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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西域研究》2022年第2期 程玉萍  众所周知，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繁荣昌盛、兼收并蓄的封建王朝，在这一历史时期，胡人、胡音、胡风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胡人不是指某一族群，而是一个分布地域广泛、民族成分复杂的群体，包括中亚、西亚甚至更远地区的人群，他们长期活跃在丝绸之路上，是中西方文明交流的使者。而在中国古代墓葬习俗中，以胡俑形象作为奴仆来炫耀墓主人的身份地位，是自秦汉以来一脉相承的艺术表现形式。胡俑是工匠和画匠们根据胡人的外貌特征选取的胡人生活片段塑造的艺术形象，充满了异域的神秘色彩，普遍受到皇室及达官贵人的追捧。 目前考古出土的胡俑造型多种多样，是古代“纪实塑造”的凝固影像，是最能让人信服的历史记录和文物图像。早在1958年，西方学者马勒就出版了专著《唐代塑像中的西域人》[2]，而国内当时出版了郑振铎先生作序的《陕西省出土唐俑选集》（文物出版社，1958年版），这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有关胡俑研究的黑白图集，标志着国内学者关注胡俑的良好开端。2019年10月，我国著名中外交流史学者葛承雍先生在多年研究积累的基础上，拾遗补缺撰写完成了《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之《胡俑卷：绿眼紫髯胡》一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正式出版。该书是先生所著五卷本《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中的一卷，其他四卷包括《交流卷：绵亘万里长》《民族卷：胡马度阴山》《艺术卷：拂菻花乱彩》《宗教卷：番僧入华来》。这五卷本文集通过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的相互印证，将考古与艺术完美融合，大大推动了中外文明交流史研究的发展。 《胡俑卷：绿眼紫髯胡》收录14篇论文，31万余字，图440幅，汇集了关于胡俑的研究成果。全书对胡人眼睛、驾车胡夫、驼载穹庐、胡汉马球等进行了详细解析，对负囊胡商、袒腹胡人、胡人猎师、髯胡乐手等异域形象进行了严谨考证，真实再现和还原了历史，用胡俑串联起当时的中外文明交流，给人活生生的动态感。孙机先生认为该书“以文物与文献相印证，完成了一系列学术界为之瞩目的具有开创性的论文，揭示出一系列隐秘不彰的中外文明交汇的史实，在时空坐标里闪耀出中华文化海纳百川的襟度，必将对后人有极大启迪。”[3]蔡鸿生先生也高度评价此书。下面从三个方面对本书作一评介： 该书研究内容宽广多样，既以胡俑为主线贯穿始终，又从多个不同视角切入，对胡俑进行了全方位探究，呈现出一幅幅胡汉文化深入交融的图景，几乎涉及了胡俑的所有方面。该书主要通过胡俑身份、胡俑造型、胡俑文化三个方面来探究胡汉文化互动。 关于胡俑身份的研究。该书收录了4篇文章——《唐代胡商形象俑研究》《唐代狩猎俑中的胡人猎师形象研究》《北朝隋唐引牛驾车胡俑写实现象》《壁画塑俑共现的唐代家乐中的胡人》，分别对胡商、胡人猎师、胡人车夫、胡人乐师四种不同身份的胡人俑，考证了其地位、作用、历史及渊源，予以科学客观评价，有的结论已经成为学界共识。比如，在对引牛驾车胡俑的研究中，认为其身份是专门侍候主人出行的家用奴仆，两个胡人或一汉一胡车夫出行是为了彰显出行主人的排场和威势以抬高主人的身份地位。 关于胡俑造型的研究，该书共收录了6篇文章——《丝路商队驼载“穹庐”“毡帐”辨析》《唐代胡人袒腹俑形象研究》《唐代孔雀冠与外来造型艺术》《湖湘地域出土唐代胡俑的特色》《蒙元时代“胡人”形象俑研究》《日本胡人假面形象溯源——评与龟兹乐舞有关的学术考释新收获》，它们分别对驼载“穹庐”“毡帐”、胡人袒腹俑、孔雀冠、湖湘地域出土的唐代胡俑造型、蒙元时代“胡人”造型、日本胡人假面六种造型进行了研究，选题突显主要难题，比如，对学术界一直迷惑不解、形象怪异的胡人袒腹俑研究，对长期被学术界忽略的湖湘地域出土唐代胡俑的研究，对鲜为人知孔雀冠造型的揭秘等，都显示出作者学术上的探究精神和开阔的研究视域。 