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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到1928年是新疆一个颇为特殊的时期。就国内来说，辛亥革命风云激荡下成立的中华民国，经历了袁世凯复辟、北洋军阀割据和国民政府的北伐战争，政局极为动荡。就国际局势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未尽，俄国爆发了对世界产生巨大而深远影响的十月革命，世界政治格局激变。地处边陲的新疆深受国内政局的影响，社会一度极为不稳；而地缘因素又使新疆备受国际形势的纷扰，前景蒙上阴影。在此背景之下，英国认为新疆未来又添变数，对新疆政策也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以往限于资料，对该问题一直缺乏研究。本文根据英国档案资料，结合其他有关文献，就此期英国对中国新疆政策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一、进入民国时英国对中国新疆政策的背景 1890年，马继业被英国以英属印度克什米尔驻点官中国事务特别助理[1]的身份派驻中国新疆喀什噶尔后，经过其长达21年的不懈努力，英国于1908年设立喀什噶尔领事馆，马继业为领事；1911年3月，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馆，马继业为总领事。[2]此期，英国对新疆的政策可分为两个部分，从1890年到1907年7月，为第一阶段；自1907年8月至1911年底为第二阶段。 就第一阶段而言，英国派马继业赴新疆之时，正是沙俄兼并中亚诸汗国不久，沙俄扩张的锋芒直指英属印度北部边疆和英国的势力范围阿富汗等地，甚至还威胁英国在波斯和中国西藏的利益。英国对新疆的政策可以概括为:“尽力改善贸易环境，扩大英新贸易；整顿并发展英国侨民，建立英国在新疆的社会基础；和新疆地方当局维持较好的关系，借以和沙俄角逐；利用最惠国待遇条款，扩展英国在新疆的特权和影响；创造条件，建立英国驻新疆领事馆。”[3]其核心是尽一切手段，遏制沙俄的扩张，确保英属印度北部边疆的安全。上述政策，在马继业的努力下，至1907年除了建立领事馆外，其他都基本都得以实现。[4] 就第二阶段而言，英、俄关系则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德国在欧洲崛起，英、俄都面临德国的威胁；日本在亚洲崛起，1902年英、日结盟，英国旨在借日本在远东对付沙俄；而1904—1905年日俄战争后，英国对沙俄的惧怕大为减少。但是，英国还是于1905年在日俄战争结束之际与日本签订新约，补充了一些内容，即双方不但互相确保各自在远东的“特殊利益”，而且在印度也是如此。正如拉铁摩尔所说，“英、日结盟使得日本成为英国在远东对付沙俄的看门狗”。[5]英国以日本在东北亚地区牵制住了沙俄，于是在中亚地区和中国西藏地区，1904年英国利用日俄战争的机会，以武力入侵中国西藏，并于1906年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此期俄国国内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又在日俄战争中失败，而在欧洲又面临德国崛起的威胁，迫于无奈，对其与英国的关系做出调整，特别是1906年伊兹沃尔斯基(A.Isvolski)出任俄国外交大臣后，力主与英国改善关系。这样，1907年英、俄双方达成妥协，于1907年8月31日签订《关于波斯、阿富汗、西藏问题的专约》。在该条约中，英、俄双方划分了各自在波斯的势力范围；俄国承认阿富汗在其势力范围以外；在西藏问题上双方达成共识，要旨是承认西藏在中国主权之下的“隔离地带”作用。该条约一揽子解决了英、俄争夺世界霸权中的主要分歧，从而缓和了双方的矛盾。 与此同时，亚洲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民族逐渐觉醒，反抗西方的入侵。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使英、俄颇为忌怕。因此，沙俄放弃长期以来存在的入侵印度的设想。沙俄战争部长库罗阿特金元帅在其致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报告中称:“印度在20世纪将会成俄国的一个负担。在亚洲，正在兴起一场非基督教地区反对基督教地区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和英国站在一边。”[6]同时，清末清政府推行的新政，既是清王朝改革自救的举措，又是中国进行现代化自强的重要措施。清政府在边疆地区推行新政使当地呈现出一定的活力，边疆的实力也有所加强，这也是英、俄有所顾忌之处。在此大背景之下，英、俄在新疆的角逐也走向缓和。1909年，马继业在伦敦称赞沙俄在新疆活动克制，并称其对新疆政策是“明显温和”的。