靺鞨族起源发展的考古学观察

​靺鞨族是我国东北地区一古老的少数民族，靺鞨族起源、发展，一直到唐代建立渤海政权，历代文献中都有一些记载，但只靠文献有诸多问题还难以确认，而近年来先后开展的大量的调查发掘工作，大大充实了以往的文献研究，有不少问题得到突破和解决，有的问题虽然一时还无法定论，但是也提出了值得思考的线索。

一、先秦肃慎及相关遗存

靺鞨族在先秦时被称为肃慎或息慎。唐代杜佑《通典》记：“古之肃慎，宜即魏时挹娄，……后魏以后曰勿吉国，今则曰靺鞨焉。”[1]（卷185）《史记·五帝本纪》记虞舜时，“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息慎者，郑玄注“或谓之肃慎，东北夷”，[2]（卷1，《五帝本纪》）说明早在夏商之前，肃慎可能已在东北出现，而且与中原发生了联系。

周代肃慎与中原的交往又有发展。《国语·鲁语》记：“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砮，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也，以示后人，使永监焉，故铭其栝曰肃慎氏之贡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分封诸陈。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亲也；分异姓以远方之职贡，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氏之贡，君若使有司求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椟，如之。”

周武王死后，殷纣王之子武庚联合管叔、蔡叔叛乱，成王命周公率兵“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之后又“东伐淮夷，残奄”，肃慎派人庆贺，于是“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2]（卷4，《周本纪》）

此时期肃慎所在的方位，《左传》中有明确的记载，昭公九年（前533年），“周甘人与晋阎嘉争阎田。晋梁丙、张趯率阴戎伐颍。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歧、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迩封之有？’”，[3]（P728－729）由此说明肃慎已在周的北部疆域内。

《山海经·大荒北经》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4]（P317）后来《晋书·肃慎氏传》仍言肃慎在不咸山北。不咸山，即今长白山。此时肃慎的活动地区距长白山不远。

关于商周时期的肃慎遗存，曾有学者提出是吉林西团山文化，但学术界多不认同。后来有不少学者举出镜泊湖南端的莺歌岭遗址，尽管该遗址发掘面积不大，文化性质仍需继续探讨，但其中的发现是值得重视的。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黑龙江宁安县莺歌岭遗址》，《考古》1981年第6期；王承礼：《渤海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朱国忱、魏国忠：《渤海史稿》，黑龙江文物出版编辑部1984年版（内部发行）。

莺歌岭遗址分上下两文化层，下层属于新石器文化，时代在商周之前；上层也尚未发现铜器。上层的房屋为长方形或方形半地穴式建筑，穴坑土壁内侧又筑有石墙，并发现双排柱洞。出土的陶器以夹砂黑灰陶和磨光黑灰陶为主，手制，多为素面，少量仅见不整齐的划纹和划纹组成的大方格纹。典型器物有折唇深腹罐和齿状花边的筒形罐，发现多件形象生动的陶塑动物猪和狗。石器以磨制为主，另有压制，种类有斧、锛、矛、形式多样的镞和一些形状不同的刮削器，同时出土精致的骨器和牙、蚌器，采集遗物中还发现陶网坠、石锄、石磨棒、齿轮状花边石器等。由此说明当时渔猎经济仍相当重要，同时饲养家畜，农业和定居生活也已开始。

与莺歌岭上层相同的文化类型，在牡丹江流域的宁安牛场、大牡丹等处皆有发现。该地区同以后挹娄的活动地区相比，显得偏南，但和上述文献记载还是基本相符的。莺歌岭遗址上层的时代，碳14年代测定距今3025±90年（树轮校正为前1240±155年）和2985±120年（树轮校正为前1190±145年），正好是商周之际。

二、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挹娄、勿吉及其遗存

自《后汉书》、《三国志》开始，作为东夷中的一族，挹娄被单独列传。其后，《晋书》又名其肃慎，《魏书》改称勿吉。在这些列传中，该族所在的方位、地区和物产、习俗等，都有了比较明确的记载。

