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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战剑如虹 审核：欧阳晓光 他是从胡宗南核心部门积极主动自觉要求走上革命道路的。他与熊向晖同期成为延安情报的重要来源，是战斗在敌营屡建奇功，受到中共中央发电嘉奖的红色特工。他是深陷国民党牢狱，在黎明前奇迹般生还的人…… 戴中溶这个名字对国人来说是鲜为人知的，甚至有些陌生，但却是值得我们纪念和缅怀的！正值国庆73周年和喜迎党的二十大之际，谨以此文致敬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无名英雄、无声功勋！ ——题记 戴中溶（1909～2007）  上海交大高材生被选入胡宗南部队 1909年，戴中溶出生在上海嘉定的一个戴姓大家族。历史上，嘉定文风经久不衰，明清时期，嘉定就出了 3 个状元， 134 个进士，979 名举人。到了近现代，嘉定更是人才辈出，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吴学谦、钱其琛以及著名的爱国实业家胡厥文、吴蕴初都诞生在这里。 祖父是晚清秀才，设私塾授徒是他主要的职业，也在县里管地亩税的册子。父亲是独生子，深得祖父母的宠爱，他好学敏求，思想十分开放，常阅读梁启超的《饮水室文集》、陈独秀早期编的《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接受孙中山的革命思想，还创办了“清镜女校”，亲自教体操、唱歌等新课程。 可惜的是他得肺痨病卧床四年，不到35岁就去世了。祖父因丧子之痛，于同年去世。祖父、父亲去世后，一家九口人的生活重担压在母亲身上，好在几个姐姐也能分担一些家务和照顾弟弟妹妹。母亲历尽艰辛勤劳持家，不仅一家人衣食无忧，还尽力创造条件让儿女们有受教育的机会。 大姐、二姐进了不要学、宿、膳费的师范学校，毕业后教书，以微薄的薪水培养两个弟弟戴中溶、戴中孚上了上海交通大学，妹妹戴中扆上了清华大学物理系，与后来的科学家钱三强、何泽慧、王大珩等成为同班同学。 戴中溶上的上海交通大学是一所著名的百年名校，于各个历史时期涌现出来的杰出校友灿若星河，在多个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就有黄炎培、李叔同、邹韬奋、陆定一、汪道涵、钱学森、陈敏章等等。 戴中溶上海交大毕业照  1934年，戴中溶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了，经学校推荐，被分配到在甘肃天水的胡宗南部队第一师工作。当时，胡宗南是蒋介石最亲信的黄埔军校一期学生，是他学生中第一个当师长的。胡宗南号称“西北王”，他兵力充足，一个旅就相当于人家一个师。 戴中溶后来才知道，自己之所以被分配到胡宗南部队，是与一个叫魏大名的人有关系。魏大名曾在国外深造无线电技术，回国后被物色到军统，四处推广无线电通讯技术。胡宗南对此很感兴趣，认为这一技术在地广人稀的大西北很有实际意义。魏大名后来奉胡宗南的指示，专门赴上海交大物色人才，看中了戴中溶。初出茅庐的戴中溶就这样到了胡宗南部队。 胡宗南为什么要交大人，他的师部在甘肃天水，最初部队之间通讯用骑兵连，师、团相距几十里、几百里，那么大的地域，联系很不方便。戴中溶去之前他的部队也有无线电台，一点点，是交大学兄陈一伯帮助搞的。但此时陈已经离开部队了。所以，胡宗南直接点名要交大人。 选拔一个特殊人才到部队核心，胡宗南不可能不对戴中溶仔细调查，不过那时戴中溶才刚从大学毕业，履历干净得像一张白纸，胡宗南了解到戴中溶本人的思想、经历、背景等都很单纯，为人正直讲话直率，很少与他人交往，更不喜欢谈论政治性的问题。 戴中溶向胡宗南提了三个要求：“一不加入国民党；二可以不参加'总理纪念周’；三平时可以不穿军装。”戴中溶所提的三个要求，充分反映了他不愿参与政治，只愿搞技术的性格特点。胡宗南听了他的话，认为戴中溶可以信任使用，戴中溶也得以放手开展工作。 戴中溶在胡宗南部队的任务是为其培训无线电报务员和建立无线电通信网。他为胡宗南部队建立的无线电通信网，甚至可以到达团、营级别单位。这对胡宗南控制部队，提供了极大帮助，胡宗南很开心。 器材都是在上海的福开森大厦买的。离交大不远的福开森大厦下面有一个三极电力公司，那是交大的老师张廷金开办的，是我们国内早期生产无线电收发报机的三家公司之一。戴中溶常到那里买器材，还曾专门去香港买过。 1934年7月，电机工程系毕业生合影，第二排右三为戴中溶  在军队里，人们对通讯这新鲜东西感到很奇怪，这也不用到前线，一呼叫情报就传过来了。