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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达亮作《潮州开元寺历代住持述考》，元胆巴帝师，清高僧古如，民国高僧虚云、太虚、智诚及居士王弘愿，日僧常盘大定、权田雷斧，皆曾驻寺弘化。权田雷斧是日本东密传人，常盘大定则是影响近代中国的佛教学者。近代中国，多位日本学者考察中国佛教建筑或遗迹。对中国佛教建筑研究的贡献较大者当首推日本著名学者常盘大定。  常盘大定（左）和关野贞（右） 常盘大定（1870—1945）号榴邱，生于日本的宫城县顺忍寺，常盘大定17岁入仙台市道仁寺，29岁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历任真宗中学、天台宗大学、日莲宗大学、真宗大学、丰山大学、东京帝国大学等。昭和六年（1931），自东京帝国大学退休。后任庆应义塾大学东方文化学院评议员，并兼任东洋大学教授。昭和十四年（1939），主持浅草本愿寺兼大谷派本愿寺东京分支机构之宗务，同年创立日本佛学院，并自任校长。常盘大定属日本净土真宗的大谷派。这一派对于中国近代佛教遗迹的考察不遗余力，包括对中国敦煌莫高窟的考察，大谷光瑞探险队就对中国敦煌宝库进行了掠夺。 作为日本著名佛教学者，常盘大定对中国国内学术界也有一定影响，如民国时期国内佛教界曾就《大乘起信论》的真伪进行热烈讨论，常盘大定就和这场讨论有关。 常盘大定曾说，“我常年讲授中国佛教史，可是一次也没有亲自到现地考察，无论如何总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今春以来，出现了今年无论如何也想实现长期以来的愿望的想法。”丁铨编著《旧影潮州》提及：“常盘大定曾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专长汉传佛教研究，本身亦是一名日本佛教僧侣。1920年后，先后五次亲至中国，研究中国佛教史迹。”故常盘大定对于佛教史迹较为留意。然而，常盘大定的前来中国，又受到同时期另一位著名学者关野贞的较大影响，关野贞的兴趣更多是工学建筑本身。常盘大定从关野贞学习摄影方法。甚至后来关野贞的次女和常盘大定的长子结为夫妻。 实际上，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就有多位日本学者或个人，或组成团体来考察文物及建筑，其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研究领域涉及了人类学、考古学、美术学、建筑学等多个领域。日本对亚洲的建筑文化遗产研究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研究起步早，二是资料涵盖性强。20世纪初伊东忠太、关野贞、常盘大定、冢本靖等对中国建筑的摄影纪录开创了专业研究者对中国建筑摄影的先河。 关野贞（1868—1935），工学博士，著名建筑史家。1910年任东京大学教授，其间进行的平城宫址研究，1922年被指定为国家史迹。关野贞是较早来中国的日本建筑史家，他在中国考察过程中，拍摄了很多照片，这些照片至今还留存在东京大学工学部。 常盘大定在中国的考察一共有5次，第五次考察时间是从1928年12月—1929年1月，当年，他从海路至香港，北上进入广州、韶关，东折到潮州、厦门、福州等地，探访各地佛教圣迹。常盘大定的考察有一个特点，以佛教史迹为主，但如果涉及道教和其他遗迹，他也会顺便进行访问和考察。常盘大定在潮州的考察重点，主要是开元寺和韩文公祠。  潮州开元寺天王殿背面细部 丁铨编著《旧影潮州》叙述常盘大定前来潮州的基本情况：1929年1月3日，两位著名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和关野贞来到潮州，探访了韩文公祠和开元寺，在韩文公祠拍下13张照片，包括拓本、韩文公像等，而在开元寺，则拍下9张，分别是开元寺大殿内的铜钟、藏经阁、大雄宝殿、一张天王殿背面照及两张细节图、开元寺内的3个陀罗尼经幢。开元寺的陀罗尼经幢在民国时期仍然存有，并受到日本人的高度注意，两位日本学者在开元寺拍的9张相片，有3张关于石经幢。 1929年1月3日是个寒冷的阴天。他们早上8点从汕头出发，一个半小时候到达潮州。走水路，在湘子桥登陆，先去了韩文公祠。