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堂建筑的地域特色与文化解读

祠堂建筑的地域特色与文化解读_中华名祠：先祖崇拜的文化解读（一部对已经和即将消逝的优美建筑吟唱凄美的挽歌，总结了经典宗祠的建筑技术和建筑艺术） (金色夕阳出版工程)

宗祠之设，南方与北方大有不同，南方盛而丽，北方少而简。这大约是因为宋明以来北方农村远不如南方富有，以致文化水平也落后；北方历代多战乱，亲人离散或外迁，宗族组织不如南方普及、发达和健全，宗族性血缘村落很少，以及少数民族不断侵入，以致宗族观念淡化。杂姓村落宗祠形制完全与民居一般，无“拜殿”和“寝室”，甚至无谱，只有一张世系图。南方宗祠很普遍。因为南方战乱少，长期稳定，因而多血缘村落，宗族势力大。池州地区各县，“每逾一岭，进一溪，其中烟火万家，鸡犬相闻者，皆巨族大家之所居也。一族所聚，动辄数里或十数里，即在城中，亦各占一区，无异姓杂处。以故千百年犹一日之亲，千百世犹一父之子”（康熙《石埭桂氏宗谱·序》）。在这种宗族关系牢固的地方，宗祠自然就多了。［21］

中国传统建筑源远流长，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形成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北方黄土高原穴居木构、以河姆渡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流域架木为屋形式木构架建筑的雏形。中国的建筑文明以稳定的形态绵延数千年，主流正统文化给了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及其先民以重大影响。源于各地原有古老民族的文化差异及地域环境的差异，汉族活动区域的传统建筑也如语言、戏曲、服饰那样千差万别。分布在西北、西南广大地区的少数民族乡土建筑，在接受正统中原建筑文化影响的同时，更多地保留自己祖先的文化传承、接受域外文化的影响，从结构到布局皆与汉族地区有较大的差异，形成强烈的地域特色。［7］

五千年延续不断的文明，赋予中华大地丰富多彩的文化沉淀，赋予中国地域文化生动的内涵；地理气候气象条件是某个民族、某一时代建筑文化的特性得以历史地形成的一个必要条件。［4］建筑学是地域文化的产物，建筑形式的意义与地方文脉相近，并成为地方文脉的诠释。［39］经典建筑深刻的气候地理烙印和天然材料的运用构成地域性经典建筑的主要特征，其使用功能深深地打上气候地理的烙印。［40］经典建筑风格与流派的地域特色深深地植根于文化内涵的地域多样性。

我国居住在各大地域文化圈里的各主体民族、民系，在建筑材料选择、技术与结构适用、立面与平面安排、建筑造型和空间秩序组合等方面都呈现各自特点。

地域经典祠堂建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其演变趋势和融会主流清晰而准确地映射出中国建筑文化象法宇宙、亲和自然，恪守宗法、重于礼教，“亲地”倾向、“恋木”情结，巧于因借、达理通情的理念、性格和特点。［4］

我们把握建筑技艺与环境处理的文化之根，应当进行传统建筑地域文化类型的横向比较研究，捕捉世代相传的中国传统建筑的地域文化特点，包括建筑功能的实用性、布局的灵活性、设计的多变性、构造的合理性、材料的经济性、外观造型的审美性，等等，传承和弘扬因地制宜的环境意识，因材致用的构筑方式，因势利导的设计意匠，因物施巧的设计方法等。

中原地区自古以来是以华夏先民为主的农耕族群的聚居地。人们用抬梁式木结构建造宫室式厅堂，向阳面短屋檐、大开窗、大开间、小进深以利充分采光纳阳。通常使用起脊式一面坡或两流水瓦作屋顶，能够快速排除夏季集中降雨，保护房屋的木质结构；中原人在祠堂建筑上用土院、土台、土墙做足了“土”文章。中原传统祠堂建筑讲究章法，中规中矩，以结构、制式、尺度、比例，标志家族的地位、秩序和追求。

北方祠堂院落的屋顶，大多为硬山顶。屋顶是建筑之冠，居所之“天”，很受重视。讲究的做成曲面斜屋顶，表面成抛物面或双曲面。其物质功能，一是如《考工记》所说：“吐水疾而远”；二是在屋顶与棚顶之间形成一个过渡层，调节寒冬、酷暑的室内外温差。其精神功能，一是宗族地位、权势和尊严的象征；二是表达先民以“大壮”之宫室和谐于自然的生态审美。

屋顶在建筑形式上，按功能需要分别做成大屋脊、元宝脊、清水脊、皮条脊、鞍子脊。山墙顶部与屋顶的衔接，又有“大式硬山山墙”和“小式硬山山墙”之分。垂花门跨里外院，常做成一殿一卷“勾连塔”。院子的门楼修成两坡顶，既是等级地位的标志象征，也是防卫的功能符号。

祠堂院落中的拜殿、寝室，与院落的宽度和深度相互适应，构成合理的宜人尺度与和谐的比例关系。北京四合院、黄土高原窑洞是典型的中原建筑形式。中原传统文化从哲学理念、政治制度、家庭伦理、审美标准以及生活方式深刻地影响其布局、结构、形式和细部装饰。自明、清以来，这种组群式的封闭院落就像一座古城，排列大大小小、变化无穷的封闭空间，与屋宇等级化、院落的封闭性一起体现了宗法社会的礼制秩序，成为典型本土中国的象征。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地的合院，都明显带有北京四合院的深刻烙印。［41］

明初山西、陕西商人成为国家第一批有合法身份的官商。康熙年间，开始文职捐官；雍正、乾隆两朝，捐纳成为科举之外的入仕途径。捐得官职的晋陕富商花费重金营造起外实内华、多路多进、步步高升、三雕华美、庭院幽深、祠堂家塾戏楼花园齐备的城堡式豪宅大院，显示对荣华富贵、家族兴旺的期盼追求。城堡式建筑，多重多进狭长窄院，高大厚重的外墙，半坡瓦顶木楼，正门、屏门、垂花门导引的私密空间，坐北朝南的窑洞正房以及照壁、抱鼓石、镇宅狮、拴马桩、脊兽、三雕等都充分展示出晋陕富商的理想和习俗。

山西祠堂采用抬梁式木架构，大梁常用圆木、瓜柱部位用柁墩方木代替；大户人家多将柁墩雕成花饰，在脊檩两侧加设斜置的托脚木，有的地方在大梁下还加设一矩形断面的随梁枋。晋中地区厢房为加强防御性，多做成单坡顶，所以屋架采用单坡抬梁架。同时为了屋顶能上人巡视，坡面做成反弓式，为其特点。晋中地区正房多为锢窑窑洞，但窑前多加设木构前廊，并配设斗拱、雀替或雕饰繁复的罩牙，表现家族经济实力、宗族社会地位。［28］

山西民居木构架图^［28］

山西榆次的常家大院本有“常半城”阔大气势，园林式常氏宗祠，极尽庄严华美之能事，占地面积号称全国最大，布局上追求皇家气派。常家庄园房屋正向朝南，东侧设置祠堂，暗合古代王家关于“左祖右社”的制度。富甲一方的奢华，在祠堂建筑上得到充分反映。

