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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原之乱是江户时代初期幕府势力与九州地方的基督教徒势力展开的一场激烈冲突，是日本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的起义，是综合了来自日本本土和来自基督教势力的多种矛盾的后果，对日本之后的历史影响深远这一场暴乱过了半年便结束，但在这之后的日本却因祸得福地迎来了日本古代史上最后两百余年的平和。1547年，葡萄牙传教士沙勿略漂流至日本，此后，天主教开始传播入日本，继沙勿略之后，许多传教士来日传教，天文二十一年（1552年）阿尔加赛瓦等来日，弘治二年（1556年）弗洛伊斯等来日。他们先在九州传教，受到当地大名（诸侯）大内义隆、大友义镇等的保护，传教相当成功。他们设立教堂和神学校，热心于传教，使天主教急速发展起来，由于日本时值战国时代，诸侯（大名）互相攻打，许多大名出于种种目的，开始支持天主教传播，1563年，北九州的大名大村纯忠皈依天主教，成为首位皈依天主教的大名，之后，北九州的大名大友氏，有马氏等都带头皈依天主教，在这些大名的支持下，天主教在日本广泛传播，这些大名支持传教士在领地内传教，也许是为了更好地与欧洲展开贸易（被称为“南蛮贸易”），也有的是真心皈依天主教，但无论如何，在战国战火纷飞的乱世，天主教的教义确实在日本广为欢迎，当地，许多传教士为传教，尊重日本习俗，穿和服，说日语，吃素（古代日本禁止肉食），甚至将已在日本广为传播的佛教与天主教相联系起来，用当地人熟悉的佛教术语进行传教，他们在兴办教堂的同时，收养孤儿，开设医院，发放赈灾粮食，博得了当地人民的好感，而当时的日本佛教各宗分裂，互相抗争，甚至兼并土地，组建僧兵互相攻打，部分极端教派（如一向宗）甚至煽动百姓进行一揆（起义），组建政权，完全脱离群众，蜕变为寄生集团，客观上为天主教的传播带来便利。以北九州为中心，在日天主教得以广泛传播，天正十年（1582年），在肥前、肥后、一岐（均位于北九州）等地天主教徒即达11万人。当时的天主教被称为“切支丹宗”（来源于葡萄牙语“基督徒”的音译）、“天竺宗”“南蛮宗”等
以北九州为基地，天主教开始向日本内陆进行深入，传教士弗洛伊斯是其中的 代表人物，永禄五年（1562），弗洛伊斯作为传教士来到了日本，先是在北九州地方传道，永禄七年（1564）受命赴京都，帮助在那里传道已7载的伽斯帕尔·比勒拉神甫。之后曾一度离开京都。天正九年（1581），弗洛伊斯回到京都，与织田信长取得了联系，当地，织田信长正发动统一日本的战争，并已占据日本中部，成为日本势力最为强大的大名，弗洛伊斯博得了信长的好感，在信长的保护下，近畿（近畿为日本地理区划，大致为京都附近地区）也成为日本的天主教中心，到1582年，近畿地区的天主教徒数量甚至超过北九州，同年，大友宗麟、有马晴信和大村纯忠三位基督教大名在耶稣会传教士的劝说下，派遣了四名，少年使节前去参见罗马教皇，史称“天正遣欧使节团”，这标志着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达到了鼎盛时期。至次年，日本各地有教堂近200所，分驻所20多个，信徒也逐年增加。1582年达15万人。1590年达20多万人，1600年达到30万人，信徒包括大名、武士、商人、农民、渔民等广大阶层。俨然成为当时日本仅次于神道教和佛教（日本通常不特意区分神道教和佛教，而是将两者结合，视为一体，称为神佛习合）的第二大宗教。
