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科举分文、武两类，武科举制度起于顺治朝，其规章历经变革，于道光朝完备①。清朝一直把武科作为取士、武人进身一途，主要与军事制度相联系②。自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在军事上对列国一直处于下风，时人被迫接纳西方军事知识③。另一方面，内乱频繁，原有军事制度难于招架。因此关于军制的改革意见与政举相继而出。而与之关联的武科制度，也成了改弦更张的对象。 围绕兵制革新，清朝在鸦片战争后已政令频出。然而事关武科改革却鲜有意见，一直未有实质性进展。直至甲午战争才打破僵局。此役战败使国人震动，认识到变革之重要。于是朝野上下将目光聚焦于自强维新。面对新旧问题，时人希冀以变通武科作为解决途径之一。 学界以往对晚清武科的研究，偏重归纳其废止的因素，对改革进程及关联面向则关注不够，尤其是议改武科的阶段性特征与人事脉络，还缺乏梳理④。甲午至戊戌前的武科改制议论，以振兴武备为宗旨。虽然其中方案各异，但皆遭遇现行制度的掣肘。时人对此力求化解却被文科举抽薪止沸。这一过程恰是晚清武科改制承上启下之节点。厘清其中脉络，有助于了解武科举变革问题与纠结，并深入探究清廷最终废除武科举的选择。 在1842年上奏请求武科加试策论(13)，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建议武试增设水师科(14)，延平知府徐鼒在1859年上书福建巡抚建议武场加试火器(15)，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要求停武试(16)，两江总督沈葆桢在1878年上奏请停武闱(17)。 上述武科改革方案中，祁主在思变，不过其策问设计依旧老生常谈，未能切中时弊。魏源意在改革海防，欲将西艺引入武试。徐鼒见火器之利，想借武科以推广，为应对内乱而急中求变。冯桂芬痛定思痛，停武试但不废功名，实为化繁为简，增加科名以鼓励应试，以此整顿兵制。至于沈葆桢虽以节省开支为由，根源却在军制变动对武科的冲击。然而善后办法却过于笼统，清廷又斥其“率改旧章，实属不知大体”(18)，方案最终夭折。 尽管这几个方案提出的时间有先后，场景亦不同，却反映出鸦片战争后至甲午战争之前武科改制讨论的基本脉络。因武科革新之议，多由战乱而起，其内容五花八门，主要宗旨却集中于两点：一是希望藉考试规制，加入西方军事技术；二是为适应军制变化而改变武科的进身之阶。以历时发展论：道光时期，朝野已认识到武器不如外洋坚利(19)，而开始有武科考试使用新式武器的提议；咸同时期则因勇营对兵制的影响，时人开始关注武科与军制的关系。 虽然晚清武科变革的呼声从未间断，星星之火却未能燎原，恐与前述改革的议论时间相对分散、内容多涉枝节，始终未见有一个考虑周详的全面方案不无关联(20)。另一方面，咸同以降，内忧外患已促使清朝在兵制改革与军器更新方面屡有动作(21)，由于武科功名在武官出身中所占比例并非主导(22)，故而武科改制进程相对滞缓。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改变了这一现状，武科改革再上议程。 二、武科归并营制 清军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朝野上下如梦初醒。一时间群情激奋，纷纷建言议事。众人论及丧师辱国，无不言及武备废弛，亟需矫正。综观各论，营制败坏、兵不堪用已是普遍认识。以此为嚆矢，改革武科以整顿营制之说成为一时热点。1894年8月29日，时任翰林院检讨的蒯光典向清廷条陈，提出挽回败局的方案。谈到绿营的整顿，他提出“绿营之兵，当概由武生充补”。依据他所陈理由，武科并入绿营可解决其战斗力低下的几个弊病：营伍“虚额”、“克扣”和营官“虐使”；战时“溃散之忧”；目不识丁，无将才造就。反过来可以改正武科“游惰疲软有嗜好”，“武断乡曲”等问题(23)。 蒯光典欲整顿绿营以重振军威。但自咸同以来，清廷已试图改造绿营，可是多种努力都收效甚微(24)。想凭借武科毕其功于一役，恐怕难以做到。况且清廷对于将武科归入绿营早有讨论并给予否定，再推行强制入伍势必招致物议(25)。 改革绿营未行，招募之法却兴。战争之际清廷命令各省督抚置办防务，封疆大吏则募勇以应付(26)。其中便有专招武科者。江西巡抚德馨借武乡试之机，出牌示招募汇聚省城之武生，“有愿意从戎行间效力者，准赴中军衙门报名”，意在“新立一军专练炮队以备缓急”。然武科所习并无炮事，还需重新训练。