山西晋城皇城村陈氏宗祠，是令人肃然起敬的祠堂。陈氏家族在明、清两代历有高官。康熙时代的陈廷敬，做过文渊阁大学士，礼部、吏部、户部、工部、刑部尚书，负责过《康熙字典》、《佩文韵府》等“钦定”超大型出版物的总编纂，深得康熙皇帝恩赏。因其晚年自号午亭，康熙皇帝为他的居处御书匾额“午亭山村”、对联“春归乔木浓荫茂，秋到黄花晚节香”。陈氏宗祠极尽豪华，尽显了皇恩浩荡。［9］

关中平原是陕西省的一块风水宝地，也是中华民族定居最早的地区之一，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曾有周、秦、汉、隋、唐等13个王朝在这里建都。关中人独特的审美能力与艺术表现力，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对关中传统民居祠堂建筑，也在内容样式、造型、构成及色彩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42］

关中传统祠堂如韩城党家村里的祠堂，属于“窄院民居”类型，布局严谨，房屋与院落虚实相生，层次分明，由层层房屋与院落形成的多层次空间形态不仅富有节奏感，并具有较强的内聚力。曲缓的小青瓦屋面，花砖雕饰的屋脊，脊上造型优美的砖雕兽吻，为厚实、封闭的建筑外观增添了生机；半坡屋顶形成的“四水归一”的屋面形式，有利于汇集雨水贮存于院中窖井，确保财不外流。

党家村里的祠堂与普通民居布局制式基本一致，只是门前多了功名旗杆，门楼和厅堂建筑装饰更体现敬宗收族、光前裕后的功能需求。

为突出入口，大门均为高门楼，门口两边伸出墙垛，上部墀头做灯笼状花砖雕饰；也有的不出墙垛，花砖雕饰凸出墙面，更显得玲珑剔透。门上部的梁、枋、匾牌、门相等精雕细刻。大门两边有抱鼓石、门旁设拴马桩，均映衬出入口处的庄重。少数大型祠堂精雕细作，当两厦山墙临街布置时，大门及门楼设在中间，多做以木雕为主的垂花门，造型优美，使建筑外观显得生动、活泼。

四合院的正房称为“厅房”，是摆放先祖神主牌位供族人祭拜的神圣空间，基座高，尺度大，是全院的中心。倒座称为门房，厢房称为“厦房”。“厅房为主，门房为宾，两厦为次”的布局形式反映了传统礼制“尊卑有序”的主从关系。少数官邸和殷实大户的大型民居如西安高家大院，由多进式宅院相毗连形成的连院式布局，分正院和偏院，每个宅院都保持独立性，自设大门直接对外，两院间有角门相通。正院房屋高大，庭院较宽敞，属家庭主人居住和接待宾客之用；偏院房屋尺度较小，庭院较窄，设祠堂和花园，或供晚辈居住。

关中传统民居祠堂，木构架作为房屋骨架承受屋顶重量，墙体仅作为围护结构以及分隔空间之用。主体建筑大多使用抬梁式，以三架梁、四架梁最多。关中地区木材资源短缺，为节省木材、减少大梁长度，建造大进深的厅房或设檐廊时，常常在三架梁前加一步架。大型民居厅房用五架梁或七架梁。穿斗式木构架柱子较利于抗风，用于房屋尽端靠山墙处。

木构架集结构、装饰于一体，脊柱和梁头都施加雕饰，大型民居更是雕梁画栋。为加强脊柱的稳定性，常常在两旁设托墩（角背），或用雕花托墩代替脊柱。厅房做“露明造”，用大漆涂刷，与门窗、隔断、家具等有机地融合成一整体，显得古朴、素雅。［42］

中原祠堂建筑装饰与彩绘雕塑外刚内柔，传神地表达古代先民的理想追求、价值取向、审美意蕴。四合院外表的素朴、方正，与内部的精雕细刻、着意粉饰形成鲜明对比。北方民居式祠堂的装饰趣味，以四合院严谨的布局显示伦理秩序、结构体量显示等级尊严、装饰装修体现建筑艺术的儒雅正统，语汇丰富，符码传神。外檐装修和内檐装修，用料讲究，做工精细，截面纤巧、做法考究，色彩素雅、凝重脱俗，内涵丰富，感染力强。［10］

优美的自然环境，悠久的历史文化，特别是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市场流通网络体系孕育、繁荣了江南迷人的水乡古镇和江南绚丽的传统建筑文化。在江南地区，人们常常选择前有弯转河流的地方南向建宅院，宅前修池塘，溪水院中过。人们建造高举架大跨度穿斗式木结构楼房，以大坡度起脊两流水带举折前檐瓦屋顶，迅速排泄台风带来的暴雨，遮挡夏季强烈的直射阳光；以前厅、过厅、正厅和厢房围合成几个小天井，由挑檐、卷棚组成宽广的檐廊，融室内室外空间为一体，加大了房屋进深；而隔扇门窗前后对开，形成水平方向对流穿堂风；狭而高的天井、楼梯间形成的风筒都能导出上升气流，使厅堂保持空气新鲜程度和适宜温度。外墙通常采用砖砌空斗墙增加热阻，会同架空屋顶形成的空气层，减弱热辐射。人们用采光天井和白底粉墙照壁，使周围房间都能得到柔和的光。

北宋以来全国状元79％集中在南方，文庙、书院、祠堂巍峨壮观；显赫的科举仕宦、退隐的致仕鸿儒、发达的富绅商贾常发起建筑精美典雅、幽静细腻的家族宗族祠堂。封建伦理、儒学传统、风水习俗等都直接影响着这些建筑的总体布局、空间处理、细部装修等，在设计建造上都有独到的手法，这是江南地域人文因素在建筑意识文化上的反映。

江南名门望族大祠堂建筑讲究诗礼传家，广庭深院，气宇轩昂；普通小祠堂也精致典雅。在府州层级，徽州和婺州尤为突出。在徽州，几乎每个村落都可以看到巍峨高大的祠堂。徽州祠堂因为建构精美，被视为徽派建筑三绝之一。如安徽绩溪的胡氏宗祠，前进七开间，面宽22米，进深8米，高9米。门楼为重檐歇山式，屋顶上所筑的八大戗角，气势雄伟壮观。这门楼又俗称“五凤楼”，取“丹凤来仪”之意。门楣上大小额枋全部精镂细雕，内容有人物、麒麟、走兽，额枋边雕以荷花瓣。额枋与檐口之间设斗拱16个，底座为云纹雕刻，使整个门楼成为一个木雕画面。

江南祠堂建筑装饰充满水乡情韵。传统祠堂建筑里那些不断重复的龙、狮、虎、鹿、鱼、燕鹊、蝙蝠、松树、仙鹤，快快乐乐的神仙，象征一个家族世世代代的思索和梦想。用戏曲情节来做建筑构件的装饰和壁画内容，各地都很普遍。戏文中的信条会逐渐地内化为族中子弟的人生信念。屋脊大量地运用鱼、草、水生动植物做装饰，梁枋被雕刻成翻卷的波浪，好像整座房子都被水覆盖，寓意时来运转、远离祸患。

