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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人:《天涯孤客》第十三章 “碧兰轩”茶楼​

 汪平书屋 2022-10-03 发布于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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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人:《天涯孤客》第十三章  “碧兰轩”茶楼

作者:周立人(上海理工大学) 

导读:这部小说以主人公戴长思在香港的一段生活经历为主要线索,以他作为“圆心”人物进行着重刻画,并且对生活在其周围的陈乐君(教会学校的教师)、夏诗文(烟草公司老板的女儿)、刘石昌(画家)、伊仲史(夜总会的老板)、房东及其养女芸儿等也作了有粗有细、浓淡相宜的描绘,在日本侵略者发动侵华战争、祖国山河风雨飘摇之际,失去家人的戴长思历经艰险、几经辗转地逃难到香港。他幻想在这块由英国人管辖的弹丸之地苟且偷生,靠写些风花雪月的“小文章”来混口饭吃,进而让小说展示出一幅具有一定历史特征的风情画卷。最后,在香港沦陷之际,戴长思在一名地下交通员的帮助下,最终投身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之中。

前文链接

周立人:《天涯孤客》第一章:启程赴港

周立人:《天涯孤客》第二章:住进一栋旧宅

周立人:《天涯孤客》第三章:情魔

周立人:《天涯孤客》第四章:伊仲史和他的夜总会

周立人:《天涯孤客》第五章:一夜风流之后

 周立人:《天涯孤客》第六章  福兮祸所伏

周立人:《天涯孤客》第七章  情恋的魔障

周立人:《天涯孤客》第八章  珍妮医院

周立人:《天涯孤客》第九章  斜阳独照寒秋水

周立人:《天涯孤客》第十章 出院后的几天

周立人:《天涯孤客》第十一章  写作与反思

周立人:《天涯孤客》第十二章  香港沦陷

十多天过去了,戴长思没有找到废弃的工厂和仓库,而是在城郊的一个地势低洼的地方找到了一座建于明末清初的小庙。
这小庙满庭荒草,檐壁破损;用彩画装饰的横梁和柱子,早已褪尽了颜色。一处青砖铺就的地面,不知什么原因坍陷了一大块,而且在砖块的缝隙间长出了一簇簇小草。庙内的一尊金粉脱落的佛像,兜着厚厚的灰尘和纵横交错的蛛网。在佛像的前面,有一只刻着偈颂的香炉。由于年久月深,香炉已长出了斑斑铜锈,但偈颂的字迹依稀可辨。它出自《华严经》的“贤首品”:“信为道元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法。断除疑网出爱流,开示涅槃无上道。”
“看来,詹姆斯的计划要搁浅了。”在返回的路上,戴长思自言自语地说。
是啊,尽管这小庙因地处偏僻而不容易被人发现,但若是用作教书的场所,从城内到城外跑一个单程至少需要半个时辰。况且,一下起大雨来,那地势低洼的地方会有积水。这积水一定会流到庙里边。至于将它用来存放药品等物资,似乎也不行。一是没人看管,二是东西容易受潮。
正当他耷拉着脑瓜疾步匆匆地行走的时候,忽然听到前方有人在招呼他,声音有点像陈乐君,又有点像夏诗文。我不会是在大白天梦游“桃花源”吧?神思恍惚的他,一面寻思着,一面疑惑地抬起头来。
那女子做了一头偏分的波浪纹短发;短发的下沿与肩齐平,发梢略微内扣。一抹微卷的前刘海,半掩着光洁清秀的额头。脖子上的珍珠项链和俩耳垂底下的由三圈衔接而成的耳环,给她娴静妩媚的脸庞增添了一丝高贵与典雅。她下身穿一条浅蓝色的长裙,上身穿一件白玫瑰色的法式“飘带衬衣”;衬衣的外面罩着一件做工精致的小腰身的淡灰色马甲。她脚蹬一双小巧玲珑的、乳白色的半高跟皮鞋,左手提着一只很时髦的“海水云崖锦缎竹节”手拎包。
“哎哟,这不是舒亦婕吗?你怎么也到香港来了?”看着女子的模样,戴长思先是一愣神,然后一边说着,一边慢慢地走到她的跟前。
“看你这话说的,好像你能来我就不能来似的。”舒亦婕面带微笑地说。
虽然这微笑有点矜持,甚至含有一丝羞涩,但难掩她内心的激动。
或许是由于在念中学的时候两人都曾经暗恋过对方,或许是由于多年没见面难免会产生一种疏远和陌生的感觉,或许是由于在这内忧外患、战事频繁的年代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每个人都很自然地会对他人有一点戒备的心理,或许是由于两人分别后经历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太杂,难以理出个头绪来,也不知道从何说起,两人简单的对话后竟然默默无语地对视着,不知接下来该怎么说。
“我真没想到,多年没见,你还是那么年轻,还是那么漂亮。”最后,是戴长思找了一句无关痛痒的话,打破了有些沉闷的气氛。
在他的印象中,舒亦婕是个衣着朴素的姑娘。在学校的时候,她跟其他的女生一样,喜欢穿倒大袖上衣跟长裙搭配的套装,喜欢梳一头端庄大方的倒扇形短发。而如今,她却打扮得像雍容华贵、光彩照人的贵族小姐,好像跟他戴长思是分属不同的阶层。