戴中溶作为懂技术的人，很受尊重，为了能留住这样的人才，胡宗南也从不吝惜血本，名义上委任上校，特支少将薪金，每月给戴中溶开130元，要知道这笔钱在当时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作为一个有志青年，戴中溶虽然言语不多，但是内心却很渴望能够为国家出一份力，特别是随着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寇不仅占领了东北，还将触角伸向了华北。可在胡宗南部，戴中溶没有看到他们积极抗日，反而将矛头对准了中国共产党人，这让他在思想上本能的产生了厌恶。 另外，他在译电室也能看到以前不知道的或不详细的国民党黑暗内幕和走私、赌博、嫖妓等腐败丑闻，这在他思想上产生了压力，更增加了对国民党的厌恶。在译电室同时也能看到共产党和红军的动态，共产党坚决抗日的主张，令他十分敬佩。而蒋胡自己不抗日，却在红军长征中不断地剿共行为让他很痛恨。最终他的良心承受不了，趁着“双十二”事变后胡宗南去南京之时，他也离开胡部回了上海。 1937年春，上海交大又推荐戴中溶到庐山海会寺特训班教书。特训班是国民党军统特务的最高训练基地，蒋介石每年必到庐山召开全军军师以上干部会议。这在戴中溶看来，他离开了一个陷阱，却又误入另一个陷阱。 在特训班，他们是“礼聘”的专业教官，军统特务表面上对他们的行动很放松，可以自由出入营门。其实是一举一动随时有人监视，偶尔到户外散步，也有人盯梢。来往信件都经过不露痕迹的检查，稍有“不妥”的言辞就被没收了。 1937年淞沪抗战期间，胡宗南部队开到上海与日军作战，仓促上阵，两度参战，两度失利，损失很大。武汉失守前，蒋介石为了保存嫡系部队的实力，把吃了日本人败仗的胡宗南调到西北。 回西北后，胡宗南开始整顿部队。这期间，他痛感部队通讯系统不灵，亟须加强。1938年春夏之交，戴中溶因是第一师时期的老人，技术精湛，人缘好，是难得的人才，被已扩充为34集团军、统治地盘不断扩大的胡宗南重新召回，并委以长官司令部机要室副主任兼电讯科科长的重任。  向往延安自觉要求走上革命道路 这要从戴中溶的妹妹戴中扆说起。戴中扆在清华大学期间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表现突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学生中从事党的工作。北平沦陷后，她到武汉参加了长江局举办的党员秘密训练班，根据组织要求改名黄葳。 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和考验后，黄葳被党组织派往延安工作，在途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组织上将她留在了西安。在那里，她见到了陕西省委领导人欧阳钦，并成为陕西省委机关刊物《西北》的工作人员。 戴中扆〈黄葳）清华大学毕业照  黄葳觉得这位省委领导、长征过来的老红军才华横溢，学识渊博，却一点架子没有，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就把她二哥戴中溶的事以及他的经历和思想情况，还有家庭情况等，都一股脑的讲了。 戴中溶重回胡宗南的部队后，并没有如他之前所想的那样，重返抗日前线。戴中溶很快就了解到蒋介石调胡宗南的部队到陕西，是为了包围陕甘宁边区，伺机进犯。戴中溶不愿意成为内战帮凶，在悔恨之余，萌生了前往延安，投身抗日的念头。 就在戴中溶被胡宗南重新拉到自己身边的1938年年底，黄葳到达陕西，曾到胡宗南部队看望哥哥。戴中溶一见妹妹就说：“我在这里算是看透了，这军队不是抗日救国，而是反对共产党的。”他心中苦闷，急于把积压已久的愤懑像妹妹倾诉，他知道妹妹在清华上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便直言道：“我想改名黄甦，去延安投奔真正的抗日队伍！” 黄葳答应哥哥向上级反映，他想我与哥哥是一起长大的亲兄妹，属于没门路的高校毕业生，都是由学校或教授介绍工作。哥哥被介绍到胡宗南部队，并非是个人意志决定的。我了解他的本性，我要使他有机会参加革命队伍，所以她非常期盼省委领导能给予一个说法。 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欧阳钦  欧阳钦经过周密考虑，认为戴中溶的经历虽然复杂，尚不失为一个有志的、正直的、要求上进的青年。其家庭还有弟弟和妹妹两个中共党员。如果能将戴中溶发展成为情报关系，利用他在胡宗南部队中的特殊地位和有利工作条件，对于隐蔽斗争将十分有利。 欧阳钦随即转告了中共西安情报机构领导人吴德峰。吴德峰也认为戴中溶在胡部的特殊地位和有利的工作条件，可以为革命做出较大的贡献。