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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的今天，钱穆先生诞生。想来我读钱穆，已近十年了。并且我真正去读书，真正走上研读中国文化经典的这条路，就是从读钱穆著作开始的。 2012年是壬辰年，我读中文系大一，冬日，拜谒念一公师，得赠《陶渊明集笺注》和《传习录校释》，则是我首次见到真正的文化著作，大学之前，除了教材，除了考试，则毫无用心。自是读之，则见古人作诗之真味，又见阳明哲思之精。故常常心通，汗毛竖立。后念一公师发来短消息，教我去读钱穆著作——《双溪独语》《中国文化史导论》。并谓《双溪独语》一书不设章节，散漫而谈，是中国文化路子。自此，窥探中国文化之大义，才有了路径。 《双溪独语》是我所读第一本钱穆著作，有惊叹处有茫然处，亦有疑问处。书中所设话题甚多，读书生活，思想道德，既广且精。且先生观点成熟，文笔老练。著作虽不设章节，漫谈不限于畛域，故读之如沐春风，如与老者对晤，智慧精彩之语真如溥博渊泉!后亦多次翻看，儒道诸子氤氲之息，不觉陶醉。不一定要从头开读，以后任意翻开，都能有一个话题在等着我，可谓亲切备至。今虽已十年，故书重拾，读之仍有新意。 《中国文化史导论》是我接触的第二本钱穆著作。是书分章分节，对中国文化之波澜变化处，做了简要勾玄。孟子说，观海有术，必观其澜。是书在讨论中国文化演进的同时，亦同时兼论中西文化异同。此是钱穆先生叙述中国文化的一种显著方式。这本书虽分量不大，但基本上给我们指明了中国文化的方向，点明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大义。是书最后的附录部分题为《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更为铿锵，读之极为振奋。读此书则不能不读他的另一著作——《国史大纲》。 时局动荡，陈寅恪说，中国文化在那个时代，“不待外来学说之剖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不觉之间。”上世纪四十年代，随着抗战的愈演愈烈，有良知知识分子总是会揭豬文化内涵，增强民族文化自信。钱穆先生愤然著《国史大纲》，持脉脉温情、丝丝敬意，解读中国历史。柳诒徵先生作《国史要义》，以礼为核心，以道德为准鹄，揭豬史学之大义。马一浮先生办复性书院，阐六艺之大义，明六艺之该摄，为中国文化保留着火种。时钱穆和马一浮在四川，柳诒徵在重庆，都于抗战最为激烈的四十年代有所觉醒并有所阐明，金声玉振，木铎声远，江浙之材，于蜀是焉!故此一时期，三先生之论，都成为他们各自最为代表的著作了。 我对钱穆《国史大纲》的接触，依然始于念一公师。一次我与老师聊民国史家，老师从书柜上层拿出了老版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史大纲》两册，并翻开扉页，给我看了钱穆先生写的“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并谓这四条信念是非常独特的一种存在。后来我通读此书，书的主体部分是从上古到辛亥革命的通史刚要，而扉页的四信念则不惟是此书之信念，更是读一切中国传统史书之信念。故读之又是极为亢奋!先生的引论，洋洋洒洒万余言，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的地方!据说此书出版之前，先刊登此文，名噪一时!所持论步步紧逼，极为精妙!主体部分的历史叙述，章节也非常用心，帝王世系都有附录，地图都是先生亲手所画，故极具特色。其中清代部分第四十五章，在叙述太平天国运动时，钱穆先生以“洪杨之乱为题”，极见其立场!据说因为此，此书之出版还费了些许周折。此书之最后一章节，又是一大特色，令人拍案叫绝!是书写于1939年，而最后一章却题为“抗战胜利建国完成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对世界新使命之开始”，并在正文说:“本节诸项，为中国全国国民内心共抱之蕲向，亦为中国全国国民当前乃至此后共负之责任。