“你也没变,还是那副书卷气十足的样子。说真的,一见到你,那充满青春活力的学生时代又宛然在目,让人在欣慰之余还有一种浓郁的感伤。”舒亦婕说。
那时候,我们天真活泼、渴求知识、追求真理,天天生活在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之中。”戴长思边说边欣赏着舒亦婕的美姿。
她宛若一棵垂丝袅娜的柳树玉立着,身后的背景衬出她肩膀和腰部的弧线。
你还记不记得,有一回你为了在女同学面前逞能,攀爬到一棵大树上抓知了,结果还没抓到知了就从树上摔了下来?”舒亦婕问。
“当时你也在场啊?”戴长思反问道。
“是啊。”舒亦婕说,“看着你那副狼狈相,我禁不住暗自偷笑,心想:这跟泥娃子跳进河里摸鱼没什么两样。”舒亦婕说。
“没想到,你的记性那么好,什么东西都像长了根似的记在你的脑瓜里。”戴长思说,“你一定还记得,在毕业典礼上,有位名叫文颖的女生模仿着姚莉给大家唱《玫瑰玫瑰我爱你》。
“当然记得,当时我还拉手风琴给她伴奏呢。”舒亦婕说。
“你们俩配合得天衣无缝、心契神合,都快赶上专业演员的水平了。”戴长思说。
“你什么时候也学会了谄媚奉承?”舒亦婕说罢,环顾了一下四周。
“哦,对了。我想冒昧地问一句,你来到香港之后在做些什么?”戴长思说。
“在一家茶楼做。你呢?”舒亦婕说。
“我在一所教会学校教书。”戴长思说。
“我记得,令尊是位牧师。你在教会学校工作,也算是子承父业了。”舒亦婕说。
“但要论宗教信仰,我可差远了。”戴长思说。
“那他老人家还在上海做牧师?”舒亦婕问。
“他已经过世了。”戴长思率直地说。
“怎么会呢?”舒亦婕蹙着眉头问。
“还不是日本鬼子造的孽?”戴长思说。
接着,他干脆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舒亦婕。
那是1937年8月上旬的一天。
这天的天气特别热。当空的烈日,照得大地跟火炉似的发烫。熬不住滚滚热浪的知了,躲在树叶底下频频地尖叫着。
戴长思应几个朋友的邀请,来到高桥海滨浴场游玩。之前,他早就听说高桥海滨是消暑却热的好地方;它有数十里平坦的沙滩和一望无际的海空;若是能在炎风酷日的盛夏进入海边的浅水区一浴,会有一种如沐神泉般的舒爽的感觉。可他本人还从来没有体验过。说真的,那天他玩得非常开心。他和朋友在海水中游泳,游累了就躺在沙滩上欣赏周围的美景。
然而,他万万没想到,当他回到自己的小镇时,刚走下长途汽车就遇到了日军的空袭。几颗炸弹在离他不到百米的地方炸响了,震得他像走浪桥、荡秋千似的摇晃起来,然后重重地摔倒在地上。不一会儿,一梭子子弹从他附近的树枝间吱吱地飞过;树叶随即有如被利剑连根削了一般,纷纷飞洒飘落下来。
敌机飞走后,他从地上爬了起来,而后沿着小街朝自己的家宅走去。
一路上,他发现:被炸弹炸坏的房屋,零零落落地倒塌在弥漫着硝烟味的焦土上;烧毁的房梁和柱子以及残缺不全的衣被等,混杂在一堆堆瓦片和砖块之中;惨不忍睹的横七竖八的尸体,在残垣断壁中随处可见。
而他的家宅,也在这次空袭中被炸得面目全非。那触目惊心的一片狼藉,就好像是被盗墓者发掘过的陵墓。他的亲人,竟然无一幸免于难。他只好暂住在一个朋友家。可几天过后,日机一夜间又飞临了他家乡的上空。
舒亦婕听后,只觉鼻子一酸。她强忍着眼泪对戴长思说:“既然你身背血海深仇,那你为什么不想办法给你的家人报仇雪恨?”
“我当然想报仇雪恨,可就是没有合适的机会。我总不能操起一把菜刀见日本人就砍?”戴长思一想到自己的家人死在日本人的手里,心头就像被一只利爪牢牢地捏住似的。他一面神情哀伤地说着,一面两眼茫然地望着舒亦婕身后的背景。
倏忽之间,他觉得这话题有点沉重,好像跟周围平静而安详的氛围有点不协调,跟舒亦婕温文尔雅、娇媚动人的形象也有点不搭调,再说,他不想看到舒亦婕为他戴长思的不幸而伤心落泪,于是扇开笑脸说道:“这都是过去的事情,咱们先不说它。要知道,人生就像是在海边散步;海里随时会毫无征兆地掀起滔天的巨浪,然后毫不客气地向你兜头盖脸地砸过来,甚至于把你卷入海水之中。遇上不幸的事就权当是'历练’吧。”
“看来,也只能拿这样的话来宽宽心了。”舒亦婕说。
“哎,对了。舒小姐什么时候方便,我们可以一起吃个饭。我请客。”戴长思接着说。
“我看,还是你到我的茶楼来吧。我们可以一边喝茶,一边叙叙旧。”舒亦婕说。
“也好,可我不知道你的茶楼在哪里?”戴长思说。
“哦,我给你一张名片。名片上有茶楼的地址和电话。”舒亦婕说着,从手拎包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戴长思。“你呢?我的意思是,你的那所教会学校在什么地方?”
“别再提它了。”戴长思神态沮丧地说。
“怎么啦?”舒亦婕疑惑地问。
“由于战乱的原因,它被迫关闭了。”戴长思说。
“既然这样,往后你打算做什么?”舒亦婕问。
“写写小文章。像我这样的不入流的小文人,只能靠写写小文章弄点微薄的稿费。不过,你用不着替我担心。教会会不定期地给我发一些救济金。再说,几年前,我的一个友人在去英国之前给我留了一笔钱。”戴长思说。
“是吗?那就好。”舒亦婕说。
 