《后汉书》成书时间晚于《三国志》，对此两书的记载是一致的，《三国志》记：“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极。其土地多山险。……处山林之间，常穴居，大家深九梯，以多为好。”

《晋书》记：“肃慎氏，一名挹娄，在不咸山北，去夫余可六十日行。东滨大海，西接寇漫汗国，北极弱水。其土界广袤数千里，居深山穷谷，其路险阻，车马不通。夏则巢居，冬则穴处。”

《魏书》记：“勿吉国，在高句丽北，旧肃慎国也。……去洛五千里。自和龙北二百余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如洛瓌水，水广里余，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鲁水，又东北行十八日到其国。国有大水，阔三里余，名速末水。其地下湿，筑城穴居，屋形似冢，开口于上，以梯出入。……国南有徒太山，魏言'大白’，……去延兴（471—476）中，遣使乙力支朝献。太和（477—499）初，又贡马五百匹。乙力支称：初发其国，乘船泝难河西上，至太省氵人小河，沉船于水，南出陆行，渡洛孤水，从契丹西界达和龙。自云其国先破高句丽十落，密共百济谋从水道并力取高句丽，遣乙力支奉使大国，请其可否。”

上述记载中与挹娄有关的民族，《后汉书》、《三国志》和《晋书》首先都提到夫余。此时期夫余的中心在今第二松花江中游地区（详见下文）。

其次提到的是沃沮。《后汉书》和《三国志》同样设沃沮传，沃沮有东沃沮、北沃沮、南沃沮之称，据考证，东沃沮为统称，其北部为北沃沮，南部为南沃沮。《后汉书》记：“东沃沮在高句骊盖马大山之东，东滨大海，北与挹娄、夫余，南与濊貊接。其地东西夹，南北长，可折方千里。”《三国志》记：“东沃沮在高句丽盖马大山之东，滨大海而居。其地形东北狭，西南长，可千里，北与挹娄、夫余，南与濊貊接。”《后汉书》所记“其地东西夹，南北长，可折方千里”，比《三国志》所记“东北狭，西南长，可千里”明确。

1977年，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师生与黑龙江省考古队共同发掘了黑龙江省东宁团结遗址，该遗址下层命名为团结文化，而且被确认为北沃沮遗存。据研究，该文化的分布，北边没有越过兴凯湖，南边至朝鲜咸镜北道中部。其主要特征是：一、陶器壁较厚，夹砂，手制，火候不高，呈红褐、灰褐至黑褐色，素面，常见的器物有瓮、罐、豆、碗、甑等，圆柱状耳和乳状耳流行，豆分为高圈足和柱把两种；二、磨制石器继续流行，包括斧、锛、刀、镰、镞、矛等，出现斧、镰、锥铁工具；三、房址为长方形或近方形半地穴式，斜坡门道或无门道，有的构筑曲尺形取暖烟道（火炕）；四、团结遗址下层的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420±105年，公元前150±100年，公元前110±105年，公元65±85年，而且发现西汉五铢钱。匡瑜：《战国到两汉的北沃沮文化》，《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年第1期；林沄：《论团结文化》，《北方文物》1985年第1期；李强：《沃沮、东沃沮考略》，《北方文物》1986年第1期。根据夫余和沃沮的活动地区推算，汉魏时期，挹娄所在应是西起张广才岭北段和小兴安岭，东至日本海，包括三江平原及其周围山地在内的广大地区。

《晋书》和《魏书》无沃沮传，《晋书》记肃慎在不咸山北、即长白山北，《魏书》记勿吉在高句丽北。《晋书》、《魏书》不设沃沮传，说明其不再独立存在，其南部大半归高句丽所有，而北部被挹娄、勿吉所占，因而勿吉与高句丽则直接相接，乃有勿吉与百济并力共击高句丽之谋。勿吉与高句丽接壤的地区在延边一带。

