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海霞｜新疆经济史研究的新拓展——《新疆农牧业历史研究》评介

恶猪王520 2022-10-02 发布于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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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海霞

内容提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疆经济史研究成为新疆史研究的热点之一。《新疆农牧业历史研究》一书在把握学术前沿基础上，分阶段对史前至民国时期新疆地区农牧业进行深入探讨。该书具有视野开阔、方法科学、资料翔实、创新突出等显著特点，对推进新疆经济史及中国边疆史研究的深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新疆农牧业史不仅是新疆地方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且是中国边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疆农牧业历史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成就斐然，尤其在屯垦史、经济开发史、农业开发史方面的成果更是灿若繁星。但相对缺乏从整体上系统考察新疆农牧业历史发展的成果。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农牧业的建设是其发展的基础产业。如何实现新疆农牧业的跨越式发展，不仅需要有现代技术的支持，亦需汲取历史的经验。在此学术背景下，西北大学陈跃副教授在多年研究积累基础上，撰写完成《新疆农牧业历史研究》书稿，并作为西北大学史学丛刊之一，由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正式出版。

全书32万余字，除绪论外共有六章。第一至第六章，作者从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研究视角，在时代演进基础上，通过抓住不同时期新疆农牧业发展的特点，将新疆农牧业发展历史分为史前农牧业萌发、汉晋南北朝时期初步发展、隋唐时期蓬勃发展、五代宋元明曲折发展、清代飞跃发展、民国时期的近代化转型等阶段，系统考察了古代新疆农牧业经济的起源、发展、波动、衰落和再繁荣的演变历程，进而分析了农作物主要种类和家畜在空间上的区域分布差异与演变，以及农牧业与自然灾害的关系。结语部分，探寻了该区农牧业分布的地域特点，总结出新疆绿洲和草原农牧业生产的规律，从而勾勒出数千年来新疆农牧业动态发展的历史画卷。本书钩沉探赜，结构严谨，条理清晰，内容丰富。通览全书，笔者认为该书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特点一，以历史长时段研究视角探求新疆地区农牧业历史发展的“古今之变”。20世纪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罗代尔曾提出“历史时段理论”，认为长时段历史构成历史的深层结构，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根本作用。只有借助长时段的观点，研究长时段的历史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历史的总体。[2]这要求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将研究对象置于较长的历史时期深入分析，用整体和发展的眼光去研究。以往新疆经济史研究，多聚焦于两汉、隋唐、清朝三个时期中央王朝在新疆的开发和建设成就，而对魏晋南北朝、西辽、元朝、明朝、民国等时期的新疆农牧业发展研究则相对薄弱，鲜见从长时段、整体贯通上考察新疆农牧业的历史发展与变迁的研究成果。而该书作者显然注意到这些情况，他在综合传世文献和众多考古资料，吸纳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以历史长时段研究的视角，从整体上对从原始社会到1949年的新疆农牧业历史发展演变进行贯通式研究。不仅探究了不同时期新疆农牧业生产的发展状况和特点，而且分析历史上中央王朝与新疆地方政权对新疆农牧业发展的贡献，农牧业技术进步、人口数量变化与区域生态环境的关系等。可以说，该书最为突出的特色就是打通了各时段的界限，将新疆农牧业发展置于几千年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贯通式研究，通过对古代新疆农牧业经济的起源、发展、波动、衰落和再繁荣演变历程的系统梳理，使读者对自新石器时代至近代新疆的农牧业发展与地域分布有了完整清晰的印象。这在解决新疆经济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时，有利于综合把握整个新疆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而达到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科学地剖析新疆农牧业历史发展与变迁之目的。

特点二，从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及实地考察三重证据法研究，资料使用全面，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立论新颖，结论可信。对于一本经济史著作而言，史料的充实与否直接决定着著述的质量。新疆历史文献浩如烟海，复杂多样。既有我国的官方文献档案、地方史志及个人著述，也有许多外国官方报告及个人游记。尤其是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历史上生活在这里的许多民族在不同时期创造了各不相同的民族文字，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献资料。这些史料中有关新疆农牧业史的文字记载极为分散，且涉及面广。要将散落在各种文献史籍、考古报告中的相关内容进行勾稽、爬梳、整理绝非易事，而要从这些零散的史料中勾勒出数千年来新疆农牧业历史全貌则更是艰难。但是，作者勇于突破，在继承我国著名学者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治史传统基础上，不仅对历史典籍、档案、方志、游记等中有关新疆农牧业状况的史料进行系统爬梳和整理，同时还充分利用考古出土资料，包括农具、农作物籽粒和家畜骨骼、农田和渠道遗迹等各项考古遗存，以及吐鲁番出土文书、楼兰尼雅出土的佉卢文、简牍、吐蕃文书、回鹘文书和悬泉汉简、岩画等资料，将其有机结合。此外作者亦结合实际考察资料，对历史时期新疆农业和畜牧业的分布、各时期农牧业发展状况进行微观深入研究，力图客观真实地反映新疆农牧业历史原貌，再现从古至今新疆农牧业发展的历史轨迹。正是因为有大量资料的运用，该书研究显得比较扎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不同时期新疆农牧业发展的面貌。同时，作者在引用各种文献史料时，并不是简单的引用，而是将不同出处记述同一事件的几种材料进行对比分析，最后去粗取精，加以论证。如在论述隋唐时期疏勒土著农业时，作者对《通典》《太平寰宇记》等史料中记载“疏勒种植甘蔗”提出质疑。通过对比其他史料，作者认为隋唐时期的疏勒不是种植甘蔗，而是种植麻，“蔗”可能是“麻”字之误。