常盘大定一行人往韩山方向，先去了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即今天的韩山师范学院）与学校干事李芳柏见面后，李芳柏送给常盘大定一本《潮州府志》。 常盘大定后来介绍了苏轼的《白鹦鹉赋》、开元寺的历史以及苏东坡撰写的《潮州昌黎伯文公庙碑》（简称“苏碑”），“苏碑因战乱摧毁又重新树立起来已有两百年，然而这块石碑，现在也断了，只剩下半块”。 开元寺位于广东省潮州市开元路。前身为荔峰寺，始建于唐代开元年间，元代改为“开元万寿禅寺”，明代称“开元镇国禅寺”，又称“镇国开元禅寺”，加额“万寿宫”，俗称“开元寺”一直沿用至今。整座潮州开元寺保留了唐代平面布局，又凝结了宋、元、明、清各朝的建筑艺术风格，香火鼎盛。常盘大定在《中国文化史迹》中对当时他看到的开元寺着墨不少： 我们辗转到城内甘露坊的开元寺。这座开元寺，在宋元时期拥有很多寺田，后都被侵占了。经明代知县金一凤清复，田产得以归还，并延请罗浮密因和尚开堂说法，戒律森严。康熙十九年（1680）庚申，知事林杭学率郡人重修开元寺。乾隆十五年（1750）时，大方伯吴公谦志清查通省寺租提解充公，从那之后，开元寺的经济变成定额供给。 大正十三年（1924），我国（日本）的权田僧正远渡重洋前来传佛法，也正是在此寺进行的。这是一座当之无愧的大寺，虽已不能保持其原有的模样，但门上的画梁仍值得一看。大雄宝殿很小。大雄宝殿的大铜钟，是宋政和四年（1114）铸造的，还是唐朝时的样式。 大殿前有石狮两座，但两座石狮都很旧，已经有多处损坏。大门口有两座大石狮，同样也是多处破损。 藏经阁中有钦赐的龙藏（大藏经）。我们拜访了方丈，看见房间悬挂着林荣画的水墨达摩像。住持是智臻法师，听他说密宗传法的王弘愿居士在附近的仙街，即义安路居住。前来参谒的人很多，都是因为对名刹慕名而来。我们献上了部分史籍后便告辞了。  潮州开元寺天王殿前陀罗尼幢 常盘大定还叙述从开元寺出来后的行程和感想，大意是： 归途时登了西湖山，风景颇佳。四顾笔架山，从西湖山到西面的山丘上全部都是百姓的坟茔。我来潮州本来是为了去西山的灵山寺。灵山寺是与韩文公辩经的大颠和尚的住所。本以为这个西山就是指潮安县城西面的这座山，但来到西湖山之后，并没有看见这座寺庙。后来得知灵山寺在潮阳县城的西山上，我十分失望。 潮安市是个很有西洋风味的地方，但也不失中国风情。街上树立着很多高大的牌坊，很有中国街道的建筑特点。我想在潮安市的市集上买韩愈写的白鹦鹉赋，在唯一的一条大街上走了一遍发现并没有卖，而且物价也比北方贵多了。 晚上我回到汕头，叫上了石井、喜志等人一起聚餐，商量着明天一起去潮阳县灵山寺，但因为我要演讲而难以成行...… 常盘大定在中国进行5次考察，每次都撰写了行程日记，第五次为《广福巡礼记》。1938年他将各次的行程日记收进了《支那佛教史迹考察记》，其中写道，“中国现存的国宝有很多，每年或被破坏，或被搬出，但还是有很多。由于长年弃之不顾，其意义和价值全都没有被认识到。从反面说，没有认识到其意义和价值，怎能保护这些建筑。能发现其并确定其世界宝物之价值，这实在是日本学者的工作。”这段话读来，至今引人深省。  当代潮州开元寺 日本人道端良秀著《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中提及，大正十四年（1925）6月，常盘大定与关野贞合作写成《中国佛教史迹》，内中附有大量图片，一共5卷，分别附有学术评论及解释，由京都法藏馆出版，震动了学术界。该书后来又增添了道教、儒教等古迹，作为《中国文化史迹》，从昭和十四年（1939）至十六年（1941），共出版了12卷。1975年，法藏馆再版《中国文化史迹》，深为学术界喜爱。今天，了解常盘大定对于中国佛教研究，很多是根据《中国文化史迹》一书的内容。 常盘大定在中国考察的时间，正是日本军国主义不断侵略扩张之时。客观地看，包括常盘大定在内的日本学者对于中国的考察旅行，一方面促进了日本人对中国的深入了解，另一方面也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提供了相关信息。二战时，日本净土真宗僧人在潮州开元寺也有活动，而常盘大定也和日本净土真宗有较大关系。二战时期日本净土真宗僧人在潮州开元寺的活动，让人联想到此前常盘大定考察潮州开元寺后所带来的影响。 ——本文载于《人海灯》2022年第1期，作者陈雪峰、张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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