天正十年（1582年），本能寺事变爆发，信长殒命，信长的部将丰臣秀吉继承了信长的衣钵，力克群雄，基本完成了日本的统一，秀吉出身卑贱，没有接触过天主教及传教士，对天主教素来没有好感，在跟随信长期间，秀吉目睹了信长与一向宗长达10年的石山合战，付出巨大代价最后才勉强取胜，因此对宗教势力的力量十分恐惧，尽管天主教与一向宗风马牛不相及，但同为宗教势力，天主教的扩张，还是引起秀吉深深的不安，由于天主教在日本势力庞大，秀吉一开始对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持默许态度，但好景不长，1587年，秀吉突然发布了传教士必须在20日之内离开日本的著名的《伴天连追放令》。在发出伴天连追放令的第二天，秀吉就命令将北九州天主教徒和传教士聚集的长崎、浦上统统没收，成为秀吉的直辖地，并禁立十字架，对长崎的町民（市民）课以重税。连深受信长信赖的弗洛伊斯也被迫离开京都，前往北九州。1596年（庆长元年），发生了“圣菲利普号事件”，西班牙船员口出狂言，妄图以天主教征服日本，使得秀吉大怒，次年，即开始对基督教的大迫害活动，在长崎以酷刑处决传教士及信徒26人，史称“庆长大殉教”，同时，展开对天主教徒的大规模迫害行动，在秀吉的迫害下，许多大名也被迫放弃天主教信仰，并在领地内禁止天主教传播，一些不愿放弃信仰的大名遭到改易，没收领地甚至流放与处决。在秀吉的大迫害下，日本天主教势力遭到重大打击，除北九州外，信徒数量锐减，次年，秀吉去世。 丰臣秀吉
秀吉去世后，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1603年（庆长八年），德川家康开创江户幕府，成为日本事实上的统治者，江户幕府的建立，使得日本地方政治格局发生重大改变，江户幕府实行幕藩体制，在地方分为若干“藩”，以大名充任“藩主”，进行统治，北九州肥前国的岛原地区起先为天主教大名有马晴信的领地，庆长十五年（1615年），有马晴信和葡萄牙商船耶稣号发生冲突，最终将耶稣号击沉。有马晴信贿赂幕府重臣本多正纯的部下冈本大八，企图向幕府邀功，结果贿赂丑闻暴露，冈本大八为自保，污蔑有马晴信勾结西班牙，葡萄牙传教士，企图谋反，最终，冈本大大被幕府处死，勒令有马晴信切腹自尽，没收其领地，改封松仓重政（松仓重政的父亲松仓重新为丰臣秀吉的家臣，重政本人在德川家康讨伐丰臣秀吉遗孤丰臣秀赖的大阪之战中立下战功），松仓重政成为当地的“藩主”，初称“日野江藩”，1618年，松仓重政建造了岛原城，为领地的中心，此后改称“岛原藩”，尽管松仓氏成为当地的统治者，但当地多为有马氏旧臣，许多人为天主教徒，对松仓氏并不买账，松仓氏为维护其统治，开始在藩内横征暴敛，此时，藩内的石高（石高为战国江户时代衡量领地强弱的重要指标，即粮食产量，一石约为130公斤）只有4万4千余石（《名将言行录》记载中表高六万石），而他所建造的新城已与10万石大名居城的规模不相上下。为了补足所耗费的钱财，他对领民征收重税，又在检地时虚报石高以便粉饰。由于曾是丰臣家的直臣，为了表示对德川幕府的忠心，承担了江户城改建的公仪普请役一职。这个职位负担着江户城建造的人力物力以及多项经费，开销巨大。实际石高仅为4万余石的岛原藩想要筹措这笔开销，绝非容易——于是，松仓重政对藩内民众的剥削更加严重。对于交不上钱粮的农民，重政便对其施以名为“蓑衣舞”的酷刑，用蓑衣绑在身上点燃，无数人在受刑过程中被迫害致死。