[7]英、俄在新疆的竞争趋向缓和，但是双方远没有达到彼此信任的程度。对沙俄来说，它绝对不是真的对新疆没有野心。沙俄总参谋部派遣军官马达汉于1906—1908年赴中国新疆等北方地区进行深入的军事考察，沙俄对新疆的野心显而易见。[8]对英国来说，其希望把经过长期激烈角逐而获得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明确和稳定下来。 二、1912—1914年间英国对中国新疆政策 如前所述，进入民国之时英、俄关系正在逐渐走向缓和，但是在民国之初，由于辛亥革命的影响，新疆政治和社会一度动荡。沙俄认为新疆前景充满变数，其侵略分子又开始推行侵略政策。而满腹疑虑的英国则对沙俄戒心重重，暗中仍在竞争。英国以观察沙俄在新疆动向、协调与清政府关系、发展英国势力为其基本政策。 首先，英国仍然极尽其能遏制沙俄在新疆势力的扩展，监视沙俄在新疆活动。辛亥革命期间，沙俄增兵新疆。加上南疆等地哥老会戕官活动频发，地方政权岌岌可危。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马继业对此局面颇为不安，认为新疆的稳定及前途都变得不可捉摸。他要求英国也派遣军队赴新疆，名义上是为了保护英国在新疆侨民及领事馆的安全，实际上则是不愿意让沙俄借机独占新疆。 监视沙俄在帕米尔附近军队的动向。帕米尔一直是英国重点关注的地方，因为由此可直通坎巨堤，沙俄可能在此处入侵英属印度。所以，马继业在中国新疆的色勒库尔(即今塔什库尔干)委任一名阿克萨卡尔，其重要使命之一就是通过所建立的网络，密切监视沙俄在帕米尔地区的驻军及其调动情况，随时报告给马继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14年底。从1912年到1914年，马继业共8次报告沙俄军队在帕米尔地区的部署及变化情况，分别是1912年12月，1913年的4月、6月和12月，1914年的4月、5月、7月和10月。[9]下列两表分别是1912年12月和1913年4月对沙俄在帕米尔驻军情况的统计。 马继业搜集俄国在帕米尔及其周围地区的驻兵情况，包括俄国军队驻扎地点、骑兵数量、步兵数量、军官数量以及大炮数量等。从马继业对帕米尔沙俄驻军情况的统计频率来看，1913年和1914年是其重点，均达3次之多。就1913年而言，反映出沙俄利用辛亥革命在新疆引起的动荡，策划策勒村事件，并利用此事件行进行威胁与侵略。马继业对沙俄在帕米尔地区的军事活动极为关注，担心沙俄在帕米尔业滋生事端。就1914年而言，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虽然英、俄同为协约国，但是反映出英国对沙俄仍存有戒心。可见，在1912年至1914年期间，英、俄虽然关系缓和，但是彼此并未达到信任的程度。英国在重要关头都对沙俄多加防范，极力维护其在新疆的既得利益和英属印度北部边疆的安全。 其次，协调与新疆地方政府的关系，培植对其友好的官员。协调与地方当局的关系一直是马继业立足新疆的重要法宝，此期马继业加强与南疆各地官员的联系，尤其与喀什噶尔道台[10]联系密切，每一任道台上任或者离任，马继业与道台之间都会有例行的拜会和宴请。马继业长期在南疆深植网络，形成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南疆地方官员网络，并深得大多数地方官员的信任。此期，马继业还通过电报直接与省长杨增新沟通。可以说，英国在新疆形成了以喀什噶尔道尹为中心、以南疆各地方政府为基础、直通新疆省当局的关系网络。 1912年12月俄国在帕米尔驻扎军队情况统计表[11]  1913年4月29日俄国在帕米尔附近军事力量统计表[12]  马继业为维持与喀什噶尔地方当局的良好关系，总是想方设法予以合作，哪怕是几乎办不到的事情，也不贸然拒绝。例如，当时杨缵绪从伊犁调任喀什噶尔提督，负责军事事务。杨缵绪认为喀什噶尔比伊犁落后的多，要进行强制管理；军队武器装备极差，且前任提台把较好的武器都带走了。考虑到马继业和喀什噶尔地方政府长期友好的关系，他希望在当地招募新兵，要求经英属印度从欧洲进口武器，包括两门野战炮和3000支步枪，因为从中国内陆进武器不现实，而沙俄则绝对不会支持新疆加强武装力量。马继业得知杨缵绪的想法后，一方面帮他出主意，改善军队训练，另一方面在武器进口上向他说明英国政府在政治上反对通过英属印度向新疆出口武器，而且拉达克线路路途遥远且艰险难行。不过马继业并没把话说死，称其赞成适当改善军队装备，不过如果此后杨缵绪再与其谈及此事，他会严肃考虑。但后来杨缵绪筹不到资金，购买军火一事告吹。[13]实际上马继业明白资金问题将是瓶颈，杨瓒绪无法解决。 马继业还通过协商与合作博得新疆地方官员的信任，他登记英国侨民就是典型的例子。在登记英国属民的时候，马继业采取较为尊重中国政府的方法，即由英国驻新疆各地的阿克萨卡尔进行登记，由中国地方政府发给“通商票”，中、英进行双重确认。同时马继业在赴外地巡查时，通常会请喀什噶尔道台通知各地中国官员，意欲让各地官员加以保护，以提高英国在新疆的声望。这种方法不同于沙俄，沙俄根本无视新疆当地政府，自行其是，大量进行所谓“侨民”登记。