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弢|全球史视域下的世界环境史书写：理论、实践与问题

一　环境史与全球史的结合

20世纪60—70年代兴起的环境史，为传统的历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丰富了历史书写的视角和对象。近三十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学者更尝试编撰以环境史为主题的普遍史，即覆盖人类社会各个发展时期且囊括世界各地的通史。世界环境史或者全球环境史应运而生——不同作者为各自著作所拟的标题不尽相同，其宏大的志向在于尝试书写揭示全世界范围内人与自然之间互动关系的总体历史。然而，全球环境史或称世界环境史，并不是将环境史与全球史两个新兴的史学领域简单地进行概念叠加。两者在选题、视野、价值取向、写作路径等方面有着天然的契合度，笔者尝试浅析如下。

环境史关注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双方的相互影响以及互相关联的变化发展。这一简洁的概念以抽象的形式概括了最广泛的外延。环境史考察的人类可以是作为物种的人，上溯（据已发现的化石）距今400万年前的人类起源时期，直至当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群。自然环境则是指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乃至宇宙所提供的一切物质条件。在如此宽泛的定义之下，一方面，自然环境、生态条件跨越了国家和地区界限，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带有普遍性，难以用地区国别史给予限定。当史家面对自然、环境、生态等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主题时，自然而然地要突破传统史学的时空框架而面向全球。另一方面，同类自然环境或者生态问题会作用于不同地区的人类社会，不同的人群可能因此相互联系起来，他们面对自然与生态所产生的反应和作为可能相似或是相异。这使得环境史书写的着眼点往往是跨国的、关联的、交流的、比较的，它可以将现象、事件、改变置于全球的脉络之中进行历史地分析。而全球史的核心关怀恰恰在于跨越各种边界的流动、交换与进程，其出发点正是相互关联着的世界。这个互联的世界必然包含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于是乎，全球环境史就是跨学科、多视角的对全球生态变化的一种叙述或者分析。

环境史学者与全球史学者对各自领域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共通性早有共识。环境史学者认为民族国家的国别史并非环境史的适当范围，生态的变化与国别无关而是跨越国界的。全球史学者更对环境史抱有积极肯定的态度。因为环境史尤为突出世界各地之间的关联和共同性，它不单是跨国的更是国际性的，这与全球史的学术取向完全合拍。既然宇宙万物、地球环境、自然现象等无法用人为划定的国家边界去限定，而它们又与人类整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也就只能从全人类的视野去探究和处理。就此而言，只有跨国视野的环境史，而不存在关于环境的国别史。环境史研究可以追求时空与主题的综合和通达，形成有自身特色的世界史书写。环境史学者于是建议，将全球史与环境史相结合可以突破民族国家的视野，形成宏大的认知视角；借此打破狭隘的民族意识，实现生态规律与政治规律的有机统一。这既满足了世界史书写所追求的整体性和一致性，也弥补了既有研究对差异性和多样化忽视的缺陷。

当然，全球史并非以世界的整体性取代传统的国别史。在实践当中，历史书写必然落实到本土层面(local history)，对不同时代、不同国家进行同类主题的整体梳理、比较分析、相互关联，才能更全面地理解人类社会的整体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全球史的研究范围未必覆盖全球，较小的研究框架与细微的主题更能使研究尽善尽美。据全球史学者考察，在近些年出版的全球史著作当中，较为优质的作品所涉及地域不超过三个。所以说，全球史的目标并非书写一部关于整个星球的通史，而是抱有对全球关联的体察。正如全球史学者所强调的自身定位那样，与其说全球史是一门学科，倒不如将其视为一种写作和思考的模式。一般而言，人类社会的历史仍被按照不同时代以及国别所划定和分别考察，即民族国家断代史的视角。这种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的方法又与环境史不谋而合。环境史学者同样推崇以小见大的模式。以对区域内“小生境”的研究作为起点，在扎实的基础之上揭示其中蕴涵的普遍性，从而透视人与自然的总体变化这个“大世界”。