于是吴德峰报告上级相关部门，并建议让戴中溶继续留在胡宗南处发挥作用，得到了中央的同意。 “打进去，拉出来”是隐蔽战线的一贯打法。龙潭后三杰中的熊向晖就是受周恩来亲自派遣“打”入到胡宗南的营垒中去的，而申健与陈忠经则是从胡宗南的营垒中“拉”出来的，戴中溶也是这样。他们本已在胡宗南手下任职，“拉”出来的过程并非是被动的，而是自觉自愿、积极主动出来革命的。 黄葳直接到驻扎在西安小雁塔的胡宗南总部和戴中溶见面，告诉他组织上的决定，要他留在胡宗南处工作。黄葳说，因为胡宗南部队围困延安地区，胡的一举一动对延安的影响甚大，中共地下党组织想在胡宗南处，特别是机要室打进一个人很困难，几乎不可能。你已经在胡宗南的机要部门和最有利的工作岗位上，决不能轻易放弃。“明白，从外面就算打进来，也没有我这样好的条件。” 黄葳又对哥哥说：“再有入党问题，上级认为你做情报工作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暂时放一放为好。因为入了党，思想上、情绪上必有变化，再在敌人心脏里战斗而不露一点声色，太难，太难！”戴中溶的答复是，真的很想去延安想入党，但一切服从组织安排！  作为中央社会部的干部，罗青长被派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他的公开身份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的机要秘书，暗中则在西安地下情报系统从事情报搜集、整理和传递工作，负责联络我党在西安的有关情报关系，为关键时刻我党掌握胡宗南部队动向，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黄葳设法安排二十出头的小张（罗青长）与戴中溶见面。那是在一个公园里，装作游园偶遇朋友，让双方接上了关系。从1939年到1941年一直是罗青长代表党组织与戴中溶联系。 罗青长还把延安派来的王金平介绍给戴中溶，名义上说是流浪到西安的戴中溶老乡，实际上是戴中溶和罗青长的中间联络员。为了工作便利，戴中溶把王金平拉进胡宗南的机要处，当上自己的副官。平时，王金平为他们联络，转达情报与指示。 1941年，罗青长结束了在西安的潜伏，回到离别三年的延安，进入社会部的核心部门。他先是担任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的秘书，随后进入了社会部一室工作。1946年，国共内战硝烟再起，中央社会部的工作也更加艰巨，情报工作更是成为重中之重。 罗青长博闻强记、勤于思考，还是有名的活档案，每天向毛泽东、周恩来提供国民党部队的调动情报，对国民党师以上军官了如指掌，对我党各情报系统和主要情报关系如数家珍。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罗青长随行负责情报保障。毛泽东对我党的情报工作甚是赞许，说，“我们每天都有能用的情报”,“以后要发勋章首先应该发给他们。”  卧底敌营成为红色特工无名英雄 戴宗溶是机要处副主任，机要处下设三个室，译电、机要文书和无线电，他管无线电，不直接接触电报。译电室是军机重地，规定只有胡宗南和参谋长可以进，但他是例外，经常可以进到译电室去。他与译电室的人很熟，经常看他们打输赢很大的牌。他就住在译电室隔壁，与胡宗南、参谋长等人同住在这个院落里。 因此，他能看到刚译出尚未送给胡宗南的来电和未译发的去电，如蒋介石发给胡宗南的电令和胡宗南给蒋介石的胡部作战计划、兵力部署、部队调动等来去电文，都是在胡宗南未看到之前戴中溶即已读过了。 从1938年到1947年10月初，戴中溶始终没有离开过胡宗南的身边。平时，他不穿军装，不行军礼，一副名士派头，胡宗南却欣赏他的派头。胡宗南知道戴中溶不问政治，所以也愿意与他聊天。他与胡宗南朝夕相处多年，取得了胡的高度信任。他正是靠着这种信任，掌管通信工作。 从1939年起，戴中溶曾多次帮助延安购买国民党严格控制的电讯器材，提供胡宗南部队电讯联络及战斗序列等机密情况，将胡部作战计划、兵力部署、部队调动等来去电文秘密传递到延安中共党组织手里；同时他将电台密码告知与他接头的中共情报工作者，这样延安那边能够通过频率号段及时收听到胡宗南部电台发射的消息。 随着谍战剧的爆火，中共隐蔽战线的斗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是追求刺激吸引眼球，还是尊重历史呈现真相，对于影视制作者来说，确实是一道需要权衡的难题。不过，真实的历史总有一些角度，比杜撰的故事更加耀眼动人。 大多谍战电影、电视剧的情节都很惊悚，或在风高月黑夜潜入机要室弄出情报，或利用风月场所搞到保险箱钥匙，等等。戴中溶不以为然，认为那是影视剧情的需要在做戏。