特点三，对一些学术界几成定论的问题,进行新的研究与评价。该书在学术观点上不囿成说，在将所掌握文献史料与最新考古资料相结合基础上，进行深入、细致的考证分析，顺理成章地推导出结论或提出看法，故多有令人信服的新的识见与研判，对深化我国农牧业历史地理研究大有裨益。一是对水稻在新疆最早种植的时间有新认识。学术界以往认为水稻在新疆种植的时间可以上溯到汉代。作者运用历史地理学、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对翔实、可靠的史料和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加以剖析和辨正，认为“汉代塔里木盆地绿洲诸国还没有水稻种植，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塔里木盆地始见水稻种植的记载，稻的种植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农业的一大进步”。二是对棉花在西域种植的时间，棉花传入新疆的路径等问题的再认识。学术界关于棉花在新疆的种植时间和传入路径一般认为是魏晋南北朝从印度传到中亚，然后再传到西域的。对此观点作者提出质疑。作者通过对文献和新疆孔雀河下游尉犁县营盘古墓群的出土文物进行考证分析，进而推断该墓地出土的棉籽应属于魏晋的可能性更大。作者的这一研究结论将棉花在新疆种植的时间范围进一步缩小。同时，考虑到沿天山南麓的绿洲到孔雀河畔的营盘，再向东到楼兰古城，正是当时东西交通的主干线，认为棉花应该是从非洲到西亚，再传至中亚、西域。可以说，作者与时俱进，通过将最新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相结合，反复考证魏晋时期新疆农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丰富了新疆经济史的研究内容。

特点四，该著还使用了大量的图表。据笔者统计，全书共有图表18幅，内容涉及魏晋墓主人生活图、于阗贡马图、清代不同时期兵屯、回屯、旗屯的水利分布、人数、耕作地亩、各地牲畜品种、牲畜数量等。通过大量图表的运用，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有机结合，使研究更加精确化。

此外，作者十分注重农牧史研究在当前新疆经济建设中的指导作用。书中结论部分，作者总结出历史时期新疆农牧业发展的十个特点。其中指出“新疆农业生产的地域布局，在历史时期也有盈缩变化，农业生产的重点常有变化”、“农牧业的不合理开发和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新疆生态环境的恶化”、“社会稳定是新疆农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技术进步是新疆农牧业发展的关键”、“新疆农牧业生产的历史发展与繁荣，是新疆境内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历史的结果”等，这对于当前发展新疆农牧业经济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当然，百密一疏，该书在具体的探究上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关于近代新疆农牧史研究的部分较为薄弱。可能是受资料的限制，作者将更多的笔墨放在古代新疆农牧业历史研究上，关于近代新疆农牧业发展状况，尤其是民国时期的新疆农牧业历史等问题，虽有涉及但探讨不够深入，尚有进一步推进的必要。第二，多语种文献挖掘仍有待深入。如清代新疆农牧业发展一章所引史料多为官方汉文史料，对清代有关新疆满文档案、清代新疆察合台文献等史料中有关农牧业内容挖掘不够；民国时期新疆农牧业近代化转型一章更多是运用张大军的《新疆风暴七十年》，对民国时期的档案文献把握不够全面。第三，在对清代新疆屯垦研究中，作者将商屯纳入民屯一类作简单提及，未对清代这一独特的屯田形式进行专门论述。在历代西域的屯田中，仅清朝存在商屯这一屯田形式，且发展有一定的规模。商屯不仅促进了当地农业经济的恢复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同时对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抵御沙俄对我国西北边疆的侵略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因此，在论述清代屯垦中自然也应占有一定的比例，这不得不说是本书的一个遗憾，期望作者在日后研究中能进一步完善、充实。

总之，瑕不掩瑜。《新疆农牧业历史研究》一书坚持用科学的方法、宽广的历史视野，通过纵观俯察，系统梳理新疆农牧业历史，总结其特点、历史经验，必将嘉惠学林，推进新疆经济史及至中国西北边疆史研究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