既然环境史探索的是人类共同面对的生态环境，就自然而然地超越了国家的边界、文化和宗教的差异、种族的不同，更是自觉地打破了欧洲中心主义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模式，将人类整体和自然的全部视为共同体一起纳入研究框架。这也正是全球史所追求的去欧洲中心化的价值取向。也就是说，不以欧洲的部分经验（更何况欧洲内部也不尽相同）为普遍标准，避免将其作为阐释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下历史发展的先决条件。全球史的写作愿景是世界主义，因为世界各地已经在各个层面上相互关联、紧密整合，孤立地理解和诠释大规模的进程是无法做到的，例如环境和气候问题。环境史进而将这种世界主义的进程推广到人类与自然，注重其间的生态进程。人类是生命群落的组成部分，从未也无法孤立于其他生物而独存于世。人类的生存依赖于生态环境的存在，并在其中与生命群落的其他成员一起完成共同进化。在此过程中，无从谈起中心位置还是边缘地带。环境史的研究任务是考察人类整体在进化过程中的角色及其变化。

二　全球环境史的书写路径

在世界环境史的著述实践当中，其写作路径在诸多方向上与全球史不谋而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现代史讲席教授康拉德对全球史的书写取径做出过归纳：全球史作为万物的历史、作为联系的历史、作为整合的历史共三类。这一总结为梳理既有的世界环境史著作提供了一个适当且全面的分析框架。笔者将这一理论演绎至环境史的书写，对带有世界环境史性质的著作——难免挂一漏万——进行梳理、分类和评析。

康拉德将第一类书写路径分为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特定时间段之内的大规模综合，它或者是某个或者某几个世纪的历史，或者是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但将全球的状况收入囊中。康拉德称为“全景式” (all-inversion)模式，其特点是包罗万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不断尝试，力争书写——起码其著述的标题意味着——包罗万象的世界环境史。在这些著者当中，不仅有历史学家，也有地理学家、生物学家等多个学科领域的学者的积极参与。

在历史学家当中，首部世界环境史著作出自德国学者拉德考笔下。拉德考现为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荣休教授，在职期间长期担任现代史讲席教授，研究重点是科技史、环境史、医学史等。他几乎是唯一被引介给汉语读者的德语学界的环境史学家。他的《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简称《自然与权力》）早在2004年被译为中文，该书的德文原版于2000年问世，随即在2002年出版了修订补充版，2012年再次重印，在此期间出版了中文、英文等译本。原书的副标题明确定位于世界史(weltgeschichte)，英文版则表达为全球史。方家对此书写作方式的评价并非完全给予肯定，而是认为书中的叙述是在“杂乱无序”(sprawling)地展开。确实，《自然与权力》不是概述世界范围内从古至今的环境变迁，书中没有追求覆盖面，笔墨分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明的各种案例。所涉及的主题也颇为广泛，从生态环境到对水利和木材的利用，从殖民主义到现实中的环保政策。作为试探性的著作，拉德考或许有意避免宏大叙事，而是以一系列古今故事展现出环境史研究不仅仅是对灾难史的梳理。在拉德考看来，世界环境史是指人类共同面对的主题例如农业，也是对人与自然联系的历史、自然环境的再生历史的整体考量。《自然与权力》一书缺乏系统性，未能在国内学界引起广泛反响。然而这部初试之作不成体系的书写方式却在不经意间为后续著作开创了先例——如果说不是确立下范式的话。

几乎和《自然与权力》同时，约翰·麦克尼尔出版了自己的力作《阳光下的新事物——20世纪世界环境史》（简称《阳光下的新事物》）。该书的副标题表达出，作者想要撰写一部20世纪世界环境史的意图。书中第一部分论述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的环境条件，包括与土壤和岩石圈、大气圈、水文圈，以及人类自身所归属的生物圈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第二部分从环境史的视角聚焦20世纪人类社会不同以往的巨大变化，例如人口爆炸、城市繁荣、能源结构改变、环保思想的兴起、环境政策的出台等。作者力图归纳20世纪环境变迁的总体特征，列举人类相对应的举措，为此所拣选的事例来自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还据此探讨了变化背后的政治动力以及经济动机。《阳光下的新事物》虽然聚焦20世纪，但在背景交代中上溯至一万年前农业社会的开端，更将公元1500年至20世纪之前作为20世纪的比照对象。所以，书中的时间轴已然横亘古今，是名副其实的一部世界环境史的成功之作。

