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南方广东发现的五世纪萨珊银币* 克力勃（Joe Cribb） 撰 李媛、苏比努尔、王露翌 译 1984年，在中国南方边湾村的基建过程中，发现了一批窖藏金银器物。此地位于广东省遂溪县东部，靠近流入湛江港口入海口的西溪河西岸。除了金银器皿和首饰外，窖藏中还有20枚萨珊银币。这些银币提供了中古早期伊朗和中国南部之间海上贸易的可确定时代的证据，并补充了窖藏所出伊朗/中亚风格的银器。 并不是所有的银币都被研究过，不过根据最初的发掘简报[1]、后续相关研究出版物[2]以及遂溪县博物馆通过辛维廉（Nicholas Sims-Williams）与毕波提供的银币图像，我们可以了解这批窖藏银币的内容。  王属：卑路斯（Peroz） 发行时间：第二统治时期（457~474年） 造币标识：AY 造币地点：伊朗胡齐斯坦省（Khuzistan）伊兰-赫瓦拉-沙普尔（Eran-Khvarrah-Shapur） 直径、重量：27毫米，4.1克 馆藏编号：214 出处：陈学爱《广东遂溪县发现南朝窖藏金银器》，图3.3-4 备注：单穿孔  王属：卑路斯 发行时间：第二统治时期（457~474年） 造币标识：WH 造币地点：伊朗胡齐斯坦省贡德沙普尔（Gunde Shapur） 直径、重量：27毫米，4.2克 馆藏编号：213 出处：- 备注：单穿孔  王属：卑路斯 发行时间：第二统治时期（457~474年） 造币标识：LD 造币地点：伊朗米堤亚（Media）拉伊（Ray） 直径、重量：27毫米，3.9克 馆藏编号：211 出处：- 备注：单穿孔  王属：卑路斯 发行时间：第二统治时期（457~474年） 造币标识：KL 造币地点：伊朗克尔曼省（Kirman）锡尔詹（Shirajan）地区 直径、重量：29毫米，4.0克 馆藏编号：196 出处：林业强编《广东出土晋至唐文物》，图38 备注：单穿孔  王属：卑路斯 发行时间：第三统治时期（约474~484年） 造币标识：ST 造币地点：伊朗法尔斯省（Fars）伊什塔克尔（Istakhr） 直径、重量：29毫米，3.9克 馆藏编号：217 出处：林业强编《广东出土晋至唐文物》，图38d 备注：单穿孔  王属：卑路斯？ 发行时间：第三统治时期（约474~484？年） 造币标识：ST（背面未得见） 造币地点：伊朗法尔斯省伊什塔克尔 直径、重量：- 馆藏编号：- 出处：丁新豹编《南海海上交通贸易二千年》，第72页，图2.27a；Li, Kin Sum Sammy, “Cultural interactions through ancient South China”, fig. 27a 备注：双穿孔  王属：卑路斯 发行时间：第三统治时期（约474~484年） 造币标识：NY 造币地点：伊朗米堤亚纳哈万德（Nihavand） 直径、重量：27毫米，3.9克 馆藏编号：195 出处：- 备注：单穿孔  王属：卑路斯 发行时间：第三统治时期（约474~484年） 造币标识：WH 造币地点：伊朗胡齐斯坦省贡德沙普尔 直径、重量：- 馆藏编号：- 出处：陈学爱《广东遂溪县发现南朝窖藏金银器》，图3.7-8 备注：单穿孔  王属：卑路斯 发行时间：第三统治时期（约474~484年） 造币标识：背面未得见 造币地点：- 直径、重量：- 馆藏编号：- 出处：丁新豹编《南海海上交通贸易二千年》，第72页，图2.27b；Li, Kin Sum Sammy, “Cultural interactions through ancient South China”, fig. 27b 备注：双穿孔？ SX11-16（未得见）  王属：瓦拉什（Walkash） 发行时间：484~488年 造币标识：KA 造币地点：伊朗法尔斯省卡尔兹（Karzi） 直径、重量：29毫米，3.9克 馆藏编号：212 出处：- 备注：破损，单穿孔 王属：瓦拉什 造币标识：LY 造币地点：伊朗米堤亚拉伊 直径、重量：31毫米，3.1克 馆藏编号：197 出处：陈学爱《广东遂溪县发现南朝窖藏金银器》，图3.1-2；林业强编《广东出土晋至唐文物》，图38b 备注：单穿孔 王属：卡瓦德一世（Kavad I）第一统治时期 发行时间：488~497年 造币标识：KA 造币地点：伊朗法尔斯省卡尔兹 直径、重量：28毫米，4.0克 馆藏编号：218 出处：陈学爱《广东遂溪县发现南朝窖藏金银器》，图3.5-6，林业强编《广东出土晋至唐文物》，图38c 备注：单穿孔 最初的简报和随后涉及到这批出土物的大部分出版物[4]在提到这批考古发现时，错误地将这些银币认定为沙普尔三世（Shapur III，383~388年）和卑路斯（Peroz，457~484年）统治时期发行的银币。