因此，两相比较，新疆当地政府对马继业多了些信任和合作，认为马继业对中国友好，也认为英国更可信赖。而马继业藉此种所谓对中国地方政府的尊重与合作，巧妙地使其影响渗透到中国新疆地方政府内部，利用中国新疆地方政府和官员扩大其影响，并且也给人以中、英友好的印象。 最后，加强英国侨民登记，扩大社会基础。在新疆的英国侨民既是英国势力的重要方面，又是其领事馆存在的社会基础。登记所谓英籍侨民为马继业重要任务之一，其登记侨民活动最具典型性。1912年后，沙俄乘新疆社会动荡之际，四处登记俄籍侨民，颇为猖獗，达到泛滥程度。英国也效尤，登记英侨。其后果是不少新疆当地不法商人，为逃避税务，想方设法加入英籍或者俄籍，非常不利于新疆地方政府的管理。“策勒村事件”后，为改变这种局面，杨增新要求英、俄重新登记其侨民。马继业和喀什噶尔地方当局商议后，达成双方认可的形式，即由英国驻新疆各地的阿克萨卡尔和当地中国官员一道登记。而英侨的免税证明则由印度阿克萨卡尔发放，然后由新疆当地厘金官员副署。[14]这种形式是马继业和包括杨增新在内的新疆各级官员商议而成的，[15]较沙俄收敛，且也较尊重中国政府，但是实际上并没妨碍英国滥行登记侨民。此期到新疆旅行的英国著名旅行家肯普小姐(Miss E·G·Kemp)，在其1913年2月致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说，新疆的英属印度侨民对马继业极为信任，并称叶尔羌就有1500名英国侨民。[16]可见当时英国侨民在新疆之多，影响之大。 将阿富汗人登记为英侨是马继业此期扩大英国势力的重要步骤。南疆当时有相当数量的阿富汗人，主要来自瓦罕走廊地区不同部族，从事运输和商业活动。他们分布在南疆不同的城镇，其中叶尔羌是最大的集中地。由于英籍侨民享有免税和领事裁判等特权，阿富汗人便向马继业申请加入英籍。而马继业的考虑是，是否允许阿富汗人加入英国国籍，关系到英、俄在新疆势力的消长。[17] 1913年7月21日叶尔羌地方厘金官员再次讯问驻当地的英国阿克萨卡尔，阿富汗籍商人是否应该缴纳厘金。其实，早在1910年叶尔羌官员就提出此问题。马继业于是年12月14日致喀什噶尔道台袁鸿佑的信中说，如果中国政府向阿富汗商人收取厘金，他将不加干涉。可见马继业当时态度并没主张将阿富汗人登记为英侨。但是，后来情况起了变化。马继业写信给叶尔羌海关官员和驻叶尔羌的英国阿克萨卡尔，他在信中说:1910年12月写信给道台袁鸿佑后，他收到英属印度的准命令，称如果阿富汗人提出要求保护的申请，则马继业就应该将其按受英国保护之人来对待；而作为一名受英国保护之人，应该享受免除关税权。[18] 马继业此时之所以抛出所谓英国政府命令，是有其原因的。民国初期的“策勒村事件”前后沙俄大肆发展侨民，令马继业颇为担心，因为如果英国不将这些阿富汗人登记为英国侨民，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就会加入俄国国籍。正如马继业所分析的那样:“令人担心的是，如果我们不保护其免除关税，他们就会耍弄阴谋使自己登记为俄国属民，伪装成希萨尔人，或者布哈拉人，或者俄属什克南人。一旦某人宣布其为俄国属民，就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他就会离开我们。”[19] 马继业曾为此向英国政府举例说明，斯坦因在其第二次新疆考察中曾经在叶尔羌雇用过一名叫提拉·拜(Tila Bai)的人，该人的父亲是奇特拉尔人。而1913年斯坦第三次赴新疆考察时，向马继业指名要此人为其服务。但是，此人被登记为俄国布哈拉人，成了俄国侨民。鉴于此，马继业特地要俄国总领事写信给沙俄在叶尔羌的阿克萨卡尔，不要阻止提拉·拜赴克什米尔前去迎接斯坦因。但是，最后提拉·拜以其儿子突然生病为由，拒绝为斯坦因服务。[20]这使马继业感触颇深，决心将侨居新疆的阿富汗人纳入英国侨民之列。事实上，这种所谓侨民登记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扩大英、俄在新疆的社会基础，有利于英、俄在新疆的竞争。 但是，阿富汗并非像英属印度那样为英国管辖，中国新疆政府也以此为由不承认英国享有将阿富汗人登记为其侨民的权利。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马继业煞费苦心。为应付新疆地方政府的反对，马继业向英国驻北京公使去电，反复陈述其原委和利弊，要求英国公使和中国政府协商，并通令新疆地方政府允许其将侨居新疆的阿富汗人登记为英籍侨民。[21]这个问题一直持续到1914年才得到北京方面的回复。 在此期间，省长杨增新为了挽回中国的利权，限制英、俄擅自扩大享受免除厘金的特权，要求改变以往由英、俄阿克萨卡尔自行确认并发放免除厘金证明书的做法，改由申请者到各地主管厘金官员那儿申请，由他们决定是否给予申请者厘金免除证明。[22]马继业和沙俄总领事索科夫商议后，认为中国新疆政府是要夺回英、俄的这种特权，于是回复喀什噶尔官员说没有必要改变发放免除厘金证明书的做法。[23]同时，马继业迅速做出诚意姿态，要调查有异议的英国属民证书。他对喀什噶尔张观察使说，他要亲自到和阗，沿途给英吉沙、叶尔羌、叶城、皮山与和阗的英国属民发国籍证明书；要求观察使通知这些地方的官员，准备就那些有疑问的国籍和马继业商议。