紧随上述两部著作之后问世的是唐纳德·休斯（1932—2019）的《世界环境史——人类在地球生命中的角色转换》。书从史前一直写到了现当代，章节安排按照原始社会、古代社会、中世纪、近代和现代的时间顺序，对各个时期所用的笔墨较为均衡。书中以生态过程为组织原则，以人类社会与生态过程的互动关系为主题。而生态过程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这意味着这对互动关系在持续不断地发生变化。于是，如何追求平衡是人类面对的永恒课题。作者认为，撰写一部世界历史也要达到平衡，那么就不能只关注人类的活动，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交互影响时时刻刻在发挥着作用，因此自然环境必然入史。为此，作者为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找到了多个典型的实例进行分析，覆盖面遍及几大洲的不同文明，还观照了环境思想史的古今变化。书中还有很多作者亲身游历的体验，故事性较强。

随后，理查兹出版的《无尽的边疆》是一部将时间范围圈定在近代早期——大致是15—18世纪的——世界环境史。该书亦如《阳光下的新事物》关注全球范围内的有限时段。书中的章节大致按照自然地理划分，包括欧亚大陆、非洲、美洲等，选择的事例则是几个大陆上的主要国家，例如中国、日本、英国、俄国、南非、巴西、美国等。在讨论对象上，书中对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生物因素、民族特点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作者认为，这些元素叠加在一起集中产生作用的重要区域是边疆，那里是环境发生急速变化的地区。尤为明显的就是欧洲在近代早期开始的全球扩张所带来的生态变化，及其延续至今的深远影响。

同样属于断代史的还有汉学家马立博的《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环境的述说，15—21世纪》。该书与前述两部著作同时面世，书中讲述的时间范围从15世纪到21世纪，包括了传统历史划分中的近现代和现当代史。然而该书的立足点与其他的世界环境史著作大为不同。或许是身为汉学家对中国的相关历史较为熟悉，或许是有意地去颠覆欧洲中心论，马立博在书中虽然从欧洲在近代的兴起写起，但将全书的主要位置给了亚洲特别是中国。因为在他看来，西欧于近代早期逐步走向崛起之时，当时的中国和印度已然是世界经济的核心力量。所以，即便从环境史的角度切入，也不应忽略当时的客观形势。但1800年前后，由于西方率先开发出新的能量来源——先是煤炭后来还有石油，并将这些应用在工业和军事领域，使自己最先摆脱了旧生物体系的限制。这一变化不但改变了国家间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对比，更改变了人与全球环境之间的关系。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大幅提高，对环境的影响也明显加强，地球的历史由此走入了“人类世”。

彭纳的《人类的足迹——一部地球环境的历史》从旧石器时代一直述及现当代，从时间范围看是一部典型的世界通史。作者将地理学、气象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最新成果纳入书中，将论述的对象从人类社会转移到地球起源、生物进化、农业产生、工业发展、城市规划、能源使用等。作者力图通过世界各地不同时期的事例，将上述各个方面综合起来，总体性地讲述人类历史和自然史之间的关系。书中涉及的主题非常广泛，而且内容通俗易懂。

上文列举了专业历史学家书写的全球环境史著作，一些非历史学家的作品也可以被纳入此列。虽然不乏专业史家诟病这些作品缺乏史学的训练，但就其内容和影响而言仍不可忽略。早在1991年，一本《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简称《绿色世界史》）就已问世。此书可以说是第一部从环境史的视角书写的世界史著作，比拉德考的《自然与权力》要早将近十年——也就是说最早的全球环境史著作并非出自专业的历史学家笔下。《绿色世界史》的作者庞廷（1946—2020）是外交官出身，后来转向学术界，成为英国威尔士地区斯旺西大学国际政治史和国际关系史的教师。作者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时间顺序安排了全书的结构，即从原始采集狩猎、到农业社会、到殖民时代、再到工业社会和城市的兴起。书中通过长时段的展示，勾勒出人类为了生存和生计如何与自然抗争的历程。专业史家对此书的评价不高，认为它既没有注释也没有参考书目，仅仅附上了少量供延伸阅读的指南。但该书写于40年前，是世界环境史的草创之作，书中涉及的主题相当广泛，且文笔是易懂的叙事式而非学究式。所以，它或许适合刚入环境史门径的初学者，可以吸引此类读者进入相关领域，充实关于古代文明的知识要点。