1630年，松仓重政去世，由子松仓胜家即位，松仓重政之子松仓胜家是个比父亲更残暴凶狠的家伙，未继任藩主时便开始和父亲一起巧立新建城下町、参勤交代以及（松仓重政计划中的）吕宋征伐的名目来征收各项费用，在继任藩主后又新设了人头税、住宅税等一系列的税金，并且将石高虚报到十万石以便征收更多税款，甚至在宽永11年（1634年）天灾之后粮食歉收的情况下依然没有减税。岛原之乱的另一暴动地区——天草地方，唐津藩主寺泽广高同样采取了虚报石高、多收税的措施，引发天草地方诸多浪人的不满。
（《先觉者的南方经营》中记载松仓重政以“十万石”获得朱印船的赏赐而准备着吕宋征伐。这个十万石当然是虚报的，吕宋征伐的计划也使得重政对藩内民众的横征暴敛变本加厉。） 终于在宽永十四年（1637年），口津村因为无法缴纳足够的年贡，村长的妻子被关押并在六天后死去（这里是《黑田长兴一世之记》的记载，《原城耶稣乱记》记载是因为北有马村代官抢夺并焚烧村民家藏的耶稣画像导致领民奋起反抗）。已经无法忍受的领民在10月25日起义杀死代官，这一事件也成为岛原之乱开始的标志之一。 岛原藩的位置
江户幕府建立初期，德川家康便向全国范围内发布禁教令。京都所司代板仓胜重对改变信仰的天主教徒要求了“寺请证文”，使他们得到寺院的监督和证明。二代将军德川秀忠连续下达《庆长禁教令》（《伴天连追放文》）和《元和二年禁教令》，破坏了江户和秀吉时代的天主教重要根据地——长崎、京都的教堂，流放大批天主教徒。到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时，对基督教的迫害和防范更进一步，强迫被查出的基督徒改信他教，对揭发基督教徒的人给予重赏。连续两代将军对天主教徒的残酷迫害引发了日本全境的数次大殉教，其中江户大殉教有51人被处死，元和大殉教有55人被处死，东北大殉教被处死的人数甚至达到了109人。在九州地方的长崎，幕府则推行了“踏绘”——让受审者踩踏基督的画像以此辨别信仰。在幕府大力迫害基督徒的氛围下，身处九州的松仓重政也开始对岛原藩领内天主教徒进行极其严重的宗教迫害。据记载，他会在天主教徒的额头和脸颊上烙上“天主教”的字样，然后施以穴吊、沉海等酷刑。松仓氏也积极响应幕府对天主教徒的迫害，1627年，为了对付基督教大名有马氏旧领上的天主教徒，松仓重政首创“云仙地狱”酷刑——“将天主教徒倒悬在滚烫的温泉上方受硫磺毒气的熏蒸，并在其气绝之前将其拖上来，待其缓和呼吸之后继续折磨”。与岛原隔海相望的天草地方作为基督教初传入日本的主要根据地，基督教群众基础浓厚，信徒众多，天正十五年（1587）年，丰臣秀吉发布传教士追放令后，在日的传教士并没有离开曰本，而是纷纷潜伏在岛原天草等地。当时在日的传教士大约有120人，而潜伏在有马领地的就有70人之多，加上滞留在天草的9人，已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传教士之所以敢于违抗秀吉的禁令滞留日本，可见有马、天草等地的天主教群众基础很好。秀吉的追放令在这些地区成为一纸空文。许多旧丰臣政权的部分天主教武士等也在此藏匿，蠢蠢欲动。松仓重政的极端宗教迫害让这个庞大的基督教徒群体无法承受，此时。一个传说在岛原、天草不腔而走。原来在1614年左右，一个神父在被迫离开日本时曾预言：25年后当出现一位天童，是上帝再世，精通教义，谙魔法，他一定会拯救你们。此时，正好是25年之后，愤怒的群众终于在宽永十四年（1637年）奋起反抗。岛原之乱至此爆发。