明代徽州知府何歆以政令推广封火墙，是中国消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徽州传统民居祠堂两坡顶封火山墙随坡面高低起伏，有三封山、五封山、七封山之分，而因五封山造型似五座山峰，又有“五岳朝天”美称。整座封火山墙形如屏风，粉墙黛瓦，层层迭落，如鹭鸶栖居，如仙鹤展翼。其功能之美、技艺之美、意蕴之美、意象之美，已成为徽派建筑艺术的主要特征。徽派建筑，是江南“干阑式”民居和中原“四合院”民居的技艺整合和集成创新。［43］

安徽状元数在清代名列第三位，在家乡大力建造“状元府”、“大夫第”和宗祠。徽商致富后除了在家乡营造文化氛围浓重的徽派民居祠堂，还在他们长期经商的扬州、苏州、南京、杭州等地营建豪宅名园。

古徽州有祠堂数以千计，至今保存较好的有一百多个。这些古祠堂大多气势恢宏，建筑精巧，雕饰富丽，风格典雅。它是历史上宗法势力的象征，又是特定时期、特定地域文化的表现。祠堂是徽州建筑的重要类型之一，是徽州宗族文化的物质载体。明清时祠堂占地之多，空间层次之丰富，插梁式木构架用料之硕大，祠堂大门独特的标志和装饰，“三雕”装饰之精美等，在徽州民居聚落中“鹤立鸡群”。祠堂以结构之严谨，雕饰之完美大放异彩。徽州祠堂的大门门罩集徽州“三绝”，木雕、石雕、砖雕，之大成，或简练粗放、典雅拙朴，或精湛细腻、玲珑剔透，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是体现徽州传统建筑与地域文化、建筑功能与建筑形式、建筑空间与装修装饰完美结合的又一建筑类型。［44］

徽卅祠堂木构架^［28］

徽州祠堂木构架为插梁式构架，每檩之下皆以立柱或瓜柱承托。明清以来，徽商富甲天下，豪宅、巨祠林立，炫财斗富之风甚炽。大型祠堂的木构架脱离了力学的轨道，而向装饰方向发展，而且形成了地方形制。其重要特点即是梁柱断面明显增大，雕饰增加很多。三架梁、五架梁的断面呈巨大的椭圆形，上下砍平少许，做成弯弯的月梁形式，梁端浅刻出卷曲线；瓜柱为梭形，底端做成鹰嘴，抱于梁上；前檐底层的穿梁（相当于额枋）亦做成肥大的月梁，以显示气派；梁、檩端部皆以插拱承托；大的厅堂室内皆有重椽式的天花吊顶；柱身上下收分，呈梭柱状；再配以雕饰华美的楼层栏杆，使得建筑雍容华贵，气派非凡。徽州祠堂木结构的用材硕大，柔曲弯拱，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清代末年，虽然以直梁代替了月梁，但梁身雕饰加多，图案琐碎；挑檐、挑平座下的斜撑变成动物、人物的圆雕品，市俗趣味浓厚。［28］

祠堂建筑既突出又有机和谐于整个聚落、街巷的结构、周边的民居建筑群。祠堂的入口大门和大门前场地的尺度，祠堂的色彩和码头墙的造型等方面充分体现这个特色。徽州祠堂建筑形制较固定，一般由纵向三进院落组合一些建筑空间而成。仪门—庭院—享堂—寝殿位于中轴线上，两边对称有厢房、廊庑等。由大门至寝殿的地坪逐渐升高，外观高耸、封闭，门楼浓墨重彩的装饰，体现着宗族的权势与当地匠人们精湛的技艺。［44］

徽州祠堂平面构成的变化，主要有：1. 祠堂有无前序院落空间，有的前序空间为公共活动广场，并将牌坊纳入空间构成元素；而有的祠堂则因地形、风水等因素，设置前序院落，形成祠堂内部室外公共空间。2. 祠堂内天井两侧有无廊庑：徽州祠堂内天井的两侧，多数以廊庑连接前后两进房屋，但也有少数在天井较小时，两侧不设廊庑，房屋沿纵向轴线前后排列。3. 二进天井的形式变异：有些徽州祠堂，三进较二进升起较多且距离较短，这时天井变异成水池，两侧廊庑内设楼梯。影响祠堂平面构成的还有祠堂局部层数的改变，如寝堂为二层，祭祖活动和近祖牌位仍在一层，二层作为供奉远祖牌位兼作储藏。

祠堂的立面形象，是入口大门的门楼形象，主要类型为以下三种：1. 屋宇式门楼：门楼由一层或多层单坡屋顶组成，有形成三凤或五凤楼的，也有较为朴素的单坡屋檐。2. 八字门楼的入口门洞退进少许，形成两侧八字侧墙；门楼可是屋宇式，也可是一字门楼式。3. 牌楼门：门楼由数层翘檐以及其下的构架装修嵌贴至墙面，形如三间四柱五楼。

徽州是徽班活跃之地，而徽州早期戏剧，如各种傩戏，也兼有祭祀仪式功能。因而古徽州的戏台多附属于祠堂。祠堂的仪门兼作戏台，中部台板可拆卸，重要祭祀、庆典时拆下，恢复祠堂仪门功能；有的两侧廊庑建成两层，供女眷观戏，大堂兼作观众席，形成封闭式戏园。

祠堂的色彩和传统民居类似，外部色彩以黑、灰、白色为主，内部装饰相对民居来说较复杂，天花、梁架等部分有所装饰，以暖色调为主，且色彩大多比较稳重而不艳丽，如牌匾和对联的色彩通常用蓝、灰等中性色。徽州牌坊的色彩即石材本身颜色，以青、灰为主，裸露材料的本色，较少饰以色彩。总体来看，明代以后徽州建筑的外部装饰集中在门罩、斗拱、线脚、雀替等几个部分。以民居为典型，祠堂、牌坊在色彩上基本统一，集中反映着徽州族群的色彩意识：注重内涵，淡化外在；外部典雅，内部精细。［44］

古婺州地处浙中。邵建东所著《浙中地区传统宗祠研究》说，汉唐两宋时期，原有越族居民流散，北方移民大量迁入，促进了浙中地区大规模的社会开发和经济发展。南徙的北方移民多聚族而居，奠定了浙中地区单姓乡村聚落为主的基础。宋室南迁后，金华被称为陪都，浙中的地位大大提升，被誉为“江南邹鲁，仙游圣地”，宋元时期的金华学派与永康学派名播四海。明清之际，许多徽商沿新安江顺流而下，在兰溪、金华一带定居，带动了当地商业的繁荣、手工业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营造奢华的民居和宗祠建筑来显示宗族和家族的兴盛，在当时已蔚然成风。［45］

