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史研究综述

元史学界对蒙元史研究状况经常开展定期、不定期的研究回顾和思考。2018年度，学术界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国内蒙元史研究情况也进行了总结梳理，有刘晓《改革开放40年来的元史研究》（《社会科学文摘》第11期）、马晓林《2017—2018年元史研究评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5期）等文章可资参考和借鉴。本文分为学术著作和专题论文来进行介绍。

一   学术著作

（一）专著

魏曙光《域外文献与蒙古史研究》（科学出版社，2018年）以《史集》《世界征服者史》《马可波罗行纪》等域外文献为主要研究材料，结合汉文文献，注重运用中外文献进行互证互补和审音勘同之法，进一步探讨了域外文献与蒙古史、元史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基于波斯语史料讨论蒙元前期历史，有诸多新见解。

马晓林《马可·波罗与元代中国：文本与礼俗》（中西书局，2018年）引介欧洲抄本文献学最新成果，利用《马可·波罗行纪》的各种抄本来研究元朝礼俗、宗教等问题。本书较多运用文本比勘的方法，重点利用新出碑刻史料，全书分“导论篇”“研究篇”“评介篇”和“译文篇”。

杨讷《丘处机“一言止杀”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是杨讷先生早年所撰写有关丘处机“一言止杀”论文的合集，包括《丘处机“一言止杀”再辨伪》、《早期全真教与方技的关系及其他》和《丘处机“一言止杀”三辨伪》3篇。杨讷先生以翔实的文献资料、严谨的逻辑推理，对丘处机“一言止杀”的传说进行了质疑，认为“一言止杀”并非史实，从中更可见早期全真教的传道与后世的误读。

姜海军《元明清北京官方经学的传承、诠释与文化认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对元明清时期北京地区官方的学术传承、思想演进以及北京朝廷所重视的儒学、经学问题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傅申《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上海书画出版社，2018年）对元朝皇室、内府和相关人物所收藏书画的历史进行了勾勒，重点叙述了皇姊大长公主祥哥剌吉、元文宗与奎章阁、宣文阁与端本堂和秘书监等收藏活动。

杨德忠《大元气象：元代皇权意识下的书画活动及其政治意涵》（商务印书馆，2018年）以元代皇室成员参与及委托绘画方面的文献资料作为考察、研究的主要依据，分析了元朝宫廷相关书画活动与皇权意识之间的密切关联，对元代皇权意识下的书画活动进行探析，揭示其中的政治意涵，增进对中国历史上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及相互影响的认识。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元代刘黑马家族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8年）记述了陕西文物考古部门为配合基本建设，于2009年3月对12座蒙元时期的墓葬进行发掘的过程。根据出土墓志可知，这组墓葬属于蒙元时期汉人世侯刘黑马家族。该墓群规模大、排列有序、形制基本完整、出土物数量多，反映了蒙元时期关中墓葬的区域特征，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蒙元世相：陕西出土蒙元陶俑集成》（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将六十余年来的考古出土精品加以甄选，将最具代表性的198件（143组）陶俑分五大类别，呈现高清图片和考古线图以及详细出土信息和墓葬统计表，对于元代历史与艺术都有参考价值。

琉球大学池田荣史《长眠海底的蒙古袭来：水中考古学的挑战》（吉川弘文馆，2018年）收录了丰富的照片、线绘图，详细介绍了近年鹰岛海底遗迹的地形学、水下考古学调查方法与过程以及鹰岛一号、二号沉船的考古研究收获，为元日战争史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李俊义、李彦朴编著《草原金枝：元朝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研究（上、下册）》（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分上、下两册，上册主要收录文字考述，包括大长公主祥哥剌吉的家世及其生平系年、儒释道医情缘、书画收藏及交游考，并配有善本书影、金石篆印以及碑碣原照、拓本、摹本等插图。下册主要收录与女主人公一生行迹紧密相关的彩图资料，涵盖人物半身画像、出猎图等。

文师华《金元诗学理论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年）从诗学材料入手，对金元两代各家各派诗论作了归纳与阐释，梳理出金元诗学理论发展脉络。

王媛《元人总集叙录》（天津古籍出版社，2018年）以编者生年为序，以叙录的形式系统梳理和考述现存元代五十多部总集的作者生平、内容思想、版本流传、卷帙分合、文字异同等问题。

美国学者田浩、苏费翔《文化权力与政治文化：宋金元时期〈中庸〉与道统问题》（肖永明译，中华书局，2018年）旨在以一种更具联系性与整体性视角，通过研究宋金元时期南北方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中庸》与道统观念的演变与发展，考察11—13世纪及以后的文化权力（cultural authority）与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之间的复杂关系。

马晓林《2017—2018年元史研究评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5期）介绍美国学者安·布罗德布里奇的著作《女性与蒙古帝国的形成》（Anne F. Broadbridge，Wome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ngol Empir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本书作者虽不通汉语，其著作主要侧重的是大蒙古国前四汗时期和伊利汗国，充分展示出波斯语、阿拉伯语史料在这一领域的可行性，中国学者的长处是利用丰富的汉文史料研究元朝女性。从不同语言史料中构建的历史场景实际上有一定差异，未来很有必要将东西方学术融会贯通。

马晓林《2017—2018年元史研究评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5期）介绍王锦萍的著作《1200—1600年华北社会新秩序的形成》( Jinping Wang，In the Wake of the Mongols: The Making of a New Social Order in North China，1200－1600，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8)。该书从科举、宗教、家族、水利等方面深入探究华北地方社会的变动与延续。朝代更替过程中家族如何延续，是学者最关注的问题，这需要以资料相对丰富的家族作为典型案例。

马晓林《2017—2018年元史研究评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5期）介绍日本学者宫纪子的著作《蒙古时代的“知”的东西》（《モンゴル时代の“知”の东西》，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8年）。本书分为上、下册，上册关注的主要是汉文史料，下册关注的是非汉文史料，同时发掘多语言文献、美术品、出土文物等新资料，史料范围广，考证细。此外还有，英国学者兰天德出版了波斯语史料《蒙古消息》的英文译注（George Lane，The Mongols in Iran: Qutb Al-Din Shirazi's Akhbar-i-Moghulan，Routledge，2018）。

山本达郎[日]著，毕世鸿译《安南史研究：元明两朝的安南征略》（商务印书馆，2018年）是日本学者山本达郎有关元明时期的安南历史著作。第一编介绍了元世祖忽必烈经营南海的整体情况，指明其对陈朝政策乃是以占城为据点支配南海整体大战略中的一环，进而阐明了元朝与陈朝的外交以及1284—1285年及1287—1288年元朝出兵的详细经过。第二编是明代时期的安南征伐。