不久之将来，当以上项标题创写于中国新史之前页。”这种非常态的预言式的史学著作写法，这样自信的语调，这样铿锵有力的文笔，震撼鼓舞了太多太多的中国人!这本书的精彩之处，亦非是写一篇读书推介语所能概括了的。回忆起来，都是震撼! 钱穆先生写史书，是带有中国话语系统的，是以中国文化的方式叙述中国史。在《国史大纲》的基础上，又通读了先生的《国史新论》《中国史学名著》《中国史学发微》《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几本书，第一了解到了读中国史书所应当有的基本态度，第二了解了中国史里面的基本知识。 大三写学士论文，也是通过读钱穆的书开的题。那个时期，我开始关注钱穆先生在儒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那一阵子正好阅读了程树德《论语集释》，于是就想在《论语》和钱穆之中开题。最后论文讨论的是钱穆《论语新解》与朱熹《论语集注》的比较，得出钱穆的创新之处。钱穆《论语新解》是在何晏、朱熹、刘宝楠等基础上所折中融汇而作的注解，并在字词注解之余对大义有所阐明，不乏精妙之语。像学而篇第一章，就洋洋洒洒对大义进行了发挥。钱穆做此注，目的就是做一人人可读之注。所以在钱穆先生的启发下，近几年我也做着一些对经典注解解读的工作。在着手论文工作中，又读了钱穆的《四书释义》《孔子传》《论语文解》《孔子与论语》诸书。记得答辩之前，分学科组的时候，我的文章，几乎每个学科都不想接收!不想接收组织答辩，想来一定是非常不受欢迎!最后只能放在古代文学组了! 钱穆注《论语》，一个最大特色就是特以时代之语言观念加以申述，故名新解。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常常用文学笔法来解读，这一点也被古代文学的答辩老师所看到并进行了提问，似乎他们对这个话题比较感兴趣。就有一位南京大学毕业的老师，揪着朱熹的注解不放，提问较为深刻。想必南大的这位老师水准是极高的。钱穆的文学方面研究是不多的。就有一本《中国文学论丛》，论述文学还算是比较集中。其中的《谈诗》一文，我最为喜欢。钱穆先生以陶渊明、王维为例，给我们讲解了什么是中国诗歌的高境界。裴老师在讲中国文学批评这门课中也专门拿出来讲解，极具参考。后来钱穆先生的学生整理了聆听钱穆先生讲课的笔记出版，题为《中国文学史》，虽然简略，却也能看到一些钱穆在文学上的观点，且在钱穆先生辞世二十五年后仍有新作品，真是可喜可贺。南大莫励锋、北大陈平原，都对此表示了祝贺。同时叶龙先生也陆续出版了钱穆的讲课笔记《中国经济史》《中国通史》。笔记出版，虽然简陋，但妙语连珠。记得有一次我做关于蒲松龄误读的课题的时候，诸多文学理论，都是取自钱穆的《中国文学论丛》。 我将钱穆与朱熹作比较，现在想来多有不妥。因为二人所处时代不同，并非具有太大的可比性。念一公师说，若要关注钱穆对朱熹的研究，是一定要关注他对宋明理学的研究的。我对钱穆在宋明理学方面的关注，应当是始于阳明心学。自从一读《传习录》，便心地澄明，阔然朗朗。老师说，阳明先生是一个有体验的人，一个有悟处的人，《传习录》里的诸多句子，不亚于当时的禅师开示。所以，后来读了钱穆的《阳明学述要》，薄薄一本，将阳明心学的几个要点都罗列讲述清楚。钱穆在此书将阳明心学之前，专列二章，一讲宋学的一些遗留问题，二讲明学的基本趋势。钱穆先生论一时期的学术、政治，都要讲明其来由，观其嬗变。观其《国学概论》如此，讲阳明心学亦如此。在讲阳明心学大纲之前，有讲明其经历，其思想变化；在讲阳明心学大纲之后，又讲他的晚年思想，身后学问的流传。所以钱穆先生是比较注重学术的前后完整性的。钱穆先生对待王阳明是有独特感情的。或者说钱穆先生在研究思想史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时候许多观点都得益于阳明心学。钱穆一生为求长寿而学静坐，也都是受了阳明心学的影响。钱穆先生艰辛创办新亚书院，有一次操劳犯胃病，躺在地上，突然想读王阳明了，则遂令其学生余英时去买王阳明的书。诸如此类，皆见钱穆对于王阳明独有的情愫。 钱穆先生治宋明理学最有心得，潜心研读《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窥悟宋明诸儒，“穷一百夜之力”而作《宋明理学概述》。