浙中地区宗祠分布广泛，建造时间跨度较长，建筑形制复杂多样。总体上遵循《家礼》的规定，由于宗族经济实力的差异、不同时期社会观念的变化以及建造技术的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宗祠形制存在较大的差别。最为常见的宗祠建筑布局序列主要有三进：从前到后，一是前厅，即门楼或门屋；二是中厅，或叫享堂、祀厅、明厅、拜殿；三是后厅，又叫寝室、后寝、隐堂，专门用于供奉祖先神位。

民间在宗祠建造过程中灵活处理宗祠正面的开间数、台基石级的级数。有些宗祠通过“明三暗五”的方式进行巧妙的处理，甚至建成七开间；有些宗祠依山而建，大大抬高后进，石阶达五级以上。宗祠不论规模大小，其中大部分的平面布局是方正的。有些宗祠扩展了宗祠的其他社会功能，会在不影响宗祠总体布局的前提下，添建一些附属建筑。部分宗族在建造宗祠时，结合地理环境、宗族愿景等，对宗祠格局进行适当的调整，形成了“回”、“吉”、“品”、“凹”、“王”、“工”字形和鸡形等比较特殊的平面形制。

浙中地区宗祠的门面总体来说比较朴素简洁，大致上有五种门面形制。最为常见的门面是在与民居建筑非常相似的前厅中间开一大门，在大门的上方题写宗祠名称，屋面为硬山两坡顶；二是在一进明间前檐做八字墙，大门内缩，左右置抱鼓石，大门上方悬挂宗祠牌匾，增强宗祠的神圣地位；三是具有徽派雕刻的磨砖门面，三层楼高，大门上方石雕宗祠名称，配有吉祥图案等砖雕，简约而不失华贵；四是牌楼与大门有机结合的门面形制，两柱三楼、青石坊竖立在大门位置，宗祠大门内退，宗祠名称或雕刻在牌楼中间的石板上，或悬挂在里面的宗祠大门上方。五是具有欧式建筑风格的门面，主要建在民国时期，极其稀少。

浙中地区宗祠戏台比较普遍，建在宗祠大门的后面，面朝拜厅。一是全部建在门屋明间里面，扩大了戏台前天井的面积，可以容纳更多观众；二是一半凸出于明间之外，明间一半兼做戏台；三是全部凸出，后面与明间相连，较为普遍；戏台基本呈正方形，戏台屋顶以歇山式为主，明间突出，次间稍低，翼以两角，呈重檐之势，屋角飞翘，线条优美。戏台上方为拢音而多用藻井。

浙中地区宗祠的屋顶以硬山顶为主，五脊二坡，屋顶左右屋檐不出山墙，两侧山墙从下到上把檩头全部封住，有些还做各种形式的封火墙。兰溪诸葛镇诸葛村丞相祠堂的门楼和中庭是单檐九脊顶，除一条正脊、四条垂脊外，还有四条戗脊，正脊的前后两坡是整坡，左右两坡是半坡。明清时期，五品以上官吏的住宅正堂才能用歇山式顶。

明清时期，参加科举考试取得举人、进士等功名，官府不仅授予爵禄，还赐予旗帜，竖立在精工建造的石夹上。旗杆作用有二：一光耀门楣；二激励后人。文功名旗头雕成笔锋，武功名雕刀戟或镌麒麟。状元旗杆，基石上还可刻龙、凤、麟、鱼、鹤等吉祥物。这些旗杆是浙中地区各宗族耕读传家、倡导儒学、注重教化的集中体现。

很多宗祠门前都有较大的空间，或是一块平坦的空地，或是一口较大的池塘，或是蜿蜒流过的小溪，或是直接面对宗族的耕地。但也有一些宗祠门前空间比较局促，甚至对面有其他建筑物，会在宗祠大门对面建照壁或屏风。

浙中地区的宗祠一般都祭祀最早迁到该居住地的始祖，许多宗祠的门联和柱联表明宗族的祖籍和来源。宗祠内编纂的家谱更是详细记载了宗族的郡望、迁徙、分布、派系、世系、人物、事迹、艺文、祠图、阳宅图等内容，比较系统地展现了宗族发展的概貌和人口繁衍的完整资料。宗祠见证了宗族曾经有过的辉煌，牌坊、旗杆、圣旨牌、匾额、楹联等是宗族辉煌历史的永久见证。

东阳素以建筑之乡、木雕之乡、百工之乡闻名遐迩。东阳地区明清以来涌现不少官宦富商，民居祠堂的建筑艺术要求日渐提高，加之东阳地区高手匠人辈出，因此在建筑大木作上亦形成帮派，称“东阳帮”，与“宁绍帮”、“苏南帮”并为江浙一带的重要建筑技术流派。东阳大型祠堂的插梁式木构架与徽州有类似之处。梁枋肥大，椭圆形断面成月梁形，拱弯度更大；柁墩处改用斗拱承托。联系梁（如三架梁，廊步的单步梁等）皆有复杂的造型及雕刻，做成象头、云卷、猫拱背等形式；廊步皆有轩顶；出檐有雕刻复杂的挑木、撑拱，雕刻意匠比徽州民居更为华美精致。

浙中宗祠在建造实践中，注意因地制宜。除了大部分朝南以外，朝东、朝西、朝北都有，体现了一种灵活性。许多宗族为了防止雨淋、虫蛀，使宗祠更加牢固以便保存更长的时间，纷纷采用当地的青条石作为石柱，有些甚至梁架也用石料。［45］

浙江东阳民居祠堂木构架^［28］

宋代以后，当时江南最为繁华的苏州，为整个江南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筑结构与装饰极具地方特色。明成祖迁都北京，把南京变为“留都”，留下许多闲职散官。明代中叶，南京、苏州等地造园达到高潮。

苏州太湖流域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建筑工艺精细，民居祠堂木构架自成一系。苏州民居式祠堂木架构做法，实际代表了苏州、无锡、常州、南京、上海，以至杭州、湖州等泛太湖地区的通用做法。有平房构架与厅堂构架两类，平房构架（包括楼屋）用于一般三开间较小的厢房、门屋及上房等建筑。该种构架为简单的抬梁式构架，进深不过五架，大梁跨度最大不过四椽长度。若进深尚须扩大，则在前后加设廊步或双步。山墙架加设中柱，使之更加稳固。若为楼层则在柱中腰加设承重大梁及穿枋，搭设搁栅及楼板。楼层上部还可利用承重梁出挑，做出挑台或者用斜撑支承挑木，使立面造型及空间变化更为丰富。虽然同为抬梁式结构，苏州梁架大梁皆为圆料，北京为矩形方料；苏州童柱为圆柱，有显著收分，下为鹰嘴咬接在梁背上，北京为方形瓜柱；苏州梁架仅有短小的机枋托于檩下交接处，而无通常的联枋与垫板，北京为檩垫板枋三件组合构件；苏州有的房屋室内有重椽式的天花顶，将屋架分为正架与草架，分别处理，北京是单一的屋架；内部空间更轻快活泼。