（二）论文集与纪念文集

余蔚、平田茂树、温海清主编《十至十三世纪东亚史的新可能性——首届中日青年学者辽宋西夏金元史研讨会论文集》（中西书局，2018年）由18篇论文组成。作者分别是来自中、日两国的青年学者，论文的研究范畴涵盖了社会、经济、政治、人物、军事、地理等各方面，是对十至十三世纪即宋辽西夏金元这段时期的东亚史研究所作的有意义的探索和尝试。其中，与元代历史相关的论文主要有：周云逸《从<证类本草>到<本草纲目>——10至13世纪中国本草学的特点及影响》、小林隆道《显隐相交——宋末元初的陵阳牟氏与<玄妙观重修三门记>》、马晓林《金元汪古马氏的景教因素新探——显灵故事与人名还原》、于磊《从“王公祠堂碑”来看王积翁使日问题》、饭山知保《<西隐文稿>所见元明交替与北人官僚》、温海清《元代江南三行省“万户路”问题析考——江南镇戍制度的另一个侧面》等。

天津博物馆编著《宋辽金元玉器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8年）。本文集收录“宋辽金元玉器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22篇，涉及宋辽金元时期出土玉器、传世玉器、相关文献史料研究、与同时期金银器比较研究、区域之间宋辽金元玉文化的传播、交流以及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分析、解读宋辽金元玉器等多方面内容，与元代玉器有关的论文有《对首都博物馆馆藏三件宋、金、元玉器的科学研究》《元代出土玉器研究》《山西宋元时期存世玉器简析》《湖南出土的宋元玉佩饰研究》等。

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史上的族群及国家认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是姚大力先生个人论文集，收入此书的文章共分为四组。第一组七篇，泛论中国历史上的族群认同、国家认同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二组的五篇主要聚焦于如何认识历史上的各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积极贡献，第三组由五篇构成，以蒙古帝国、元朝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为讨论主题。第四组的四篇论文，分别考察族群认同在回族、满族形成和鲜卑拓跋部早期历史的书写之中的作用问题。

（三）学术集刊

刘迎胜主编《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三十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主要收录有：汪前进《<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的绘制与李朝太宗登基和迁都事件》、熊燕军《邓光荐史学著述杂考》、洪丽珠《危机即转机：金蒙之际华北新家族史的建构》、于洁《元代崂山道士刘志坚交游考》、郑鹏《元代地方监察机关司法监督职能考论》、朱春悦《陈祜和他所面临的元初时代变革》、蔡晶晶《元代阿速卫庐州路投下考》、周永杰《元代亦集乃城的商业——基于出土文书、文物的考察》、韩清友《元朝路总管府推官初探》、丁书云《陈祜和他所面临的元初时代变革元代岭南任官考略》、叶少飞《朱舜水安南抗礼略论》、乌罕奇《泰亦赤兀惕祖先传说的文献学研究——以<元秘史>、<元史>、<史集>为中心》、陈广恩《和刻本<事林广记>札记二则》、魏曙光《“四根栋梁”与“圆中心”的比喻——读<史集·成吉思汗纪>札记》、希琳·巴扬尼[伊朗]撰，闫敏佳译，王一丹审校《蒙古时代以前的伊朗女性》、于磊《日本学界元代江南社会史研究述评》等论文。

姚大力、刘迎胜先生主编《清华元史（第四辑）》（商务印书馆，2018年）是继《中国学术》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的又一份学术出版物。本刊虽以“元史”命名，但它发表的论文、评论等内容均不局限于蒙元史的范围，而力图覆盖中国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以及边疆史地的各领域，本辑收录文章有：《陈桱〈通鉴续编〉引文与早期蒙古史料系谱》《伊利汗国成立前后伊朗与汉地关系史新考——记1258—1265年间的三次遣使事件》《谶谣中所见之“达达”、“回回”和“汉儿”——〈元典章〉“乱言平民作歹”条解读》《安南陈朝王族名号新探——以〈陈秀嵈神道碑〉为中心》《元代买地券校录及类型学的初步研究》《蒙古扎鲁特部起源考》《南京博物院藏满汉合璧御赐和硕智亲王、继福晋金册译》《钱大昕〈元史氏族表〉卷一〈蒙古〉史源详考》《清至民国间伊犁的基督教及其对满洲旗人社会的渐浸》《若干早期内亚名号考证》等。

（四）文献整理与研究

陈高华点校《辽金元宫词》（北京出版社，2018年）是元代柯九思分别从两种书、七部诗文集中收录，整理，包含十位作者。该书记述了辽、金、元帝王及宫眷的生活，描写了宫廷、苑囿的景色，涉及到近日北京的许多名胜古迹，具有鲜明的北京地方特色，对三朝的政治、历史和风俗也有这生动的记述。本书是元大都城市史、宫阙制度的重要史料。

熊梦祥著、李之勤校释《<析津志·天下站名>校释》（三秦出版社，2018年）。《析津志·天下站名》是我国古代有关交通文献中的珍品，记录了我国古代社会后期以今北京市为中心的交通网络的形成与分布状况，对于研究我国古代交通史和邮驿制度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李之勤先生是长期从事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学者，用30年之功整理校释《析津志·天下站名》，原文只有1万余字，整理后的成稿近50万字，交通古籍整理力作。

田同旭校注《郝经集校勘笺注》（三晋出版社，2018年）以道光本为底本，与正德本、四库本、乾隆本等互为参校，同时参阅《永乐大典》《元诗选》《御定历代赋汇》《山西通志》等所收郝经诗文。刘大彬 [元]编撰，江永年 [明]增补，王岗 点校《茅山志》（中华书局，2018年）是研究中国道教史的珍贵文献。本书以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玉晨观刊《茅山志》为底本，除标点工作外，亦广泛参校其他版本《茅山志》。隋树森主编《全元散曲（全三册）》（中华书局，2018年）收录元代213位散曲作家的小令3853首，大体以作家年代先后为序，作家后撰有小传，并在散曲后注明文献来源，本次出版据1964年初版修订。

（五）科普著作

魏泽福（Jack Weatherford）是蒙古史学家，撰写多部蒙古历史著作畅销书。黄中宪 译《征服者与众神：成吉思汗如何为蒙古帝国开创盛世》（原作名：Genghis Khan and the Quest for God: How the World's Greatest Conqueror Gave Us Religious Freedom）（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本书作者魏泽福（Jack Weatherford）是魏泽福最新一部有关成吉思汗历史的著作，重点有成吉思汗的征服战争、宗教信仰自由等事迹。约翰·曼著，姚建根 译《成吉思汗与今日中国之形成》（The Mongol Empire：The Conquests of Genghis Khan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重庆出版社，2018年）是作者在研究、思考中国政区地理版图的多元性、民族心理文化的整体性与蒙元历史的紧密联系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研究文献和实地考察而写成，揭示了成吉思汗和他创立的蒙元帝国对今日中国之形成的巨大影响。李湖光系中国古代战争史的写作者，其著《铁骑战北国：蒙金战争全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从纯军事的角度，客观、生动地讲述和刻画了1211年至1234年波澜壮阔的蒙古攻灭金朝战争的全过程。

