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嘉伟 | 元代“三节堂”同题诗文集咏探析

恶猪王520 2022-10-02 发布于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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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西域研究》2022年第2期

内容提要

高昌偰氏家族在元初由西域入居中土，其中一支还在元末迁居高丽。该家族以“三节六桂”称名于时，元代名儒多有题咏，且体裁多样。“儒林四杰”之一柳贯的《三节堂诗》堪称中国叙事诗发展史上的佳构。元儒对于服膺中华文化且文武双全的西域家族充满尊重，并认为这是王道教化无远弗至的表现。通过集咏作品，也可以看到元人厌乱思治的文学思潮，陈旅的“节义”观念还展现出了士大夫的人文关怀，且题咏辐射到了朝鲜半岛，跨越僧俗，从西域到朝鲜，展现出一幅无比辽阔的“中华文学”地图，史所罕有。对于该问题的梳理、探讨，可以更好地揭橥元代文学“华夷一体”的独特风貌，亦可探寻高昌偰氏家族渐次融于中华文化的历史轨迹与心路历程。其中的教益，可为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提供历史的借鉴。

著名史学家萧启庆先生说过：“一个家族先后在性质截然有异的文化与结构全然不同的国家之中欣欣向荣，保持政治尊荣长达八九百年之久，似不多见，偰氏为一特例。”[2]他所说的这个特例家族源于西域北庭，在元代迁居中土，因军功、科举入仕而享有尊荣，入华第五代偰百辽逊（偰逊）在元末避乱入高丽，百辽逊之弟偰吉斯（偰斯）入仕明王朝，官至礼部尚书。对于该家族，史学界多有关注，但学界探讨其文学活动者寥寥。而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恰正是元代文学的新异特点，据此，关于偰氏家族“三节堂”的同题诗文集咏便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欧阳玄《高昌偰氏家传》开篇便很明确地说：“偰氏，伟兀人也。其先世曰暾欲谷。”[3]“伟兀”为Uyghur的汉译，或作“畏兀”“畏吾”，在元代为“色目”族群的一支，一般认为即今天维吾尔人的先民。偰氏远祖可以追溯到唐王朝时代的暾欲谷。暾欲谷为后突厥汗国的贵族重臣，其自撰《暾欲谷碑》1897年在今蒙古国境内被发现，其人历事颉跌利施、默啜及毗伽三朝可汗，在军事、政治上功勋卓著。唐人张悦评价说：“暾欲谷深沉有谋，老而益智，李靖、徐绩之流也。”[4]暾欲谷之后，子孙瓜瓞绵延，13世纪，蒙古势力崛起于朔漠，该家族仳俚伽普华及其弟岳璘帖穆尔审时度势，归顺了蒙古政权。岳璘帖穆尔可称该家族入华后的第一代，逐步受到中华文化熏陶浸染。第三代偰文质开始，家族以“偰”为姓，并以“三节六桂”见称于世，一时间成了元代多族士人圈文化活动的中心。

一

同题集咏的作家作品概说

同题集咏的大量出现，是元代诗文一个较为显著的特点，这也是元王朝地大物博、民族众多、文化多元使然。元代文史研究名家杨镰先生曾列举概括说：“咏梅（'梅花百咏’），咏百花，题跋法书绘画，送别友人，官员赴任、离任，赠答友人，集会（'补兰亭会’等），咏史，咏物诗，宫词，上京纪行诗，西湖竹枝词，拂郎贡马，月氏王头饮器，题咏岳飞墓与岳庙，咏郑氏义门，咏余姚海堤，静安八咏，白燕诗，咏地方风物……题目广泛。”[5]笔者曾就拂郎天马、芦花被等同题集咏发表过一些看法。[6]至于“三节堂”题咏，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由于题咏的中心是高昌畏兀儿家族，亦可说是元代多族士人圈值得关注的文化“盛事”。现存的篇章多出自文坛大家手笔，我们可以用表格的方式加以展现：[7]