[24]马继业此举，一是表明他在解决有争议的英国属民问题上的态度；二是要借关于阿富汗人国籍登记交涉尚未被基层官员明白之机，赶快从速登记。关于后者，有着清楚的记载。马继业尚在叶尔羌之时，杨增新就通过新疆外交公署写信给马继业，称中国既不承认阿富汗人受英国保护，也不赋予其免税权利。马继业一度颇为担心，但是他采取不扩大影响的方法，不争辩，在各地方官员都没见到杨增新的意见时，将阿富汗人登记为英国属民，并和各地方官员一同为所登记的英国属民加盖印章。就这样，马继业先后在叶城、叶尔羌和英吉沙登记61名英国侨民，其中包括多名阿富汗人。[25]可见，马继业一方面利用英国驻北京公使为英国争夺对阿富汗人的登记权，另一方面，打时间差和装模糊，迅速登记富汗人。其做派圆滑、老练，手段灵活。 此阶段，英国和中国新疆贸易关系稳定。[26] 三、1914—1918年间英国对中国新疆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同为协约国的英国和沙俄利益更趋一致，在新疆英、俄双方的合作增多，彼此信任度大为增加。沙俄由于国内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在新疆已无力扩张，转而依赖英国。英国在中国新疆的威望与势力逐渐占据优势，充任起争夺中国权益、联合沙俄对付德国和土耳其间谍的主角。 “策勒村事件”后不久，作为该事件的导演者沙俄驻喀什总领事馆秘书贝伦斯被调回国，随后总领事索柯夫也回国，取而代之的是梅斯切尔斯基。1914年沙俄在喀什噶尔的军队大部分撤回，而且沙俄迫于国内形势再也无力动辄以武力威胁中国新疆了。杨增新稳住自己的权力后，在处理对外交涉上表现出既有较强的灵活性，又不失原则性。其灵活性在于以英国制约沙俄，其原则性则是不失时机地维护和挽回国家权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杨增新维护国家权利的立场更趋坚定。为避免外国势力利用婚姻等在财产、侨民上做文章，杨增新不允许俄国人娶新疆当地女子为妻，也不允许俄国在喀什噶尔以外的城镇购置土地。俄国驻喀什总领事梅斯切尔斯基求助于国内，但俄国已不能像以往那样为其侵略政策派遣军队，取而代之的则是要求“必须尽最大努力与中国人保持友好关系”。[27]这种形势使沙俄新任总领事骤感处境困难，面对中国地方政府对外国势力渐趋强硬和挽回权利的要求，沙俄在多方面求助于英国。 马继业也敏锐地观察到沙俄势力的衰落，便顺势以英、俄协作之名自然取代沙俄在新疆的优势地位。俄国原设在什克南邮局的人员以及在伊犁的军队也都撤回，俄国在南疆的贸易大幅减少。而马继业则趁机加紧登记英国侨民，1914年上半年登记了651名英侨，并希望北疆的侨民也尽快赴喀什登记。[28]在对付土耳其间谍上，俄国也得求助于英国。1914年，沙俄在于阗乡约发现两名可疑的土耳其间谍，请求当地中国官员将其逮捕并押解至喀什噶尔，但遭到拒绝。俄国总领事梅斯切尔斯基向喀什噶尔道尹提出要求，但也遭拒绝。马继业则向喀什噶尔道尹施压，称如果土耳其人利用中国的中立地位进行反对英、俄的活动，那么协约国会对中国非常不满。马继业建议道尹将这两名土耳其人留在喀什噶尔，置于其监视之下。喀什道尹朱瑞墀采纳了马继业的建议，答应未经其许可土耳其人不得离开喀什噶尔。当然，马继业在此事情上帮助梅斯切尔斯基，也是出于英国自身的利益。和梅斯切尔斯基一样，马继业也认为土耳其间谍不仅会策动阿富汗的穆斯林，而且也会以新疆为基地煽动英属印度边境和俄国中亚地区的穆斯林。1915年4月，马继业回国休假，临时接替他的是佩瑞·赛克斯(Perey Sykes)。此时，那两个土耳其间谍获准赴阿富汗，这令赛克斯和梅斯切尔斯基颇为紧张，因为阿富汗当时为中立国，但是倾向于德国和奥匈帝国。于是，他们一起向喀什噶尔道尹施压，要求将那两名土耳其人押回喀什；同时，梅斯切尔斯基通知俄国在塔什干的军队，要求追捕土耳其间谍。俄国出动小分队成功地抓获这两名土耳其间谍，并押往俄国。[29] 英国利用其在新疆地位超过俄国的机会，希望尽快解决有争议的或者确定其既得利益的问题。正在英国休假的马继业此时在伦敦向英国政府建议:第一，试图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坎巨提人在拉斯坎姆(Raskam)放牧问题。拉斯坎姆本是中国领土，靠近坎巨提。作为中国藩属的坎巨提人春季常到此放牧，中国地方政府允许其放牧，不过要收税。马继业建议英、中两国以协议的形式将坎巨提人春季到拉斯坎姆放牧的权利确定下来，以往因俄国反对而无法签订协议，现在则可以趁机签订。第二，建议英国在新疆势力范围的划分上和俄国达成协议。其要点是俄国承认洪扎、塔格顿巴什帕米尔和拉斯坎姆为英国势力范围；而英国保证不在天山以北为自己或者别的任何国家谋取利益；在喀什噶尔，英、俄双方则均可自由活动。第三，英、俄双方相互允许对方属民分别在俄属中亚及英属印度自由旅行。第四，英、俄双方相互对对方公民或者货物征税额和对中国征收的一致。这意味着沙俄以往限制英国贸易的关税被打破，英国货物可以进入俄国。