北魏时勿吉族的活动中心，上引《魏书·勿吉传》通过记载中原到勿吉的往返路线则更为明确。对此，金毓黻已予考证：和龙，即今朝阳；洛瓌水、洛孤水，即西辽河上游；太鲁水，太氵人小河，即今洮儿河；难河，即今嫩江，嫩江先后与洮儿河、第二松花江合流后，继续东北流去形成松花江主流，最后注入黑龙江，可统称为难河；《魏书》所记勿吉国内大水速末水，即此松花江主流。北魏使者松花江乙力支“初发其国，乘船泝难河而上”，视江水流向也只能是主流松花江。[5]（P168－170）因此，这时勿吉族的活动中心是在主流松花江流域。

关于挹娄、勿吉的考古遗存，近年已陆续有所发现。原苏联远东考古学中定名的“波尔采文化”，已被学术界定为挹娄文化遗存。该文化分布于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其年代共发表了六个数据，我国学者认为偏早，先后提出其早期大概不会早于汉代和“把波尔采文化定为汉代（公元前2—公元2世纪）较合适”的基本相同的看法。林沄：《肃慎、挹娄和沃沮》，《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创刊号；冯恩学：《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波尔采文化”的六个年代数据为距今2930±80年（公元前980±80年），2350±40年（公元前400±40年），2470±60年（公元前520±60年），2385±75年（公元前415±75年），2280±100年（公元前310±100年），2250±20年。1974年发掘的黑龙江省绥滨县蜿蜒河遗址，文化特征则与“波尔采文化”相似，喇叭口球腹罐、斜壁碗和侈口深腹罐是它们共有的典型陶器。其中喇叭口球腹罐最具特色，形体高大，“波尔采文化”出土的一件小型的高42厘米，蜿蜒河遗址出土的一件高56厘米，造型比前者显得略瘦一些。“波尔采文化”出土的一种角状单把罐在蜿蜒河遗址中不见。蜿蜒河遗址的碳14测定年代，先前发表的经树轮校正距今1900±100年，后来发掘报告发表的是距今2010±85年和1950±85年（公元前90—公元130年）。杨虎、谭英杰、张泰湘：《黑龙江古代文化初论》，《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1979年），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黑龙江省博物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黑龙江省绥滨县蜿蜒河遗址发掘报告》，《北方文物》2006年第4期；杨虎、林秀贞：《试论蜿蜒河类型与波尔采文化的关系》，《北方文物》2006年第4期。