简单的列表，我们就可以清晰地发现，“三节堂”同题集咏作者皆是称名元代文坛的大家。四库馆臣评价邓文原：“当大德、延祐之世，独以词林耆旧主持风气，袁桷、贡奎左右之，操觚之士，响附景从。元之文章，于是时为极盛，文原实有独导之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六《巴西文集》提要）；柳贯为元代“儒林四杰”之一，他的生平，详于下文；苏天爵仕至礼部侍郎、吏部尚书，“擅文章之柄”[8]；危素博学能文，元末即文名天下，明初出仕洪武朝。时人徐一夔论及危氏在元末的地位时，言道：“今朝廷之上，以文章致位通显，系天下士子之望者，阁下（即危素）而已。”[9]其他几位作者亦声名甚著。略略梳理一下这些评价，就可以看到题咏“三节堂”之士，皆为朝野名流，文章作者层次颇高。再就是文体多样，涵括四言古诗、五言古诗，记、颂、序等多种体裁，说明元代文坛名家以各种形式向高昌偰氏家族致敬。我们可以征引刘诜《三节六桂堂颂》的前半部分读一读：

北庭偰氏，世出高昌，皇元龙兴，以义来内附，至庄简益显庄简子都运，早备宿卫，克有勋劳，迁为广东盐运使。子正议大夫吉安监郡（偰文质），始留豫章。居焉。于所居建三节六桂堂，而家愈大。初都运（合剌普华）在广东，朝廷方征南交，护督漕饷。会海盗大集，转斗失利，以骂贼死。事闻，上嘉其节，谥忠悯，赠守忠全节功臣。时夫人方盛年，确守贞节，母子相依倚为生。正议甫数岁，母尝病剧，刲股和药，露祷获安，天下谓之三节。正议五子，世玉（偰玉立）、世学（偰直坚）、世德（偰列箎）、世南（偰哲笃）、世则（偰朝吾），其犹子世文（偰善著）。宿嗜学如饥渴，科举兴，遂连登上第，布列中外，天下谓之六桂，议者又曰：非三节不足以兆六桂，非六桂不足以显三节，合为一堂实宜。

引文很清楚地写到偰氏家族被誉之为“三节六桂”的因由：合剌普华为国捐躯，以“忠”见称；其妻盛年守节，以“贞”见称；其子偰文质割股为药，以疗母疾，以“孝”见称，是之为“三节”。六桂者，皆为正议大夫偰文质子侄。文中所言世玉为偰玉立，延祐五年（1318）进士；世学为偰直坚，泰定元年（1324）进士；世德为偰列箎，至顺元年（1330）进士；世南为偰哲笃，延祐二年（1315）进士；世则为偰朝吾，至治元年（1321）进士；世文即偰文质弟越伦质之子偰善著，泰定四年（1327）进士。如时人刘岳申《三节六桂堂记》所感慨的：“三节曰：尚书夫妇父子忠、贞、孝三德具是，宜名曷名乎！六桂曰：延祐科兴以来，乙卯至庚午凡六科，偰氏五子一侄接武联登是又宜名此。天下同伦所罕闻，而一家积善所独见者也！”[10]以天下罕闻称之，足见时人的肯定与称赏。从文学文体划分来看，上举为散文，我们不妨再举同题集咏的诗例来读一读，即柳贯《三节堂诗》：

高昌偰辇部，族望维世卿。济济效臣顺，振羽簉王庭。服袭邹鲁化，将由仁义行。因兹命偰氏，本其所从生。再世表三节，秉心存一诚。若昔淮安王，受诏始南征。都运隶麾下，实以材武名。擢为主饷吏，资粮有余赢。论事举其要，赏功取其轻。单提海王篇，前临百粤城。御寇适不利，慷慨死于兵。其精凝为神，其气引为星。虽死得死所，义烈犹光晶。夫人属盛年，灯孤影茕茕。寄家万里外，抆涕抚其婴。义方教以正，明德祀维馨。中尝得剧疾，液齐弗能平。元帅（合剌普华）方在稚，隐忧为屏营。引刀刲股肉，和糜加饪烹。儿手奉进膳，母躬欣载宁。婺居四十春，门户底重荣。何必柏舟誓，旦旦申其情。是家天所厚，和声协琴笙。臣忠则子孝，为妇德维贞。自靖以所安，大节见峥嵘。艺黍黍已熟，种槐槐已成。筑堂备宾祭，大书扁中楹。非徒尊厥美，固将遗世程。元帅屡刺部，击奸著能声。肆今右广钺，一扫妖氛清。世称为臣表，士望为国桢。峣然诗礼门，日以谦治盈。五子各秀发，文场并蜚英。翩翩台阁武，亹亹云霄翎。节义有丰报，如获必于耕。翁炊而季食，左右列铏羹。饱腹亦饱人，大田岁多秔。普令四海饥，悉得烹肴烝。浚此忠孝源，泽彼疲瘵氓。庶明国家盛，育材乐莪菁。休屠七世孙，珥貂联佩珩。奋建万石家，乘轩填里闳。是岂无本欤？培覆因栽倾。予忝元帅游，山立仰仪刑。伯子矧同朝，早尝接绅缨。钱塘偶参聚，话旧叹蓬萍。歌有三节章，酒无双玉瓶。登堂介眉寿，为予寄嘤嘤。