马继业的基本思路是只要英国在帕米尔地区维持拉斯塔姆、塔格顿巴什帕米尔，确保其间的诸部族不受俄国侵扰，那么英国就无论如何不应该将其势力推进到穆斯塔格(Mustagh)山分水岭以北；在新疆则维持以天山为界的均势。当时俄国也明示其目标在伊犁、塔城和迪化(即乌鲁木齐)，即北疆地区。[30]马继业的这个建议反映出英国此时对新疆政策的倾向，其核心是利用沙俄势力衰退和英国在新疆占优势之际，在维持英、俄关系的大背景下，扩大并明确界定英国在新疆的势力范围，并试图以协约形式对其加以确定。 但是，英国政府当时正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及时调整其在中亚与新疆地区的政策，马继业的建议被束之高阁。 1915年11月马继业返回喀什噶尔，此时在欧洲战场上协约国和德奥战争仍打得难解难分，在此关头协约国希望中国能够参战，帮助协约国，但在北洋政府内部存在分歧，在国际上也受日本制约。在此微妙的形势下，英国在新疆一方面要极力维持好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另一方面与沙俄共同将新疆打建成对付德奥渗透的基地。早在辛亥革命前，南疆就已出现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并有政治化倾向；此时土耳其想利用战争扩展其泛突厥主义思想，南疆也受到其影响。土耳其希望将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结合，激活泛中亚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突厥人的亲突厥情结，以利其恢复奥匈帝国的辉煌。英国害怕英属印度北部边疆地区穆斯林受到蛊惑而起骚乱，俄国则忧虑其中亚地区受到波及，同时他们还担心德国介入其间。于是，马继业利用杨增新担心“双泛”思潮会殃及新疆稳定的隐衷，联合俄国总领事梅斯切尔斯基要求新疆政府共同对付德国间谍。 1916年初，德国间谍哈姆扎(S. Hamsa)由阿富汗人陪同来到喀什噶尔的皮山，马继业和梅斯切尔斯基要求喀什噶尔道尹将其逮捕。但是，当时中国是中立国，新疆地方政府只承诺将哈姆扎送往内陆。1916年夏天，德国人冯·亨特希(Von Hentig)率阵容颇大的使团访问阿富汗，其用意是要将阿富汗拖进德奥集团，参加战争。该使团在阿富汗住了几个月，频受阿富汗国王接见，但是阿富汗尚无法判断何方取胜，不敢贸然参战。出使无果的冯·亨特希将使团分散回国，他自己率领几个人则进入新疆，并准备在叶尔羌长期逗留。马继业和梅斯切尔斯基颇为吃惊，疑惧他进行危害英属印度和俄国中亚的活动。于是他们先是给喀什噶尔道尹施压，继而又给杨增新施压，要求作为中立国的中国将德国人驱逐出境。遭到拒绝后，马继业致信英国驻北京公使，要求对中国政府施压。迫于压力，新疆政府承诺限制冯·亨特希的活动。而受到英、俄势力排斥的冯·亨特希策划反击，要煽动当地阿富汗人、土耳其人聚众闹事。马继业则趁机以南疆可能动乱为由威胁杨增新。杨增新同意迫使冯·亨特希前往内陆，8月17日在重兵的看押下，德国人前往内陆。 十月革命爆发后，俄国在新疆的威望受沉重打击，也影响到英、俄在新疆结成的同盟，俄国总领事已经无法有效地和马继业合作。当时马继业正在为冯·亨特希通过信函策动叶尔羌阿富汗人闹事而忧心忡忡。好在不久中国对德宣战，这使马继业顿感轻松许多。由于新疆政府的合作，马继业可以利用任新疆邮政官员的英国人塔德霍普(Tudehope)来检查往来于中国内陆和中立国瑞典在南疆传教团之间的所有信函。瑞典传教团的阿莱尔(Arel)是阿富汗人穆拉·马克苏德·古尔(Mulla Maqsud Gul)的朋友，[31]冯·亨特希利用这条线继续进行策乱活动。在喀什噶尔，主导中、英、俄关系的马继业和喀什噶尔道尹朱瑞墀关系更为密切，成了“同盟”。为了对付德国间谍案、处理好阿富汗人的问题以及其他相关事宜，朱瑞墀建议和马继业及梅斯切尔斯基每周会一次面，商讨解决问题。[32]马继业策划了一系列共同活动，诸如在喀什噶尔查处德国用以宣传的土耳其文、阿拉伯文和印地文手册，杨增新下令将穆拉·马克苏德·古尔引渡给阿富汗，制止叶尔羌的阿富汗人进行反英活动，等等。可以说南疆变成了一个协约国的基地，用以反对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渗透与策乱。 1918年夏，由于苏俄扫除沙俄旧政权之势甚猛，塔什干变成布尔什维克的重要培训中心，由此派出的人员遍布中东、远东、英属印度和阿富汗等地，布尔什维克主义快速扩展。这样，英国认为从里海到中国新疆之间局势极为动荡，非常担心英属印度和阿富汗受到冲击。同时还担心德国和奥匈帝国越过阿富汗攻击英属印度。为更好地保护英属印度北部边疆，英国需要准确了解该地情报。为此，英国派遣艾瑟顿接任马继业，任驻喀什噶尔总领事；而马继业则加入由贝利(D. Bailey)上校组成的使团赴苏俄中亚。该使团先在新疆停留长达6个星期，加强和中国新疆地方当局的沟通，并做相关的准备，随后赴苏俄中亚刺探情报。英国贝利使团不仅仅是为保护英属印度而搜集苏俄情报，事实上也是其干涉苏俄的重要步骤，所以由此来看，英国也希望将新疆变成以后干涉苏俄的前沿。 作为加强英国地位和扩大影响的另一个重要政策是英国扩大对新疆贸易。