蒂埃里（Thierry）[5]在其关于中国发现的萨珊银币目录中，认定卑路斯第二统治时期的银币是窖藏中年代最早的，并确定了窖藏中存在瓦拉什（Walkash）和卡瓦德一世（Kavad I）的银币，不过他将这两个王的银币背面的王名误读为日期，因此将卡瓦德一世的那枚银币误归在他的第二个统治时期。令人更为困惑的是，他在讨论中错误地将瓦拉什时期的银币又置于詹马斯波（Zamasp，497~499年）时期，但正确地将卡瓦德一世的银币放到了他的第一个统治时期。 此处所提供的银币归属表明，窖藏中最早的银币来自卑路斯早期统治时期（457~484年），而最晚的则来自卡瓦德一世第一统治时期（488~497年），因此它们的发行时间可以定在大约474年至488~497年之间。这些银币的情况表明它们的流通周期不是很长，所以这批银币可能是在卡瓦德一世第一次统治期间集中为一体的。所有这些银币的流通与当时的萨珊货币体系是一致的。很难说集在一起的这些银币多久之后被带到了中国，只能是将其最初发行时间488年作为这一时间点的上限。 除了一枚银币外，其他所见银币都被打了单孔，以便挂在项链上或缝在衣服上。有一例有双孔，另一枚上可能也有[6]。要想判断穿孔是银币被带往他国之前还是之后打的不太可能，因为在伊朗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伊朗所出卑路斯和卡瓦德一世银币上单孔和双孔的例证皆有[7]。然而，这些银币被用作装饰品则确实表明，它们是被收集之后一段时间才被存放在遂溪边湾的，它们可能是六世纪时被埋藏的。 在广东省还发现了另外两批萨珊银币，但这些银币除了被认为是卑路斯时发行的银币外，此前没有得到准确的鉴定[8]。一批据说是卑路斯银币的钱币出自广州以北约100公里的英德的一座墓葬，墓葬年代从刻有建武四年（497年）和永元元年（499年）的墓砖可以推知。从报告所附插图中可以看出，这些银币是卑路斯第二和第三统治阶段的造币（见YD 1-3）。和边湾村的银币一样，这些银币被穿了孔，用作装饰品。蒂埃里的报告[9]误读了这些银币上的造币信息，把其中一枚银币背面的卑路斯的名字误读为日期。 墓葬：英德，499年 王属：卑路斯 发行时间：第二统治时期第4年（460年） 造币标识：AS 造币地点：伊拉克阿苏里斯坦（Asuristan）泰西封（Ctesiphon） 直径、重量：27×25毫米，2.3克 出处：杨豪《广东英德、连阳南齐和隋唐古墓的发掘》，图3-4，2号；丁新豹编《南海海上交通贸易二千年》，第72页，图2.27e；Li, Kin Sum Sammy, “Cultural interactions through ancient South China”, fig. 27e 备注：破损，双穿孔 墓葬：英德，约499年 王属：卑路斯 发行时间：第三统治时期（约474~484年） 造币标识：KL 造币地点：伊朗克尔曼省锡尔詹 直径、重量：21×18毫米 出处：杨豪《广东英德、连阳南齐和隋唐古墓的发掘》，图3-4，1号 备注：破损，单穿孔 墓葬：英德，约499年 王属：卑路斯 发行时间：第三统治时期（约474~484年） 造币标识：无法辨识 造币地点：- 直径、重量：22×12毫米 出处：杨豪《广东英德、连阳南齐和隋唐古墓的发掘》，图3-4，3号 备注：破损，单穿孔 另一批银币发现于英德以北大约50公里的曲江南华寺的3号墓，墓中有9枚被剪切成四分之一圆的卑路斯德拉克马（drachms）[10]，也是第二和第三统治阶段的造币（QJ 1-9）。没有证据表明这些银币曾被穿孔。 墓葬：曲江3号墓，年代不明 王属：卑路斯 发行时间：第二统治时期（约459~474年） 造币标识：AY 造币地点：伊朗胡齐斯坦省伊兰-赫瓦拉-沙普尔 直径、重量：15×13毫米 出处：杨少祥《广东曲江南华寺古墓发掘简报》，图8，6b号，图版1-2，1b 墓葬：曲江3号墓，年代不明 王属：卑路斯 发行时间：第二统治时期（约459~474年） 造币标识：无法辨识 造币地点：- 直径、重量：17×17毫米 出处：杨少祥《广东曲江南华寺古墓发掘简报》，图8，3号，图版1-2，3号 墓葬：曲江3号墓，年代不明 王属：卑路斯 发行时间：第二统治时期（约459~474年） 造币标识：无法辨识 造币地点：- 直径、重量：19×14毫米 