但德馨以“尔诸生肄习弓矢有年，一旦改用火器，以挽强命中之能，当收事半功倍之效，其事虽异，其用则同”为由回应，略显牵强。媒体评论则一语道破天机，认为此举是为改革兵勇积弊，“化无用为有用”，“较之招市井无赖，仓卒成军，不暇训练者，固有霄壤之殊矣”(27)。 舆论涉及晚清募勇问题非一时兴起。清朝以绿营作战时，遇抽调不及皆募勇以应对。而咸同时期绿营的溃败更促使募勇专成一军，名噪一时如湘、淮等军(28)。此次办理防务，各省督抚依然行募勇办法，如张之洞便试图招募盐枭入伍(29)。而其中不同则在于招募的对象。 此次招募武科士子，本为战时策略，报纸却赞赏有加。究其原因，主要是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既往募勇来源太杂，难以整肃军队，士兵素质与作战能力无从提高，甚至有招募乞丐、樵夫为兵丁的情况(30)。而专招武科既可以避免“拉杂成军，四出滋扰”，另一方面又可以避免人力资源的浪费，藉此解决武科士子“不能为国家御患”，反而危害地方安靖的问题(31)。德馨此举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之后舆论竟然据此发展为改革武科的方案，即以武科士子编成营伍(32)，与蒯光典提议相类，只是前者侧重改绿营，后者侧重建新军。 无论是朝中大臣还是民间舆论，甲午后都有以武科变营制的倾向。但从议论到落实，牵涉甚多，尤其是涉及到绿营、勇营的体制变更，很难一蹴而就，想借武科双管齐下，还欠周全计划。此时主政者更多考虑练新军以救急(33)，首倡督抚也无推行之力(34)。武科改制尚未提上议事日程。 三、改革科目与窒碍 甲午战争中，西方军事技术应用在战场上的效果非常明显：一是武器装备；二是将领素质。两军对垒，高下立判(35)。因而在战后时人有将西方军事技艺纳入武科考试之议，随之也引出相应问题。 1894年末，户部主事唐文治奏陈改革方案以求扭转危局。其中认为武科应“改弓矢为枪炮，易刀石以戈矛”。不过他以为仅此一项“诚不如学习洋务之为亟”，又提议“武科与学堂分则二者俱归于虚名，合则二者均裨于实用”，希望广设武备学堂，“无论武生武举均得肄业其中”，“除乡试会试中式外，许以随时保举拨入军营”(36)。 依唐文治的设想，考选出来的人既能使用新式武器，又能学到西式战法，一举两得。虽然他针对的则是火器不足、招募兵源的问题，立意与变营制之论殊途同归，却多了育才方面的考量，显然用意更深。 1895年4月21日，江苏布政司邓华熙将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呈给光绪帝。郑氏办理洋务多年，自然希望按西法改造武科。他计划将原来武科的内外二场，改为三场：“一试能明战守之宜，应变之方，深知地理险阻设伏应敌者。二试能施放火器，命中及远，驾驶船舶，深知水道者。三试制造机器，建筑营垒炮台，善造战守攻诸具者。”(37)郑观应的方案较详细地规定了武科考试西艺的内容。然而依照他的计划，武试士子需同时具备作战技能、水陆战法以及军器制造等多种专门知识。就现实而言，这显然有些苛求，考生一时恐难以企及。 另外一些方案更强调武科考试的武器革新。1895年7月21日，左庶子戴鸿慈条陈改革意见。他认为武科“拟请马、步、射一场谨遵旧制，弓、刀、石一场改用演枪，默武经一场改作武论”(38)。 无独有偶，1895年7月22日，出使俄国的王之春，亲历外情，向清廷条陈八项改革措施。他建议武科“将步箭一场改试枪炮，马射改试马枪”，“是一邑之中有数百人应试者，即隐寓数百洋枪队也，暗中收效实无涯涘”，“取定之后，即应派入营汛充当弁勇将倅，以次升补，则所用皆其所习，可并收人才之效矣”(39)。王之春的办法实有一石二鸟之效：武科考试枪炮，未取得功名者成为优质兵源；考中功名者则充实军营。随后在11月14日，御史孙赋谦也条陈变通武场考试，要求改弓刀石用枪炮(40)。 由此可见，虽然使用枪炮考试的大方向一致，但是朝中大臣在具体方案上各执一词。此外，他们之所以未提及增加西方战术、战法等内容，恐怕是预见到改革的困难而选择放弃(41)。另一方面，正当武科改制众说纷纭之际，部分督抚站出来反对武科改用枪炮，引发了改革的争议。 1895年8月1日，浙江巡抚廖寿丰在回复上谕时表达了自己的担心，认为武科“改试枪炮，然聚各省犷悍之徒蓄军火演习枪炮，岂非隐患”(42)。而甘肃新疆巡抚陶模亦坚决反对。他在同年先上奏说道：“旧有武科得人本少，若辈恃有顶戴往往武断乡曲，转难约束，傥谓弓矢无益而改习火器，则家家可置枪炮，流弊尤甚。”(43)在之后的奏折中又强调：“旧例武科无裨军事，徒害乡闾……断不可改习火器，致滋流弊……今议者欲改试枪炮，势必家置火器，后患更难设想。”