二  学术论文

（一）政治

关于蒙元史研究的理论思考和研究方法的探讨，主要有沈卫荣《蒙元史研究与蒙元历史叙事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年第3期）认为，近年来与对“新清史”的热烈讨论相应，一种在全球史观影响下形成的新的蒙元历史叙事也引起人们关注。这种蒙元历史叙事把蒙古对世界的征服看成是近代世界新秩序之建立的开始，将蒙元王朝的历史从传统的中国古代王朝不断变换更迭这一历史框架中挪移出来，把它看成是一个跨越欧亚、连接东西方世界的大帝国。蒙元帝国的崛起彻底改变了东西方世界的原有格局，它为世界史创造了一个“蒙古时代”。认为中国的蒙元史学者也不能只研究蒙元王朝的历史而不关注蒙元历史叙事的建构，因为历史研究的目的不仅要揭露历史真实，而且还要诠释历史意义。

早期蒙古历史中囿于史料和记载讹误较多的局限，至今仍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本年度继续讨论的问题有：唐均《“札兀惕·忽里”的契丹文还原》（《语言学研究》2018年第二十三辑）认为，蒙古大汗成吉思汗铁木真早年受封于金国的名分“札兀惕·忽里”真正内涵是“汉儿统领”。

狩猎原本是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族所从事的一项基本游牧生产方式的内容之一，但在蒙古族建立政权，入主中原之后，作为生产生活方式的狩猎行为逐渐形成了一种制度被沿袭下来。王福革《元代狩猎制研究》（《湖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对元代的狩猎体制进行了系统论述。李治安《元朝诸帝“飞放”围猎与昔宝赤、贵赤新论》（《历史研究》2018年第6期）认为，忽必烈建立元朝后，诸帝沿袭蒙古前四汗旧俗，在大都郊外柳林春猎“飞放”，在上都附近的东、西凉亭及三不剌川秋狝。两都附近的春猎秋狝，是元统治者恪守蒙古旧俗和接受汉文化多寡的“寒暑表”。

马晓林《元代蒙古人的祭天仪式》（《民族研究》2018年第3期）认为，元代蒙古传统的祭天仪式分为主格黎、洒马湩两种。元代将各宗教的祈福仪式、郊祀都视为祭天仪式，一些蒙古人参与并影响了郊祀，元代蒙古人的各种祭天仪式体现出多元文化交融的特点。

谢辉《元儒保八生平与著述新考》（《版本目录学研究》2018年第9辑）揭示出武宗朝尚书右丞康里人保八的易学修养。班布日《元朝君臣关系“主奴化”再辨析》（《内蒙古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认为，蒙古旧制中的君臣关系是一种贵族式的契约关系，而并非依附性的主奴关系。陈新元《脱虎脱丞相史事探微——兼论元武宗朝尚书省之用人》（《文史》2018年第3期）认为，脱虎脱是元武宗朝“至大新政”中的核心人物，对其事迹多有勾稽。

有关元代礼仪制度方面的研究，王福革、张万成《元代朝贺礼研究》（《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认为，元代朝贺礼继承了蒙古族忽里勒台习俗，中经窝阔台“始创朝仪”，后经忽必烈“斟酌损益”、始定朝仪，形成了有元一代“蒙汉杂糅”的礼制。

元代中央的政治制度向来是研究难点。屈文军《元代翰林机构的成立——兼论元初中枢体制的变迁》（《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1期）认为，元代翰林机构包括翰林国史院和从中分立出来的蒙古翰林院，是忽必烈对前四汗时期负责文翰事务的必阇赤体系一步步变革的结果。姜学科《元代翰林国史院制度渊源考》（《中国石油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讨论了元代翰林国史院制度渊源。元代的政治程序运作等问题，庄怀芹《元代圣旨开读和传输——以<秀才免差发>为中心的考察》（《秘书》2018年第1期）以文件《秀才免差发》为支撑点分析元代的制度建设、区域规划、机构配置、邮驿系统以及开读的任务时限、礼制规则等。

两都巡幸制度是元代在中原立国以后长期实行的制度，既与发达的交通驿站有关，又与元代统治者的治理国家和执行方式有关，长期为学界所关注。如，朱翠翠《元代纳钵若干问题新论》（《青海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有关俸禄制度的研究，主要有张国旺、杜立晖《国图藏<魏书>纸背文书所见元代县级官员俸额考论》（《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理财问题始终是元朝很重要的政治问题，相关研究有姜源《赛典赤·赡思丁与阿合马理财方法之对比研究》（《回族研究》第3期）。与理财有关的政治人物有桑哥，李红阳《元代桑哥的历史形象探析——基于<元史>和<汉藏史集>相关记载的比较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元代的西藏问题，主要有黄博《宣文辅治：元朝统一西藏前后阿里地区的政教关系研究》（《藏学学刊》第十八辑）、丁一《转译中的五台山：一个出现于蒙元时期的汉藏并存之地(英文)》（《藏学学刊》第十八辑）、王慧婷《元朝中央政府治理西藏方略浅析》（《新西部》2018年第18期）等文章。

元朝有贡象制度，忽必烈非常喜爱象舆，有关这个方面的研究有武晓丽《元朝“象舆”与“贡象”述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2018年第十一辑）认为，“象舆”在元朝一直作为巡幸两都的车舆形式，以此来彰显元代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大象主要来源于南方诸国的供奉，但是随着诸国国力的衰微，入贡大象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少。

有关俸禄制度的研究，主要有于月《元代俸禄制度新考》（《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4期）探讨了元代俸禄体系与散官品阶之间的相似性及其原因，认为官员的职事官品级与其所在机构品级是影响俸禄分等的两大因素，元代在职位分等体系下追求效率的激励机制成为元代俸禄精细化的内在动力。

法律史是元代政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领域，对元代司法研究的综述性文章，有郑鹏《20世纪以来元代司法研究回顾与展望》（《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6期）、曹奕阳《<元典章>法律词语辨释三则》（《华中学术》2018年第4期）等。杨军、李东升《元明时期国家政权对贵州民族地区的法律治理》（《学术论坛》2018年第1期）以“国家法”、“习惯法”作为基本研究框架论述了元明时期国家政权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律治理总体特征。郑鹏《文本、话语与现实——元代江南“好讼”考论》（《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1期）对江南“好讼”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郑鹏《“轻罪过”与“重罪过”：元代的诉讼分类与司法秩序》（《江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认为，元代刑名与婚田钱债等诉讼有着明显区别，但二者并不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更多是统一在公权裁决下的轻重、大小之别，即所谓的“轻罪过”与“重罪过”。