在康拉德总结的第一类书写路径中，另一模式是选取时间上纵贯古今抑或空间上横跨世界的观念或是形态作为书写对象，例如全球帝国史、全球战争史、全球移民史等，只要是世界范畴主题皆可被纳入全球史的书写。自然环境的广阔天地为此提供了充分的素材话题。世界环境史已经在此方面贡献出不少杰作，首屈一指的是威廉·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书中以疫病为主线，探究了人类从史前时代到进入文明社会再直至今日，针对疾病无休止的抗争。书中的时间线索贯穿人类的发展进程，在空间方面则选取了不同时代在不同地区所暴发的大型瘟疫为分析案例，论述范围涵盖非洲和美洲、横跨欧亚大陆。该书原版于1977年问世，被视为由当代历史学家撰写的第一本疾病史总体研究，为世界环境史书写确立下一类范式。此范式围绕一个确定的主题，将研究视野铺展到全球的范围。类似的著作还有已被汉语学界熟知的《火之简史》。该书以不足三百页的篇幅叙述了地球之火的完整故事，以宏观的视野描写了人类用火的历史。从火在自然界的产生，到原始人类学会取火，再到人类在农业社会有意识地用火，最后是工业时代人类通过燃烧矿物取得能量和动力。火是伴随着人类发展的一项源自自然界的重要元素，说它塑造了人类社会也不为过。另外，古哈的《环境主义》则是一部典型的环境运动的全球史。

康拉德认为第二类全球史的书写取径注重的是交换和联系。不同的文明以及不同国家都无法孤立地存在，人类社会具有连通性，人口流动、观念传播、远途贸易等是这类全球史书写的主题。其所关注的时间段可长可短，覆盖范围可大可小，所突出的主旨是互联性。不少影响至深的全球环境史著作可以归纳在此取径之下，包括《哥伦布大交换》《生态帝国主义》等。这些著作的标题已然鲜明地表达出，环境史洞悉物种的流动与交换，凸显生态因素在全球化当中的催化剂作用，通过透视生态变化揭示其引发的人类生活方式以及世界格局的改变，从而将环境面向刻画进近代世界的形成过程之中。

第三类全球史的书写取径意在论证存在着将全世界整合起来的某种交流模式，它之所以具有全球的属性是因为能够塑造各个社会。《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以及《蚊子帝国：1640—1914年大加勒比地区的生态与战争》是这一取径之下颇为成功的著作。疾病跨地域的全球性流行说明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关联，而这种关联是通过生物传播和生态变化实现的，这正是环境史的研究范畴。所以，不同物种在生理学层面的统一成为理解全球整合的一个要素。

三　难点与问题

有如下几点。一是材料不限于文字性的档案，还有生物学以及地理学等方方面面的素材。只接受过历史学训练的学者必须努力打破学科边界，弥补自身针对不同专门领域的知识缺欠。二是不单要向地区国别史、各断代史的同行学习，还需要向其他学科的专家求教，并且要深入该学科领域的研讨当中去，才能切实掌握相关学科知识。鉴于每个学科的知识都是一个专精的体系，任何领域的单独一位专家都难以驾驭如此广博的知识面。难点之三是不可或缺地掌握多门外语。毋庸赘言，跨过多重语言关对全球环境史的资料搜集尤为重要，作者借此才能更直接地接收不同地域的信息。最后，全球环境史的书写具有通识类著作的天然顽疾，就是难以使用一手史料例如档案，它无法像处理特定主题那样去掌握——乃至尽可能穷尽——所有原始材料，而是要在二手文献的基础之上提纲挈领。而且，跨时代、跨地域、跨学科加剧了这一缺陷，主题的广泛性以及每个主题的特殊性更是对全球环境史书写者的莫大考验。同样，对于全球史学者这是早已遭遇到的困境，即作为仅接受过史学训练的作者该如何涉足学科交叉。不容易做到的是，只有具备专业性的眼光，才能在不同的论点当中做出辨别、检验、选择、综合，最后形成全球史作者自己的一家之言。就既有著作的现状看来，环境史家解决跨学科难题的方式是集体著述，以此适应环境史主题的广泛性。接下来提及的几部全球环境史著作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并带有工具书的性质。

麦克尼尔父子二人（父亲威廉·麦克尼尔是全球史的先驱，儿子约翰·麦克尼尔是环境史学界的翘楚）联合克罗斯比以及“大历史”的开拓者克里斯蒂安等多位学者，合作出版了《世界环境史》一书，汉语学界出版了该书的精选译本。这本书的编写形式并不是一部叙事性的著作或者论文集，而是一部环境史辞书，里面的词条是环境史领域中的核心问题、对象和概念。不同学者根据各自的擅长，给每个词条撰写了简要的解释并附上重要的参考文献。虽然词条与词条之间没有时间轴线，也没有按照地理划分而编排。但是，在词条的拣选上可以看出，编者精心挑选了那些遍及世界各地的主题，例如水资源的管理或者土壤盐碱化，以及人类共同面对的议题例如气候变化或者疾病等。这些正是环境史学者在研究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时通常面对的主题，书中的词条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全球性，全书以世界环境史冠名并不为过，有其自身的逻辑和道理。