要说这舒亦婕,她现在是港九交通线上的一名交通员。其掩护身份,是“碧兰轩”茶楼的店主。
上海沦陷后不久,她回到自己的老家常熟。当时,她看到了与往常不一样的景象:大街小巷都贴满了“坚决不做亡国奴”“打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和抗日的宣传画,平日里人们谈论得最多的是抗日的话题;工厂的工人和商店的店员自发地组织起歌咏队,演唱抗战的歌曲或者朗诵宣传抗日救亡的诗歌;回乡的大学生组织了演讲团,在石梅场、体育场和寺庙前的大街等处开展宣讲活动,鼓舞当地的民众团结起来一致抵抗日本侵略者;知识界、文艺界的人士组建了文艺宣传队,以活报剧和评弹等形式到农村的各个集镇巡回演出;学界的耆宿名流、工商界的大佬和广大市民踊跃为前线捐款捐物;饭馆和点心店不分昼夜地为前线将士做菜做汤,蒸糕点蒸馒头;医务人员开办了战时救护速成班,吸收妇女同志参加培训。总之,这座原本平静的小城,似乎在一夜之间变得沸腾起来。人们都在激情满怀地、紧张而有秩序地忙碌着。
没过几天,她听说在返乡的大学生里有自己的校友姜之鹿,而且他在刚成立的“抗日后援队”里担任干事,便主动去找他,想让他给自己安排一份工作。姜之鹿见到她后,高兴地说:“抗日后援队下设组织科、宣传科和劳工科等多个部门,其中宣传科的任务是组织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和民间艺人在城乡之间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并且筹办一些新的报纸和期刊。眼下最紧缺的,是记者和文艺创作者。我记得,你是读文科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为我们写些稿子。”她听后,满口答应。
她先是写新闻稿,后来在写新闻稿之余,尝试着写剧本。剧本中的主人公,大多是智斗或勇斗日寇的平民英雄。曾有人把她的笔比作 “摄影机”,摄下了一幅幅真实而生动的画面;在这些画面里,可以看到饱受压迫和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是怎样觉醒和奋起的。
那时候,她一面勤于笔耕,一面如饥似渴地阅读;尤其是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边学边干”和“摸着石头过河”。
她最喜欢读的作品之一,是曹白先生的《林俊印象记》。其中别具一格的人物描写,使她忍不住摘抄了一份:
 