与“波尔采文化”和蜿蜒河遗址年代相当或稍晚的还有绥滨四十连遗址、黑龙江左岸俄罗斯伯力以西大萨马卡河口的布拉戈斯诺文遗址、黑龙江省萝北团结墓葬、抚远三角洲黑瞎子岛（乌苏里岛）上的科尔萨科沃早期墓葬和绥滨同仁遗址一期等。常见陶器是喇叭口大罐、深腹筒形罐、斜壁碗和斜口箕形器。其中喇叭口大罐最具特色，可以看出它与上述喇叭口球腹罐属于同类器物，高度大都在30厘米以上，有的超过40厘米，高领，展沿，腹身上鼓下收，由原来的球形变为倒梯形，所以整体瘦高；口沿做法有敞口，又增加了盘口，而且都饰有附加堆纹，敞口者是在口沿外侧的下边粘贴一圈泥条，附加堆纹饰在此泥条上，盘口者是在口沿内侧又立贴一圈泥条，附加堆纹饰在原口沿上；大罐的肩部和上腹部普遍地刻印纹饰，常见的有弦纹、短斜线纹、指甲纹、水波纹等，有的还间衬四组或五组双乳丁纹。深腹筒形罐与喇叭口大罐相比，多数是领粗矮，口沿外展程度小，口径一般不大于腹径，腹部微鼓呈筒形，大底，也有的和喇叭口大罐器形相同或相近，但是其通高大都在20厘米以下，大小和喇叭口大罐明显有别；深腹筒形罐口沿外侧下边都饰有附加堆纹，做法与喇叭口大罐的敞口纹饰相同，肩部和上腹部也刻印着与喇叭口大罐基本相同的纹饰；就整体造型而言，此深腹筒形罐与“波尔采文化”和蜿蜒河遗址出土的侈口深腹罐应有一定关系。各遗址、墓葬的碳14测定年代，绥滨四十连遗址有三个，距今一为2115±80年，树轮校正为2090±95年，二为2075±85年，树轮校正为2050±100年，三为1720±80年，树轮校正为1660±90年；布拉戈斯诺文遗址为公元370±20年；萝北团结墓葬为公元344—531年；科尔萨科沃早期墓葬为公元540年；同仁遗址一期距今1420±80年，树轮校正为1355±85年。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附表，《考古》1977年第4期；李英魁：《黑龙江萝北县团结墓葬清理简报》，《北方文物》1989年第1期；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萝北团结墓葬发掘》，《考古》1989年第8期；菊池俊彦著，于建华、丰收译：《黑龙江箩北县靺鞨遗迹》，《北方文物》1992年第2期；谭英杰、赵虹光：《黑龙江中游铁器时代文化分期浅论》，《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4期；赵虹光、谭英杰：《再论黑龙江中游铁器时代文化晚期遗存的分期——科尔萨科沃墓地试析》，《北方文物》2000年第2期。年代自汉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整个南北朝时期，甚至到唐初。

最近同仁遗址的发掘报告在2006年第1期《考古学报》上也发表了。[6]这是在上述同类遗存中，继萝北团结墓葬报告之后又发表的一篇重要报告，而且有明确的层位关系。该遗址分为一、二两期，一期又分为早晚两段。其碳14测定年代,一期早段距今1420±80年，树轮校正为1380±80年（公元599—684年），比上述过去发表的数字少有区别，明确进入隋唐；一期晚段距今990±80年，树轮校正为960±80年（公元994—1186年）；二期距今845±80年，树轮校正为820±80年（公元1131—1277年）。报告发表的一期陶器，比过去介绍得全面，主要器类仍是喇叭口大罐（盘口）、深腹筒形罐、斜壁碗和斜口箕形器。从地层叠压打破关系来看，同属一期从早段到晚段，跨越几百年，陶器中所反映的的文化面貌仍延续未变，而到了二期，即发生了明显改变，横耳器在此地流行开来。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在松花江下游与完达山之间的广大丘陵地区还发现了几百座内部分布有众多半地穴居住址的聚落遗址和山城。其中1981年发现的双鸭山市滚兔岭遗址（三面环水，一面残留墙垣）于1984年进行了发掘，出土的陶器有小底鼓腹直领罐、角状单把罐、口沿下饰附加堆纹的筒形罐、斜壁碗、敛口钵等，以前两种最具特色。该遗址碳14测定年代距今2140±70年和1955±70年。再就是规模很大的友谊县凤林古城，自上个世纪80年代发现以来进行了多次调查，1994年和1998年先后进行了两次发掘。其早期遗存与滚兔岭文化性质接近，晚期遗存则是一种新的文化类型，现已被命名为凤林文化，其中除保留一些早期滚兔岭文化的因素外，还可看出上述团结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除陶器外，还有设曲尺形烟道（火炕）的半地穴居住址。在属于晚期遗存的凤林古城东城墙中，出土木炭的碳14测定年代距今1735±89年。谭英杰、孙秀仁、赵虹光、干志耿：《黑龙江区域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滚兔岭遗址发掘报告》，《北方文物》1997年第2期；干志耿：《三江平原汉魏城址和聚落址的若干问题——黑龙江考古千里行随笔》，《北方文物》1999年第3期；靳维柏、王学良、黄星坤：《黑龙江省友谊县凤林古城调查》，《北方文物》1999年第3期；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省友谊县凤林城址1998年发掘简报》，《黑龙江省友谊县凤林城址二号房址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11期；田禾：《凤林文化浅析》，《北方文物》2004年第1期；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七星河——三江平原古代遗址调查与勘测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黑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省友谊县凤林古城址的发掘》，《考古》2004年第12期。同时期发掘的还有双鸭山市保安村城址。[7]