出处：杨少祥《广东曲江南华寺古墓发掘简报》，图8，4号，图版1-2，2号 墓葬：曲江3号墓，年代不明 王属：卑路斯 发行时间：第二统治时期（约459~474年） 造币标识：无法辨识 造币地点：- 直径、重量：16×12毫米 出处：杨少祥《广东曲江南华寺古墓发掘简报》，图8，5号，图版1-2，7号；R. Göbl,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der iranischen Hunnen in Baktrien und Indien, 4 vol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67, no. 84, cf. Type 283c, nos.1, 6, 10, 11 备注：加盖戳记 墓葬：曲江3号墓，年代不明 王属：卑路斯 发行时间：第三统治时期（约474~484年） 造币标识：ART 造币地点：伊朗法尔斯省阿尔达希尔赫瓦拉（Ardashir Khvarrah） 直径、重量：16×14毫米 出处：杨少祥《广东曲江南华寺古墓发掘简报》，图8，1号，图版1-2，5号 墓葬：曲江3号墓，年代不明 王属：卑路斯 发行时间：第三统治时期（约474~484年） 造币标识：DA 造币地点：伊朗法尔斯省达拉布基尔德（Darabgird） 直径、重量：21×16毫米 出处：杨少祥《广东曲江南华寺古墓发掘简报》，图8，6a号，图版1-2，1a号 墓葬：曲江3号墓，年代不明 王属：卑路斯 发行时间：第三统治时期（约474~484年） 造币标识：- 造币地点：- 直径、重量：18×13毫米 出处：杨少祥《广东曲江南华寺古墓发掘简报》，图8，2号，图版1-2，6号 墓葬：曲江3号墓，年代不明 王属：卑路斯 发行时间：第三统治时期（约474~484年） 造币标识：- 造币地点：- 直径、重量：16×11毫米 出处：杨少祥《广东曲江南华寺古墓发掘简报》，图版1-2，8号 墓葬：曲江3号墓，年代不明 王属：无法辨识 发行时间：- 造币标识：- 造币地点：- 直径、重量：18×13毫米 出处：杨少祥《广东曲江南华寺古墓发掘简报》，图版1-2，4号 尽管三处发现的银币处理方法各不相同，或为单孔，或为双孔或者被切成四分之一圆，但这些银币的年代范围非常相近。遂溪窖藏的银币抵达的时间似乎稍晚一些，但年代较晚的银币比卑路斯银币更稀有，因此，规模较小的一组银币可能年代相近，只是缺少更稀有的银币。窖藏银币的造币地点表明，它们大多来自伊朗西部的造币厂，这显然表明它们是通过波斯湾出口的。 不过，卑路斯的东部造币厂所造银币非常稀少[11]，因此不能把它们的缺失作为判断这些银币出口地点的指示标志。在中国北方发现的卑路斯银币和有中亚（阿富汗北部和乌兹别克斯坦）戳记的银币的造币地点在分布上相似（见表A）。因此，广东发现的卑路斯银币的造币信息，以及伊朗和中亚地区的，都反映了卑路斯时期德拉克马的流通的常态。中国北方的发现可能是通过中亚而来的，只有在中国南部发现的才会涉及到通过从波斯湾出发的海上路线到达中国的这一问题。 曲江发现的一枚银币上似乎有大夏文（Bactrian script）的中亚造币戳记，表明它早前曾在阿富汗北部或乌兹别克斯坦流通过。在大英博物馆、艾米塔什博物馆（The Hermitage Museum）和目前在牛津的阿什莫林博物馆（The Ashmolean Museum）的一个私人收藏中，有四枚卑路斯银币带有这种戳记[12]。戈布尔（R. Göbl）列出了25枚带有中亚戳记的卑路斯银币，其显示出的造币地点范围与广东出土的相似（见表A）。 表A. 广东出土物与中国北方类似发现[13]及有中亚造币戳记的卑路斯银币的比较
图1 广东发现的发行萨珊银币的造币地点分布图 （斜体标注的造币地点在遂溪藏品中未见出现） Ray拉伊；Ctesiphon泰西封；Nivahand纳哈万徳； Gunde Shapur贡德沙普尔； Eran Khvarrah Shapur伊兰-赫瓦拉-沙普尔；Istakhr伊斯塔克尔； Shirajan 锡尔詹；Ardashir Khvarrah阿尔达希尔赫瓦拉； Darabgird达拉布基尔德；Karsi 卡尔齐；Siraf尸罗夫 伊朗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些带有中亚造币戳记的卑路斯银币[14]，表明在中亚流通的银币能够重新回到伊朗，因此这些带有造币戳记的银币不能作为确凿证据说明曲江银币是由陆路经中亚进入中国的。