这是一个暮春的傍晚。他刚从西面来,穿着件簇新的蓝长衫,下摆拖到地上。头上是一顶深褐色的铜盆帽。原来低矮的身材,被铜盆帽压得格外低矮了。因为傍晚,他的长衫的深蓝与黄昏的色调混成了一片,使人不能够看清他的脸。中国人有喜欢研究别人相貌的习惯,所以那时虽然看不清,但我立刻在头脑里画出了他的脸型……
但第二天就给了我一个大大的幻灭。在明朗的初夏的晨光里,他的脸在农家的天井里出现了:苍白的,贫血的,眼的四周绕着一道黑圈;不但满脸都是失眠的神色,而且浑身充满了土气。他说话时露着满嘴的可怕的黄牙……
我再一次看到他,是在他已脱去长衫,天已热得只想赤膊,群蝉爬在杨树顶上拼命狂叫的时候。林司令上身穿着一件小布衫,白的,而下面却穿着一条草绿的军裤。那束腰的皮带很旧,显然已失去了劲儿,使他的裤子时时往下缩。如其不着上衣,我真担心他的肚脐眼会不时地在众人前出现。
 
她在一篇读书札记中写道:“曹白先生的文笔是朴素的,就像他笔下朴实无华、貌不惊人的人物那样。然而,尽管文笔朴素得如同一幅黑白分明的工笔画,但气魄和才能是充分具备的。他往往从细小的地方着笔,将人物很生动地刻画出来,让你永远感到惊奇……”
两年后,在姜之鹿等人的推荐下,舒亦婕成了《大众报》和《江南》半月刊的撰稿人。不久,她受组织委派来到香港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一个月后的一个上午,戴长思按照名片上的地址,找到了“碧兰轩”茶楼。
这是一栋青瓦灰砖的两层楼的传统建筑。大门的上方,高悬着一块墨绿色的匾额;匾额上面用淡黄色的颜料写着碧兰轩茶楼”这几个大字——字体疏放俊逸,饶有别致。茶楼里边布置得舒适而富有情调。每张紫檀圆桌的周围,有三张紫叶藤椅绕桌而立。挂在墙上的,有优美恬静的风景画,也有勾描得十分细致的仕女图。
“你也真是的。”舒亦婕见戴长思手里捧着一束花朵饱满的粉玫瑰,半嗔半喜地说。“我请你来喝茶,你送什么花呀!这不是生分了吗?”
“有道是'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是顺道买的。你别那么认真。”戴长思笑着说。说罢,他径直走到舒亦婕的跟前,将花递给她。
“那我就收下了。不过,你头一回来我这里就这般讲究,那往后我还怎么好意思请你来?”舒亦婕接过花后,微红着脸说。
“你别想那么多。我送花给你,除了礼仪外,主要是希望它能给你带来好心情。”戴长思说。
“这倒也是。”舒亦婕说,“见了这些笑颜迎人的花朵,我的心情也变得跟它们一样美好。但只许这一次,下不为例。”
“行,听你的。”戴长思说。
他本想买红玫瑰。但人们通常认为,红玫瑰是用来表达炽热奔放的爱情,它的花语是“深深地爱着你”。他觉得,自己跟舒亦婕的关系还没有到这火候,如果送给她红玫瑰有点过于夸张。而粉玫瑰的花语是“送给我心目中的女神”。它相对于红玫瑰来说,要低调些、含蓄些。
舒亦婕把那束粉玫瑰插入一只放满水的花瓶后,让戴长思坐到一张圆桌旁,然后亲自沏了一壶尖叶茶。将茶壶和茶杯放在能照出人影的、光滑而洁净的桌面上后,她神态安闲地坐到戴长思的对面,接着将茶壶里的茶水慢慢地倒入茶杯中。
“既然你在茶楼做,那你一定对茶文化很有研究。”戴长思喝了一口茶后,没话找话地说。
“研究谈不上,只是略知一二。”舒亦婕谦虚地说。
“那你就跟我随便讲讲。”戴长思接着说。
“你要知道,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称谓,而茶文化的内涵就是通过沏茶、赏茶、闻茶、饮茶和品茶来体现礼仪。这种礼仪也可以看成是以茶修身的生活方式。”舒亦婕喝了一口茶后,悠然不迫地说道。
“那茶道跟茶文化有什么区别?”戴长思问。
“茶道是沏茶和饮茶的讲究。它就和这墙上的绘画一样,给人以陶冶情操的美的享受。”舒亦婕解释道,“茶道起源于唐朝,南宋时期传入日本。中国茶道的创始人是《茶经》的作者陆羽和《茶谱》的作者卢仝。”
“卢仝好像是诗人。”戴长思说。