这些聚落遗址和山城的特点，与《魏书·勿吉传》所记勿吉“筑城穴居”的习俗相符合。类似山城在黑龙江沿岸的俄罗斯境内也有不少发现。[8]

三江平原及周围山地，幅员辽阔，从目前发现来看，这个时期整个地区的文化面貌既有共同的因素，也有不同的因素，起码松花江南北两侧就有区别。如果说这些都属于挹娄、勿吉遗存范畴的话，那么又说明勿吉在南迁之前就已存在不同的部落或群体。其中松花江北侧的几处遗址、墓葬，自汉至唐文化面貌一脉相承，长期延续下来，文献记载自北朝末期开始这里是勿吉、靺鞨七部之一黑水部的活动地区，所以该地区隋唐时期的遗迹则是黑水部的遗迹。

三、勿吉族南下及粟末靺鞨部遗存

从上引《魏书·勿吉传》知道北魏太和（477—494）中，勿吉族活动中心在主流松花江流域，其实此时其势力已开始南迁，并逐步接近原夫余中心故地。此事可见《魏书·高句丽传》的记载，其曰：“正始（504—508）中，世宗于东堂引见其使芮悉弗，悉弗进曰：'高丽系诚天极，累叶纯诚，地产土毛，无愆王贡。但黄金出自夫余，珂则涉罗所产。今夫余为勿吉所逐，涉罗为百济所并，国王臣云惟继绝之义，悉迁于境内。二品所以不登王府，实两贼是为。’”“夫余为勿吉所逐”，具体发生在哪一年，《魏书》没有记载，而在《三国史记·高句丽本记》中有明确记载，即文咨王三年（494），其曰：“文咨王三年二月,扶余王及妻孥以国来降。”

夫余始见于《史记·货殖列传》，《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夫燕亦勃、碣之閒一都会也。——北邻乌桓、夫馀，东綰秽貉、朝鲜、真番之利。”《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皆设有夫余传，因为北魏时夫余灭亡，所以《魏书》不再设夫余传。汉魏时期的夫余活动中心，《三国志·夫余传》记：“夫余在长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据考证，此时玄菟郡郡治在沈阳或抚顺附近，玄菟之北千里，约今七百里，即第二松花江中游的吉林地区。[9]（P17－25）《三国志·夫余传》还记：“其印文曰'濊王之印’，国有故城名濊城，盖本濊貊之地。”这里既记濊，又记濊貊，实际是濊，说明夫余之前，这里原是濊地。

过去在吉林市已发现多处汉代的遗址、墓葬和多件陶器、铁器，[10]近年又在永吉杨屯和榆树老河深发现了具有明确叠压关系的汉代文化遗存，即下层是西团山文化遗存，中层是汉代文化遗存，上层是靺鞨文化遗存。吉林市博物馆：《吉林永吉杨屯大海猛遗址》，《考古学集刊》（第5集），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吉林省文物工作队：《考古学集刊》（第7集），科学出版社1991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榆树老河深》，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对于下层的西团山文化，过去有的学者主张是肃慎文化遗存，现在则多倾向是濊的文化遗存。杨屯中层文化遗存，发掘者曾提出应是中原迁入的汉人文化遗存；榆树老河深中层文化遗存主要是墓葬，数量相当多，发掘者提出是鲜卑墓葬。但是已有不少学者认为包括榆树老河深中层在内的吉林地区的这种汉代文化遗存，应是夫余文化遗存，这样说并不否认中原汉文化对夫余的影响，或者会有部分汉人迁居此地。