对胡俑文化的研究，该书共收录了4篇文章——《胡人的眼睛——唐诗与唐俑互证的艺术史》《“胡人岁献葡萄酒”的艺术考古与文物印证》《绘塑同风、画俑互映：唐“胡汉马球图”艺术审视》《丝路古道与唐代胡俑》，分别对胡俑艺术形象、跪献葡萄酒、胡汉打马球、丝路古道上胡俑等四种丝绸之路特色现象进行了研究，选题新颖，视角独特，还原了胡汉文化交流史实，使胡汉碰撞演绎的历史与胡汉融合的文化遗迹清晰可见，体现了唐朝与中亚、西亚、地中海沿岸之间的往来互动，生动反映出唐代胡汉文化艺术互融的“大背景”“大气象”和“独特的艺术风貌”。在对丝路古道与唐代胡俑的研究中，作者指出了一条无限延长的商贸之路，从中亚绿洲，经河西走廊到中原各镇、两京地区，又扩散到北方今山西、河北、北京和辽宁，又出现于南方的长沙、武昌、桂林、广州、成都等地，明确了胡人的分布情况，充分展现了作者开阔的学术视野。 用文物再现历史，复活历史的细节，胡俑无疑是最好的突破口，但是面临很多不是一蹴而就能够轻易回答的难题，全书的选题均是以往较难解决的问题，每一个题目都显现出作者独特的视角、深厚的功底与敏锐的眼光。本书不仅内容丰富多彩，而且考证严谨，结论可信，对胡俑艺术造型的解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不同专题中该书多次使用了文物图像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一是在对胡人猎师的研究中，作者从有大量文献记载的唐代盛行的狩猎之风为切入点，对带犬俑、携豹俑、狩猎载物俑、携带猞猁俑、吹口哨俑、射飞禽俑、手臂擎鹰俑这7种胡人猎师骑马造型与隋唐文献、唐诗逐一进行印证分析，并通过文献记载考证了鹰师的来源，并根据唐诗描述，还论证了狩猎胡女的来源问题。二是对壁画塑俑共现的唐代家乐中胡人图像进行了考证，梳理了大量关于王公贵族们家乐的文献记载及诗作，使壁画与墓俑中的胡人乐师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三是随着丝路商队驼载“穹庐”“毡帐”文物的大量出土，该文对二者进行了辨析，文中通过文献和唐诗记载与驼载“穹庐”“毡帐”进行印证，考证了“突厥帐”对唐朝游牧民族居住生活的影响。四是对湖湘地域出土胡俑的研究，通过文献及唐诗考证了胡人在洞庭湖等地区的活动。五是在对“胡人岁献葡萄酒”考证中，作者从唐诗入手，融汇文献解读了胡人抱盛酒皮囊的艺术造型。 本书是文物图像与文献史料相互印证的典范。20世纪随着敦煌文书和考古文物发现，“以物证史”“以诗证史”逐渐成为学术潮流，由陈寅恪先生提倡的这种研究方法为中国学者开辟了新天地。该书非常重视胡俑文物图像资料的作用，重视文物图像与文献史料的相互映证。首先，关于对唐代胡人袒腹俑这一独特造型的解读，文章梳理出有关古代“幻人”的文献记载，融汇唐代两京地区、甘肃庆阳等地出土的胡人袒腹俑造型，将幻术西来的历史以实物相印证。其次，通过唐诗与唐俑的互证，对胡人眼睛的艺术塑造进行考证，突破了过去只见文字描述不见人物造型的单一模式。再次，针对之前学术界关于色目人的研究多是文献方面的描述，缺少结合文物实证研究，《蒙元时代“胡人”形像俑研究》紧扣出土胡俑形象，充分运用了“文物补史”方法，填补了元史这一空白，并为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佐证。最后，在对日本胡人假面形象的研究中，该文通过大量的文物实证，从文物图像的视角论证了日本人假面造型艺术与盛唐西域文化传播的渊源，肯定了葛晓音和日本学者户仓英美关于拨头的考证，为“拨头”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证资料。 该书通过文物再现和文字释读，截取了一个非主流横剖面，描绘了一个胡汉繁杂、华戎混生的交融社会，让人们从不同的视角重新认识了胡汉文化交流史。 该书对学术界有关一些胡俑的笼统定名或几成定论的问题，重新进行了研究评价，纠正了一些错误称谓。例如近年对胡商的研究是热点，但对胡商俑的研究却悄然无声，作者广泛收集资料后仔细观察，将出土胡商俑分为三类，认为第一类弯腰负重者属于小商小贩的无恒产者，流动性强，是社会底层的贩夫走卒；第二类端立不动者，手持胡瓶，推测是史书上记载的“细脚胡”，即体型消瘦，文书上记载“赶脚”“脚夫”，携带轻便易于运输货物的胡商；第三类手持包袱者，是市集上沿街叫卖、为利奔波的小商贩，流动性强。