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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赖传珠拿着上将名单找毛主席审阅,主席:我再给你添一个人

 兰州家长 2022-10-04 发布于甘肃

1955年,评定军衔的负责人赖传珠拿着一份上将名单找毛主席审阅,他说:“主席,这是即将被授上将军衔的名单,请您过目。”

毛主席接过赖传珠手中的名单,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谁曾想越看脸色越沉重,这也令赖传珠格外紧张。就在赖传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毛主席对他说:“我看这名单里少了一个人,我再给你添一个吧。”

那么毛主席所添的人究竟是谁?他立下了怎样的战功能令毛主席如此关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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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将名单,毛主席主动添上一人

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就开始着手准备实行军衔制。1952年11月1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在军队内实行“四项制度”:征兵制度、薪金制度、军衔制度以及勋章奖章制度。

薪金制和军衔制是配套实行的。之前军队实行供给制,上下级之间的物质待遇差别不大。

在饮食方面:有大、中、小灶之分,师职以上的干部吃小灶;营职以上的干部吃中灶;连职以下的干部和战士们则吃大灶。

在穿衣方面:团以上的干部发呢绒料子的军衣;营以下的干部则发布料服装。

各级干部和战士每个月领取的津贴费也是有些差别的,但差别不是很大。

由于实行薪金制和军衔制的需要,1952年按照统一标准评定了军队干部的级别。1955年1月,我军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干部按照自己的级别领取薪金。薪金的级别评定后,实行军衔制的事情也就提上了日程。

1952年冬,由总干部部牵头,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以及总参谋部军务部参加,研究制定了实行军衔制的草案。经过反复酝酿和讨论,1955年1月,确定我军的军衔定为6等19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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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军衔制后,给干部评定军衔的事情便提上议事日程。按照干部任免权限,元帅和大将的名单都由中央确定,少将到上将的名单则由总干部部确定,校官军衔名单由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提出,报给总干部部后再在全军统一衡量。

随后,全军投入到复杂、细致和反复的衡量、评比工作。经过几个月细致的工作,全军军官的评衔工作基本完成,总政治部和总干部部管理部拿出了一个初步方案。

不过在方案出来后,由于罗荣桓的身体不是很好,因此送给毛主席审阅的任务便落在了赖传珠的身上。这天赖传珠拿着即将授予上将军衔的名单来到中南海毛主席的办公室,毛主席一见到赖传珠就说:“怎么了?是不是军衔评定结束了?”

赖传珠点点头,然后将手中的名单递给毛主席,并说:“主席,这是最终的上将名单,还请您过目,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按这个名单来评。”

毛主席拿过名单看了看,却没找到心里的那个名字,脸色也越来越难看。一旁的赖传珠见状不由得紧张起来:主席这是怎么了?难道这份上将名单不合主席心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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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赖传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毛主席对他说:“我看这份上将名单里少了个人,我给你添一个吧。”

要知道这份上将名单可是工作人员努力了好几个月的成果,怎么可能少人呢?于是赖传珠问道:“主席,不知道是少了哪位将军?”

毛主席看了赖传珠一眼,然后说:“少了李克农同志!”

赖传珠听了毛主席的话,有些犹豫地说:

“主席,关于李克农同志的军衔我们考虑了很长时间,不过由于他之前工作比较特殊,再加上他没有上过战场,因此我们便没有将他放在上将这一名单中。如果将李克农同志评为上将的话,恐怕很难服众啊!”

毛主席摇了摇头,说:“看来你们都不了解李克农同志啊,如果不是他的话,我和恩来早就没了,多少共产党人都活在他的保护伞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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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传珠

赖传珠瞪大双眼,不敢相信毛主席所说的“如果不是李克农的话,我和恩来早就没了”,毕竟李克农做的是情报工作,怎么能保护得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呢?