苏州民居木构架扁作厅细部装饰图^［28］

苏州厅堂式祠堂木构架更为华丽，其构架原则仍为抬梁式构架。按梁枋断面，又分为圆堂厅及扁作厅。圆堂厅的梁枋断面为圆形，扁作厅的梁枋为矩形，且做成月梁形，梁的高宽大大超过承重需要，梁端有斗拱、棹木、雕花蜂头机，梁身有浅雕花饰。扁作厅多以斗拱代替童柱，而且脊檩两侧有抱梁云，山雾云的雕刻花板。木构架上虽无彩画，但仍显示了雍容华贵的气派，是一种装饰性很强的构架。还有一种直线形月梁的贡式屋架，多用在园林建筑中。在前廊尚有各式弯椽组成的轩顶天花，各式天花的组合搭配办法很多，形成内部空间不同的各种厅堂。苏州厅堂式祠堂木构架实际为一种着重装饰意味的构架，它采用加大梁枋截面，增加斗拱、雕饰，加设轩顶、重椽，改变室内空间的办法，以取得结构意味的恢宏气派。这一点与闽南地区的构架有着相同的意匠。用于祠堂建筑，气势宏大、雍容华贵，尽显先祖威德、宗族荣耀。［28］

岭南古属百越之地，背山面海。自秦始皇二十六年（221年）分兵过五岭，统一南疆，岭南地域就基本确定。岭南文化源出中原，以极大的兼容性，融合接纳吴楚越、汉苗瑶等文化，形成了多元共存、多姿多彩的岭南文化形态。岭南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历史社会背景孕育了岭南文化艺术气质，并直接影响着岭南建筑的发展和特征。［46］

岭南传统祠堂的木构架硬朗秀美，有抬梁式、穿斗式，更多的是明间抬梁，次间穿斗；或内槽抬梁，外檐廊穿斗，结构灵活多变。岭南多雨潮湿，石柱、石梁颇为常见。月梁是岭南常见的一种梁式，后来逐步被装饰化了，在明清时代广泛应用。雀替也变成了雕花板，平身斗拱更变成狮子或花板石雕。岭南木构为防腐防蚁，木材都尽量外露。前廊多做成假卷棚顶，称轩廊。［47］

广东潮汕地区与闽南毗邻，祠堂木构架形制如闽南，但大梁多用方木，圆柱形瓜柱插骑在梁上；单步穿枋多为月梁，穿枋穿越瓜柱的一侧设有“楚尾”（一种雕刻有花草纹样尖形饰件）；有的建筑往往以竖叠的大斗代替部分瓜柱，称“叠斗造”，梁架亦有彩绘。与闽南式构架一样，表现商帮炫富显贵的追求。［28］

潮州民居木构架图^［28］

宋代，岭南建筑布局向纵深方向发展，进数增多；建筑平面布置与自然环境配合较密切，注意到景观和观景，内部较开敞通透，内外渗透，建筑因形就势，注意群体组合的错落参差；建筑轮廓变化灵活，艺术形象丰富；建筑细部向精巧、细致的方向发展，向图案化、标准化过渡；门窗和栏杆样式多了，装饰线脚和花纹较为秀丽、绚柔。

岭南地区明清时期建筑的发展与成就有如下几个方面：出现以砖代木的趋势，琉璃瓦祠堂建筑中普遍应用。建筑布局出现向大型群组方向发展趋势，多进多路的组合构成巨大的建筑群，建筑与自然环境进一步结合。明清岭南村落多成片布置于风景优美的山间沃野，可住千人以上的大村为数不少，所谓“九厅十八井”的民宅不计其数。在风格上进一步趋向于轻巧华丽。建筑体型比例升高，屋顶坡度变陡，斗拱变小或取消，常用桃梁出檐，出檐渐短，檐口简化。柱子已少有宋代“生起”、“侧脚”的做法，柱子和梁架用料较小，梁架装饰线条渐趋复杂，月梁简化，“托脚”和“攀间”变成弯枋或取消，桁距变小。清末外国商人来岭南的人增多，华侨回来建房者也不少，引来了外国建筑与艺术，出现了百花齐放、丰富多彩的建筑形象。岭南建筑受手工业和商业的带动，建筑装饰、装修均有长足的进步，通过挂落、花罩、屏风等分隔与组合空间，达到高超的水平。

广东的祠堂，大批兴建于明清时期。祠堂有足够的空间供祭祖之用，同时满足宗族议事、维护宗族规法等要求。为了让更多的族人能参与进来并接受教化，在祠堂里开设戏台，举办一些娱神庆典活动的做法逐渐普及。

岭南祠庙建筑，种类繁多。较有代表性的有：祭祀江河海的建筑，如广州南海神庙、德庆龙母庙。祭祀真武帝的建筑，著名的是佛山祖庙，创建于北宋元丰年间。对关公，几乎家家奉祀，求财保安。祭祀历代名人圣贤的建筑，较著名的有潮州韩文公祠、高州冼夫人庙、海康雷祖祠、五华英烈庙等。

岭南宗祠的特点是规整对称的构图，层层深入和步步升高的空间层次，严肃的大门和广场，华丽的装饰、装修和吉祥教化的题材。广州陈家祠（陈氏书院），为其佼佼者，三进五明间，两旁廊庑纵横，九堂六院，气势雄浑，装饰精细，富丽堂皇。东莞河田方氏宗祠、番禺沙湾留耕堂亦相类似。潮州已略黄公祠和彩塘从照公祠等亦各有特色，保存完好。［46］

开平碉楼古村落

开平碉楼立园

封建礼制始终是岭南祠堂建筑的设计中心思想。中轴对称、方整庄重、规则协调是平面布局的主流。平面类型丰富，建筑尺度多升高，前低后高，从整体环境设计来达到降温效应。岭南村落以祠堂为中心的居多，住宅常因祖堂而定。从属房屋，多左右平衡配置，突出中心；在开间尺度上、间数上和进深上加以强化，前面的池塘和后面的山丘林木加以陪衬，建筑整体感强。循序渐进地组织院落的空间序列，庭院间多有庑廊、门、檐廊等过渡和联系空间；厅多为敞厅，门窗多向天井开敞，营造恬静幽雅的特殊意境。

祠堂建筑要“藏风得水”，“龙”要发脉奔腾有势，俊秀灵活，使建筑适应自然环境。为抗御岭南常遇的台风和地震，总体木结构是以穿斗式为主流，明间因功能需要而采用抬梁，偏间就用穿斗构架或直接用山墙承重。为加强抬梁架的刚度，常把筒柱变瓜柱，加长瓜柱的比例，抬梁架的下梁与金柱用榫固接，把抬梁与外槽穿斗式框架组合成整体，共同受力。

建筑就地取材，因材致用。明清时，一些祠庙、牌坊、趋向檐柱常以石代木。明以前广州多用红砂石，明以后多用花岗石，通常用于柱础、压檐边、步级、通道、山墙挑檐、外柱墙基、外栏板、须弥座、勒脚等。

宫殿式祠堂建筑的艺术造型，风格比较壮丽豪华；民居式祠堂风格比较朴素淡雅。它们强调脊饰的艺术造型作用；脊饰比例较高，脊饰母题多是民间爱好的岭南风物人情。强调入门的端庄与气派，通常有凹凸廊和高台基，防风避雨，产生立面阴影，以虚实对比来加强中轴。门簪和楹联精心雕凿，蔚为壮观。门上屋顶也较两边升高，前面还有石狮、抱鼓、旗杆石等。