是书之序，先生详细叙述了自己受宋明学术的影响之大。钱穆先生早年读韩昌黎之文而求其所谓道，遂上追先秦五经，下及清儒考据，而中以宋明理学为学术之极而最有所得。故据二《学案》，删繁就简，突出重心二作是书。我读此书，在2018年冬，工作之余，一字字通读，并做旁记，直至来年春日，次此一段时间生活安定，无事可做，读书生活，可真是一段好时光!读是书之余，对自己的札记也做了一个总结:“为学尽可求其同，然后求其异。再求其同，即便不同，终是和而不同。”然后就突然想到马一浮所说“礼主别异而乐主合同”了。和同与别异，可谓是学术之一大端。 钱穆先生的文学方面研究不多，且又说过不善作诗，但喜读诗。有加上倾心宋明之故，故先生有《理学六家诗钞》，选取了邵雍、朱熹、陈献章、王守仁、高攀龙、陆世仪等六家之诗歌，钱穆先生作别传，次选诗，理学家的诗歌，别有一番风味!我常常以此本诵读，抄写。观其诗，想见其为人。观其学术主张，又以其诗辅之，才发现真正前面认识一个人是有多么不容易!六家中独以朱熹诗歌最为淡雅醇古，博学而中正，有其学问之正气。 1966年春节，钱穆自撰了一副春联以表自己的学术志愿:“晚学得新知，汇百川以归海；忘年为述古，综六艺以尊朱。”体现了晚年的钱穆在学术方向上的变化。1969年完成九十余万字的巨著《朱子新学案》，次年完成八万余字的序，以《朱子学提纲》单独出版。在序中，钱穆说:“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故作是巨著，钱穆从两大部分讲明朱子学术:一为朱子思想，以理气和心性为主；二为朱子学术，以经学、史学、文学为主。是书对朱子的学术思想极为推崇，我读是书，极为震撼! 钱穆之学，儒宗孔子，史追司马。起于阳明，兴于理学，而以朱子为殿军，又以传统话语贯穿经史，包罗万象。其著作盖棺于《晚学盲言》。先生九十二岁高龄告别杏坛，犹不忘告诫子弟，千万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要弘扬中国的文化。先生在1986年发表《丙寅新春看时局》仍不忘企盼祖国两岸和平统一。 钱穆先生二十年代在北大时期的《近三百年学术史》就已有儒学经国济世的精神，彰显遗老严守民族气节的精神，故反对汉宋之学对立的观点，提出清代汉学渊源于宋，故不同于梁启超。 钱穆先生在台北素书楼给来访的美国学者邓尔麟上过一堂中国文化课，说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礼。这桩公案，尝尝被彭林先生讲课所使用。 钱穆先生最后一篇文章《中国文化对未来可有的贡献》，仍不忘思索中国文化的命运，“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思想之归宿，这是钱穆先生最后的悟处。并自信地说:“我以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趋，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 自壬辰之冬读钱穆，至今已有十年，岁月无声，生活辗转，长久陪伴的，是那些伟大而又有智慧的学者。悠闲来读钱穆之《湖上闲思录》，亦有此遐思；困顿来读钱穆之《人生十论》，亦有此通透；堕落来读钱穆之《灵魂与心》，亦有此归属。 以上是我十年间读钱穆的基本步履，现在回想，历历在目。钱穆先生著作是我读书之路极为重要的一段。书架中间最为显眼的一排，放置着曾经翻阅过的钱穆著作，它必将陪伴我终生。今再次翻看其著作，又能回想往昔读此一著作此一段落的场合、心境，乃至生发的种种灵感，亦或是种种困顿。 今日先生诞辰，仅以此随笔纪念。并录先生《灵魂与心》的句子，亦示恭敬。 “古来大伟人，其身虽死，其骨虽朽，其魂气当已散失于天壤之间，不再能团聚凝结。然其生前之志气德行、事业文章，依然在此世间发生莫大作用。则其人虽死如未死，其魂虽散如未散，故亦谓之神。” 以此纪念钱穆先生诞辰127周年。 如愚隐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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