“是啊,卢仝写有诗歌《七碗茶》。在他看来,喝茶要比喝酒来得高雅,因为喝茶不仅是一种口福,更重要的是,它能把你提升到一种非凡的境界,也就是忘却世俗、抛弃名利、羽化成仙的境界。用他的话说,即是'生清风’、'通仙灵’、'归蓬莱’。”舒亦婕说。
“这卢仝真可以说是清而不傲,淡而不孤,乐而不纵啊。”戴长思说。
“这正是茶道的精神所在,要不然他怎么会被人尊称为'茶仙’呢?”舒亦婕说,“我个人认为,卢仝的性格跟豁达不羁、喜欢饮酒作诗的李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是啊。一个是茶仙,一个是酒仙;一个是无茶不能成诗文,一个是有酒诗兴如喷泉。”戴长思说罢,又喝了一口茶,然后将话题一转:“哦,对了。你这里的生意还好吧?”
“自从日本人侵占了香港,民生凋敝,万象萧条。除了几家赌场和妓院外,像茶楼酒店之类的场所能够勉强地维持下去不亏损,那就不错了。”舒亦婕说。
“那你就不想念自己的家乡?我记得,你的老家在常熟。那可是一个物产丰富、山清水秀的好地方。尤其是7月的阳澄湖,苇叶青青,稻谷飘香,鱼虾肥壮。还有暮春时节莺飞燕舞的水抱之地虞山,以及星罗棋布的港汊水网——它们就像是《水浒》里描写的梁山泊。”戴长思说。
“我当然想念自己的家乡。难道你不想念自己的家乡?”舒亦婕说罢,稍稍停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说:“没想到,你才喝了没几口茶就文思泉涌,语吐珠玑。要是再喝下去,你就成了茶仙第二了。”
“你就别嘲笑我了”戴长思说,“常言说得好:'他乡纵有当头月,不及故乡一盏灯。’我怎么会不想念家乡呢?我恨不得现在就插上翅膀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
“哎,对了。我在常熟的时候,见那里的抗战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而这边的香港却笼罩在完全不一样的沉闷的气氛之中,甚至有些人就像是《孽海花》里描写的那班醉生梦死的达官贵人,成天陶醉在歌舞升平之中,用寻乐的方式来麻痹自己的灵魂。” 舒亦婕说。
“是啊。还有一些人照样在暗香浮动的青楼里听歌赏曲、饮酒作乐。这使人不由得记起杜牧的那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戴长思说。
“难道你不觉得像你我这样的知识青年应该做点什么?”舒亦婕旁敲侧击地说。
她想借着这一话题探摸一下戴长思的心思。
“内陆是内陆,香港是香港。内陆有国军和新组建的八路军、新四军,还有各种公开的和秘密的抗日组织。老百姓有了可以依靠的力量,也就有了盼头,也就无所畏惧了。”戴长思说。
“说的也是。”舒亦婕说,“但我们总不能袖手旁观,无所作为吧?”
“那你干脆给我指一条明道,告诉我咱俩能做些什么?”戴长思说。
“比如说,我们可以先印发传单,张贴标语什么的。”舒亦婕说。
“好吧。”戴长思沉思了片刻后说,“什么时候你需要我做你的助手,就跟我言语一声。我随时听候你的安排。就凭我们俩是曾经的同窗,这点小事还不是一句话?
“你能这么说,我太高兴了。”舒亦婕喜形于色地说。
“不过,我建议:为了安全和稳妥起见,事情要一件一件地慢慢做,不能操之过急,不能闹出太大的动静。俗话说得好:'一根麻不乱,十根麻扯成团。’几件事一起做容易出乱子。”戴长思说。
“你看你,还是过去那副谨小慎微的样子。什么时候你能拿出攀爬大树抓知了的勇气?”舒亦婕说。
“这叫'大事清楚,小事糊涂’。哦,对了。上回我忘了问你。”戴长思喝了一口茶后,突然间想起了什么。
“问我什么?”舒亦婕急切地问。
“你是什么时候来香港的?”戴长思说。
“三个月之前。”舒亦婕说。
“是不是跟我一样,来香港避难的?”戴长思接着问。
“也可以这么说。”舒亦婕回答道。
“什么叫'也可以这么说’?”戴长思笑道。
他寻思着,莫非舒亦婕有什么只能藏在心里的隐情和不得已的苦衷?