出于防风防火，大量采用硬山顶，硬山屋顶的上端砌成各种形象，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山尖形式，活跃了岭南建筑外观。有些祠堂把山墙做成排山滴水，施加彩画泥塑，更丰富了侧立面的造型。

岭南祠堂建筑比较高敞，柱子在建筑艺术造型中居重要地位。柱子的断面有圆、八角、四方花瓣等。柱础为防潮雨，比例高，造型样式多。柱头常见有“莲花托”如意斗拱或出挑华拱。

祠堂建筑有浓厚的地方特点，工匠们用三雕（砖、木、石）、三塑（灰、泥、嵌瓷）及彩画等工艺装饰梁架、柱、门窗、脊、檐、台等处。木雕以灵秀著称。潮州金漆木雕桁架，花样多，结合受力情况，灵活处理，颇有特色。厅堂内部常用罩来确定空间范围，分而不隔，其形式有落地罩、圆门罩、博古罩等，雕法常用通雕、拉花和钉合等。岭南的神龛多施木雕。

祠堂室外装饰常用石雕，部位有挡板、台阶、柱础、抱鼓石、门框、牌坊等。石狮形态生动、线条流畅。石牌坊构图奇巧多变，刀法浑朴自然。广州附近砖雕颇为常见，多用在门额、墙头、栏杆、墀头及通花漏窗。陈家祠正面四幅大型墙头砖雕最为著称。是由一块块质地细腻的东莞青砖细雕精刻接拼而成，内容为“群英会”、“聚义厅”等民间故事，场面大，层次分明，极富表现力。

用在屋脊上的陶塑、嵌瓷，配合琉璃瓦屋顶，使建筑物高雅堂皇，斑斓耀目。岭南壁画的位置，多在建筑中受人注目的墙面，如门廊、山墙、屏门、侧壁等。在祠堂中多为歌功颂德的人物故事，门神是绘在门上的国画线描平涂文官武将。［46］

作为中国碉楼之乡的广东省开平市，至今仍保留1833座碉楼。现存最早的碉楼距今已有440年。碉楼上部柱廊式、平台式、城堡式、混合式造型风格，楼顶的山花，支撑悬挑凸出碉楼的卷草托脚都缘于西方古典建筑文化。而其内部，“三间两厢”式平面布局，“人神共居”空间组织、天地君亲师的崇拜传统、先祖牌位和画像的中堂供奉、祈福装饰、楼名匾额、言志楹联，又都洋溢着中国传统祠堂建筑文化情怀。［48］

闽粤赣三省交汇地带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防卫型的传统民居建筑福建土楼、梅州围龙屋、赣南围楼都特色鲜明。据不完全统计，永定县有将近2万座土楼，南靖县有1.5万座土楼，平和、诏安、漳浦、华安等地也有数百座土楼。［49］

客家土楼的形状主要有圆形、方形、五凤形。大多数土楼都是财力雄厚的大族所建。从整体看，五凤楼似乎是带护厝的闽南古厝加高加固了围护墙，从厅堂结构看，五凤楼“四架三间”，与中原传统民居四架三间如出一辙。土楼建筑凝聚着客家人的智慧：高大坚固密闭的外墙围护，瓮城式平面布局，家居、御敌两利的空间组织，血脉相系、存亡与共的传统民居聚落建筑文化。［50］

闽南至今留存下来的明清宫室大厝，高敞明亮的天井院落层层步进、重重围护，不但具有适宜大家族日常生活、嬉戏、聚会和祭祀的空间，而且具有优良的抗御暴雨袭击性能和防火防盗性能。胭脂红大厝、红砖古厝，其以火克水，火德旺运之寓意，也许更适合主要应对台风暴雨的泉州民居祠堂。［51］

梅州客家围龙屋的建筑形式，有的说是闽南带护厝的大厝，前边加上半圆形池塘，后边加上半圆形围屋而得名；有的说是降了层的五凤楼，后接半圆形围屋而形成，实际上都是以中原文化为根基的客家建筑文化的地域表达。大型围龙屋如梅州南口镇南华又庐，以祖堂为核心，屋面巧妙联结，形成九厅十八井，在每个四水归堂天井里都有檐廊、敞厅，适合几十户同宗兄弟睦邻而居，共御外敌。有时几个围龙屋组成一个村落。［46］

赣南围楼与福建方土楼在性质和材料使用上都非常接近，不同之处是赣南围楼的二角或四角建有向外突出，高出围楼外墙屋顶的或悬挑或落地的硬山顶炮楼；围楼外墙，有的是全部由青砖砌筑加块石墙裙围护，如龙南县杨村镇燕翼围；也有的是条石青砖“金包银”，就是在土坯或夯土建筑的内墙之外以条石墙、青砖墙包裹加固；也有的把当地盛产的河卵石砌入三合土夯墙。

闽南民居式祠堂木构架为插梁式构架。考虑沿海地区台风猛烈，屋面坡度更为平缓，大梁部位落于檩下许多。一般民居构架的梁、瓜柱的断面有圆有方，交搭简单合理。但大型厅堂的构架的装饰性明显增加，承重梁的断面为圆形，上下砍平少许；瓜柱做成唑瓜形，下端砍出鹰嘴；单步穿梁多做成月梁形或折弯形；瓜柱顶与檩交接有一两层斗拱承托，瓜柱与梁交接处有花式托木承托；前檐檐下有挑木承托的小垂柱，以托挑檐檩；重要建筑在梁下有雕花的随梁枋；前檐额枋上有斗拱数攒，室内后金柱的额枋上、檩条下尚有斗拱、五弯枋、连拱等铺垫性的装饰。闽南地区的木构架，构件本身的变异、附件的增设、广泛的雕饰加工，再加以金漆彩绘，在民居建筑中最为华丽壮美。［28］

闽南民居木构架^［28］

“福建土楼”以永定下洋初溪土楼群、湖坑洪坑土楼群、高头高北土楼群和衍香楼、振福楼、永康楼“三群三楼”；南靖的河坑土楼群与田螺坑土楼群、梅林和贵楼、怀远楼“两群两楼”，一起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崇山峻岭之中大大小小的土楼，历史悠久、规模宏大、环环相依、方圆结合、错落有致、组合奇巧；坚固厚重、雄伟壮丽的结构，聚合族众、认同先祖、御敌宜居的功能；有机和谐，风格独特。客家土楼选址注重风水，并保留北方住宅坐北朝南的习惯，宅基“负阴抱阳”靠近河流或水塘，背靠大山或丘陵，面对朝山，左右两侧有小丘陵。客家土楼南北兼得，又因地制宜进行创造，是移民文化在传统建筑文化地域差别的典型表现。［7］