(44) 督抚们的担忧在于倘若枪炮用于武科考试，会导致武器流入民间，成为社会治安的隐患。更为糟糕的是，在当时舆论中武科士子多扰乱社会秩序，是不安定因素和官府治理的难题(45)。这部分人若持有武器会加剧督抚们的担忧。 随后清廷也对此表态，上谕令兵部讨论孙赋谦的奏折。兵部“引严禁私藏火药之例”将其驳回(46)。清朝确有禁止民间私藏火器的成例(47)。另外武科使用火器的议论可追溯至乾隆年间，当时大臣高晋上奏请将武科舞刀一项改为鸟枪，乾隆皇帝驳斥了这一想法，认为鸟枪“原系制胜要器，而民间断不宜演习多藏”，武科若改用鸟枪，“应禁之火药铅丸，俱难禁民间私相售卖”，并以为鸟枪习者众多，“于事实为有碍”(48)。乾隆皇帝是要防止民间使用火器以保持武力统治的优势，与此相比，武科是否改试也就无足轻重了。这两个则例成为当局否定提议的依据，而督抚们的回应也正中清廷下怀。 然而时过境迁，成案适用的背景已经发生了变化，再因循守旧显然难以维持。因而孙赋谦在1896年12月8日再次上奏，请求武科停弓刀石，改洋枪、洋炮。针对禁止民间私藏火器，他指出：“今日洋枪盛行，民间处处皆有，名虽禁实不能禁。”又举例广东械斗时使用各种火炮，官员不能管理(49)。而当时民间私有火器的情况确实非常普遍(50)。依孙赋谦的说法，清廷禁止民间私藏火器的法令已成一纸空文，所以不准武科改用枪炮也是自欺欺人。 即便如此，主政者依然坚持“士子演习火器有干禁例，格不行”(51)，无异于否定现有武科改革方案。另一方面，清朝自淮军开始就在逐步推行新式武器并建立了相应的军工厂(52)，推行新武器的意愿已不言而喻。因而当权者大概也清楚武科沿用旧制不合时宜，但还是不愿改用枪炮，估计抝于武器还无妥善管理办法。因此这一问题已成为武科改革的窒碍，如何解决还需时人进一步探索。 四、改武科与停武科 正当武科考试改革遇到维持朝廷安定的困境时，被时人比附为西方军事体系一部分的武备学堂，再次受到重视并被广泛讨论(53)。于是时人另辟蹊径，绕开改革考试内容的纠结，尝试用武备学堂来解决武科改制。 1895年3月26日，翰林院侍读文廷式上奏，认为日本在军事上的胜利，是因其将士都出自学校，因此要求“开学校以讲武”，同时提到“武进士、举人、生员，皆年富力强，尤宜教以战阵，以资捍卫”，“似亦国家长养人材之一道也”(54)。文廷式意识到西方兵学需要有相对应的育才机构，因而建议与武科合二为一，达到培养将才的目的。不过此举并未引起清廷重视(55)。 此外郑观应考虑周全，还准备了一套武科改革方案。他认为武科士子当在学堂考取功名，“县试小学堂，考列上等者为秀才，贡之于省。省试中书院，考列上等者为举人，贡之于京师。京都大书院考列上等者为进士”。而考试标准是“精于制造”、“熟识驾驶”、“能施火器”(56)。郑观应实质上将武科归于学堂之中。 之后设置武备学堂的呼声与日俱增。1895年6月9日，顺天府尹胡燏棻上奏请求变法自强。在培养军官的问题上，他认为：“先在直省设立武备学堂，行取各州县武生武举考其汉文通顺，年力精壮者，选令入塾，给以养瞻……则将才辈出，不患有兵而无官。”(57) 起初以武备学堂改武科的方案只是强调其教育功能，然而随着科目改革面临阻碍，时人开始留意到武备学堂的管理功能。反对武科改试枪炮的廖寿丰，注意到武备学堂可以作为约束武科士子的手段。他认为“宜仿西人之制，广设学堂”，让武科人员到学堂学习，“仍由考官按试拔取，庶可以收实效”(58)，同时可以避免因武器管理不严造成的社会问题。 舆论也看到了这点，甚至规划了武备学堂从设立到办学的简易流程。如资金“先自捐廉以为倡始”，学员“择邑中考试武科生童一月两试”，学习“坐作进退之方，步伐止齐之法”，“演放枪炮，打靶射鹄命中及远”。至于设学堂的预期效果“可保卫地方”，“寄干城腹心之选，可收实效，兼可清伏莽之源，而弭无形之患”(59)。 随后有目光敏锐者点出武备学堂可以解决武科改制的枪炮问题。1897年，唐才常在《兵学馀谭》中，提到孙赋谦改制武科建议被驳回。他肯定清廷的做法谓“枪炮不得私售，五洲通例，部议自是正论”，而又体恤“第孙御史救时苦心，沉痛迫切，不可无法以权衡之”。唐才常的调和办法是：“在各省各府书院，添设武备学堂。由官购枪炮若干，藏之学堂；于学堂附近，另辟隙地为演习所；枪炮火药毋得越学堂一步。有执枪炮火药游行街衢村落者科以罪。”(60) 纵观讨论，以武备学堂改武科似可一举解决诸多弊端。最重要的是，武器管理问题可以解决，也为引进西方军事技艺提供了一条途径。至此武科改制或有转机，但停武科争议又起。 不少设立武备学堂的方案刻意排斥武科士子加入，意在停止武科。同样反对武科改试枪炮的陶模，认为武科士子“草野武夫既乏新书奇器，又不便聚徒讲贯，性情椎鲁，难习韬钤”，坚持武科“急当罢行”(61)。