元代地方行政区划研究，朱江琳《元代“领县属州”初探》（《史学集刊》2018年第1期）对存在于元、明以及清前期的地方政区“属州”进行了研究，研究了元代路或散府下辖领县属州的沿革过程、时空变迁、领属情况及设置利弊等问题。金齿是元朝在西南边疆的重要管辖区域，丁存金《元代金齿地区政区设置考论》（《保山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对元代金齿政区设置沿革进行了梳理。漠南地区的行政建置与历史地理问题向来是元史领域的难点，本年度有关于全宁路的研究，姚情情、李俊义《元代全宁路圣旨碑考释》（《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对《赤峰县志略》所载元代全宁路圣旨碑文（残）进行了考订，这块碑是研究元代全宁路历史的第一手资料，本文结合相关史料对残碑文字进行了解读。漠北地区对于元朝来说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和战略价值，彭瑞轩、费驰《元代岭北行省官员选任及漠北地区治理》（《内蒙古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认为元朝对岭北行省官员选任十分重视，形成了一定的原则，即选拔具有一定能力的蒙古人或色目人贵族来担任行省官员，同时又尽量避免同一家族成员同时或相继出任岭北行省。宁波《金元兴替之际益都李氏“山东行省”建置考》（《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八辑）一文通过对李璮“山东行省”建置的考察，以期理清北方汉人世侯益都李氏在山东半岛的割据统治及其与蒙廷之间的正常臣属关系，深化我们对于益都李氏在金元兴替之际山东地域社会和区域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认识。杨程斌《延庆元代四海冶路初探》（《北京文博文丛》2018年第1期）对元代四海冶路的行政建置等情况进行了研究。蒙元时期拥有古代社会最为发达的驿站交通系统，连接欧亚大陆，沟通大漠草原和中原汉地，对驿站交通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本年度主要有乌云高娃《全球史视野下的元明清“译”与“驿”》（《全球史评论》2018年第十五辑）对元明清时期的“译”与“驿”这两个不同系统的产物进行了研究论述，对二者在古代的外交、文化交流、商贸活动中的作用作了研究。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的选官制度，元代时期这一制度陷入了低潮。有关科举制度的研究，许多学者多有涉及。本年度有薛瑞兆《元代石刻中的金代登科信息》（《内江师范学院》2018年第1期）通过五篇元人关于金代登科题名石刻的整理，初步探索了解决金代科举研究中资料严重匮乏问题的途径。李兵《元代科举与程朱理学关系探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认为，元朝停开科举制度以后，士子通过读书应试博取科举功名入仕的通道被彻底阻断，士子们读书、研究的功利目的因此减少，这为元朝科举以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作为考试标准奠定了学术基础。同时，士子们学习儒学、程朱理学的热情显著下降，导致读书人的数量明显减少。周春健《元代科考程式“兼用古注疏”考论》（《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认为，元仁宗皇庆年间恢复科举，规定《四书》依据朱子之《四书章句集注》，《诗》《书》《易》三经“兼用古注疏”，《礼记》“用古注疏”，这一规定有其特殊的学术渊源及学术缘由，与唐、宋、明、清皆有不同，其重要意义在于，“兼用古注疏”可以使“治经者不敢妄牵己意而必有据依”，“使治经者必守家法，以求至当之归”，这个规定一定程度上表明程朱理学的地位在元代尚不及明清那样稳固，也因此保证了元代学术“犹有研究古义之功”的宝贵品格。张祝平、丁娜《元代分股解经的时代特点——元代科举<诗经>试卷破题冒子的研究》（《诗经研究丛刊》2018年第2期）通过元代科举《诗经》试卷破题冒子的研究，来分析元代分股解经的时代特点。

政治思想与文化方面的成果，有宋建晓《元代的选贤任能思想探析》（《华侨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以大量的史实为依据，从选贤任能的渠道、考察、使用、监督等几个环节对元代在选贤任能方面的思想进行了梳理，并阐述这些思想对于推进新时期干部队伍和人才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洪丽珠《义随世变——元人的“胜国”运用》（《文史》2018年第2期）论证以“胜国”代称前朝是从元代开端，“胜国”之用在元代经历了意义上的微妙变化。王水涣《元朝前中期族群政治与南北儒士道统争议析论》（《西北民族论丛》2018年第十七辑）认为，元朝前中期政治中来自不同民族和文化习俗背景的官僚群体，因为经历了“北宋-南宋-元朝”和“北宋-金朝-元朝”两条不同的历史路线，南北儒士在文化道统传承追认方面存在明显分歧。关于传国玉玺是人们非常关注且感兴趣的问题，春花《论“元传国玺”流传始末》（《满语研究》2018年第1期）论述了“元传国玉玺”的流传过程。

（二）军事

张晟峰《元代蒙古军兵器杂议》（《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通过研究梳理，将元代蒙古军兵器分为远射武器和近战武器两类。万户府是元代地方统治的基本军事机构，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军事力量。丁书云《元广东地区军事镇戍探析》（《暨南史学》2018年第十五辑）探讨了元代广东地区的万户府军事镇戍问题，并以这些万户府及其镇戍地点为线索，来梳理元代广东道宣慰使司的军事力量。温海清《元代江南三行省“万户路”问题析考——江南镇戍制度的另一个侧面》（《文史》2018年第1期）对元代江南三行省所辖诸路是否普遍置有“万户府”的问题逐一展开考析。

宋蒙战争是元朝统一中国的最后一战，持续了长达半个世纪，关于战争的研究成果很多，本年度重要的有洪学东《“杨大渊刺蒙哥”传闻蠡测》（《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2期）综合考察了杨大渊生平、蒙哥进军情况、《钓鱼城记》载蒙哥中砲风事件，对传闻的过程进行了考辨。乔东山《论元朝攻宋战争中的招降战术——以襄阳之战为例》（《宋史研究论丛》2018年第二十三辑）认为，在宋元襄阳之战中元朝使用了招降战术，元朝成功招降吕文焕，进一步改变了宋元双方力量对比，加快了元朝灭亡南宋的进程。

（二）经济

元朝虽然是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蒙古族统治的大一统王朝，蒙古民族在入主中原以后，也开始重视农业生产，历代皇帝都非常重视农业政策的制定、调整和实施。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有杨德忠《大汗的农事：农桑、耕织图与元代皇帝的角色认同》（《美术研究》2018年第6期）认为，元朝皇帝们积极劝课农桑并且鼓励、嘉赏绘制和大规模刊行各种表现农事的图画作品，是他们在努力谋求政权合法化过程中所采取举措的一部分。