毛主席见了赖传珠的表情,很是痛心,但党内的同志都不知道李克农所做出的贡献,更别说普通的同志了。于是毛主席让赖传珠坐下,和他回忆起李克农的点点滴滴……

命悬一线,提前了五分钟的胜利大逃亡

1928年11月14日,中央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中央特科开展工作。中央特科下设四个科:

总务科,科长洪扬生,主要负责服务中央机关;

情报科,科长陈赓,主要负责收集重要敌情;

行动科,又被称为“红队”,科长顾顺章,负责镇压叛徒和特务;

交通科,科长李强,主管通讯,设置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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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

第二年冬,国民党也建立特务组织,对外称为“中央俱乐部调查科”,后来改为“中统”,由国民党秘书长陈立夫管理。陈立夫任命其表弟、在美国学电气工程的徐恩曾担任调查科主任,顺便兼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

钱壮飞当时担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秘书,他以“缺少广播新闻编辑”为理由,提出公开招聘。也是在这个时候,中央派李克农报考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在国民党特务机构内建立我党组织。紧接着,钱壮飞又帮助胡底进入该局。

1929年12月,由中央特科直接领导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特别小组成立,李克农担任小组组长。除此之外李克农还以“李泽田”的名字,和陈赓单线联系。

徐恩曾刚开始对李克农并不放心,因此也没有重用他。不过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徐恩曾逐渐信任李克农,并提升他为电务股长,掌握全国无线电报务员考核登记大权。

1930年初,李克农和钱壮飞经过商量后,共同建议徐恩曾采用新闻广播组织名称,将特务机关公开挂牌,单立门户,以便于展开活动。总部设在南京中山东路,以“正元实业社”为名,成立了“长江通讯社”、“民智通讯社”等团掩护单位,南京的工作主要由钱壮飞负责,李克农则负责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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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

1930年5月,军阀掀起中原大战,蒋介石抽调军队忙着应对,因此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管后方的事情。中共决定趁着这个机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从而扩大红军,发展苏区,夺取新的胜利。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这一情报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掌握,警备司令员熊式辉召见政治密查员宋再生,并给他布置任务:趁着中共开会的时机,将他们一网打尽,赏金50万!

宋再生和熊式辉是老乡,当时很受他的重用,但熊式辉不知道的是,宋再生是李克农属下的中共地下党员。因此当宋再生知道这件事后,连忙将其汇报给组织。

由于李克农计划周到,布置严谨,这次大会进展得十分顺利,没有出现一丁点的意外。当我党全部人员撤离后,宋再生才向警备司令部报告,并带领军警特务前去搜捕。结果不用多说,当然是人去楼空。

不久后,陈立夫提出除了搜集共产党的情报外,还要搜集其他党派和地方势力情报,进一步扩大特务组织。利用这个机会,李克农又以国民党在各国各地建立情报网点的名义,为中共情报工作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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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4月初,中共中央派顾顺章护送张国焘、陈昌浩等人从上海去武汉,然后再去鄂豫皖苏区。顾顺章完成任务后没有立即返回上海,而是用“化广奇”的艺名在武汉登台表演魔术,后来被叛徒发现、出卖,遭到国民党的逮捕。

顾顺章被捕后表示自己要“戴罪立功”,当场就供出中央特科掌握的关于武汉侦缉处等情况,武汉行营立即抓捕了十多名共产党员。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顾顺章表示自己知道中共中央的所有机密,但他需要见到蒋介石后才会说出来。

当天,顾顺章受到蒋介石的接见,随后便将所知道的中共机密全部供出,其中包括周恩来、翟秋白、李维汉、王明等人的住址,以及中共中央机关办公地点等等。

国民党武汉行营为了邀功,连发绝密电报,并将顾顺章一事紧急报告给南京特务机关徐恩曾并转陈立夫。当时恰逢星期六,徐恩曾没有上班,整个办公室只有钱壮飞一人。

钱壮飞收到这一情报后十分着急,但他并没有表现出来,他一面假装没事,将来电原封不动地放在徐恩曾的办公桌上,一面赶紧回家,让女婿刘杞夫连夜赶到上海,将这些绝密电报亲自送给“舅舅”(李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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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

李克农瞬间察觉情况万分紧急,必须要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一情报交给党中央。李克农当时是和中共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单线联系的,而此时并不是两人定期碰面的日子,找不到陈赓就没有办法将这一情报汇报给中央,究竟该怎么办呢?