永吉杨屯和榆树老河深的上层靺鞨遗存主要是墓葬，而与这两处墓葬各种特征相同的还有永吉查里巴墓群。[11]这三处墓葬以竖穴土坑为主要形制，使用木质葬具，流行二次葬习俗并常见火烧迹象，这些情况在萝北团结墓葬中都有所发现，说明这是靺鞨族的原有葬俗，而且在文献中也有类似记载。《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靺鞨传》记“死者穿地埋之，以身衬土，无棺敛之具，杀所乘马于尸前设祭。”“死者穿地埋之”，可以理解为土坑墓。对照《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黑水靺鞨传》，知道《旧唐书》所说的“靺鞨”，是指黑水靺鞨，黑水靺鞨活动地区仍在勿吉南迁之前的区域，所以其风俗习惯更便于长期得以沿袭。另据《晋书》卷九十七《肃慎氏传》所记“交木作小椁”和《史记》卷二《夏本纪》注中引《括地志》所记“交木作椁”，又知靺鞨族原是有木椁葬具的。与此同时，在老河深中层墓葬中，使用的同样是竖穴土坑墓，木制葬具和火烧迹象也有发现，特别是呈梯子形的木制葬具和在木制葬具一端隔出边箱的做法，又分别见于老河深上层墓葬和查里巴墓葬，说明夫余葬俗对靺鞨、渤海也有影响。出土的陶器中，上述主流松花江下游流行的喇叭口大罐，在永吉杨屯和榆树老河深的墓葬中还有发现，而原有特征则明显减弱退化。深腹筒形罐则是最主要的器类，其口沿做法，除原有的附加堆纹仍在流行外，又出现了双唇、方唇、圆唇等不同形式，肩部和上腹部的原有纹饰也逐渐消失。其他还出现了鼓腹罐、瓶、壶等器物，其中鼓腹罐的数量仅次于深腹筒形罐，其特征，腹鼓呈球形，底较大，口部的做法，多是束颈侈口，口沿稍外卷，少量是直口、敛口。这种鼓腹罐在夫余之南的高句丽、以及辽西三燕和辽宁境内诸多汉代遗存中是经常看到的。深腹罐类皆属于夹砂陶，鼓腹罐类则多属于泥质陶。夹砂陶多为褐色或以褐色为主，制法也多为手制，有的辅以轮修。泥质陶多为灰色或以灰色为主，制法则为轮制或手制轮修。另外，金属随葬器物的种类和数量也增加了许多，主要是生产工具、兵器、包括精美带具在内的生活用具和装饰品等。三处墓葬的时间，永吉杨屯的碳14年代测定树轮校正距今1535±85年，同时有的墓中还出土了背带甲纹的“开元通宝”；榆树老河深的一座墓葬填土中出土了北周“五行大布”铜钱；永吉查里巴的碳14年代测定距今1545±95年，树轮校正1480±105年，同时在有的墓中也出土了背带甲纹的“开元通宝”铜钱。由此看来，这三处墓葬自北朝到唐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其上限正好与勿吉族南下、夫余被逐而灭亡的时间同时。