我们知道，英国对新疆贸易受制于喀喇昆仑山等自然因素，难以形成大的跨越，多年较为稳定，维持在260万卢比左右的年贸易额。[33]而此时，英国加紧推进对新疆贸易，试图填补沙俄衰退所留下的贸易空档。1917年，英国对新疆贸易额达到5 483 873卢比，较上一年大幅增加2 656 961卢比；1918年则达到6 968 960卢比，较上一年增加1 485 087卢比。[34] 四、1919—1928年间英国对中国新疆政策 马继业于1918年离开新疆后，此期先后由P·T·艾瑟顿(P.T. Etherton，1918.8—1922.6)、C·P·斯克莱因(C.P.Skrine，1922.7—1924.8)、R·A·莱伊尔(R.A.Lyall ，1924.9—1925.6)、G·V·B·吉兰(G.V.B. Gillan，1925.7—1927.9 )、F·威廉姆森( F.Williamson，1927.10—1930.8)担任英国驻喀什总领事，[35]他们所面临的形势和马继业时代大为不同，所以英国对新疆政策变化较多，可以概括为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宣传攻势，巩固英国在新疆的地位，确保其在南疆的优势。艾瑟顿上任后，加强亲英反苏俄宣传，企图增强当地中国官员和普通民众对英国的好感。艾瑟顿充分利用英国在新疆的阿克萨卡尔网络，将反苏俄宣传列入其日常工作，并且还引进秘密服务，培植间谍；此外英国宣传战得到中国地方官员的密切合作。[36]艾瑟顿的宣传富有成效，苏俄政府认为艾瑟顿是巴斯马奇运动的煽动者。[37]苏俄当局为巴斯马奇民兵战争所震动，决定达成有利于英国政府的妥协，和英国签署《1921年英俄贸易协定》，1922年在日内瓦会议上通过，1923年正式接受该协议。该协议约束英、俄政府，要戒除以任何方法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包括禁止骚扰领土和干涉政治的企图，特别是在英属印度和阿富汗。该协议适用于英国和苏俄，包括英帝国及其保护国、原俄罗斯帝国已获得独立的部分。[38]该协议的签署使英国不能再公开利用新疆进行反苏俄宣传，但实际上英国并没有因此就立即停止所有宣传；[39]而且，英国驻喀什总领事艾瑟顿好强且颇有能力，他充分利用协议签订及其付诸实施之间的时间差继续活动，[40]例如1921年雇用了阿加·汗的堂兄萨马德·沙上尉作为在喀什噶尔的情报官。[41] 英国对中国新疆地方官员的宣传也颇见成效。1920年，艾瑟顿颇为得意地向国内报告说:“……在我的努力下，大多数中国官员和我合作很好，共同使布尔什维克代表和宣传远离中国突厥斯坦和印度。”[42]在1921年的一份报告中，艾瑟顿认为喀什噶尔道尹值得令人尊敬和赞赏，因为他使喀什噶尔免于受苏俄的影响。其实，这无疑是艾瑟顿在为自己亲善新疆地方政府的成绩唱赞歌。1925年，新疆省级和地方当局的所有政府办公场所降半旗三天，哀悼英国亚历山大女王逝世。[43]可见，英国通过宣传等手段使新疆从地方政府到省政府都对其颇为友好。当然杨增新加强与英国关系也有其隐衷，特别是在1926年前后，苏联扶持驻扎在甘肃的军阀冯玉祥，使其有进攻新疆的可能，这使杨增新颇为担心，[44]对英国友好也是其牵制之策。 艾瑟顿采取多种富于技巧性的手段，除了宣传外，还给与苏俄中亚马斯巴奇暴乱者道义上的支持，并提供部分来复枪和弹药。 英国在贯彻此策略时，也积极利用原沙俄势力，例如1921年艾瑟顿给坚持在帕米尔的沙俄军官援助，使其阻止苏俄间谍和宣传进入新疆。[45] 第二，继续扩大对新疆的贸易，填补因俄国退出而留下的贸易空白。英国改善从英属印度到新疆的道路，沿途建立旅馆，加强谷物供应的保障，极力扩大对新疆贸易。至1919年，英国对新疆年贸易额仍保持在600万卢比以上；1920年更是超过700万卢比，达到历史的高点；此后维持在年均400万卢比以上。[46] 不过要说明的是，英国毕竟无法改变喀喇昆仑山的天然障碍，更不可能修建一条跨昆仑山的公路，这就限制了英国趁机垄断新疆贸易的可能。所以，英国无法改变对新疆贸易的结构，不能像原沙俄那样进行大宗货物贸易，只能开展易于携带和较为珍贵的商品贸易。 第三，大力开展对苏俄情报的搜集活动，将新疆打造成搜集苏俄情报的基地。艾瑟顿接任总领事后，成为强化英国在新疆情报网络的关键人物，[47]他在推进英国获取苏俄中亚地区情报上，比深入苏俄中亚的贝利使团做得更多。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建立起一个比以前覆盖面更广的间谍网络。该网络主要由下几个方面组成:(1)遍布新疆各地的英国阿克萨卡尔网络。这些阿克萨卡尔分散于新疆的各城镇，其中很多人和边界两边的富商联系密切，信息灵通。[48](2)遍布新疆的原俄国阿克萨卡尔出于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目的，同样愿意为英国提供信息。(3)在喀什噶尔的俄国流亡者。这些沙俄时代的贵族、官僚等都是苏维埃政权的强烈反对者，并且保持着跨边界的密切联系，此时都成为有价值的情报源。(4)在苏俄一侧的边界上，驻扎着残余的沙俄军队，不少人都乐意向英国人提供情报。