土楼以祠堂为中心，供奉祖先的中堂位于建筑正中央；无论是圆楼、方楼、弧形楼，均中轴对称，保持北方四合院的传统格局性质；基本居住模式是单元式住宅。土楼祠堂里隆重的祭祖活动增进客家人的血缘亲情。土楼表现出来的向心性、匀称性和前低后高的特点，以及血缘性聚族而居的特征，正是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在民居建筑上的缩影。

福建是聚族而居习俗保存较长久的省份。历史上不同时期从中原迁来的汉人，为了抵御外族和促进自身的发展，往往聚族而居，建筑家族祖祠。许多迁居台湾和海外的福建分支子孙，在台湾及东南亚等地合建大宗祠，与福建始祖宗祠保持密切联系。

福建民间有些家族祠堂的建造，可以追溯到唐朝和五代时期。福建现存的祠堂建筑中，罗源县中房乡的陈太尉宫堪称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祠堂。大量的家族祠堂建造始于宋代，盛于明代。明代中叶以后，祠堂建造进入了繁荣时期。福建的祠堂不但数量众多，年代古老，而且造型独特。所有的祠堂虽然都是对称布局，但各个地区形式不同，风格各异。

闽西地区祠堂的入口门廊和丰富的屋顶跌落处理独具一格，祠堂前的“石笔”以其特有的形式、精美的石刻而独树一帜。闽东地区祠堂木结构的门楼与多层的如意斗拱在朴素中突显精致；祠堂的泥塑彩绘充分表现了各地工匠高超的建造技术与工艺水平。闽北地区祠堂仿木构的砖雕门楼，朴实而精美；闽南地区祠堂的红砖红瓦和曲线翘起的正脊、燕尾，显得格外富丽堂皇；红砖片镶拼贴面以及艳丽的彩绘装饰，足可与当地最华丽的寺庙相媲美。

福建的祠堂大部分兼设戏台，人们在祠堂内看戏既可避风雨又可获得较好的音响效果，两厢还加一层甚至两层楼座包厢。［52］

台湾是我国第一大岛，岛内以中央山脉为主的五条山脉，南北纵贯全岛，造成岛上平原少、溪流短、落差大的地形特点。台湾民居属于中国大陆闽粤民居系统，祠堂建筑深受福建广东影响。祠堂的外观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形如合院民居，较朴实，除了屋脊使用燕尾外，与一般传统宅第没有差别，甚至有的宗祠就是直接使用原来的古厝。另一类大型祠堂形如宫殿，雕梁画栋的外观几与寺庙无异，具有彰显家族地位的意味。

宋元时代，福建居民开始迁居澎湖列岛，并设置行政机构；明代末年，郑成功收复台湾；清代初年大量居民随清军入台，福建与台湾合治为一省，至光绪年间才分设，因此闽台之间在语言、宗教、服饰、风俗习惯、饮食居住、民间艺术等方面皆有很多共同之处。民居形式明显具有闽南风格，即以平房为主，中间为正房，为祭祖、待客及全家活动中心。两侧为护厝（当地称为护龙，即客家人的横屋），组成三合院。大家庭多建造两三进厅房，或在外围加建外厝，扩大平面布局，即为闽南常用的“几堂几横式”。住宅前面可建照壁或门屋，中间围成庭院。在农村中三合院间的庭院是敞开的，称之“埕”。

台湾民居木构架^［28］

台湾的大宅多带有庭院，亭榭廊桥、假山池塘，密度较高，人工气息浓重，讲究精工细做木工雕饰。清代中期以后，官僚、富人住宅的艺术趣味趋向精细的木工雕饰，清代后期在传统民居中往往增加西方的建筑装饰，室内雕饰更加繁琐。台湾的民居式祠堂木构架是闽南形式跨海传播过去的，其中也掺杂了潮汕的一些手法，应该说与闽南是一个系统。［28］

金门与台澎本岛的历史背景不同，未曾受到日本长期的统治，且因与大陆地域较近，已有上千年的开拓史，聚落具有牢固的血缘关系，宗族的观念及影响力更大于移民性格仍强的台湾地区，至今几乎每一个村落仍保留有祠堂。有的村庄只有单姓的宗祠，家族昌盛者，甚至还有大宗小宗之分；有的聚落有数座异姓宗祠，反映多姓共存共荣的现象。这些聚落以宗祠为中心，组成一个以宗族制度为结构基础及秩序的社会。金门琼林村是以蔡氏宗族为主的传统血缘性聚落，因明清两代登科受禄者众，且人丁兴旺，特别注重慎终追远的观念，目前村内各世祠堂就有七座。台南市的陈氏祠堂，其外观朴实，除使用燕尾脊外，与民宅无异。

台湾的祠堂依其祀奉的对象不同，主要分为供奉先贤先烈及宗族先祖两类。祠堂通常有单殿、两殿及三殿三种格局，其中以前殿为门厅，第二殿为正堂的两殿式祠堂最常见。

大型祠堂通常沿中轴门厅、中埕、正殿、后殿依次展开。门厅，即前殿，因祀奉的祖先或先贤先烈不具神格，立面形式多为三开间，开三门或一门。门楣上高悬的门匾、左右门联或窗楣的题字，标识祠堂的属性。中埕，正堂前的天井，正式祭典时参与者依序排列于此。两廊或护室，两廊平常为过道的功能，祭典时可以容纳较多的观礼者。正堂即正殿，在宗祠又称祖先厅或正厅，为安放神主牌位的空间，挂满匾额；外观上，使用一条龙脊的屋顶为其特色。正堂为敞厅形式，木结构精美。正堂内的神龛雕刻精细，以隔屏分别内外，龛内常设阶梯状的木架子，层层安放历代祖先或先贤先烈牌位，中间是最古远的先祖。设置后殿的祠堂为少数，有的将主祀者远祖牌位置于后殿。金门又将无子嗣而领养外姓者称之花宗，日后虽发达，却只能置于后殿，不能进入正殿，祭祀时也只能由后殿的侧门进出，所以特称后殿为花宗祠。

悬挂在宗祠正堂的匾额，其多寡代表着家族的兴盛及家世的显赫。祠堂中常见的匾额分成三类。门匾：或者表示祀奉的主题，如节孝祠、褒忠祠、某氏家庙或某氏宗祠，或以该姓氏的衍生地及发迹地为堂号等。功名事迹匾：包括进士、文魁、武魁、贡元等科举功名匾；内阁大臣、巡抚、御史等官职匾：振威将军、光禄大夫等封赠匾，用以表现子孙光宗耀祖的心意。彰显祖德匾：藉由匾额提醒子孙慎终追远、重视伦常，常见的有祖德流芳、诒厥孙谋等。

门框、柱子或神龛都有对联，在门板或窗楣上也常以四字一句左右相配。其内容是追溯家族先祖的来源，提醒子孙慎终追远，或歌颂先人的德泽，以期盼子孙克绍箕裘，光宗耀祖。［53］

古时祠堂还兼具教育、文化与公共活动的多元功能。在以往司法不彰的年代，宗祠亦为族人排解纠纷的仲裁之所，还赋有审理判刑及执法的权力，在亲族中具有绝对的权威性。有些大型宗祠如雾峰林家祠堂还附建戏台，定时邀请戏班演出，酬神敬祖，宗族老小共聚一堂，具敦睦联谊之效。