此后不久，勿吉改称靺鞨，《隋书》始为靺鞨立传，《北史》仍是《勿吉传》。在《隋书·靺鞨传》和《北史·勿吉传》中都记载该族有七部，内容也相同。而在《魏书·勿吉传》中还无此七部之记载，说明此七部是从五世纪末勿吉向南发展之后逐渐形成的。七部之中的粟末部，“居最南，抵太白山，亦曰徒太山，与高丽接，依粟末水以居”，[12]（卷219，《黑水靺鞨传》）此粟末水即第二松花江。所以，包括上述三处墓葬在内的此时期吉林地区的靺鞨遗存属于粟末部遗存。勿吉族南下粟末水，夫余王及其王室投奔高句丽，但其居民随之迁徙的并不会多，大量留在当地的居民必然和勿吉族融合，所以粟末部中含有众多的夫余人口是毫不奇怪的，《旧唐书·地理志》对居于慎州的靺鞨，先记涑沫靺鞨，又记浮渝靺鞨，并非没有道理；《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二》“慎州武德初置，隶营州，领涑沫靺鞨乌素固部落。”“黎州载初二年，析慎州置，处浮渝靺鞨乌素固部落，隶营州都督。而且上述三处墓葬中已显示出原当地夫余墓葬的影响。与此相似，位于粟末部东南的白山部，近年不少学者提出应包括原沃沮人口在内，同样是不难理解的。

值得注意的是，1938年俄国人K·A·热烈兹涅柯夫在哈尔滨市东侧的阿什河右岸发现了一处墓地，从出土的陶器来看，其年代与上述墓地的上限年代大体相当。1957年黑龙江省博物馆在哈尔滨市东北、松花江南侧的宾县老山头遗址，同样发现了一件时代较早的红褐色深腹筒形罐，手制，口沿下有锯齿状的附加堆纹，同时还有一些类似口沿陶片。K·A·热烈兹涅柯夫著，孙秀仁译：《阿什河下游河湾地带考古调查收获》，《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2期；赵善桐：《黑龙江宾县老山头遗址探掘简报》，《考古》1962年第3期。由此推想，粟末部本部可能是原来居住在主流松花江下游及黑龙江中游地区的挹娄、勿吉族中的某些部落或群体溯松花江而上，经阿什河、拉林河流域到达第二松花江中游地区的。

在阿什河、拉林河流域之东与张广才岭主脉之间，还有一条南北流向的蚂蚁河，自蚂蚁河流域向南经拉林河上游地区，也可进入吉林地区，因此以后要注意发现蚂蚁河流域的类似遗迹。

四、以粟末靺鞨部为主体建立渤海政权

勿吉、靺鞨族南迁之后，自北朝至隋与中原来往不断，“然其国与隋悬隔，唯粟末、白山为近。”[13]（卷81，《靺鞨传》）“开皇中，栗来（粟末——笔者注）靺鞨与高丽战，不胜。有厥稽部渠长突地稽者，卒（率——笔者注）忽赐来部、窟突始部、悦稽蒙部、越羽部、步护赖部、破奚部、步步括利部，凡八部，胜兵数千人，自扶馀城西北齐（举——笔者注）部落向关内附。处之柳城，乃燕都之柳城，在燕都之北。”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一“河北道”之二十“燕州”条，注引隋《北蕃风俗记》，见清纪昀等编撰《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第469册，第580页。度地稽被拜为右光禄大夫，与边人来往，“悦中国风俗，请被冠带，帝嘉之，赐以锦绮而褒宠之。”。[13]（卷81，《靺鞨传》）对此，《旧唐书·靺鞨传》具有同样记载：“有酋帅突地稽者，隋末率其部千余家内属，处之于营州，炀帝授突地稽金紫光禄大夫、辽西太守。武德初，遣间使朝贡，以其部落置燕州，仍以突地稽为总管。……贞观初，拜右将军，赐姓李氏。寻卒。子谨行，伟貌，武力绝人。……累授镇军大将军，行右卫大将军，封燕国公。永淳元年卒，赠幽州都督，陪葬乾陵。”近年李谨行墓志在乾陵出土，其曰“公讳谨行，字谨行，其先盖肃慎之苗裔，涑沫之后也。”中国文物研究所，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壹]），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上册85页有拓片，下册96—98页有碑文。由此可知，自隋代始，营州则集聚了大量粟末靺鞨人，并迅速接受了中原先进的思想和文化。