若论覆盖面的全面性当属三卷本的《世界环境史百科全书》收纳的词条更为丰富。这部百科全书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上百位学者通力合作完成，学者们的专业范围包含了所有已知的学科领域。从编写组成员知识背景的全面性可以看出，这部百科全书意在囊括作为环境史研究对象的整体世界。全书520个词条按照字母顺序排列，被划分在17个领域当中。这些领域共同组成了环境史所关注的世界，包括艺术、文学与建筑、生物、气候与自然事物、经济体系、能量来源、地质年代与古代文明、开发和加工、核心概念与哲学思想、法律与规则、现代国家和地区、无生命的资源、组织、人、地域与事件、动植物资源、宗教、社会文化资源、技术与科学。

上述两部辞书是进入全球环境史层面的便捷通路，借助相关词条可以直达环境史领域的核心主题。此外，一览环境史视域之下的世界史概况的《全球环境史指南》业已问世。全书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人类历史各个时代的总述，时代的划分仍旧是传统模式，即史前、古代、中世纪、近现代。第二部分是对地球各主要地区和国家的概览，包括亚洲、非洲、美洲、澳洲、中东，以及美国和俄国两个大国，特别是对全球的海洋环境史做出了专门的论述。第三部分选取了环境史关注的部分重要主题，进行重点描述，例如森林、战争、科技、气候等。第四部分则留给了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环保思想和环保运动，其中包括中国、巴西等新兴工业大国。该书的编写体例可以说是面面俱到，涵盖了前述有所全球环境史著作的写作方式。

全球环境史书写面临的另一问题是如何呈现一个完整的历史叙事，而不是案例故事的串联，也就是碎片化问题。从全球史的角度讲，全球史可以是宏观视野，未必就是宏大叙事(macro-history)。但是，全球史学者同样认为，全球史所讲述的故事必须是全球规模的历史变迁。就此而言，普遍史、总体史、世界史、全球史等通史类著作，应有各自内在的体系，才能支撑起叙述框架，为充实的内容提供完善的结构——笔者认为，这类似于基础设施的搭建。通史是将人类的一切事实简化为一幅图画，它不但探究人类社会的历史，还有万物的起源、变迁与发展。笔者浅见，环境史是颇为适合这幅图画的母题（motif）。只是，全球环境史的书写尚未确定下独具自身特色的框架体系。毋庸讳言，像上文康拉德提出的全景式著述模式是难以做到的，现有全球环境史著作多是对案例的枚举和分析。为此，相关作者大多放弃了编年史的叙述形式，使得著作呈现出“不成体例”的面貌。还有一些著作读起来偏向纪实报道、报告文学，没有完全体现出史学著作的专业性。但也必须承认，由于学科交叉的特性使然，全球环境史的著作同样要求读者具备颇为广泛的知识面，否则难以接受一些专业性的内容。

就叙述体系而言，值得关注的是地理学家出身的西蒙斯，他撰写过多部环境史著作，其中包括一本《全球环境史》。西蒙斯在其著作中表现出来，他对环境史的考查一贯以全球或者说整个世界为范围。例如《全球环境史》一书的时间跨度为公元前一万年至公元两千年。书中的章节根据人类生活和生产方式的演进分为采集狩猎时代、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等，在各个时代不同的特征之下考察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作为地理学家，西蒙斯的思维具有明显的自然科学特征，其著作的跨学科特征也比较鲜明。前文列举的所有全球环境史或称世界环境史著作有一个被诟病的共同特征，就是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而只能撷取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主题的事例，将其拿捏在一起串成一部世界史，给读者的感受要么是结构混乱，要么是杂乱无序。而西蒙斯在其《全球环境史》中所尝试的是给全球环境史创立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有一个从环境史视角划分世界历史之时代的重要标准，就是人类获取能源的方式。这也正是约翰·麦克尼尔在其《阳光下的新事物》所采用的标准。就此而言，专业历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在全球环境史的部分面向上达成了共识。