元代的海外贸易非常繁盛，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多，主要有马建春、王霰《元代马八儿——亚丁新航线疏证》（《国家航海》2018年第2期）对元代的部分海外贸易路线进行了考证。随着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学术界兴起关于历代丝绸之路的研究，除了以往传统的陆上绿洲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大一统时代的蒙元时期，海外交通非常发达且很频繁。关于元代丝绸之路的总体研究，主要有刘明罡、李潇《宋元时期“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间的金银流通》（《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顾童《元代市舶则法变迁分析及启示》（《公共经济与政策研究》2018年第2期）、马建春、许琳琳《元代市舶贸易中贝币的流入及于云南地方的通用》（《暨南史学》2018年第十七辑）、倪浓水、程继红《宋元“砂岸海租”制度考论》（《浙江学刊》2018年第1期）等文章。

关于元代海运的问题，本年度有学者对从事海运的官员群体进行了研究，如高腾《元代海运官员群体信仰研究》（《边疆经济与文化》2018年第11期）。陈彩云《民生灾难与族群藩篱：元代漕粮海运及其社会后果的再思考》（《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认为，元朝所建立的漕粮海运体制，选择海路将江南漕粮运往元帝国的大都城，供应军事帝国的财政开支与维持草原内陆的向心力，在中国海洋史上具有重大深远的影响。

海外交通史实的考订，有杨晓春《江苏太仓元代<昆山州重建海宁禅寺碑>所载南海交通史事拾遗》（《南开学刊》2018年第4期）整理了碑文并结合元代海外交通的一般状况及相关传世文献记载并对其进行了考订。陈彩云《元代私盐整治与帝国漕粮海运体制的终结》（《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对元代的食盐专卖制度与东南滨海民众生计存在的矛盾作了论述。张国旺《元代史伯璇盐务思想论析》（《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2018年第八辑）对史伯璇的盐务思想进行了研究，认为两浙盐课收入是元代中央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林宏《元代海运地名“万里长滩”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年第3期）基于《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等中文古地图与元明各种海运文献进行综合分析后，可以对元代海运地名“万里长滩”作出详细考证，对《中国历史地图集》等前人观点进行修正。元代经济管理及其相关问题，本年度主要涉及金玉局是元代重要的官营手工业机构，如侯海洋《元代金玉局及其相关问题考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1期）。

蒙元时期是河患水害严重多发时期，同时由于政治中心在北方，而经济中心在江南，需要大量物资以供应北方，故漕运和海运都非常发达。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本年度主要有李德楠《元代漕运方式选择中的环境与技术影响》（《运河学研究》2018年第二辑）论述了漕运中的环境与技术因素。关于大运河的研究，还有陈喜波《金元时期北运河河道蠡测——基于楼字村落地名的历史地理研究》（《运河学研究》2018年第一辑）、钟行明《元明清大运河管理制度的演进》（《运河学研究》2018年第一辑）等文章。

李美娇、何凡能、杨帆、李士成《元代前期省域耕地面积重建》（《地理学报》2018年第5期）通过对元代(1271-1368年)屯田与屯户、垦田与户口等册载数据及相关史料的梳理与分析，提出了户均屯田数与户均垦田数的转换关系，构建了元代省域耕地面积估算方法，重建了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研究区省域耕地面积。

货币制度是蒙元时期比较有特色的一个经济制度，发行纸币等经济行为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管汉晖、毛捷《本位、战争与通胀：元代纸币的运行机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2期）对元代货币从银本位制度、多省发生战争等问题入手，论述了元代货币的运行机制。

（三）社会

元代社会治理研究，是元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专题，近些年在新的视角和现实借鉴要求下，研究专题的深度和广度均越来越丰富，本年度有舩田善之撰，于磊译《蒙古诸王、道士、地方官员——蒙古时代华北社会的命令文书及其立碑意义探索》（《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2018年第十一辑）通过分析蒙古时代宁海州（今山东省烟台以及威海）的石刻史料主要是《马儿年哈鲁罕大王令旨碑》和《狗儿年宁海王亦思马因令旨碑》，探讨了蒙古诸王、道士、地方官员在地域社会的活动以及他们之间的互相关系。

蒙元时期的区域社会研究，主要有李飞《夷夏之间：宋元明时期的播州社会》（《贵州民族研究》2018年第10期）对宋元明时期的播州在地缘上处于“蛮夷”之地的角色进行了探讨。对于元代亦集乃路的研究，历来成果很多，主要是缘于黑城出土了大量的元代时期的汉文文书，借此才能够开展亦集乃路地区大量的细部研究，本年度有马立群、孔德翊《元代亦集乃路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探析》（《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翁沈君《元代广州路采珠提举司沿革小考——兼对<元史·张珪传>点校献疑一则》（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 编《丝路和弦——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航海历史与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关于江淮地区文化的研究有朱春悦《元代江淮地区多元文化交融探析》（《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8年第9期）。探讨沿海倭寇问题的有马光《开海贸易、自然灾害与气候变迁——元代中国沿海的倭患及其原因新探》（《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元代的江南社会是一个自唐末以来延续几百年稳定发展的区域社会，宋元时期江南地区经济发达，在元代经济中占有重要比重。由于国家管制放松等原因，元代江南地区的围湖垦田以及由此引发的讼争十分普遍，其司法实践则反映出地方权力关系对元代江南司法秩序的深刻影响。本年度研究成果有郑鹏《元代江南地区的司法秩序与地域社会——以湖田争讼案件为中心的考察》（《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元代色目人社会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始终是蒙元史研究中高度关注的一个领域，色目人影响着元朝社会的各个方面。马娟《元代杭州的穆斯林移民》（《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从移民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元代穆斯林移民迁入杭州的历史背景，探讨了元代穆斯林移民的身份变化。张訸《试论元代回回人社会的形成》（《回族研究》2018年第1期）就传统史料与回族家谱相结合进行研究，重点考察唐宋穆斯林形成的蕃坊的重要意义，以及元代回回人社会形成的历史机遇与社会基础，并集中探讨元代回回人社会的特征。邱江宁《浙东文化与元代西域人之华化——以迺贤的创作为讨论中心》（《浙江学刊》2018年第5期）以浙江庆元的葛逻禄氏迺贤作为作为代表讨论了浙东文化。