陶模希望设立武备学堂及相关的功名，但将武科士子排除在外，实际上是以武备学堂取代武科。但他并没有解决停止考试后的善后问题，方案显得考虑不周。 舆论亦不乏附议者。汪康年于1896年9月7日在《中国自强策》中建议：“停无用之武试，开水陆学堂，令凡能武事者，不舆齐民齿，则人竞于武矣，精选厚其饷，严教而重于防。”(62)《知新报》撰文言：“夫弓刀石之武科……甚至堂堂主帅，而已之为官衔，尚不能认，然则安能望其读兵法之书，并各国之书哉，故中国宜效西法，各省遍设武备学堂，以培养将才，决不可缓。”(63)其中虽然没有提及停武科，却已点明武科士子无法学习西方武学。而设立武备学堂摒弃武科之意自明。 康有为的弟子王觉任提出增广同文馆章程，希望同文馆能教授更多西学知识。一方面，他提出同文馆应在行省和州县“推例立学”，并且“以代武科”。另一方面，他认为“枪炮既兴，兵学异古”，“今宜立武备斋”，传授各种西方军事知识(64)。王觉任实质上是把同文馆转变为学堂，并且更为直白地提出同文馆改革后可以取代武科。 取代武科实际就是停止武科。这类意见的出现，或许和甲午战争后的文科举改革有关。此时众多督抚都在本省推行书院改革，试图仿行西式教育。而在当时对西艺分科模糊的认知之下，不少书院将西方兵学也纳入课程之中(65)。如此设计一方面使得文科囊括了武备学堂，另一方面使得武科改革的必要性受到了质疑。于是停罢武科之议层出不穷。然而论者对武科士子的后续安置问题都未能提及，显然还欠妥当。 面对武科选择改革还是停止的纠纷，部分督抚采取搁置争议、共同发展的方针来应对。1896年8月9日，张之洞委派王承恩等人筹办湖北武备学堂。他对生源要求是“凡文武生员、贡监、文武候补员弁以及官绅世家子弟”，“惟必须文理明通，身体强壮者”。张之洞认为这样做，“堂内学生将来皆可为科名仕宦中人，无论文武，一登仕途，即可为国家效用，见诸实际”(66)。 张之洞并未纠结于是否吸收武科士子入学堂，而是提出了新的看法“合文武为一途”(67)，吸引各方注意，使之前的争论暂且平息。对于张之洞此举褒贬不一。作为湖北武备学堂委员的姚锡光就指出：“窃谓中国文武分途已久，其文员文生，习气甚深，本不宜于武备，尤不能当学生；而武弁武生，大率粗鄙者流，不堪造就。”(68)他认为现有科举制度下选出的人皆无入学资质。姚锡光曾在北洋武备学堂任事，此评议不失为真知灼见。 舆论对张之洞文武融合的口号反应良好。报纸评论：“香帅故不分文武，特选精通文理之人入堂肄业，盖欲以文植武之基而思收其速效也，且又知不徒在中学而比于西学相辅相而行”(69)。 还有言论从制度层面剖析了文武不平衡的原因，鞭辟入里，认为文武两科，“惟考试虽同，而平时教训则异，至教训异而文武微分优绌矣”。由此导致“文者自以为文重而轻视夫武，武者自以为不能与文并重而亦致自轻”，所以“文武分而文教未必日昌，而武备因之日弛”。再指出文武士子平日虽然都有教官管理，但是教官“专为文而设”，武科则无以对应。更不论文科还有书院。武科“国家除考试之外并无培植，一任其乡曲之师承”。结论是“中国人才之少，文与武分”(70)。由此凸显张之洞办学理念之善。不过张之洞此法并未得到一致认同，定为良策还为时尚早。 从改武科到停武科出现，反映出晚清科举制度以西为师变革中的转型与纠结。正因文、武科举皆需改制，才会有武学堂归属的争论，继而出现改与停两方的博弈。而张之洞的调和办法还处于试验阶段，前途未卜。这导致武科改革方案还不能一锤定音。武科命运何去何从还有待时人询谋谘度。 甲午战争后，清朝执政方针逐步走向革新，武科改制借此潮流再次发力。类比鸦片战争以来变革武科的声音，甲午至戊戌的讨论更加集中，从官员到舆情都广泛参与，已形成有效驱动力。虽然这一阶段改革的切入点依旧是考试内容与武科进身，但较之前已经拓展并深化。武科纳入兵制，倡议者鼓吹其一石二鸟之效，却忽视晚清军队自身已积重难返，背后盘根错节，非一厢情愿可行。将枪炮等西艺引入武试之说，立意本是大势所趋，怎奈碍于火器管理旧例，一时陷入僵局。化解良策如武科结合武备学堂，不料文科举改革方案，已将办理武备学堂纳入其范畴，颇有釜底抽薪之力，导致武科改制前途未卜。 甲午至戊戌对武科的议论，已将晚清武科改革推向了一个关节。各种方案的挑选与利弊权衡取舍，显非朝野官绅坐而论道能够解决。惟有清廷中枢的介入，方能引导武科改制进入下一阶段。 ①樊增祥在光绪八年(1882)湖北武乡试录后叙中记：“历观臣工之章奏，叠经列祖之圣裁，自顺治而科已开，迄道光而法大备。”见樊增祥：《湖北武乡试录叙》(代)，《樊山集》第23卷，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第735—737页。 ②樊增祥在光绪十七年(1891)陕西武乡试录后叙中记：“古今取士非一途，而武居其一，武人进身非一途，而武科居其一。”见樊增祥：《陕西辛卯科武乡录叙》(代)，《樊山集》第23卷，第739—740页。 ③闫俊侠的研究表明，中国吸收西方军事知识并不是从晚清才开始，在明末即出现，但由于清代统治政策的影响，并没有很好发展起来。另外，闫俊侠对晚清西方军事知识的传播情况有详细梳理。参考闫俊侠：《晚清西方兵学译著在中国的传播(1860-1895)》，复旦大学历史系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 ④上世纪80年代开始，张勇坚、许有根、贾学德、龙炳峰等先后对晚清武科举废止进行过研究。其重点在对几位大臣的变革方案进行解读。其中张勇坚与许有根指出武器革新、军事教育近代化与武科为对应关系，从而导致其被废止。参见张勇坚：《武科的存废与军事教育的近代化》，《复旦学报》1988年第1期；许有根：《清末废武科探因》，《盐城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贾学德在此基础上肯定了时人改革武科的努力，提出武科因难以收纳西方武器与战术战略而被废除的观点。参见贾学德：《清代武科举制度的影响及废除》，复旦大学历史系199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9页。许有根之后又从武科士子危害社会管理的角度，补充了武科举停止的原因。参见许有根：《清末废武科原因再探》，《盐城师专学报》1998年第1期。此后的研究开始注意到武科举改废的过程，参见龙炳峰：《清代武举制度之研究(1644-1901)》，国立台东师范大学体育学系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64—184页。另外在相关研究中已有涉及戊戌年武科改制的集中讨论，并在史实上有实质性进展，参见李元鹏：《晚清督抚与社会变革——以1895-1898年初督抚的自强活动为中心》，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38—145页。 ⑤《钦定武场条例》卷1，故宫博物院编：《钦定科场条例》第3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73页。 ⑥参见贾学德：《清代武科举制度的影响及废除》，复旦大学历史系199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6页。 ⑦据《钦定武场条例》，八旗与绿营的兵丁可以参加武童试，而八旗官员和绿营千把总可以参加武乡试。参考：《钦定武场条例》卷8，第214—215、218页，卷10，第255—256、258页。 ⑧“雍正十年议准，内九门千总，照外七门千总之例，均用汉军武举。”《大清会典事例》卷574《兵部·三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451页。 ⑨“雍正五年谕，一甲一名，授为一等侍卫；二名、三名，授为二等侍卫；二甲挑选十名，俱授为三等侍卫；三甲挑选十六名，俱授为蓝翎侍卫。嗣后永为定例。”《大清五朝会典》第6册，卷134，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第2143页。 ⑩参考罗尔纲：《绿营兵志》，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96页。 (11)罗尔纲总结绿营选官的四种出身：行伍、世职、武科、荫生。参考罗尔纲：《绿营兵志》，第295页。 (12)茅海建揭示出清军相对西方落后的表现和原因。王尔敏认为，当时认为绿营制度平时弊端有七点，而在战时又衍生出三个弱点。参考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33—47页。王尔敏：《清代勇营制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期，1973年，第12—14页。 (13)祁 (14)参考魏源：《海国图志》卷2，《魏源全集》第4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37页。 (15)参考徐鼒：《上大府请武场添试火器笺》，贺长龄、盛康辑：《皇朝经世文正续编》第4册卷66，第124页。 (16)参考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停武试议》，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4—26页。 (17)参考沈葆桢：《请停止武闱片》，贺长龄、盛康辑：《皇朝经世文正续编》第4册卷66，第124页。 (18)《钦定武场条例》卷4，第170页。 (19)王尔敏统计，中英鸦片战争后，清廷从上至下认为西洋武器优于中国者不在少数。参见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17页。 (20)与武科改革相对应，文科举的改革，前有严修所提方案较全面具体，后有张之洞、刘坤一的全盘谋划提纲挈领。参见关晓红：《晚清议改科举新探》，《史学月刊》2007年第10期；关晓红：《清季科举改章与停废科举》，《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1期。 (21)咸同之后兵制改革的史实，罗尔纲与王尔敏分别从绿营和勇营的角度进行了梳理。至于军器更新，王尔敏则从晚清兴办兵工业的角度来说明。参见罗尔纲：《绿营兵志》，第74—86页；王尔敏：《清代勇营制度》，第46—50页；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30—59页。 (22)清代武职以行伍出身为正途，科目次之。参见刘子扬：《清代地方官制考》，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第38—39页。 (23)蒯光典：《吏部尚书麟书等据呈代奏检讨蒯光典条陈时务折》，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59—160页。 (24)罗尔纲认为清廷在太平天国后努力重建绿营旧制，但效果不佳。参考罗尔纲：《绿营兵志》，第74—86页。 (25)乾隆朝关于武生是否强制入伍进行约束有过反复讨论，最后以乾隆六十年上谕为定例“朕思武生应科目，是其正途，若令改归营伍，恐非所愿。且伊等居住偏僻，距省会镇营遥远，守候挑补，亦未便强以所难。若谓武生等多致恃符滋事，以之挑补兵丁，方可藉资约束。则文生内亦有恃符滋事之人，断无亦令入伍食粮充当字识之理……嗣后各省武生，如情愿入伍食粮，自应仍旧各听其便。其不愿入伍者，亦不必稍加勉强，以示体恤。”《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11(嘉庆朝)，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年，第3761—3762页。 (26)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1894年8月1日)，上谕“倭人渝盟肇衅，无理已极，势难再予以姑容……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441页。关于布防情况，参考张之洞：《筹备江防折》，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3册，武汉：武汉出版社，2008年，第195—196页。 (27)《破格招军》，《申报》1894年12月8日，第2版。 (28)王尔敏概括了晚清勇营的渊源。参考王尔敏：《清代勇营制度》，第9—15页。 (29)张之洞与江苏巡抚奎俊商议：“招私枭充营勇，极是救急良策。近日屡有人献此策，正拟电商，今承来示，正与鄙意相合。”张之洞：《致苏州奎抚台》，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8册，第195页。刘坤一对此做法颇为赞许：“香帅谟猷远大，布置井然，至私贩入伍一层，使千百犷悍之徒，顿归钳制，伏莽既靖，内患自消，在今日最为良策。”刘坤一：《复奎乐峰》，欧阳辅之编：《刘忠诚公(坤一)遗集·书牍》卷11，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6928页。 (30)以报道为例：“杭垣每逢新正，丐者之沿门求乞者络绎不绝，今正稀若晨星，仅有老弱妇女以及残疾者，或谓去冬募勇时，少壮都投效所致。”见《乞丐投军》，《申报》1895年2月10日，第2版；“去年因各处招勇巡防，业樵采者大半皆充当勇丁……是以柴价顿涨。”见《苏堤春晓》，《申报》1895年2月13日，第2版。 (31)《论德中丞破格招军事》，《申报》1894年12月9日，第1版。 (32)参考《各直省武举武生宜拨充军士议》，《申报》1895年3月12日，第1版。 (33)1894年11月15日，上谕从汉纳根条陈用西法练军办法，令胡燏棻和其共同筹办，“赶速教练成军”，《军机处电寄胡燏棻谕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日战争》第3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11页。 (34)“时江西抚宪特募武生六十名充当亲军护卫小队，上年和议已成，奉部给撤以节饷需，本年又奉部饬裁兵勇，已有成议。抚宪饬小队一并裁撤。”见《丰城剑气》，《申报》1896年5月21日，第1—2版。 (35)1894年吴汝纶复函陈静潭，比较中日军力，认为日本“切实讲求西人兵法，兵轮多于我，其统领水师将帅皆深明西学”。见《答陈静潭》，吴汝纶：《桐城吴先生全书》，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日战争》第5册，第298页。 (36)唐文治：《请挽大局以维国运折》，《茹经堂奏疏》卷1，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36—39页。 (37)郑观应：《考试上》，夏东元编：《郑观应年谱长编》上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7—219页。此处引用《郑观应年谱长编》，主要因为《盛世危言》编写时间较长，前后版次较多。此时光绪帝收到的可能是1894年宏道堂刻本，或者1895年上海古香阁铅印本，而无论哪个版本，在武科改制内容上并无差别。参考夏东元：《郑观应年谱长编》下卷，第843—844页。 (38)戴鸿慈：《左庶子戴鸿慈奏为条陈审敌情以固邦交等十二事折》，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3册，第501页。 (39)《<使俄草>附录》，王之春著，赵春晨等校：《王之春集》第2册，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836—837页。 (40)参考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3976页。 (41)鸦片战争后至甲午战争前，朝中屡次讨论文科举引入西学皆未行，可见其施行之难，何况武科举。参见关晓红：《晚清议改科举新探》，《史学月刊》2007年第10期。 (42)廖寿丰：《时局艰危亟应力图补救敬陈管见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20辑，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641页。 (43)陶模：《培养人才勉图补救折》，陶葆廉辑，陆洪涛校：《陶勤肃公(模)奏议》卷3，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第38—39页。 (44)陶模：《遵旨复奏自强大计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32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50—552页。 (45)1895年，江西考试武童，当时报纸对武科人员评价：“近年各属讲武者较昔多至十倍，往往成群结队于临试滋生事端，即能悻博一衿……谋生乏术，窝聚赌娼，扰害市肆，包揽词讼，甚至藐法横行，罪恶多端，不堪指数。”虽然无具体事例所指，但可见武科士子在一些人眼中形象不佳。《豫章试事》，《申报》1895年9月17日，第2版。 (46)兵部的回复，参考孙赋谦在1897年的奏折。孙赋谦：《御史孙赋谦请武场考试变通旧制折》，毛佩之辑：《变法自强奏议汇编》卷4，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第142页。 (47)邱捷的研究反映了清朝控制民间火器的情况，参见邱捷：《近代中国民间武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01—202页。 (48)《清实录》第2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77—978页。 (49)孙赋谦：《御史孙赋谦请武场考试变通旧制折》，毛佩之辑：《变法自强奏议汇编》卷4，第142—143页。