四　结语

通过上文的梳理与评析可以看出，环境史与全球史已然产生广阔的交集，两者的结合正在开创超越地区与国别史的新天地。正如约翰·麦克尼尔所言，环境史相比于其他领域例如思想史，更易于进入全球史的层面。可以说，在当代史家的著述当中，环境史视角的全球史已有稳固的自身地位，而不是过眼云烟或者一时的风潮。全球环境史得益于全球史书写理念的勃兴，顺应了全球化的时代精神(Zeitgeist)。而且，有更多的全球性的主题期待着环境史视角的重新书写，例如铁路、开矿、战争、畜牧、海洋、气味、宗教等。有学者甚至断言，环境史的研究出现了“全球转向”。

反向观之，环境史以其新颖的视角也在反哺全球史的书写，已经有多部由环境史层面切入的全球史著作——其中不乏译汉语者。例如《文明的力量——人与自然的创意》一书，将文明界定为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人类社会的文明行为包括在环境中求得生存，正因为有些文明过度地利用环境而招至自我的毁灭。该书的视野覆盖全球，也涉及了所有人类迄今发展出的所有文明社会。书中的叙述完全打破了通常的由古至今的时间线索。章节的安排不是按照不同文明出现的先后顺序，而是按照自然环境的主题，再根据不同主题选取世界各地具有代表性的实例。书中的内容包括荒原（欧洲），草原（非洲、中亚），森林（南北美洲），湿地（苏美尔、埃及、印度、中国），高原（中美洲、非洲、中亚、中国）、水域（太平洋、大西洋、地中海）等。这种对人类文明史的考查突破了从最古老的文明讲起的叙述方式，而是以环境史的线索贯穿始终。

又如大部头著作《大地与人——一部全球史》一书，由六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合作共同编写而成。六人当中并无一位专以环境史为研究领域，然而该书只在副标题写明是“一部全球史”，却将醒目的正标题让位于环境史的视角。这充分说明，在撰写最新的全球史过程中，编者已经有意识地将自然环境作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人类社会并非独立地生活在这个星球上面，而是时刻地在与其他群体发生各种互动，全球性的变化就是无数互动变化的总体积累。所以，全球史必须关注人类行为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人类社会正在共同面临各类现实的环境问题，污染、气候变化、森林减少、水资源短缺、生物灭绝、疾病流行等事态已然不容忽视。这使得史学家自然而然地将笔触投向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

目前而言，全球视野的环境史书写仍然基于地区性的案例，如何形成贯穿整个叙述的体系尚未定论。全球史的书写对象超出了传统史学的范畴，涉及人类、生态、地理、气候、疾病等诸多学科领域；更重要的是，全球史的价值取向关注人类社会的共同命运。这些均与环境史有非常高的契合度。而全球环境史更是可以将两个学科领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相互补益。全球环境史为考察超越民族、政治、地理、文化、宗教，以及人与自然等界限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可能，气候变迁、物种传播、疾病扩散、人口流动、生态变化等均被收入囊中。因此，全球环境史的书写者必须面对学科交叉，这要求方家既要有犀利的批判眼光，也要具备鉴别不同学科领域成果的才能，才能做到辨伪取真、去粗存精，得出综合性结论（synthese)为己所用。就此而言，有方家认为环境史的研究提供了连接与融合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途径，并希冀通过环境史的书写跨越前述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

总之，全球环境史的书写事业仍在探索之中，上文提及的各著作均对此做出了有益的尝试。然而，历史学不止于简单的、毫无关联的、漫无边际的罗列，而是要合理地归类，为读者提供对过往的理解。对历史提出解释乃是历史学家的职责所在。只不过，要求单独一位学者跨学科、跨时代、跨文化、跨国度，驾驭如此广泛的时空范围和纷繁复杂的主题又谈何容易。成一家之言必然呈现大而化之的概论，它或是关注诸多生态进程与变化的全球性特征，其影响对象属世界范围例如气候变化；抑或描述同一事态或者类似现象在世界各地的出现——虽然时空不同，例如自然灾害、流行性疾病等。若未来的著者既追求传统的通史方式——时间贯穿和地理覆盖，又要做到科学性和严谨性具备，更要言之有据、论之有理，必然要求不同学科的学者交流与合作。每个领域的专家将各自掌握的专业知识汇入环境史的著述，群策群力地突破学科界限和壁垒，将环境史打造成超越单一学科模式的学科组群 (cluster of disciplines)，将更利于集合学界的总体智慧，协同书写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共同历史。

作者张弢，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