有关家族社会的研究，西夏为元朝所灭以后大量西夏遗民进入元朝政权当中，或在元朝政府入仕，或在元朝社会中继续发挥作用，对这些西夏遗民的关注和研究，能够有益于认识元代社会的多个层面。本年度关注西夏遗民的成果主要有刘志月《元代西夏遗民理学世家考论——以<师氏先茔碑铭并序>为中心》（《西夏学》2018年2018年第2期）对原籍宁夏府路的元代西夏遗民家族师氏家族的事迹进行了研究。汪古部是蒙元时期非常重要的色目家族，主要研究成果有马晓林《金元汪古马氏家族先祖史的书写与认同》（《文史》2018年第4期）认为，金元时期汪古马氏家族史中对其先祖的书写与改写，反映出其族群文化认同的变迁。罗玮《元代藁城董氏家族封赠考述》（《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2018年第八辑）对藁城董氏家族封赠的有关事宜进行了考述。曹文瀚《试论杨妙真、李璮时期(1231—1262年)的山东》（《宋史研究论丛》2018年第1期）对杨妙真和李璮掌控山东30年的历史进行了分析。尚衍斌、封渊《民族交融与文本书写——以道童事迹及<元史·道童传>为案例》（《民族研究》2018年第3期）发掘元明时期的碑刻和地方志资料，就《元史·道童传》传主道童的出身、族别、宦迹等问题进行考述。谢重光《元代畲族史的几个问题》（《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对元代东南各省畲汉人民的汉化进程进行了研究。邱轶皓《察合台汗国的疆域与边界观念——基于乌马里<公文术语指南>记述的一则考察》（《中古中国研究》第2卷，中西书局，2018年）广泛地利用阿拉伯语、波斯语史料研究伊利汗国与察合台汗国的疆界冲突。

元代人口问题涉及人口迁移、户籍等，本年度有李文辉、任春耀、吕勇兵《浅析金元之际石州人口迁徙的原因、变化及影响》（《吕梁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郑旭东《元代户籍文书系统再检讨——以新发现元湖州路户籍文书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3期）等文章。

元代女性与家庭问题，本年度有王艺洁《元代女性再嫁后的家庭孝道伦常》（《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认为，经由宋代，儒学在家庭伦理中渐次推进，女性再嫁后面临的父母子女关系也被儒士们试图纳入儒家伦理纲常。张国旺《论元代的女童教育与女教书》（《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认为，元代汉人、南人的女童教育差别不大，都是以女红为主的家庭教育，父母和外戚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蔡春娟《元代社学与乡村童蒙教育的开展》（《河北学刊》2018年第4期）认为，社学并非元代首创，监察机构与司农司主要官员在元代社学推广中起了关键作用。元政府于地方社会推行的童蒙教育，不仅促进了元代教育的发展，也促进了理学在基层社会的传播。

元代灾害及其治理，有孙黎明、王植槐《元代民间赈灾初探》（《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对元代社会中多元化、社会化的民间力量赈灾活动进行了探讨。翟禹《元代阴山地区自然灾害考述》（《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对蒙元帝国的重要地区之一阴山地区的各类自然灾害有其特殊性进行了梳理。翟禹《元代灾害史研究述评（一）（二）》（《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8年第7、8期）对元代灾害史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体的梳理和评论。苏力《元代海潮灾害及其社会应对》（《兰州学刊》2018年第2期）对元代潮灾及其应对进行了研究。宋建晓《元代防灾减灾救灾思想探析》（《东南学术》2018年第6期）总结了元代防灾减灾思想。

（四）文化

元代文化的总体面貌梳理和总结，历来是学界关注的重点，本年度有邱江宁、周玉洁《13—14世纪西域人的东迁高潮与元代的文化走向》（《东方丛刊》2018年第2期，总第75辑）认为，大量东来的西域人将携他们自身所拥有的文明与信仰来影响中土世界，而中土的文化需要借助西域人的力量才能通向顶层并产生影响力。对于元代时期南北文化的异同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本年度有姚大力《元人意识中的南部中国文化优势》（《知识分子论丛》2018年第十五辑）论述了蒙元时代元人是如何看待南方文化全面超过北方的形势这个问题的。钟志强、罗海燕《元代的儒学传承与多元一统文坛格局之形成》（《河北学刊》2018年第5期）认为，在元代独特的文化生态环境下，儒学与文学形成了较为密切的关系。陈巴特尔、佟代泉《试论元朝对“一带一路”的历史贡献》（《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认为，在游牧文化基础上成长、发展起来的元朝改变了以往中西方的关系，形成了多元、开放、包容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背景，推动了陆地与海上“丝绸之路”再现生机，生动展示了蒙元时期独特的丝绸之路景象，为我国“一带一路”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举足轻重的历史贡献。

元代士人的研究历来是蒙元史领域关注的重点，尤其是原金统治区的北方汉族士人和由宋入元的江南士人，是最主要的两个大群体。北方文人的研究，主要有任红敏《北方幕府文人与元初北方文坛》（《殷都学刊》2018年第4期）、何长盛、党圣元《郝经的正统文学观及其意义》（《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求芝蓉《<元史>阎复籍贯勘误》（《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2期）、胡传志《元好问“学诗自警”价值发微》（《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等文章。

江南士人的研究，本年度的成果主要有申万里《多元政治文化背景之下的元代江南士人》（《人民论坛》2018年第10期）、顾海亮《元儒熊禾的理学思想——以<勿轩集>为中心》（《朱子学刊》2018年总第三十一辑）、朱冶《朱升事迹编年考证一则——访学黄泽时间考》（《华中国学》2018年第2期）、杨国彭《<山居新语>作者杨瑀生平考述》（《中国边疆民族研究》2018年第十一辑）、毛佳佳《元代理学家吴澄对<道德经>的解读》（《四库学》第四辑）等文章。江南士人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诗僧，他们介于士人文人和僧人之间，是双重身份。王双梅《元代诗僧楚石梵琦的草原之旅及其诗歌创作》（《殷都学刊》2018年第4期）对江浙诗僧楚石释梵琦的草原之旅进行了研究。

非汉族士人群体是元代社会中的一大特色，主要有蒙古、色目等群体，他们充实和丰富了中国古代士人群体文化。本年度相关研究主要成果有张宝玲《元代诗人萨都剌对儒家主流文化的认同与接受》（《名作欣赏》2018年第36期）、杨绍固、白文《元代色目文人与高丽—朝鲜文坛的汉语诗文互动》（《西域研究》2018年第4期）、多洛肯《民汉文化交融中的元代唐兀氏文人群体》（《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张建伟《贯云石交游新考——兼论贯云石与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关系》（《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6期）等文章。

赵文坦《元明时期孔氏北宗复爵南宗授官辨正》（《孔子研究》2018年第5期）认为，南宋金元对峙时期，孔氏宗子分裂为南北二宗。孔元措壬辰北渡，归附蒙古，其金国衍圣公身份自然中止。元军入江南，宋主奉降表，衢州孔洙自然失爵。蒙元时期及明朝初年，曲阜孔氏经历了失爵、复爵,再失爵、再复爵反反复复几个过程。曲阜孔治袭爵，与孔洙无涉。按蒙元体例，不会舍北宗而取南宗。孔思晦袭爵，端赖儒臣与族人孔思友的助力。曲阜衍圣公皆出自“袭封位”，衢州孔洙无后嗣，明孝宗以后衢州孔氏家庙世袭五经博士孔彦绳是孔传之后人，属“中散位”后裔，因而曲阜孔氏袭爵具有正当性。翰林院五经博士是官职而非爵位，孔彦绳授官五经博士，只是主奉衢州孔氏家庙祭祀，而非孔氏南宗复爵。