柳贯（1270~1342），字道传，号乌蜀山人，婺州浦江（今属浙江）人。大德四年（1300）荐为江山县教谕，顺帝至正元年（1341）擢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门人私谥文肃。柳贯学问文章皆名重当时，与虞集、揭傒斯、黄溍并称“儒林四杰”，与黄溍、吴莱并称“义乌三先生”。其作品“后学之士争传诵之。”[11]这首诗和上举文章表现的主题基本一致，就是对于偰氏家族“三节六桂”的称赏。较之散文，该诗的特别之处，可归纳为以下几点，加以探讨。

其一，这是一首近五百字的叙事诗，从字数上看，几乎抵得上杜工部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汉语诗歌多抒情言志，叙事诗并不发达，这首叙事诗一韵到底，中间并没有换韵，可见作者的诗才，也从一个小例子证明了元代叙事诗的趋于繁荣。且该诗题咏的中心对象是高昌偰氏家族，大儒柳贯为西域色目家族作此叙事长诗，这在中国诗史上写下了较为独特的一笔。

其二，诗，吟咏性情，缘情而绮靡。英国诗人华兹华斯说过：“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12]，较之记、颂等应用性文体，诗歌因情而发，更加生动，也更加富于真情。如这首诗中，以“灯孤影茕茕”写合剌普华之妻盛年寡居的孤寂，营造出凄凉的氛围，反衬出其忠贞的可贵。丰子恺先生论比喻的艺术效果说：“第一，能使意义'具象化’；第二，能使事实'夸张化’；第三，能使语言'趣味化’。……具象化使听者容易理解，夸张化使听者容易折服，趣味化使听者乐于领受。”[13]此诗即是如此，其以“琴笙”和谐喻家庭的和睦，以山势般“峥嵘”的气象比喻节操，以美玉“佩珩”比喻蟾宫折桂的佳公子，以“蓬萍”叹聚散之难期，取譬之妙、造语之工，使得诗歌辞藻优美，浓于真情。

其三，叙事诗融记叙、抒情、议论为一炉，笔力生动。如赞合剌普华死节，言“其精凝为神，其气引为星”！应是化用自文天祥《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以天体意象“星”比喻英烈之浩气长存，这样的议论，既意境优美，又慷慨大气。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谓：“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诗的意境，自然是不同于散文，尤其是应用性文体的散文。

二

从同题集咏管窥元代文学生态、文化精神

关于“三节堂”同题集咏的各种文体丰富了元代文坛，这一文学现象所反映出的元代文学生态，其文化精神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思考。

其一，广大汉族士子对于“他者”的接受与尊重。列表显示，“三节堂”同题集咏的作者皆是汉儒，我们前文已经分析，他们的社会地位较高，文坛影响力较大。但在元代特殊的历史文化时期，其人并未因投赠对象族属有别而有所疏远，而是主动标识出对方的“他者”身份。如所举诗文刘诜《三节六桂堂颂》开篇即言“北庭偰氏，世出高昌。皇元龙兴，以义来内附”；柳贯《三节堂诗》开篇亦言：“高昌偰辇部，族望维世卿。”其他的同题集咏诗文，多是如此。郑元佑《高昌偰侯三节堂》也在开篇写道：“惟天启偰，产自濽水，润被北庭，侯济厥美。”其他的，如危素《三节堂赋》：“稽受氏于高堂兮，奠偰辇之攸居”；刘岳申《三节六桂堂》：“侯名大贤，字仲彬，高昌人”；苏天爵《题高昌偰氏三节堂记（后）》亦言：“高昌太夫人守节自誓”。这些材料，莫不点明偰氏家族有别于汉人的族属。《新元史》称：“畏吾氏，本回鹘之裔，音转为畏吾，或云畏兀，又做伟兀，又做卫兀……凡世言高昌北庭者，皆畏吾部族。”[14]这些材料中，“高昌”“北庭”等地望名称都可以看作“畏兀儿人”的代称。“濽水”，即今天的蒙古国境内的色楞格河，元代称之为偰辇杰河，这也是偰氏家族得姓的原因。南北两宋与辽金政权对峙之时，汉族士大夫对于“他者”，多以“胡虏”“腥膻”称之。如洪适《过谷熟》：“遗民久厌腥膻苦”；范成大《呼沱河》：“如今烂被胡膻浣，不似沧浪可濯缨。”[15]而到了元代，所举题咏作者，皆是诗文大家，汉族士大夫明确知道对方的民族身份，却非但未有隔阂疏远之意，还对其节义行为充满敬仰。可见在元人眼里，文化可以消弭地望、族群所带来的隔阂。