他搞情报，不用这些惊险功夫，想要的东西就在他面前，非常方便。 他传递情报的方式也很多，不用偷偷摸摸的，甚至有时还在大白天同联络人员在大街上交谈。不明就里的人，也只会认为他们是东拉西扯的闲聊，实际上在不知不觉间，情报已然悄无声息的传递出去，几乎不留痕迹。 他的主要任务是核对或收集重大的情报，大多数的时候，组织上也不会要他提供具体的情报，一些其他线搜集到的情报无法辨别真伪，到他这儿核实确定一下。更为关键的是，出于绝对安全考虑，组织上也不要求他写任何东西，不得不写的必须烧掉。关键是听指示，不能妄动。 与谍影重重、云谲波诡、跌宕起伏、危机四伏的谍战不同，戴中溶在波澜不惊中成为无声的功勋，正如他晚年所说：“没有多少险象环生的精彩故事，否则也不会等到1947年我才被捕，也不能在胡宗南那里待那么多年。惊险动作多了，还不早暴露了，胡宗南也不会保我了。”  比起同样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龙潭后三杰”熊向晖、陈忠经、申健三人，戴中溶的知名度要小很多，但他做出的贡献却一点也不小。戴中溶无疑是比熊向晖他们潜伏更深的卧底，在党的命运处于危机的关键时刻，发挥了与熊向晖同样的作用，甚至更直接更关键。 王石坚也曾经几次让熊向晖寻机偷出胡宗南的密码，都被熊向晖拒绝，熊向晖的理由是这样太过于冒险，一旦暴露就会前功尽弃。胡宗南非常注意保密，他所接收的机密电报，“由机要室主任送过来，但电报信封两头封口，都有用机器打的镂空的保密条，别人不能拆看”。 因此，有许多机密电报熊向晖是看不到的。而戴中溶却凭借自己机要室副主任的身份，能轻而易举的接触到这些机密电报。后来，在胡宗南进攻延安前夕，熊向晖因要随同其指挥部前进，向王石坚表示无法继续提供详细情报，王石坚说，“主要的战略情况已搞清，细节会由别人查”。这个别人就指的是戴中溶。 王石坚到达西安的时候，正是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共的情报调查工作全面展开之时。而事实证明，王石坚的地下情报工作是卓有成效的，甚至可以说功勋卓著。从1941年到1947年他第二次被捕为止，六年间，为延安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各类情报。 当然，也不能说当时中共的西安情报都是得益于王石坚情报系统，其他情报组织同样也做出了很多贡献，但就深入敌人内部的程度和获得的情报层次来看，还是以王石坚系统为最突出。正是因为这些情报人员的努力，周恩来才会说：“我们在西北战场上每天都有能用的东西。”  1941年夏天，王石坚被延安中央社会部派到西安从事情报工作，具体说就是与熊向晖、申健、陈忠经等地下情报人员取得联系并领导他们。这三个人都称得上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抗战爆发前，他们分别就读于清华大学中文系、北平师范大学经济系、北京大学经济系，是那个时代真正的“天之骄子”，陈忠经还是名噪一时的学生运动领袖。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熊向晖是周恩来派去龙潭虎穴的，周恩来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希望他能谨慎行事。熊向晖谨记在心，自此，他便隐藏身份潜伏在胡宗南身边。但他这枚棋子可一点也不“闲冷”，反而两次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直接改变了共产党的命运。周恩来是这样评价的：在共产党的情报工作中，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是前三杰，熊向晖、陈忠经、申健便是后三杰。 罗青长返回延安前夕，把戴中溶的组织关系交给王石坚。每隔两三个月，戴中溶便与王石坚在澡堂、饭店等地方，开个单间，要个雅座，秘密地碰头。他们从不约固定的见面时间，每次接头也都是由王石坚谈论自己掌握的敌情，由戴中溶加以证实或补充，从来不写任何文字的东西。 王石坚在西安的情报工作是紧紧围绕胡宗南展开的。他由陈忠经掩护在西安扎下根来，不仅打入胡宗南部队，还在西安西大街繁华处开办了“研究书店”做联络点。通过从熊向晖和戴中溶两处得来的情报，王石坚便完全掌握了胡宗南的核心机密，为延安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各类情报。加之由其他渠道获得的情报，使得在延安的党中央对西安的情况了如指掌。