由海路输入的遂溪窖藏银币中最有利证据就是藏品中最晚的银币，即在伊朗西南部法尔斯省的卡尔齐所造瓦拉什和卡瓦德一世银币。卡尔齐是距离尸罗夫港（Siraf）最近的造币厂[15]，而尸罗夫港是萨珊波斯王朝在波斯湾最主要的港口。因此，这些银币表明了遂溪窖藏的银币是瓦拉什和卡瓦德一世银币造出后不久在那一区域附近被集在一起的，它们最有可能是从伊朗经海路输出到中国的。 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在6世纪中叶到7世纪末的中古早期，新疆有萨珊银制德拉克马货币[16]，但广东省的发现与此并不相符。它们都是在萨珊银币在新疆被作为货币使用前传入的，并且功能已经改变为各种形式的装饰品。它们也经常是在墓葬中被发现或是与珍贵物品一起贮藏，这同样表明它们是用作私人饰品，而不是通货。中国北方发现的卑路斯银币显示了与之相似的非货币功能。因此，遂溪窖藏的银币很可能是作为贸易商品而非交易媒介进口的，是作为异国装饰品而非通货进口的。它们作为装饰品的功能使得我们很难去估算其被窖藏的年代。唯一可以表明它们可能是在传入此地不久后被存放起来的证据来自英德，其中发现的银币是随葬于一个大约499年的墓中。 非常感谢辛维廉和毕波引起了我对这批藏品的注意，并为我提供了遂溪窖藏银币的照片。同样感谢遂溪博物馆允许我在此使用这些银币的照片。我也要感谢我的前同事Vesta Curtis给出的关于造币厂归属的建议。我还要感谢Nicholas Schindel对五世纪萨珊银币的研究，正是他的学识使本文的研究成为可能。 *本文最初发表信息为：Joe Cribb, “Fifth Century Sasanian Coins Found in Guangdong Province, Southern China”, Journal of the Oriental Numismatic Society 236, 2019, pp. 5-10；本文经作者授权根据作者提供的修订版翻译而成。 [1] 陈学爱《广东遂溪县发现南朝窖藏金银器》，《考古》1986年第3期，第243~246页。 [2] 如林业强（Lam, P. Y-K.）编《广东出土晋至唐文物》，广东省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5年；丁新豹编《南海海上交通贸易二千年》，广州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香港市政局，1996年，第72页；Li, Kin Sum Sammy（李建深）, “Cultural interactions through ancient South China”, in Ho, C.W-C., Mak R.K-S. and Tam, Y-H (eds.), Voyages, Migration, and the Maritime World: on China's Global Historical Role, Berlin, 2018, pp. 91-120。 [3] 根据这一时期萨珊银币的最新研究，即N. Schindel, Sylloge Nummorum Sasanidarum Paris – Berlin – Wien, Band III/1–2, Shapur II – Kawad I/2 Regierung, Wien: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04，确定了银币SX1-20的属性。 [4] 丁新豹编《南海海上交通贸易二千年》，第72页；Watt. J. C.Y. (ed.), China—Dawn of the Golden Age, 200-750 AD,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4, pp. 20-22. [5] F. Thierry, “Sur les monnaies sassanides trouvées en Chine”, in Gyselen, R. (dir.), Circulation des monnaies, des marchandises et des biens, (Res Orientales V), Bures-sur-Yvette, 1993, p.93. [6] 丁新豹编《南海海上交通贸易二千年》，第72页，图2.27a-b。 [7] V.S. Curtis, M.E. Askari, and E.J. Pendleton, Sasanian Coins – A Sylloge of the Sasanian Coins in the National Museum of Iran (Muzeh Melli Iran), Tehran, London: Royal Numismatic Society in assoc. with the British Institute of Persian Studies, 2010, Vol.1, nos. 258, 271, 276, 299, 300. [8] 杨豪《广东英德、连阳南齐和隋唐古墓的发掘》，《考古》1961年第3期，第139~141页；丁新豹编《南海海上交通贸易二千年》; Li, Kin Sum Sammy, “Cultural interactions through ancient South China”. [9] F. Thierry, “Sur les monnaies sassanides trouvées en Chine”, p.93. [10] 杨少祥《广东曲江南华寺古墓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7期，第601~608页。蒂埃里没有认出这些银币，并把它们错误地描述为切成两半，而不是四分之一，见F. Thierry, “Sur les monnaies sassanides trouvées en Chine”, p.95；丁新豹编《南海海上交通贸易二千年》，图2.27 c-d和Li, Kin Sum Sammy, “Cultural interactions through ancient South China”, fig. 27 c-d展示了曲江的8枚切成四分之一的银币，但照片不清楚。 [11] N. Schindel, Sylloge Nummorum Sasanidarum Paris – Berlin – Wien, Band III/1–2, Shapur II – Kawad I/2 Regierung, Vol. 1, pp. 188-189. [12] R. Göbl,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der iranischen Hunnen in Baktrien und Indien, 4 vols., Vol. 1, pp. 194-195，戳记84。 [13] T = F. Thierry, “Sur les monnaies sassanides trouvées en Chine”, pp. 89-96。中国发现的萨珊银币目录。蒂埃里的发现中也有卑路斯银币，是来自中国北部和新疆的第15、16、28、48、49、51、53、57和59号银币，但是原始的出版物缺乏足够的数据来进行比较。 [14] V.S. Curtis, M.E. Askari, and E.J. Pendleton, Sasanian Coins – A Sylloge of the Sasanian Coins in the National Museum of Iran (Muzeh Melli Iran), Tehran, Vol. 1, nos. 227, 238, 278. [15] N. Schindel, Sylloge Nummorum Sasanidarum Paris – Berlin – Wien, Band III/1–2, Shapur II – Kawad I/2 Regierung, Vol. 1, p. 177. [16] Helen Wang, Money on the Silk Road – The Evidence from Eastern Central Asia to c. AD 800,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4, pp. 34-36; F. Thierry, “Sur les monnaies sassanides trouvées en Chine”, pp. 96-99. ▲ （上下滑动可查看全部） 编者按：本文系印前编辑稿，引用请据原文。克力勃（Joe Cribb） 撰：《中国南方广东发现的五世纪萨珊银币*》，《丝绸之路考古》第五辑，科学出版社，2022年1月，页127-144。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