有一段时间，甚至在中国一侧南疆的塔什库尔干驻扎着一支白俄军队，其官兵也愿意向英国人提供情报。[49](5)艾瑟顿在帕米尔地区培植部落头领，提供苏俄边界驻军状况的信息；在色勒库尔高原和瓦罕走廊，其情报人员是包括塔吉克人伊斯玛里斯(阿伽·汗的追随者)在内的当地人。[50](6)对北疆地区、甚至今天哈萨克斯坦和蒙古地区的情报，艾瑟顿主要通过负隅顽抗的白俄势力、传教士以及在新疆省政府任职的英国人收集。(7)艾瑟顿还根据具体任务派遣专门的谍报人员，他们伪装成商人越过边界。这些人可能是领事馆里的工作人员，或者是从当地社会征集的人员。例如，他曾设法使其一名谍报人员成为1921年中国新疆赴喀布尔外交使团的一员。[51]此外，在与中国地方政府的交往中，艾瑟顿也获取一些信息。在艾瑟顿所建立的这个情报网络中，最重要的当然还是英国阿卡萨卡尔系统，“通过阿克萨卡尔系统的伪装，收集情报，随着苏联影响的扩大变得更加不可缺少”。[52] 第四，从阻止苏俄势力进入新疆开始，英国就与苏俄围绕着新疆展开角逐。英国在贝利使团途经新疆赴苏俄中亚时，就与新疆喀什噶尔当局进行了较好的沟通，旨在加强英国在此的影响，阻止苏俄进入。为避免和苏俄直接冲突，英国利用中国新疆地方官员的合作，阻止苏俄进入新疆。自1919年起，在英国总领事艾瑟顿的煽动下，从苏俄塔什干来喀什噶尔的苏俄代表或者外交使团都被成功地阻止。据艾瑟顿报告，宣传是苏俄进入新疆的主要目标。[53]在一次由喀什噶尔道尹举行的宴会上，指挥边疆要津的中国官员和艾瑟顿碰面，商议阻止苏俄宣传活动的计划。[54]据英国总领事的报告，受富有成效的英国宣传的影响，喀什噶尔甚至开始将任何俄国国籍的人都视作敌人。[55] 英国总领事在喀什噶尔也积极地穷追苏俄代表，艾瑟顿甚至认为，如果放任不管，中国统治“在布尔什维克的威胁下将不会持续过一周”。[56]根据英国情报，塔什干地方苏维埃出版的《真理报》发出威胁，要在新疆驱逐“野蛮的”中国统治，把英国领事及其他英国官员们处死，在喀什噶尔建立社会主义。[57]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当时苏俄对新疆的政策，以及英国联合新疆地方政府阻止苏俄进入的背景。 1925年9月1日，苏联总领事麦克斯·都姆皮斯(Max Doumpiss)率领9名工作人员抵达喀什噶尔。当时苏联和中国新疆已经签署临时通商协定，但是苏联和新疆之间正常的贸易关系并未建立起来。10月10日，苏联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正式开通，地点就是前沙俄领事馆。 苏联在喀什噶尔建立总领事馆，中、英、苏在此的关系更趋复杂化。1921年至1925年，迫于英苏贸易协定的约束，英国阻止苏联向南疆渗透主要借助于新疆地方政府。而苏联驻喀什噶尔领事馆建立后，英、苏双方的竞争则趋于激烈和公开化。苏联进入喀什噶尔后，加紧扩大宣传，其宣传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即“共产主义的荣耀和苏维埃社会主义的苏联，诅咒英国宣传和中国在新疆的粗暴统治”。[58]英国继续加强与新疆地方政府及官员的关系，1925年杨增新侄子调喀什噶尔任军职，成为英国总领事的座上客，建立起“英国和杨省长之间的友好关系”。[59]1926年，杨增新特地委派一名外交人员赴喀什噶尔，负责处理英国事务并监视苏联总领事的活动。[60]1927年马绍武任喀什噶尔道尹后与英国总领事关系良好，也采取反苏措施；杨增新为阻止苏联影响的快速增长，特地加强中、苏边界海关的审查，并下令将60名共产主义者投入监狱。[61]苏联总领事珀斯尼科夫发现新任道尹马绍武非常难以对付，马绍武随后又采取新举措，遏制苏联扩大影响，反对任何人与苏联总领事馆有交往；亲苏者的财产可能被没收，人则被遣送到其他地方；不允许苏联总领事及其他工作人员不受限制地在新疆旅行。[62] 杨增新甚至直接下令，赴麦加朝圣者，如经过苏联必须付很高的费用；商人也必须交押同样数目的保证金，除非在60天之内返回，否则这些钱将被罚没。[63]这些措施实施的结果使人们都疏远苏联人员。 英国加紧与中国地方政府合作，先是采取利用新疆特别是南疆与苏联中亚的地缘便利，直接将其干预苏联、搜集情报活动延伸到苏联中亚，特别是利用苏联希望“要在喀什噶尔达到当年沙俄所获得的地位”对新疆地方政府造成的恐惧，[64]和苏联展开初步竞争。英国的政策在杨增新时期是较为有效的，到1925年为止，喀什噶尔成为英国牢固的势力范围，苏联在喀什噶尔的影响陷入绝境。此后苏联虽在喀什噶尔建立起总领事馆，但其行动过激而鲁莽，它所鼓动的革命方案难以奏效。马绍武出任喀什道尹后，对苏联的反应更为激烈，其措施更有效。至1928年杨增新时代结束之时，苏联在南疆的影响有限，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南疆地区“保持作为一个反苏的缓冲地带”。[65]这种结果和英国对新疆政策的实质完全相符，英国可谓达到了目的。但是应该看到，杨增新面对英、俄(苏)等外部势力，就根本来说无力抗衡，其要旨是平衡主要外国势力。但是，面对苏联的强势攻势，英国对新疆政策有些僵化和放任。