胡宗南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如此器重的熊向晖、戴中溶等人，竟然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 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前，戴中溶刚好调到新成立的交通处工作。临战前，他将胡宗南部作战计划、部队调动、武器弹药、车辆辎重等军事机密准确无误地传送到延安，中共中央为此发电给予嘉奖。正是因为胡宗南的器重和信任，戴中溶跟随胡宗南占领延安后，仍留在前线负责与西安、南京的无线电通讯。 中共中央转战陕北，虽然险象环生，但是最终化险为夷。在兵力对比这么悬殊的情况下，为什么成功了呢？一个是因为陕北的特殊地形，共产党也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另一个就是情报工作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提前得知了情报，所以党中央先行撤离了延安，胡宗南占领了一座空城。而后，西北野战军与胡宗南遭遇，我军三战三胜，沉重打击了蒋介石和胡宗南的嚣张气焰。这件事后，毛泽东大赞熊向晖是“一个人顶好几个师”，给予了他十分高度的评价。  经组织批准，已担任陕西省委书记的欧阳钦，与黄葳于1939年7月1日结婚。当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陕西省委决定把已经暴露的党员干部分批调回边区，以保存力量。当时黄葳临盆在即，走不了偏远崎岖的山路，只能留在西安生孩子，可她被特务盯上了。 妹妹问哥哥怎么办好，戴中溶叫她赶快住院，并特地穿上国民党军官服经常去看她，特务才没有动手。这是个教会医院，妹妹生完孩子告诉他，听护士说外面有人要抓她，幸好女洋院长不同意在医院抓人才没被捕。 妹妹让他赶紧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兄妹情深，戴中溶已顾不上自己的生死了，直接跑到八路军办事处，让同志们去救她。当天晚上地下党的同志带来“八办”林老的汽车，趁着夜色救走了黄葳和孩子。正巧朱德要回延安，母子俩随车同行。 欧阳钦在女人生孩子这种最需要丈夫在身边的时刻不能陪伴，妻子一个人扛过来了。革命利益高于一切，他见到黄葳时说：“我真担心你们母子落入敌手，会牵连到戴中溶。”这一举动，自然瞒不过特务，也瞒不过胡宗南，结果，胡宗南得知此事儿后，并未生气，因为他知道，戴中溶不问政治，只重亲情。 深陷国民党牢狱又奇迹般生还 这些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把“尖刀”，他们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而且情报工作者是最需要信仰的一份工作，永远不能以真实面目示人，如果没有坚定的信仰，遇到艰难险阻时是冲不过去的。 1947年9月，国民党保密局（原军统）特务破获了我党在北平京兆东胡同潜伏的地下电台。台长李政宣、报务员孟良玉被捕后，经不住严刑拷打很快叛变，在供出了北平、西安潜伏的另外几个中共地下小组后，还牵出了该情报系统的总负责人王石坚。 在北平电台案中，叛徒对组织造成的伤害远远大过敌人。王石坚没能经得起考验，被捕后也叛变了，更是直接导致他所建立的一个以西安为中心，连接北平、保定、沈阳、兰州的，庞大的、高层次的情报网相继被敌人破坏，大量潜伏到国民党中心包括身居国民党军政要职的地下党员被捕，高达百数十人。可以说是中共情报史上遭受最大挫折的一次劫难。 红色特工从来不缺硬骨头，被捕的十一战区长官部军法处少将副处长丁行、作战处少将处长谢士炎，还有赵良璋、朱建国、孔繁蕤等，任凭敌人严刑拷打，始终没有背叛组织。谢士炎还留下遗诗：“人生自古谁无死，况复男儿失意时。多少头颅多少血，续成民主自由诗。”“生死一线咫尺外，青春原是血染红。” 蒋介石极为惊恐，恼羞成怒，亲自下达了“处决令”。1948年10月，他们在南京雨花台被敌人杀害壮烈捐躯，史称“北平五烈士”。他们牺牲时，最大的40岁，最小的才27岁。这一批因北平电台案在各地被捕的百余人，基本上能够证实的，都被拉出去公开枪杀了。 戴中溶后来才知道，这次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损失，是因为北平地下电台工作人员违犯地下工作纪律导致的，这真是血的教训！北平的五位同志亲笔写的情报电稿就是因为电台被破获时还未销毁，落在敌人的手里，才未经审判就被执行了枪决。 案发时，好在王石坚系统的熊向晖、申健、陈忠经三人均不在国内，算是逃过了一劫。而仍在胡宗南身边潜伏的地下工作者，可就没有他们三人的好运气了。1947年10月，王金平、戴中溶先后被捕。