李克农在屋里转了一圈又一圈,烟也吸了一支又一支!他必须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让大脑放松,然而不知不觉中,李克农的额头已经布满汗珠。

“有了!”李克农终于让脑子灵活地运转起来,他找到了办法。李克农决定找江苏省委,一旦找到江苏省委,就能找到陈赓。李克农通过这一办法找到了陈赓,紧接着他们两个又见到了周恩来,并将事情的来龙去脉汇报给周恩来。

周恩来当即召集中央有关领导,决定采取断然措施。把顾顺章知道的所有关系和线索统统掐断,把顾顺章知道的所有联络暗号和接头方法全部作废。

1931年4月27日一早,顾顺章就带着陈立夫、徐恩曾准确无误地向目标扑去。谁曾想当顾顺章等人抵达目的地后,没有见到任何人,有的只是一座座空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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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恩曾

在四壁徒然的中央机关里,刚刚烧完的文件还在冒着黑烟,来不及拆除的天线还在那里来回晃动。陈立夫目瞪口呆,随后问一旁的特务:“刚才可有看见什么人?”

特务回答道:“有一个气质庄重的女人在附近走过!”“还有一个老头行色匆匆转过拐角!”

原来是周恩来化妆成女人,陈赓则化妆成一个老人。他们刚刚离开,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消失了。

陈立夫哀叹:“抓住周恩来,只差5分钟!”此时的蒋介石正在南京坐等喜讯,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个肥皂泡。

截获密电,假戏真做的重庆谈判

在重庆谈判前,为了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令中共在政治斗争中处于主动地位,李克农和他领导的情报系统做出了种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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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当毛主席收到蒋介石发来的第一封邀请电报时,他皱眉思索着:“蒋介石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毛主席急忙找来李克农,向他了解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动向,尤其是国民党当局的动向。

李克农将整理好的情报要点向毛主席进行了简单却仔细地汇报,他说:“我猜测这是蒋介石玩弄的一个花招。”毛主席点点头,说:“对于蒋介石的电报,我们先不去理他,等过几天再说。不过你要密切注意蒋介石的动静,看看他还准备耍什么花招。”

紧接着李克农安排布置严密监视国民党在延安联络站的电台,从破译的密电中了解到蒋介石邀请毛主席去重庆谈判,主要是为了制造舆论,实则没有任何想要与我党谈判的心思。

李克农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一情况后,毛主席频频点头,心里也有了底。就在这个时候李克农提出自己的建议:“主席,我建议您见一见周励武和罗伯伦(国民党人),让蒋介石吃一颗定心丸,然后再打他个措手不及。”

毛主席接受了李克农的意见,会见了周、罗两人,并对他们说:“蒋委员长的电报我已经收到了,但碍于我的工作太忙,根本无法脱身。不过为了团结大计,我先派周副主席去重庆,等到时机合适后我再前往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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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小时后,蒋介石收到了罗、周的密报:“毛泽东不会来重庆。”蒋介石看了电报后得意地说:“毛泽东派周恩来与我周旋,自己躲在延安不敢露面!”

于是蒋介石又在8月23日发出第三封邀请毛主席赴渝的电报,这也令毛主席大笑不止:“蒋介石这是要把假戏唱到底了,他真的以为我不敢去重庆啊?”

8月23日当天,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应该避免内战的爆发,于是决定先派周恩来、王若飞前往重庆,毛主席随后再去。紧接着毛主席给蒋介石发去一封电报:“鄙人愿意前往重庆,和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不过当蒋介石收到这一电报后,却认为毛主席是在“玩弄词藻”,不由得喜上眉梢。

8月25日,中央政治局再次研究毛主席前往重庆的问题,毛主席在会议上明确表示:“可以去,必须要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的主动权!”

当这一决定出来后,李克农为了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他反复核对了收集到的情报,并进行深度分析。除此之外李克农还精心选派富有经验的陈龙担任毛主席随身保卫工作,并向他交代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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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从延安出发的那天,因为安全问题事关重大,尽管李克农做了仔细的安排,但他还是放心不下。在送别毛主席的时候,李克农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

毛主席十分理解李克农的心意,他笑着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怎么我去趟重庆,你还用咸豆豆来送我啊?”毛主席这句话弄得李克农十分不好意思,赶紧擦去眼角的泪花。