这一结论既辨析了行商、贩客、坐贾、队商的区别，又还原了中原到中亚商贸网络的历史真相，纠正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对胡商俑“波斯胡商”或“步行胡商”“大食商人”的笼统定名。又如学术界多年来对骆驼背上负载的多层木排条称之为“货架”“物架”“鞍架”“货板”“挡板”，文章通过辨析丝路商队驼载“穹庐”“毡帐”的异同，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骆驼背上负载的多层木排条正确的称谓应当是“穹庐”“毡帐”的支撑架子或网状编壁，纠正了之前的错误定名。再如在对10余件抱盛酒皮囊俑的分析、考证中，解读了抱盛酒皮囊俑这一不为人知的特别造型，揭示了胡俑姿势均为进献葡萄酒时的“胡跪”或抬腿踞坐式，纠正了有些学者将胡人抱盛酒皮囊俑叫“胡人尊形器”“抱插花花瓶童俑”的错误称谓。此外，在考证胡人猎师形象时，作者根据唐诗描述和李贤墓壁画《狩猎出行图》描绘，对学术界以往把狩猎俑与牵驼、马俑分开割裂并认为牵驼、马俑与狩猎无关，甚至把它们作为丝绸之路的胡商俑，文中提出了质疑，认为很可能是误判。这个看法值得学术界关注和重视。 该书许多观点具有开创性，帮助学术界解开了众多谜团，探究了胡汉交融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前沿课题。一是在对胡人乐舞俑的研究中，指出胡人乐舞俑是家乐胡人的观点。家乐胡人地位低下，多是社会的下层艺人，揭示了胡人家乐对内陆的影响，还考证了家乐胡人师徒的传授方式等，这是学术界胡汉交融中不为人知的前沿课题。二是对罕见的传奇文物——唐代孔雀冠进行了研究，考证了孔雀冠的含义和传入等问题，指出孔雀冠的含义是“闻歌起舞”，这是随着唐代疆域扩大和丝绸之路贸易繁荣，人们吸纳印度佛教文化或西域文化后出现的新冠饰。文章结合新疆尼雅出土孔雀绢帽，指出孔雀冠是当时乐伎演奏时必带的冠帽造型，戴此冠者常双手拍击腰鼓，是胡风胡俗的真实反映。文章认为，头戴孔雀冠的俑通常出土于达官显贵或王公贵族等墓主身份较高的墓葬，此文为学术界揭开了传奇文物——孔雀冠的神秘面纱，为我们的疑惑找到了答案。该书还注重对学术界一些忽略问题的研究。如湖湘地域出土的唐代胡俑在学术界一直被学者们忽略，文献记载中也常常存在缺失现象。作者结合长沙窑、岳阳窑等唐代外销瓷的窑址和新近黑石号发现瓷器，指出湖湘地区曾活跃着一支来自丝绸之路的胡人。此研究为隋唐“湖湘文化”作为“丝路一环”提供了前所未知的证据，丰富了丝绸之路的研究。 本书对胡俑的分析严谨、精辟，深刻揭示了丝绸之路上文明交流的史实，但是仍有许多问题等待学术界依据新的证据材料“探秘”，比如为何没有女性胡俑以及种族的辨析等。 本书以几十年来搜集的大量胡俑图像为研究基础，通过文物与文献相印证，分别研究吹奏乐师、牵马驭手、骑驼商客、仪仗武士、狩猎骑兵等等各色胡俑，得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结论，解读了诸多鲜为人知的前沿课题，解决了一些争论不休的历史难题。作者以广阔的视角、全新的视域范式，纠正了一些传统的误判。《胡俑卷：绿眼紫髯胡》充溢着图文并茂的活态，是一部颇有可读性的学术著作。 [1]本文为202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丝绸之路视域下的胡俑艺术研究——以七至十世纪为中心”（项目编号：21YJA760011）阶段成果；陕西省2020年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陕西墓葬遗址艺术研究——以胡俑为中心”（项目编号：2020J027）阶段成果。 [2] 〔美〕J.G.马勒著；王欣译：《唐代塑像中的西域人》，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 [3]见葛承雍：《胡俑卷：绿眼紫髯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推荐词”。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编校：杨春红 审校：宋 俐 审校：陈 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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