他是属于那种为人谦逊随和、做事通情达理的老派绅士。说起话来，也是慢悠悠、文绉绉的，且充满着绅士特有的情趣。由于在中国待久了，他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还知道不少中国的名人轶事。他把莫里森带进总部的一个宽敞明亮的大厅后，让人端来两杯产自牙买加的咖啡。两人入座后，一面喝着咖啡，一面畅所欲言地闲聊起来。“你知道吗？”赫伯特说，“由于大清的一些官员公开反对基督教传入中国，像我们这样的传教士只能被迫待在汉口的租界。不过，这也好，因为传教团成员所居住的房子是汉口最漂亮、最舒适的建筑。汉口没有一处地方的建筑能够跟租界的建筑相媲美。”“那目前在租界的地盘上总共有多少传教组织？”莫里森问。“除了大英圣公会的传教团外，还有苏格兰长老会的传教团、美国圣公会的传教团、法国罗马天主教会的传教团、意大利方济会的传教团、丹麦新教教会的传教团和西班牙奥斯定会的传教团等等。”赫伯特说。“我听说，在中国境内至少有2000名传教士在做着宣教的工作，可是在去年仅吸收了3000多名中国人入教，而传教所花费的资金却高达35万英镑——这个数目相当于伦敦10所大医院年收入的总和。况且，在那些入教者中间，还存在着一定比例的伪信者。”莫里森说。“是啊，那些伪信者被中国人称作'吃教者’，也就是为了混口饭吃而皈依'洋教’。由于在中国有那么多的传教组织，有那么多不同的教派，而且教义也千差万别，这些'吃教者’往往从不同传教组织的纷争中获取利益，甚至于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背弃他们的'信仰’。”赫伯特说，“但尽管如此，对于神职人员来说，传教本身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还是要坚持不懈地做下去。”闲聊了一会儿后，赫伯特兴致勃勃地带着莫里森去参观总部周围的景观。在总部的附近，有一条水位线已降至河床的小河；小河旁，长着一排碧绿常翠的冬青树。小河的对岸，矗立着英国领事馆的洋楼和工部局的大楼。这两座不同风格的建筑，被一个松柏森森、优雅恬静的小花园隔开。“照中国人的说法，这里就像是'世外桃源’。”赫伯特说。 两天后，莫里森登上了一艘叫“快利”号的中国商船——这是当时长江上唯一的一艘安装了三个螺旋桨的轮船。沿途停靠了几个码头后，这艘商船顺利地到达了宜昌。在那时，宜昌作为一个开放的通商口岸，是轮船所能抵达的最远的内陆港口。诚如威尔森所说的，在宜昌曾发生过针对'洋人’的事件。对于事情的来龙去脉，虽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说法，但大致的情况是这样的：1891年（清光绪17年）的8月初，位于乐善堂街的罗马天主教女修道院的圣母堂开始筹办一所孤儿院，并且委托一个受雇于教会的杂役负责招收孤儿的工作，称“每收一个孤儿，即付给孩子的监护人20串铜钱”。于是，杂役到处奔波，四下打探。一天，当他来到城外的小溪塔时，发现一个孩子正独自在河边玩耍，便走过去连哄带骗地询问其情况。从孩子的口中他得知，该孩子姓游，自母亲去世后一直由经营小饭馆的父亲抚养。杂役见周围没人，顿时起了拐走孩子、独吞20串铜钱的念头。他先把孩子诱至金家堤附近的一间无人居住的小屋里，然后寻思着该如何将孩子送到城内的圣母堂。第二天，“兴隆轿行”的一乘空轿子，由两个轿夫从小溪塔抬至金家堤附近。杂役趁轿夫歇脚之际，跑过去跟他们讲，有个孩子需送至宜昌城内的圣母堂，如果能借用他们的轿子将其抬过去，就给他们每人一串铜钱。轿夫听后，一口答应了这门差事。孩子的父亲发现孩子失踪后，四处寻人。但天高地远，人烟茫茫，上哪里去找呢？所幸的是，没过多久，他从圣母堂的一个女佣那里了解到孩子的下落。于是，他来到圣母堂交涉，要求圣母堂交出孩子。可圣母堂的主事人却矢口否认收留孩子这件事。几天后，当圣母堂不愿交出被拐孩子的消息传开后，许多人自发地聚集在圣母堂的附近。他们张贴标语，高呼口号，甚至于用人墙拦住外国人的车辆，不让它们通行。据上海《申报》记者的描述，当时“有喊打者，有喊烧者，势如潮涌，声若山崩”。另外，还有十来个盘辫扎腰、手执木棍的人在前面不停地吆喝着，引领众人冲击圣母堂。就在事情闹得越来越凶的时候，与圣母堂相邻的美国圣公会的大门里边，走出手拿短枪的传教士苏卫白。他见街上已乱成了一锅粥，便举枪向人群胡乱射击，结果打伤了一人。这一举动，非但没有起到警示的效果，反而使得局面变得更加难以控制。在朱发金，赵宗雅等人的带领下，数千人围住美国圣公会。有人趁此机会放火焚烧了它的后院和邻近的圣母堂。与此同时，另有一批愤怒的人群涌向洋人的居住区，见到传教士和商人就打。不少洋人纷纷逃到二马路江边的外事衙门，然后登上法国“福泰”号商船暂避锋芒。该事件发生后，停泊在宜昌港的美、英、法等国的军舰立即实行紧急戒备。多国的公使联合起来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宜昌知府捉拿凶犯并且赔款致歉。当时，担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在接到宜昌知府的呈奏和朝廷的指示后，立刻责令庞润古等人迅速查处肇事者。