戴中溶的暴露是他人生的至暗时刻，对我党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王石坚在西安监狱时和戴中溶关在一起，到南京后就分开了。戴中溶感觉他没有直接把自己供出去，因为判决时审方提戴中溶与共产党有交往，仅仅是指他有个妹妹在延安的事，没有其他事实。至于为什么王石坚有所保留，在戴中溶心中始终是个谜。 这位王石坚被捕后，究竟是真叛变还是假叛变，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在他“叛变”后，确实有很多同志被捕，但奇怪的是，同样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陈忠经、申健等人，却没有暴露身份，事情发生后，胡宗南还依旧给在美国留学的他们汇钱。王石坚叛变后随国民党特务机关逃到了台湾，并在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局“匪情研究所”任少将副所长，后病死，结束了他谜一样的人生。 实际上，那时南京方面早就搜查过戴中溶的住所，但是他没留下任何痕迹，什么都查不出来，只是延安的妹妹来过。胡宗南之所以不相信他有问题，也是认为戴中溶这人不问政治，正常与延安的妹妹来往正说明这一点。南京方面查问此事，戴中溶只承认与妹妹有交往，并且两次去过八路军办事处。 在戴中溶被捕之初，胡宗南一度是半信半疑，甚至于保密局来要人时，胡宗南凭借身份地位，一度拖着不办。后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将戴中溶交给了保密局。胡宗南总是不相信这事，不想南京方面把事搞大，要不然戴中溶被判死刑也是可能的。戴宗溶被解到南京后，胡宗南也不敢多管了。据说，他因此被蒋介石大骂了一顿。 南京方面拿不出他通共的证据，也找不到任何实质性的罪状，但也不放人。戴中溶被关押在南京羊皮巷监狱，有军人身份的关在这里，没军人身份的关在老虎桥。因为他是少将军衔，胡宗南又是知情人，入狱后没受过刑。 戴中溶在狱中表现很好，深得难友们的好评。“我承认有个妹妹在延安，想知道我妹妹的情况，因而与共产党有来往！”1947年年底，在国民党水西门陆军的军事法庭上，面对三位高高在上的审判官，戴中溶沉着冷静地说。最后，审判官只能以他的妹妹在延安，给他定了个 “通匪”罪，判了十年刑。 淮海战役后，解放军兵临南京城下，戴中溶等同案难友又被迁移到杭州。那些日子，杭州也吃紧了，如在南京监狱一样，每天早晨都要枪杀一批犯人，也不论你是否判的死刑。很多同志到了夜里都正襟危坐，等待死亡的到来。 监狱里就剩十个人了。戴中溶心知自己的十年徒刑也是装样子的，早已做好从容赴死的牺牲准备。到渡江战役后，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还没来得及处理他们，杭州就解放了。地下党的同志来了，解放军来了，就驻扎在他们所在的监狱，所有被关押的政治犯绝处逢生！ 1947年夏，戴中溶被捕前全家合影 后 记 此篇创作时，感觉自己走进了时光深处，来到了戴中溶们战斗过的无声厮杀的战场。那里活跃着革命者的青春和激情，那里有在枪口和刀刃上起舞、在黑暗中行走的身影。一步一步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你会强烈感应他们忠诚神圣的信仰理想，深刻感悟他们无名英雄的精神品格。 长期奋战在隐蔽战线的地下工作者们，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为了不暴露身份，或许究其一生都在沉默，就连牺牲也是静悄悄的。他们从事着高难高危的职业，往往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面对重重考验，为了党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直到用热血映红黎明前的天空，用大爱与信仰铸就不灭的灵魂。 就是这些可敬可爱的先辈们，义无反顾的从事着“隐秘而伟大”的情报事业。按说，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他们的功绩与世长存，应该对他们的英雄事迹大加褒扬，但由于他们所从事的情报工作具有高度的保密性，在部分解密或全部解密前，他们的贡献和不为人知的故事，往往与这段历史一起，被淹没在尘封的档案里。随着岁月长河的不断冲洗和这些无名英雄的陆续离世，他们的传奇和壮举会变得越来越模糊，其中生动鲜活的细节，也就永远的消失了。 