元代汉儒不仅接受了畏兀儿文士为友，且接受了“他者”政权，并充满了海宇混一的自豪感。如所举刘诜《三节六桂堂》：“杀身成仁，遂一海宇。”又如郑元祐《高昌偰侯三节堂》：“挺事昌朝，忠武罕比。戡金平宋，荣审功移。”对于宋亡于元的历史事实，郑诗并不似宋遗民一样伤今悼古、慷慨悲歌，而是赞赏偰氏家族军功之后，客观表述“平宋”的历史事实。到了元明之际士人危素笔下，“际神元之兴运兮，肆强暴而攘除。伟令子之倜傥兮，从世皇以平吴。”（《三节堂赋》）以“神元”称当朝，与之相对的政治军事势力，以“强暴”称之，可见到了元末，名流士子对于元王朝有了相当的认同感。

其二，元人对于节义的推崇与厌乱思治的文化思潮。我们所论说的同题集咏中心即“三节”，“三节”之涵义，前文已述。所举诗文外，其他同题集咏作品，对于偰氏家族“三节”之行，亦多褒扬之词，如陈旅《书三节记序后》：

节，其天下之中道乎？过则约之，不及则至之，所谓节也。故节之在《易》，中正则通，苦节则不可贞，甚矣！中道之不立也，久矣！世之人见有尽节于所天者，往往以为一时奋激之所为，而不知节之于人，无往不在，特平居无事之时，人习所见而不之察，至于履患难之日，人始见其节之著耳！夫为国击贼，则甘死于战；陈盛年而夫殁，则誓死以存。其家孺子而母危，则进股以为药，乃自世俗观之，三者皆人所难能，而偰氏之为臣、为妇、为子者，皆不过尽其所当至者，独不幸其节之，因患难而著也。故人莫不幸于丧节，尤莫不幸于著其节。偰氏三节，固世之所共美。君子则深悲之，以为可美也，而非可愿也。

这段话先阐明了“节”的涵义，守节者之难能可贵，接下来又褒扬“偰氏三节，世之所共美”，给予了较高评价。这样的言论，可说是元人思想认识的一个剪影。如此重视节义，应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文化环境息息相关。元王朝疆域阔大，治理不易，乱象丛生，有识之士自然厌乱思治，渴望海晏河清、和谐安定。查洪德先生即将“厌乱思治”作为元代的文学主题。[16]偰氏家族的节义之举，在元人眼中，也是王道教化无远弗至的表现，所以他们乐于题咏。值得注意的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常指斥宋明理学标榜节孝，压抑人性；而陈旅的文字，在彰显偰门“三节”之时，对于守节者的不幸遭遇予以了深切同情。可以说，在元代多民族文化交往中，陈旅对于“守节”的正反两方面认识，对于“节义”的人性化表达，展现出士大夫的人文关怀，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

其三，元人对于偰氏家族文武双全的赞扬肯定。蒙元政权以武崛起，横扫西域诸国，覆灭南宋，威赫一时。彼时畏兀儿人在西辽的统治之下，西辽少监横征暴敛，而畏兀儿东邻乃蛮部已被蒙古铁骑征服。在这种情势之下，偰氏家族入华第一代望风而附。曾随成吉思汗远征西域的耶律楚材说过：“余以为国朝开创之际，庶政方殷而又用兵西域，未暇修文崇善。”[17]偰氏家族即是如此，以武力起家。第二代合剌普华全节殉国之事，在元人的题咏中，常凸显其“武功”，如刘岳申《三节六桂堂记》：“元帅鹰扬虎变，常许当世，以有为在浙右有汲长孺之风，在广西有马伏波之志。”以西汉名臣汲黯、马援比附之，评价不可谓不高，而且这么说，意味着已经把这个高昌家族纳入到了中华文化序列之中。