（上图：《原城耶稣乱记》记载天草地方基督教群众基础的深厚，提及了云仙地狱的酷刑与横征暴敛，但多有开脱） 下图：同一书描写天草四郎天生异象，煽动基督教徒起义的情节。作者将其列为岛原之乱的一大主要原因，很明显是小说家言。）
据《原城耶稣乱记》记载，岛原地方的暴民10月27日进攻了岛原城，并且在深江村重创藩军。十一月一日，岛原城笼城并向幕府求援，而天草地方也在岛原暴民起义不久后暴乱。从天草领主寺泽氏本城唐津出发的官军3000余人于十一月十日前往天草镇压起义军。但首战即告失利，在上岛的小岛子之战中，官军大将三宅藤兵卫战死，两地一揆在十一月上旬汇合，共推天草四郎为头领。天草四郎，名天草时贞，时年16岁，本姓益田，乃是信奉天主教的北九州大名小西行长的家臣益田好次之子，小西行长因在关原合战中反对德川家康，被德川军捕获处死，其家臣纷纷离去，成为浪人，因此，天草四郎自幼怀着对德川幕府的深仇大恨，天草四郎自小聪颖过人，有神童之称，且外表俊秀。师从传教士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医术，并皈依天主教，在当地治病救人，素有威望，起义爆发后，被群众推举为领袖。起义军围攻岛原城。
天草四郎
据神田千里的《岛原之乱》记载，天草地方的起义军应是11月14日才讨取富冈城代三宅，与岛原起义军合流的时间应当更晚。合流后的起义军人数约有37000人（一说25000人），其中可战斗的人数约为14000多人，起义军骨干大多是九州有马氏、小西氏两家基督教大名的旧臣。两地起义军合流之后一起包围富冈城，但由于被藩军烧毁后方阵地，加上细川氏援军到来，起义军只得退回岛原半岛固守旧领主有马家已经废弃的原城，囤积粮食，接着与官军对峙。（原城的遗迹） 而此时的幕府也已经收到了岛原大乱的消息，便派遣谱代大名板仓重昌为上使，石谷贞清为副使，动员九州大名共约十三万（《荷兰商馆长日记》中记载士卒共八万）军队开向岛原。可幕府一开始打得并不顺利：板仓重昌虽是德川家谱代大名，却只是个一万五千石的小大名，面对着各位几十万石大名派遣的军队难以服众，幕府军因此士气低下，12月10日和20日，幕府军先后两次发起攻城。起义军亳不畏惧，用火枪、石头、热水多次击退蜂拥而至的幕府军，幕府军伤亡惨重。起义军不分男女老少，全民皆兵，分工有序，老人和孩子收集搬运用于投掷的石头，女人在负责饮食、洗衣和照顾孩子的同时，还参加战斗，协助男子防御攻城。整个原城的起义军在天主教旗峡的号召下无比团结，每天祈祷礼拜的声音响彻云霄，让幕府军恐慌不己，士气大跌。反观起义军，虽然兵力不占优势，但据点防守坚固，战意高涨，因此未被幕府军攻破城池。
起义军的旗帜 幕府看到两次进攻接连失败，于是又派遣了有“智慧伊豆”之称的老中松平信纲作为上使前往。板仓重昌担心被松平信纲夺了功劳，在宽永15年1月1日赶在信纲到来之前仓促下令攻击。结果可想而知，进攻依旧失败，幕府军死亡600余人，受伤3800余人，板仓重昌也落得个战死的下场。松平信纲总结板仓重昌的教训，对原城采用围而不攻的战术，静等起义军弹尽粮绝。同时纠合细川忠利、锅岛胜茂、有马丰氏、立花宗茂黑田忠之等九州各地大名，扩充军队，配合进攻，幕府军达13万人之众。而起义军只有25000多人，还包括许多妇女儿童，形势极为不利。信纲认为幕府军最初的防御工事完全是无用的，要求各大名军立即放弃这些前沿阵地，向后撤退，随后向阵中的诸大名军队下达了以下的命令：“构筑土山高丘，居高对城内进行射击；设置碉楼哨岗，严密监视起义军动向；并围栏扎栅，保卫城池，围而不攻进行兵粮对攻”信纲的意图是尽量避免在城下与起义军交战，修建坚固的军事设施，准备对起义军做长期围剿，尽量减少人员伤亡。