时间考订根据《光绪朝东华录》，见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3918页。 (50)邱捷的研究表明，清代自乾隆开始民间就开始私藏、私造火器，并成规模；晚清因社会动荡更加普遍。参考邱捷：《近代中国民间武器》，第7—10、199—207页。 (51)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3995页。 (52)参考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105—106页。 (53)甲午战争之前就有督抚创办武备学堂，不过当时只是为督抚所需而立，并未作为定制推行。参见罗尔纲：《晚清兵志》卷5《军事教育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9页。 (54)文廷式：《请开学校讲习武事片》，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57—58页。 (55)“文廷式封奏……练洋队、练武举、武进士，皆未办。”翁同龢：《随手记》，谢俊美编：《翁同龢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147页。 (56)这一方案实际是郑观应在之后附加，后在《盛世危言》14卷本可见。郑观应：《考试上》，夏东元编：《郑观应年谱长编》上卷，第218页。 (57)胡燏棻：《因时变法力图自强谨条陈善后事宜折》，毛佩之辑：《变法自强奏议汇编》卷1，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第27—28页。其中奏折时间参考张海荣：《甲午战后改革大讨论考述》，《历史研究》2010年第4期。 (58)廖寿丰：《时局艰危亟应力图补救敬陈管见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20辑，第641页。 (59)《论各县宜设武备学堂》，《申报》1895年10月7日，第1版。 (60)唐才常撰，王佩良校：《唐才常集》，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54页。论著时间根据，陈善伟：《唐才常年谱长编》上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49页。原文连载《湘学报》第416号。 (61)陶模：《遵旨复奏自强大计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32辑，第550—552页。 (62)汪康年：《中国自强策》下，《时务报》第4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第209页。 (63)《日人狂论》，《知新报》第35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年，第398页。 (64)王觉任：《增广同文馆章程议》，《知新报》第35、36册，第394—395、411—413页。 (65)此处参考关晓红对甲午战争后的书院改革的梳理，见氏著：《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9—34页。 (66)张之洞：《札道员王承恩等筹办武备学堂》，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3册，第256—262页。 (67)张之洞：《设立武备学堂折》，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3册，第412—413页。 (68)姚锡光：《江鄂日记》卷4，王凡、汪叔子编：《姚锡光江鄂日记》(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41页。 (69)《阅本报纪张香帅武备学堂招考章程示率书其后》，《申报》1896年11月3日，第1版。 (70)《书鄂督张香帅创设武备学堂续示后》，《申报》1896年12月1日，第1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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