当蒋介石得知毛主席准备前往重庆,不禁大骂道:“废物,真是一群废物!”蒋介石被弄得手忙脚乱,他料定毛主席不敢来渝才演戏的,根本没有作任何和谈的准备,而我党则拿出早已拟定好的整套方案。

最终经过43天的谈判,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李克农利用敌特错觉打的一场情报战,为我方争取了主动权。

首次授衔,唯一一个没有打过仗的上将

北平和平解放后,四面仍埋伏着可怕的杀机。在当时,北平城内仅国民党特务组织就有114个,职业特务则高达8500多人,除此之外城内还潜伏着5万多国民党遗留下的散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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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2月,解放军举行入城式。按照计划,5月党中央就要正式进入北平了,然而在当时复杂的情况下,如果不采取行动彻底铲除这些特务,就不能保证党中央、毛主席等人的安全。

面对复杂混乱的北平城,李克农再次陷入了沉思中。李克农认为眼下敌特的情况虽然复杂,但他们面对浩浩荡荡的解放军,已如惊弓之鸟。针对这一情况,李克农决定争取敌人主动自首,以此寻找突破口,查找线索,将暗藏的敌人一网打尽。

于是李克农下令北平市公安局侦讯处,立即展开对国民党各系统特务分子的秘密自首登记工作。果然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前来自首登记的特务高达2000多人。

紧接着北平公安机关根据自首人员提供的情况,对一些顽固分子进行搜捕。很快,北平混浊杂乱的状况得到了明显的好转。

1949年3月23日,由于李克农的决策和北平公安局的出色工作,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提前进入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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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李克农担任中央情报部部长、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等职务。1949年12月,毛主席出访苏联,并代表我国政府签订两国友好同盟条约。

从北京到东北中苏边境的满洲里,这条路线还是比较长的,再加上很多地方都是新解放区,因此社会治安比较差,还潜在不少国民党武装土匪和特务。

中央特派李克农护送访问团到边境车站满洲里,在行车的过程中,李克农寸步不离地守着毛主席。两人除了谈古论今之外,还会谈一些李克农擅长的情报工作。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统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得知了毛主席率团前往苏联的消息,他认为这是刺杀毛主席的好时机。于是毛人凤命令潜伏的“东北技术纵队”从两翼围追毛主席的专列,破坏长春14号铁路桥,然后在哈尔滨市车站埋下定时炸弹,从而刺杀毛主席。

不过敌人的阴谋计划都被李克农所属的情报系统监听到,他马上汇报给毛主席。毛主席批示道:“公安部:在我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

李克农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期望,布下天罗地网,最终一举破获了这个特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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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毛主席看了赖传珠一眼,说:“你听了李克农同志的事迹后,觉得他能否授予上将军衔?”赖传珠不知道李克农做了这么多贡献,他哽咽道:“能!怎么不能!以后谁要是不服气,我第一个不同意!”

1955年,李克农被授予上将军衔,他是我国唯一一个没有带兵打过仗,却能被授予上将军衔的人。

由于长期的隐蔽战线斗争和艰苦的战争环境,李克农的身体状况一直不是很好,但他仍坚持忘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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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和邓颖超

1953年2月21日,傅连璋就李克农的病情专门向周恩来汇报:

“自1943年起,李克农就有发作性心前区疼痛症状,每年发作一两次,去年开始加重,每个月要发作五六次。今年回到北京后,几乎每天都要发作,昨晚还晕倒了,昏迷了五六分钟才清醒。

今天早上苏联大夫和黄树泽同志会诊,诊断李克农同志为冠状动脉硬化及过度疲劳,建议他到医院治疗,但李克农同志没有同意。安眠药平时服量为0.2毫克,可是他竟然服用0.8毫克,我再三劝说他不要这样,这样服用会有中毒的危险……”

周恩来知道李克农在保健方面不太听招呼,于是便将这份报告呈给毛主席。毛主席看后亲自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信:“尚昆同志,克农这样下去是非常危险的,请你劝他遵医嘱休养,以后绝不可以那样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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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向李克农授勋

杨尚昆和李克农是老战友,经杨做工作后,李克农注意了一些。但只要事情一忙起来,李克农还是顾不上自己的身体。1962年2月9日,李克农因长期积劳成疾,不幸在北京逝世,享年6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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