张博《论蒙元统治者对“象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西部蒙古论坛》2018年第3期）对蒙元统治者对生活在热带的大象的接受作了论述，这体现了蒙元政权兼容并包、开放多元的文化态度。刘俊《元代“华夷之辨”的特质、缘由及影响》（《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4期）认为，“华夷之辨”在元代呈现出三大特质，即南北不同、政冷民热和文化为据。乌云高娃《元代多语文合璧书写形式及其对明清的影响》（《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5期）认为，元代官方通用语言有汉语、蒙古语、波斯语等多种语言文字，元代文书行政书写形式中存在着以多语言文字合璧的现象，官方颁发的文书、牌符以及辞书、碑刻等也以多种文字合璧的形式书写，这种多语文合璧书写形式对明清以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五）文学艺术

关于元代文学综合性论述的成果有景建军《华夷一体与元代文学的真情俗趣》（《文化学刊》2018年第12期）认为，元代文学的接受主体发生变化，导致元代文学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面貌，尤其是元代深受“华夷一体”文化的影响，涌现了一大批以“艳”为主体的文学创作，充分表现了“真情俗趣”。查洪德《大元气象：元代文化精神的基本概括》（《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虽然是以“文化精神”为题，但主要内容还是围绕元代文学展开，认为元代文学以各种方式张扬大元国土、国力之大，气象、气势、气魄之大。

关于蒙汉文学交融的研究，有邢渊渊《元代蒙汉文学交融研究综述》（《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对元代蒙汉文学交融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罗海燕《全球史视域下的元代文学研究——以金华文派在朝鲜半岛的影响为中心》（《殷都学刊》2018年第4期）认为，就文学而言，元代这种世界性的一个显著体现就是元代具有深厚理学底蕴的诗词文赋等。任红敏《元代科举与元代文学发展》（《中州学刊》2018年第2期）、《元代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与元代文学发展》（《励耘学刊》2018年总第二十四辑）综合论述了在元代特殊政治文化环境下的元代文学总体特征。

元代是多民族高度融合的时代。蒙古族入主中原逐渐接受汉文化，也开始创作汉文诗歌。有关蒙古族汉文诗歌的研究有多洛肯、孟静《蒙汉文学交融中的元代蒙古族诗人汉文诗歌创作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关于对元代诗歌发展历史作总体论述的，有查洪德《元诗发展述论》（《江淮论坛》2018年第1期）认为，元诗的发展、分期、特色等宏观问题的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初就有开展，元诗发展的历程、元代诗坛的状，都呈现出与中国古代其他时期不同的显著特点。

关于元代戏曲包括杂剧、散曲等等多种艺术形式的研究，历来是元代文化史中的重要论题，每年都有大量相关成果问世。本年度主要有罗冠华《元明清中央政府戏曲文化政策的比较和规律》（《戏剧之家》2018年第33期）、都刘平《元代南北同名剧<错立身><小孙屠>关系补考》（《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2018年第十四辑）等。此外，学术界还对元代戏曲中的杂剧、散曲等艺术形式、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进行了许多个案探讨，也对诸多戏曲作家和戏曲作品进行了专门研究，不一一列举。其中，关于上都纪行诗是元代诗歌中的一个特色鲜明的领域，学界关注较多。本年度有刘扬《元上京纪行诗的繁荣与多元文化的融合》（《名作欣赏》2018年第6期）、赵欢《论元代后期上京纪行诗》（《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王双梅《元代文人两都纪行之吊古诗创作风貌》（《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王双梅《草原文化对元代题画诗的影响》（《前沿》2018年第1期）等。元代书法、绘画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很多，重点关注书法绘画题跋、书法绘画历史、书法和绘画家以及一些重要的书画作品。

关于元代语言学的研究，有祖生利《元代直译体文字所反映的蒙汉语码转换机制》（《历史语言学研究》2018年第十二辑）、叶建军《元代“因X(的)上头”类句式的普遍性与来源》（《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晁瑞《元代汉语“行”的语法意义及来源》（《文献语言学》2018年第六辑）、赵涛《权力操控下元朝蒙古文翻译活动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18年第12期）等。

（六）宗教

蒙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各类宗教大发展发繁荣的时期，蒙古统治者实行兼容并包的开放性宗教政策，不仅中国传统的本土宗教如道教和各地区的原始教派如萨满教等继续发展，外来宗教也非常繁荣。佟德富《蒙元社会与宗教——态度、政策与法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认为，成吉思汗的家族世系、成长过程均深受萨满教影响，他们对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一视同仁，这种政策得到了子孙后代的继承和发展。王思杰《试论元朝的宗教治理策略》（《文化学刊》2018年第4期）认为，元朝时期的中国宗教发达局面的形成是由于元朝政府高度重视宗教问题，形成了较完整的宗教治理策略。

综合性论述藏传佛教研究的文章有沈卫荣《全球化背景下的藏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研究（英文）》（《中国藏学》·英文版·2018年第2期）讨论了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开展藏传佛教的研究。有关佛教的具体个案实证研究，有杨富学、张田芳《元代柳中佛教神圣地位的呈现与成因》（《吐鲁番学研究》2018年第2期）、唐值瀚《僧传文学视域下元代塔铭文的高僧角色》（《德州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罗冰、周晓光《元代以前皖江流域佛教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其原因初探——以寺院为中心》（《江汉论坛》2018年第6期）、王菲菲《元代江南地区僧侣与世俗文士关系的演化与历史转型——以杭州寺院记文与僧人塔铭的书写为视角》（《世界宗教研究》2018年第3期）、尕藏加《萨迦班智达与蒙古阔端王相关文献探析》（《西藏研究》2018年第2期）、王军《蒙元时期宁夏佛教考述》（《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等。

有关元代道教的研究，有吴华锋《金元全真派高道甘肃陇东传道事迹考述》（《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王菡薇《元代关羽图像的发展》（《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王亚伟《元代玄教及其与龙虎宗的关系》（《中国道教》2018年第1期）、吴光正、陈厚《论元代玄教道士朱思本诗文创作中的儒士情怀》（《江汉论坛》2018年第11期）、张广保《元代全真教关于道教起源、分期的讨论及申论》（《宗教学研究》2018年第2期）、赵建勇《金元大道教史新考》（《道教学刊》2018年第2期）等。