戴中溶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十几年的时光在人的一生中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而对于戴中溶来说，就是“怀揣着光明，面向着黑暗”，忠心耿耿全神贯注地为党做一件事情。还由于他长期潜伏在敌营而铸就的“特种性格”，沉稳低调不事张扬淡泊名利，没有留下更多更细的史料，又不能像文学和影视作品那样进行虚构推理艺术加工，所以戴中溶的故事和功绩，也只能写到这个程度了。但愿此文能得到读者朋友们的认真欣赏真心喜爱，或许会减轻我的一些遗憾。 参考书目：《思源·激流》《回忆欧阳钦》《黄葳画传》 图片提供：戴宗溶子女 欧阳晓光（部分来自网络，感谢原作者） 附录 永远的怀念与传承 戴中溶简历：1909年出生于上海嘉定。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同年进入甘肃天水胡宗南部队，创建无线电通信网，后任长官部机要室副主任，兼任电讯科科长、无线电训练班副主任。1939年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从事隐蔽战线工作，1947年因地下组织遭破坏被捕，1949年出狱。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军队通讯部门和科技战线工作，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军委三局电信总局第一电机修配厂副厂长，通讯部器材处副处长、处长。1955年9月被授予中校军衔。1958年起先后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新技术室副主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一局、三局处长，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顾问，中国电子学会理事会理事。曾荣获中科院科技进步特等奖和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1982年12月离休，2007年逝世，享年98岁。 开国大典前夕，戴中溶在解放军通讯部门完成了电控升旗装置的研制任务，确保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按动红色电钮，国旗自动升降，速度与国歌演奏时间一致，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就这样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建国七十周年献礼大片《我和我的祖国》中第一个故事《前夜》，讲述的就是这段历史。 2019年建国70周年之际，在北京旅游的本文作者，应中学同学、欧阳钦和黄葳的女儿、戴中溶的亲外甥女欧阳晓光之邀，一同观看电影 1975年，三位至亲加老战友在颐和园参加国庆游园会。左：戴中溶，中：黄葳，右：欧阳钦 关于戴中溶情报工作的价值，胡宗南占领延安时任命的延安市长陈绥民在逃台后，曾在《中外杂志》1984年8月号上发表文章《延安的克复与失落》，文中提到，“……我军后来之节节失利，主要在收复延安之后之全军攻略均为国防部共谍刘斐与一战区长官部机要室副主任戴仲容(即戴中溶)二人将我军情况全部泄露，致我军功亏一篑，且有后来瓦子街一役，我九十军尽入共军口袋战术中而全军覆灭之惨痛教训。” 又言：“……同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复为共谍戴仲容等所渗透，以及西安电讯局科长方某亦为共谍，致使后方军政措施与兵员调动，均为共方所洞悉……” 《思源·激流》一书于2019年出版，为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研究口述系列的第四辑，共收录27位在交大求学并从事革命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校友的口述回忆，展现了他们赤胆报国、忠于人民的爱国情怀，坚守信仰、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轩昂磊落、勇于担当的人格风范。 戴中溶因入读交大时间最早，其口述收入全书第一篇 退休后致力于红色文化传承的老共产党员、老文字工作者战剑如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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