“哦,是这样的。我本来就打算在大学毕业后来香港发展,也就是想在这里开个商铺什么的,因为内陆实在是太乱了。”舒亦婕见戴长思两眼直视着她,像是要看破她的心思,便急中生智地说道。
“看你说的,好像来香港做生意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容易得就好比在一块空地上搭一个苇席篷子。”戴长思说。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舒亦婕说,“不瞒你讲,在香港我有个远房亲戚,她是我母亲的表姐。我想,有了她的照应和帮衬,事情就会好办些。”舒亦婕说。
“原来是这样。”戴长思说。
哎,对了。我也想问你一件事。” 舒亦婕接着说。
“问我什么?来香港我肯定比你早。”戴长思说。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伊仲史的人?”舒亦婕问。
“怎么啦?”戴长思问。
“我从今天的《大公报》上得知,他已当选为东亚共荣圈投资与贸易促进协会香港分会的副会长,而且在当选的第二天就配合日军宪兵的侦缉队对香港所有的违禁商品进行突击检查,还查封了储存在圣约翰大教堂地下室里的一些药品。”舒亦婕说
“是吗?这真是人心叵测,世事难料啊!怪不得我见他乐得不是哼小曲就是吹口哨。”戴长思说,“依我看,像他这号人就跟一条毛毛虫似的;你给它一根竹竿,它就不顾一切地顺着竹竿往上爬,最后连自己是怎么摔下来的都不知道。”
“你们俩认识?”舒亦婕好奇地问。
“岂止是认识。实不相瞒,我曾在他经营的夜总会里做过。而且,他还是我现在的房东呢。”戴长思说。
“是吗?你怎么不早说呢?”舒亦婕听后,感到很意外。
“之前你又没问我,叫我怎么早说啊。”戴长思说。
“那他多大岁数了?”舒亦婕问。
“这我没问过他,也不好问。我估摸着,他应该跟我一般大。”戴长思说。
“那你对他的印象如何?”舒亦婕接着问。
“他精明能干、为人圆滑,所以财运亨通、宦途顺利也在情理之中。” 戴长思说,“哦,对了。前不久,他要涨我的租金,我还跟他吵了一架。你看看,这么有钱的阔少对蝇头小利也不放过,也会锱铢必较。”
“生意人多半是这样的习性。哪怕是一根小小的稻草,也要榨出二两油。哪怕是一座断垣残壁的破庙,也要想方设法地抠出些砖瓦来。”舒亦婕说。
“即使是为了发善心、积阴德而从别人手里买下一只蟋蟀,在放生之前,也要从它的腿上刮一层皮。”戴长思说。
那他的夜总会叫什么名字?”舒亦婕问。
“叫'一夜风流’。”戴长思说。
“这好像是一部美国电影的名字。”舒亦婕说,“我记得,该电影讲述的是一个离家出走的富家女跟一个穷困潦倒的记者之间发生的爱情故事。”
“是啊。”戴长思说。
“看来,这个伊仲史还真有经商的头脑,居然不失时机地利用一部走红的电影带来的'广告效应’来为自己的夜总会招揽顾客。”舒亦婕说。
“而且,他自己就是个风流倜傥的花花公子。”戴长思说。
“既然你们俩是熟人,那你什么时候带他过来喝杯茶?”舒亦婕说。
“什么意思?难道你想跟他交朋友?我看算了吧,没这个必要。像他这样的人,肯定是为了自保而投靠了日本人和汪精卫的那帮人,肯定会被军统的人盯上,甚至于已经被列在抗日锄奸队的黑名册上。你跟他打交道还不是沙滩里晒谷子,自找麻烦?”戴长思说。
“是这样的。”舒亦婕想了想后说,“你看啊,我来香港时间不长,也不知道这商业世界的深浅。我一直以为,在香港开业如果没有黑势力的保护,那是很难经营下去的。可我又不知道去找谁做我的保护伞。”
“我也曾经听说,在香港开业要给黑道上的人交保护费。但你找谁也不能找这个伊仲史做靠山。常言道:'请神容易送神难。’”戴长思说。
“那好吧,那就当做我什么都没说。”舒亦婕说。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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