外来宗教典型的有景教。本年度主要成果有王晓静《房山十字寺辽、元二碑与景教关系考》（《北京史学》2018年秋季刊）对北京的房山十字寺中现存的辽、元二碑（元碑碑首镌有十字图案）进行了考证。马晓林《金元汪古马氏的景教因素新探——显灵故事与人名还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对汪古马氏的景教因素继续深入挖掘。

（七）风俗与科技

每个民族在生存发展的过程中，都形成了独具自身特色的民族饮食结构。元代饮食文化综合了蒙古、中国北方草原民族和中亚伊斯兰文化以及汉文化，蔚为大观。本年度相关成果主要有赵翔《蒙元宫廷食疗进补探讨——以羊肉食谱为例》（《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8年第8期）依据元代御医忽思慧编写的《饮膳正要》一书，立足蒙古族肉食特点阐释元代宫廷食疗进补文化。刘朴兵《略论元代的饮食文献》（《枣庄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对元代饮食文献进行了梳理，将其分为食经类、食疗养生类、农书类、类书及杂史笔记类。

蒙元时期的服饰具有多民族融合的特征。本年度的成果有闫艳《“笠子”及其多元文化内涵》（《中国典籍与文化》2018年第1期）对笠子的材质、形制、使用人群等情况进行了梳理。崔玲玲《元代蒙古宫廷音乐探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认为，元代蒙古宫廷音乐无论在蒙古族音乐史还是在中国音乐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元代盛行游历之风，研究成果有黄二宁《论元代士人的游历观念》（《殷都学刊》2018年第4期）总结了元代游历之风的多样化功能。

元代农业技术在前代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本年度相关成果有熊帝兵《秸秆的魅力：古代草质农器抉微——以元代王祯<农书>为中心的考察》（《古今农业》2018年第4期）以元代农学家王祯的《农书》中所载资料为考察重点，论述了古代农器制作的重要材料秸秆。元代都城、城镇与建筑历史方面，研究重点主要在蒙元三都。从建筑史角度开展研究的比较多，如敖仕恒、张杰《结合山水地形的元大都城市十字定位与中心区布局研究》（《中国建筑史论汇刊》2018年第壹拾柒辑）、叶亚乐《元大都城市中轴线研究——兼论中心台与独树将军的位置》（《城市规划》2018年第10期）、李晶《元明清三代南锣鼓巷行政区划考》（《北京史学》2018年秋季刊）、林梅村《元大都西太乙宫考——北京西城区后英房和后桃园元代遗址出土文物研究》（《博物院》2018年第6期）等文章。

（八）文献

《拉失德史》是中华民族史学典籍中用波斯文撰写的文献之一，此书在研究元明时期我国新疆和中亚历史、地理以及史学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吾斯曼江·亚库甫《<拉失德史>的史料来源探析》（《西北民族论丛》2018年第2期，总第十八辑）从史籍、田野、口碑等三个方面对此书的史料来源进行分析，力图厘清其来源。刘晓《朱右与<元史补遗>》（《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2018年第八辑）对朱右及其所著《元史补遗》作了探讨。毛海明《读<元史>校<元典章>两则》（《中国四库学》2018年第一辑）通过对读《元史》与《元典章》，就其中的一些细节问题进行了考订。曹金成《<元朝秘史>旁注“扯儿宾”为“女官名”再检讨》（《中国典籍与文化》2018年第2期）认为，《元朝秘史》的旁注“扯儿宾”实应注为“官名”，并与后面的“斡乞”一起训作“侍女”。乌云高娃《<蒙古袭来绘词>的史料价值及其运用》（《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分析了《蒙古袭来绘词》的史料价值。

元代出土文献的研究近些年方兴未艾。学术界陆续挖掘了黑城出土汉文文书、公文纸背文书、徽州文书、家谱等资料。本年度利用黑城文书开展的研究主要有杜立晖《黑水城文献所见元代仓库的纳粮流程》（《宋史研究论丛》2018年下半年刊，总第二十三辑）。对存世的元代徽州家谱进行研究的有冯剑辉《存世元代徽州家谱研究》（《徽学》第十一辑）。党宝海《黑城元代蒙古文、汉文文书拾零》（《西部蒙古论坛》2018年第4期）对黑城出土的一件元代蒙古文雇工契约、一件关于税粮征收的汉文—蒙古文双语文书、一件关于学官上任的汉文文书做了释读。郭明明、杨峰《黑水城出土的一件元代书信文书考释》（《西夏学》第十六辑）对内蒙古阿拉善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出土于黑水城的元代书信文书进行了考证，可以将其定名为《满寿记示保保书》。黑水城所出《宣光二年甘肃等处行中书省亦集乃分省咨文》对研究北元初期亦集乃地区分省设置以及元代地方官员职能等问题具有重要价值，此前学界多次对这份资料进行研究。张恒《黑水城所出<宣光二年甘肃等处行中书省亦集乃分省咨文>再探》（《西夏学》2018年第十六辑）对此资料作了进一步研究，认为这份文书的性质应为亦集乃分省为应对冯都督等所率明军进攻上呈给甘肃等处行中书省的呈文，而不是此前学界所认定的咨文和札付。崔玉谦、刘丽君《<日本藏西夏文文献>收录汉文刻本<太平惠民合剂局方>残片考》（《西夏学》2018年第十六辑）对《日本藏西夏文文献》中收录的一则汉文刻本医方残片《太平惠民合剂局方》附《指南总论》卷上《论合和法》卷首部分进行了考证。陈广恩《黑水城文书所见元朝对西北的经营——以亦集乃路为考察中心》（《西夏学》2018年第十六辑）利用黑城文书对元朝经营西北的举措进行了研究。其他相关成果还有朱建路《黑水城所出元代议札文书探研》（《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马立群、孔德翊《元代亦集乃路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探析》（《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等。

关于元代族谱资料的价值，罗玮《元代族谱的时代特色与史学价值》（《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2月17日第5版）。个案研究有关欣《元代珍稀家谱<汪氏渊源录>简论》（《皖西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关欣《元代徽州谱学家唐桂芳述论》（《华夏文化》第1期）、于磊《新见元代徽州儒户帖文及其相关问题研究》（《安徽史学》2018年第5期）。关于元代纸背公文的研究，有魏亦乐《宋刊元印本<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纸背公文俗字初探》（《文史》2018年第3期）。

八思巴文的研究仍持续不断，通过对新发现碑刻的解读，进一步推进相关研究和对元代历史的认识。本年度的成果有党宝海《巨野金山寺元代榜文八思巴字蒙古文考释——兼论元朝榜文的双语形式》（《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2018年第十一辑）。《全元文》是目前有关元代文章的最大的全集。随着史料发掘不断推陈出新，学界一直对《全元文》缺漏的文章进行辑补。本年度有查洪德、李雪《黄清老佚文辑考——<全元文>补遗八篇》（《文学与文化》2018年第1期）。

                           （文稿来源：《蒙古学研究年鉴》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