唐灭高句丽后，又有一部分靺鞨人及高句丽人迁居营州。营州是唐王朝通往东北和对东北各少数民族进行统治的咽喉要地。武则天年间，契丹首领李尽忠率众反唐，杀营州都督赵翙，于是趁此战乱，迁居营州的靺鞨人和高丽人东走，而称王建国。对此，《旧唐书·渤海靺鞨传》和《新唐书·渤海传》记载有所区别。

起兵首倡者，《旧唐书》记是大祚荣和乞四比羽，《新唐书》记是乞乞仲象和乞四比羽，大祚荣是乞乞仲象之子。大祚荣姓氏之来源，金毓黻考证：“乞乞仲象本与乞四比羽同族，而仲象附于契丹，官大舍利，其子祚荣遂以大为氏，非其固有之姓也。”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十九，引自王承礼、张中树点校《渤海国志三种》第613页，此渤海国志三种，指唐宴《渤海国志》、黄维翰《渤海国记》和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大祚荣的族属，《旧唐书》言“本高丽别种也”，其意不确，“别种”也有不同之理解；而《新唐书》改为“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说明了渤海大氏的确切族源不仅是靺鞨，而且是粟末部，同时也说明了它曾与高句丽的关系，应以《新唐书》为准。大祚荣一家迁居营州不是在隋代，而是在高句丽灭亡之后。

大祚荣“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筑城以居之”，此地据考证是在牡丹江上游之敦化，这里属挹娄故地，《旧唐书》记“桂娄”有误。同上，第613－641页。之后渤海又经中京、上京、东京，最后定都于上京。因此，迄今除上述第二松花江流域外，在牡丹江流域和图们江流域等广大地区发现了多处墓葬、城址、遗址等渤海遗迹。墓葬的形制结构，竖穴土坑还保留一段时间，后来受高句丽墓葬影响，经竖穴石圹逐渐转变为石室，而墓葬中出土的陶器，最常见的和最有代表性的仍然是深腹筒形罐，学术界习惯称为靺鞨罐，前边已经谈到，这是由粟末部及其前身部落或群体一直延续下来的代表性器物，由此也证明，渤海的原始文化主要的是继承靺鞨几部中的粟末部文化。

由于粟末部接受中原先进思想文化在靺鞨各部中最早，大祚荣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虽然与唐王朝发生了摩擦，但是他建立政权，“自号震国王”，分明是渊源于武则天曾封其父乞乞仲象之震国公，从中透露出他对唐王朝的想望。之后不久，“睿宗先天二年，遣郎将崔訢往册拜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仍以其所统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这是《旧唐书·渤海靺鞨传》的记载。《新唐书·渤海传》是这样记载的：“睿宗先天中，遣使拜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以其所统为忽汗州，领忽汗州都督，自是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先天二年，即开元元年（713）。该年崔訢去渤海，第二年返程路过旅顺，凿井刻石，即鸿胪井刻石。鸿胪井刻石原在大连旅顺口区黄金山北麓，20世纪初被日本海军作为日俄战争的战利品盗运日本，现放在东京千代田区皇宫内建安府的前院。被一起盗运走的还有于1895年由清前任山东登、莱、青三州长官安徽省贵池县人刘含芳修筑的遮盖在刻石顶上的方形石亭，所以有人将刻石和石亭合称为“唐碑亭”。刻石为褐红色珪岩，宽3米、厚2米、高1、8米，碑文刻在左上角，其曰：“敕持节宣劳靺羯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文献所记崔訢，此刻为崔忻，学术界多认为应以刻石为准。通过这次册封，该政权被正式定名为渤海，定位为唐王朝的一个边疆州和都督府。忽汗州又称“渤海都督府”。据《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七下，唐王朝当时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统称“羁縻州”，“渤海都督府”则是其中之一。五十年后，宝应元年（762）唐王朝又诏以渤海为国，其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在此过程中，唐王朝的多项制度和文化很快传入渤海，促进了渤海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全面发展，对此，已有多处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并有多种论著发表出版，本文则不再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