数月之后，朱发金、赵宗雅等十余人被逮捕，分别处以笞杖和发配充军；而宜昌知府则赔了洋人17.5万两白银。其实，在这年的6月，受长江流域其他地区反洋教运动的影响，宜昌的街头曾出现过“定期15日毁女教堂及洋税关”之类的张贴。张之洞知晓后，遂责成镇守宜昌的罗缙绅等人“务须严切提防，万勿大意。遇有闲杂人等同聚一室，立即驱散，以免滋事”，并且发给宜昌税务司火药10磅、子弹12磅、铜帽引火2000个，“以备不虞”。但酝酿已久的动乱，在数月之后还是发生了。在这之中，圣母堂不愿交出被拐孩子只是整个事件的导火索。 从宜昌到重庆有600多公里，长江上的大部分航程会遇到一道道激流险滩。虽然有人说如果使用大马力的轮船可以克服艰险，但从未有人亲自试一下。一只溯江而上的舢板，若要通过整段水路，需要至少一个月的时间；其中绝大部分的时间，需要纤夫在岸上牵拉。考虑到这些因素，一开始就打算走水路的莫里森，最后决定放弃水路，改为步行去重庆。“我劝你还是走水路吧，但不要坐舢板，而是坐五板船。”他刚物色了一个身强体壮的挑夫，一位名叫沃顿的美国朋友对他说。“假设我们两人同时出发，你坐五板船走水路而我走旱路，我可以肯定地说，在你到达重庆的时候，我最多只能走到距离重庆还有一半路程的万县。”沃顿解释道。“好吧，那我就听你的。毕竟你在航运业做过，经验比我丰富。”莫里森说。“再说，坐五板船的话，陪伴你的人也多。这样，你在旅途中就不会感到孤单和寂寞了，大家相互间也有个照应。一觉醒来之后，你也不会有茫然而无所归依的那种伤感。”沃顿说。沃顿是个精力充沛的热心人。他替莫里森雇了一条五板船，还亲自挑选了一名口碑不错的船老大和四个身板结实的年轻的船工。动身的前一天，在一位精通中英文的中间人的帮助下，船老大跟莫里森签订了一份协议。该协议一式两份；一份是中文，一份是英文。中文的那份是这样写的：“船老大杨欣中就送莫里森去重庆一事与莫里森达成如下协议：杨欣中保证在12天以内到达重庆，莫里森必须在上船之前一次性支付给杨欣中32000文。如果晚一天到达重庆，杨欣中必须返还给莫里森1000文；再晚一天，再返还1000文；递减方式以此类推。”当时，一两银子可以换3000文，大米的价格是45文一斤；码头搬运工将布匹从厂房直接扛到码头，一次至多能拿到15文；路途较短、东西较轻的话，搬运一次顶多到手6文。动身的那天早晨，虽然一轮红日早已悄悄地跃出了地平线，但余寒犹厉。带着潮湿气味的凉飕飕的风儿，一阵紧似一阵地刮着，将路边的杂草吹得东歪西倒的。莫里森在宜昌的海关码头上了五板船。那船从船头到船尾的直线距离约30英尺，中段的最大宽度约10英尺，吃水至少有8英寸。要是从远处的山顶望过来，五板船的船帆就好像是低翔在水面上的白鹭，船尾则像是敛翅的飞燕。解开缆绳后，船先是在水波闪动的河面上缓缓地前行着。当船绕过宜昌城、驶入宽广的长江时，水流变得有些放纵不羁了，或有如流矢一般疾驰，或有如野马一般狂奔着。船身的周围，哗啦哗啦地腾起雪团一样的浪花，使人联想到蹦跳撒欢的驹子将雪地上的雪踢得高高的。站在船头的莫里森，心旷神怡地极目远望。他很快发觉，在仿佛跟悠悠苍天相连的远处的水光里，影影绰绰地显现出灰蒙蒙的崇山峻岭。“好一幅诗意盎然的现实版的水墨画啊！”他一边从背在身上的帆布挎包里取出照相机，一边自言自语地说。这时的船老大，一面看着梦幻般的宜人的景色，一面情不自禁地低吟着“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写完了初稿之后，意兴未尽的戴长思拧着眉头陷入了沉思之中。他开始反思近代中国的历史，反思为什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老是被外国列强欺负——外国人不仅向中国派遣传教组织，而且在中国驻有军队、停靠军舰。他还反思为什么日舰击沉“高升”号英船后，英国没有向日本索赔，而是向中国索赔，而清政府又不得不向“高升”号的船东怡和公司交付了33411英镑的赔偿款。他觉得，清政府在应对“高升”号事件和其他事件时表现出来的软弱无能，实在是太可笑了。他还深有感触地喟叹：“人类的文明发展到今日还没有摆脱战争这一古老的魔咒，实在是太可悲了。”是啊，眼下日本侵略者正在中国的大地上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中国正面临着亡国的危机。如果说连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都能敏锐地看到战争丑恶的一面（他曾经说过：“我厌恶战争，因而当人们为安吉亚里之战的胜利而欢呼雀跃时，我想描绘的不是战争之光荣，而是战争之残暴。”），为什么我戴长思却对战争熟视无睹呢？我躲在天涯的一隅苟且偷安，这跟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又有什么区别呢？倘若每一个中国人都跟我一样逆来顺受地苟活，岂不是古人所说的“图得一日之苟安，必有百年之大患”？（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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