元朝定鼎中原以后，不少蒙古色目士人“舍弓马而事诗书”，偰氏家族也是如此，至少到了入元后第三代偰文质，就已经有文学作品传世。元人同题集咏中，除颂扬其武功外，对其家族以文易武也是赞赏不已。如前文所引刘诜《三节六桂堂》称：“其犹子世文，宿嗜学如饥渴。”世文，即偰文质的侄子偰善著，刘诜以如饥似渴来形容其对中华文化的钟爱，很生动，这也说明了中华文化强大的感召力，展现了元代蒙古、色目士子在中华文化沃土上尽情汲取养分的场景。对于其家族科考联翩高中的盛况，刘诜颂云：“春官取士，六擢其桂。青云联镳，银汉并袂。”称颂不已。此外，刘岳申《三节六桂堂记》中称道偰氏家族“书声琅琅东湖之上，昼夜不绝”。郑元祐《高昌偰侯三节堂》称道：“侯既有子，且复有孙。孙皆读书，益大侯门。相继掇科，荐承宠光。侯其来归，英爽乐康。”前文已述，这些汉儒接受了蒙古族肇建的政权，但他们在文化上依旧有着心理优势，乐于看到北庭士子服膺中华文化，彬彬称盛。如苏天爵《题高昌偰氏三节堂记后》即言：“是足以示天下彝伦之劝，表朝廷治化之隆！”

从上文的引证分析来看，元人称赞偰氏这一家族文韬武略。宋代实行右文政策，遂少有这样文武兼备的家族，自然也就少有类似的称颂。以武起家的家族能够搅动文坛，可以说是元代文学的新异之处。再者，题咏的中心是西域家族，投赠者皆是文坛大家，这和元代色目人政治地位相对较高有关。杜桂萍教授曾发表《袁骏〈霜哺篇〉与清初文学生态》，《霜哺篇》是一部由明末清初苏州袁骏设计、征集的诗文书画总集。题咏的中心内容是袁母含辛茹苦守节不易，这和“三节堂”的同题集咏在内容上有相近之处，但作为“牙人”，即相当于今天中介人的袁骏为此“遍乞海内贤士大夫之言以表异之”，更多的是“乞”，这与“三节堂”同题集咏的生成方式大异其趣。[18]也侧面印证了元代社会环境的特殊之处。

三

题集咏的跨国、跨僧俗交流

偰氏“三节堂”同题集咏还有一个新奇有趣的特点，就是他的“跨国性”。偰百辽逊（1319~1361），字公远，偰哲笃长子，为偰氏家族入华后第五代。因与高丽国君王颛有旧，至正十八年（1358），避乱入高丽，改名为偰逊。移居朝鲜半岛的偰氏家族依旧念念不忘其作为中华文化象征的“三节堂”。据李氏朝鲜人奇万宇《庆州偰氏三节四贤遗墟碑》载：“偰氏三节有堂，四贤有院，同在淳化之虎溪，合华东而一之。”[19]看来，偰氏族人东入后建立了三节堂，并向高丽士林展示，以征得题咏。我们可以节录一段权近《题三节堂诗后序》：

北庭偰氏，知元季将乱，携家避地于海东，封食君禄，终其身而子孙亦保，其智之明如此。有男四人：伯氏位宰相，屡奉使上国，应对辨敏，每蒙高祖皇帝称赏，有功于我国家，卒曰文贞公。仲氏宽厚长者，亦至枢相。叔季皆有才名，为达官。予皆友善，而与文贞同升廊庙，情意弥笃。尝道其先世三节堂事，且诵诸公赞咏之作，予闻而敬慕之。……一门之内，三节克备；子孙庆赖，每设制科，继踵登第。而学士揭公之诗，亦有'三节堂前六桂枝’之句，盖荣之也。吾东方故事，一家三子登科者称为美事，禄其母以赏之。文贞与二弟联登科，积善之报信未艾也。壬午夏，其季典书公来予曰：吾家三节堂诸公巨笔，遗失殆尽，幸有数篇尚存，恐遂湮没，编为一轴，且欲兴言于国之缙绅，请从予始。[20]