首先，1925年，苏联先是在喀什噶尔设立总领事馆，对南疆发动攻势；其次，同年斯大林号召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亚裔学生回国创立独立的共产党，以贯彻和实现解放东方殖民地和附属国运动的紧急任务。[66]1926年，英国情报显示，斯大林想逐渐扩展苏联在亚洲的影响并视亚洲为其自然的势力范围。[67]苏联根据斯大林的理论为亚洲制定了清晰的政策，强调以和平及友谊来推行革命。而对中国，苏联插手不止一处，除了指导国共合作外，在边疆地区苏联扶持驻扎在甘肃的冯玉祥，将其用作中国西北地区机动的“第五纵队”。根据英国当时所获得的情报，苏联和冯玉祥以及广东政府签订协定，其中一项条款是新疆和甘肃将组成由冯玉祥保护的穆斯林共和国；苏联将给冯玉祥提供数百万美元和战争物资。英国担心如果新疆-甘肃共和国创立，它最终将被合并到苏联，这对英国在西藏的势力范围构成严重威胁。[68]再次，苏联对中、苏边界提高了预防措施，1927年改变了多个军事单位的部署位置。苏联将海参崴和贝加尔地区的中国人和朝鲜人集合起来，编入其边疆单位；1927年，大约有2000名志愿者从莫斯科前往远东。[69]英国情报还显示，苏联还曾向杨增新建议，如果英国干涉新疆的话，苏联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将提供援助，管理叶尔羌、喀什噶尔、塔什库尔干和巴楚等中国边疆地区，并提供军队和航空器。杨增新拒绝了苏联这项建议。[70]一贯以平衡政策应对新疆境内外国势力的杨增新倾向于维持与英国的良好关系。1926年，杨增新要求从英属印度购买2000支枪和100万发子弹。英属印度政府认为杨增新是一个“防御布尔什维克渗透的人物”，对英国友好，因此应将武器卖给他。[71]在伦敦，印度事务部也同意此观点，并且还认为新疆半独立的状态意味着与西藏相一致，《禁止对华武器贸易协定》并不适用于此。不过，英国外交部却不想打破英国不干涉中国内战的决定和《禁止对华武器贸易协定》。最后，英国外交部决定不向杨增新出售武器。印度事务部对此决定只能表示遗憾，并担心杨增新会终结对英国友好的政策。[72]曾在20世纪20年代赴新疆考察的英国军官R·C·F·舒伯格上校的报告表明，面对苏联在新疆和东方事务的影响，1927年5月英国外交部曾开会讨论，要成立一个部际委员会以应对苏联的挑战。[73]不过，当时英国的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内陆，而英属印度政府由于南亚地区的骚乱而遭受打击太大，对中亚事务的兴趣大为减少。 五、结语 从上面叙述可以看出，从1912年到1913年，英国基本延续其对中国新疆的传统政策，但是对沙俄关系上开始变得较为缓和。从1914年到1918年，英国对新疆政策发生较大变化，先是英、俄逐渐走向合作，英国成为在新疆外国势力的主角，并想借机主导英、俄划分新疆势力范围，将南疆作为英、俄合作共存的缓冲带。此政策虽然并未正式与沙俄签订协议，但是反映出英国此期基本政策的思路。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逐渐将新疆形成英、俄、中联合反德奥渗透的阵地。需要指出的是，俄国十月革命后，英国实际上已经开始将中国新疆视作其干涉苏联的情报前沿，苏联成为英国制定对新疆政策的重要因素。1918年后，英国利用其在新疆喀什噶尔总领事馆便利的地理条件，将新疆打造成搜集苏联情报和进行反苏宣传的基地。而1921年英、俄贸协定的签署，标志着英国对俄(苏联)政策明确化，走向不干涉；但是英国强化在新疆势力的政策没有变化，其在新疆地位得到巩固。1925年后，苏联对新疆攻势取得进展，英、苏开始在此进行竞争，新疆再次成为“大角逐”的竞技场。 杨增新在处理新疆境内外国势力时的主导思想是坚持微妙的平衡，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以谨慎但却不抱敌意的态度冷静处理以英、俄(苏)为代表的外国势力。面对英、俄(苏)在中国新疆及接壤地区的多重利益，杨增新周旋其间，既利用英国将南疆用作反苏辅助性基地的牵制作用，又巧妙地化解因此可能引起苏联对新疆的敌对；[74]既维持并鼓励与英国的友好关系，又借和苏联贸易协定收回免税贸易和治外法权之机会，迫使英国在此方面有所收敛。 综上所述，杨增新治新时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时期，中国及世界政治和思潮都经历着巨变，英国在中国新疆的活动深受影响，其对新疆政策不断变化，以适应、维护和扩大其利益。英国对新疆政策的走向，既受中国国内形势的影响，更受国际地缘政治的制约；不但反映出进入民国后中国内陆以及新疆当地政治风云的变幻，也深刻地折射出国际形势的巨变。可以说，杨增新时期英国对新疆的政策，既体现着清末英国对中国新疆政策及其终结，又昭示出新疆在20世纪注定要经历并见证世界政治版图巨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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