为了瓦解城中起义军的斗志，打消他们对外来援军的幻想，松平信纲甚至借助了荷兰商馆长柯基伯克尔的船只和火炮。据《西力东渐本末》中收录的柯基伯克尔（荷兰东印度公司驻日本平户商站长）写给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凡第曼的信记载，“伊豆大人（松平信纲），左卫门大人要求我们派遣霹登号和戴立泼号，前往有马叛军所据的城堡附近……并要我们教导向叛军军营发射火炮的方法。”。被围在原城内的起义军中同样有被迫改宗天主教的人，他们被起义军威胁：如果不信仰基督的话就会被杀死。因此讨伐军多次向城内潜送使者和矢文，以争取内应和投降的人，但效果不是很明显。甚至向城中送了天草四郎的母亲和姐妹的亲笔劝降书，也被起义军断然拒绝，尽管如此，起义军长期被困，已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岛原御阵图 虽然柯基伯克尔认为对原城发射火炮并不现实，但松平信纲想要的威慑效果已经达成了——同属基督徒的荷兰军队炮击原城，大大动摇了起义军的士气。几近弹尽粮绝的起义军只能以海草为食，松平信纲带领着十余万幕府军队从陆上和海上团团包围了原城，在2月28日下达了总攻的命令。然而在总攻前一日，锅岛军就按捺不住，率先发起进攻，靠近本丸的黑田军在领主黑田忠之的带领下，越过已经攻城的锅岛军，直奔天草四郎所在的本丸，唯恐本丸率先落入其他大名军队之手。幕府军见状，也纷纷攻城，城破，幕府军进城，见人就杀，城内剩余的两万多人全数被杀，天草四郎也被幕府军杀死，首级送往长崎示众，幕府军又大肆在周围搜索残余起义军，并将俘虏全部酷刑处死，岛原之乱就此结束。起义被扑灭后，幕府秋后算账。松仓胜家切腹，寺泽广高之子寺泽坚高被减封，而过了一年，德川幕府借着岛原之乱警钟长鸣的时机，发布了最后一次锁国令。浮世绘 岛原之乱 1639年，德川幕府颁布了被称为“宽永锁国令”的最后一次锁国令，规定只允许中国、荷兰等地的商船来长崎一带贸易，禁绝国外教会的一切影响。1640年，幕府在天领设置“宗门改役”一职，以便彻底调查每个人的宗教身份，加大对基督徒的搜捕力度。1644年，各藩都设置了“宗门改役”，而在这过去的四年间，与基督教无关的荷兰人也被强制转移到长崎的出岛（而在此之前，在第四次锁国令颁布时就修建完毕的出岛是为了隔绝天主教国家葡萄牙的影响）。想要恢复贸易关系的葡萄牙船只被扣下，也不断有不愿弃教的教徒殉教。也是在1644年，耶稣会士小西Mancio的殉教标志着日本“天主教世纪”的终结。不可否认的是，锁国令确实以国际上的孤立为国内换来了二百余年没有过第二次岛原之乱的相对和平。在锁国令下，由于老中奉书的又一层限制，原本的渡海许可“朱印状”的作用被大大限制，曾经繁华的“朱印船贸易”也逐渐萎缩，日本的海外贸易事业走入低谷，日本迈入“锁国时代”，直至黑船来航。
（5）360百科岛原之乱中收录的《西力东渐本末》翻译片段：柯基伯克尔写给凡第曼的三封信（6）张华 李庆辉《16，17世纪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发展与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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