权近（1352~1409），字可远，号阳村，是朝鲜高丽末期、李朝初期的理学家、文学家。其师李穑曾在元代来到过中国，在理学、文学等多个领域颇有造诣。权近继承师业，又受师兄郑道传的影响，在朝传播朱熹之学，后来对日本的哲学思想也有一定影响，拜为大提学，封为吉昌君。他的这篇序文，写于明永乐元年（1403），条理畅达。该文先写到了偰氏家族从中土来到高丽的经历，也在开篇谈到了这个家族是北庭畏兀儿人的史实，看来入朝以后的偰氏族人依旧有着“原乡”情结，且当时的朝鲜半岛也受到中华文化的深刻影响。权文淡化种族观念，强调的是文化的认同，接受了在体质人类学上与自己体貌殊异的高昌偰氏族人。偰长寿（1341~1399），字天民，号芸斋，谥文贞，为偰逊的长子，高丽恭愍王十一年（1362）中文科进士。从权近所言来看，他们出入翰苑，同朝为官，且情谊甚笃。“三节六桂”之事为长寿津津乐道，看来入朝后的偰氏族人依旧以濡染于中华文化，以家族节孝忠贞为荣，这也是他能与理学家权近交好的文化基础。文中谈到的揭公，应该是“元诗四大家”之一的揭傒斯；文中所引“三节堂前六桂枝”，今日所存揭氏《文安集》中并无此句，应为集外佚诗。这样看来，权近的序文有留存元代著名诗人揭傒斯残句的文献价值，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此同题集咏作者层次之高。序文还谈到同题集咏的“诸公巨笔，遗失殆尽”，更能证得“三节六桂”这一集咏规模之大，影响之巨。

朝鲜士人的题咏，除权近外，还有成石璘《题三节堂诗卷》：“三纲明似目，一死视如毛。形影终相吊，贞良固所操。垂髫知职分，割臂答劬劳。东国桂枝秀，北庭秋气高。”[21]最后一句，很好地概括了偰氏家族从西域东入朝鲜的传奇家族经历。“三节堂”的同题集咏能够流衍至海外，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这说明了高昌偰氏家族的国际影响，也说明了元明多族士人圈的活动辐射到了朝鲜半岛，且高丽、朝鲜士林推崇节义、服膺儒学。

偰逊名其斋为“近思斋”，应出自《论语·子张》所载：“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宋人朱熹、吕祖谦选取大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四人语录，编辑成书，即名之为《近思录》。由于理学在元代被定为官学，所以《近思录》影响很大，偰百辽逊的斋名当受此影响。元人释大䜣《近思斋铭为偰公远作》：“道大如天，德渊如泉。……万殊一本，万古一息。”（《蒲室集》卷十五）郑元祐《近思斋箴为高昌偰公远作》称：“笃志切问，仁在其中。始于亲亲，遂及仁民。”（《侨吴集》卷七）二人所作铭文都突出了偰氏对于儒学的服膺。这也可以看作“三节堂”之外，元人关于偰氏家族的同题集咏。释大䜣（1284~1344）为元代著名诗僧，与释圆至、释本诚并称“三隐”。元中期政坛变幻，文宗入继大统后，改旧日建康（今南京）潜邸为集庆寺，特起大䜣居之，授太中大夫，可见其人深得元廷推重。郑元祐（1292~1364）与百辽逊祖父有所交往，前文已述，是“三节堂”集咏作者之一。作为晚辈的偰百辽逊能得到他们的垂青，足见汉儒勖勉之意，也侧面可见得元代色目人地位之尊崇。

著名学者李修生先生说过：“元代是一个多民族相互融合、又与外界有着广泛交流的时代，文化具有多民族性和世界性这两个特点。”[22]具体到偰氏家族，从西域迁居中土，其中一支移居高丽，家族“三节六桂”的事迹，引起中原及高丽儒林的广泛赞同。这样的文学活动，展现出的是一幅无比辽阔的汉语文学地图。对于该问题的梳理、探讨，可以更好地揭橥元代文坛“华夷一体”的独特风貌，亦可探寻高昌偰氏家族渐次融于中华文化的历史轨迹与心路历程。其中的教益，当可为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提供历史的借鉴。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