祠堂彩绘的用色，按清朝规制，三品以下的门屋，一律使用黑色。祠堂的所有梁柱及门板皆以黑色为底，甚至外侧山墙的粉刷也用黑漆，即使木雕或梁枋彩绘再缤纷多彩，但是在大面积的黑色影响下，似乎所有铅华都被沉淀下来，典雅肃穆之感油然而生。金门地区的祠堂则多能遵守彩绘的用色原则，祠堂的门板以黑色为底，上绘秦叔宝、尉迟恭或神荼、鬰壘门神。有些大型祠堂如台北万华黄氏家庙，建筑精美，用色华丽，与寺庙争辉。［53］

台湾高山族卑南人称祠堂为“卡努马安”，意思是“灵屋”，是安放祖灵并举行祭祀的地方。每一氏族有“灵屋”一所，由长房长女（称为“德拍”）为祖灵之承祀人与灵屋的守护人。灵屋平面呈方形，西南向，泥地，竹墙，茅顶，山形墙，前后各有一门，前面左侧与右壁各有一窗，前窗前面有竹架，为狩猎祭时分猎肉处。后墙有双层竹架，上层与腹齐，用作祭台；下层齐膝高，设置农具。架旁立有若干用带倒钩镖枪头缚扎在一起的“枪束”，称“沙拉兰”，是最重要的咒物。械斗时，立“沙拉兰”于灵屋前，作为守护神。架后有木箱，内藏古铃、飞刀，均为咒物。高山族卑南人认为，祖先生前传下一线血脉，死后，其灵会保护后人，血脉不断。［27］

刘致平的《中国居住建筑简史》说，四川各地宗祠建筑营造颇多变化，大门有一间的，有三间的，有内带戏楼外作砖坊像会馆似的。戏台台下即是大门的入口地方，戏楼左右是耳楼，约三四间至八九间不等，正面是正厅祖堂等。堂寝部分，有的像四合头住宅，有的用封火山墙，前堂后寝等式样也很多。四川各县宗祠建筑之多、建筑铺张华丽，可见清代移民之盛及家族观念之强。［12］

古代四川远离北方统治中心，加之山川阻隔，民间祠堂建筑活泼自然，质朴率真，组合丰富，灵活多变而用料精省。四川传统祠堂建筑结构方式大致有穿斗式、捆绑式和土石墙搁檩式。围护结构多为竹编夹泥墙套白，与深色木构架呈强烈而有趣的对比。屋面薄薄的小青瓦，加上通花漏空屋脊，轻盈明快风格油然而生。传统建筑中常见的一些造型手法多因适应四川盆地炎热多雨气候特点而形成，如大出檐、多层挑、斜撑门、宽街沿、山面喜加檐等，这些手法增添了建筑的通透空灵、潇洒风趣的生动性。［54］

在西南山区，在适宜居住的地方，山民大多依山就势搭建大型坡屋顶、木桩架空干阑木楼。传统建筑基本上沿等高线呈台阶状分布，巧妙地利用踏步、楼梯、空廊、平台取得与地形环境自然协调的效果。［55］干阑住宅是中国传统民居中的一个重要类型，主要分布在桂、黔、滇、湘等西南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这些地区山高水险，气候炎热又湿润多雨，所以民居多采取底层架空的形式，以满足其防潮、通风、防盗、防兽的要求。各民族的生产形式、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都影响着住宅的布局特色，因此形成了丰富的干阑住宅类型，如苗族的半边楼、黎族的船形屋、壮族的“麻栏”、土家族的吊脚楼等等。位于桂北山区的龙脊十三寨的壮族住宅，作为干阑住宅的典型代表，具有鲜明的地域和民族特色。

干阑楼剖面^［56］

龙脊十三寨，因其历史上曾经形成过一个十三寨头人自治组织而得名，位于广西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和平乡东部。金江河从金竹山龙脊山之间流过，壮族寨子散布山腰和山脚。这里的壮族、瑶族人民的生产生活习俗、聚落形态、建筑形式、建造过程等，都长期保持着传统的面貌。［56］

龙脊十三寨的住宅都依山而建，多随等高线分布，布局形式灵活。龙脊住宅都是单栋的吊脚木楼，没有院落，所有的功能都要在一栋建筑中解决，既要保证安静卫生的居住环境，也要避免住宅内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干扰。龙脊吊脚楼通常是三层，一层开敞，作为农业生产空间；二层是家人居住和生活的场所，用屏风墙围合和分隔空间。三层为阁楼，是储存间。

龙脊干阑住宅的布局受壮族的精神信仰和民族习俗的影响。壮族住宅的所有居住部分都围绕堂屋为中心布置，堂屋成为全宅重心所在。堂屋位于明间，位置居中，具有礼仪上的功能，是家庭中最神圣的空间，也起到联系先人和后世子孙、凡人和神灵的作用。传统农业社会中，壮族的家，不仅为现存的成员而存在，而且是已逝祖先和未出世的子孙汇集的地方。通过家这个实体，农民求得时空的连续性，为自己死后的灵魂觅得栖身之所；对他的祖先，要妥为安葬并定时以牲礼祭拜；对于子孙，要让他们有屋可住，娶妻生子。堂屋正中后壁约三层高度设一凹龛，曰“香火”。“香火”的边框都有装饰，或雕刻花样，或作方格框；正中贴红纸，上书祖先、神灵的名讳。

干阑楼轴测图^［56］

堂屋正中靠后墙摆放神桌、八仙桌，神桌上摆放贡品、香炉，体现了堂屋的神圣意义。堂屋是举行重要礼仪的场所。例如葬礼，按照过去的陋习，家中有人去世后要在堂屋搭“灵屋”停尸，停放时间要请道师或鬼师掐算，短则三天，多则2～3个月；出殡时各项仪式也在堂屋内举行。

龙脊壮宅的堂屋、火塘间、厨灶之间没有分隔，是壮族人进行嫁娶丧葬、宴请宾客、对外社交、娱乐活动的公共空间。壮族人喜看彩调剧，逢年过节、各类喜事时会请彩调班子表演助兴。将12张八仙桌并在一起就成了舞台，后面的卧室就是化妆间。经常演出彩调剧的人家，三层上设有跑马廊，观众也可以在三层看戏。

干阑建筑，其结构形式属于密檩穿斗结构。竖向的柱和横向的排枋组成排架，再由过堂枋连成一个立体的构架。檩条直接搁置在柱子或瓜柱上，而瓜柱则落在下层穿枋上。干阑住宅的柱枋穿插方便，相应带来构架伸缩、重叠、悬挑等方面的灵活性；干阑构架具有良好的完整性，不打柱基础，只在柱底设石柱础，也不用担心沉降问题。并且干阑建筑底层架空，居住面抬高，对平均坡度为26度的龙脊山区地形有很强的适应性。

龙脊干阑住宅通常是三层建筑，平面形式是比较规整的矩形，面宽三到六个开间不等，以五开间最为普遍，进深通常为五架。每开间宽3～4米，通面宽在10～20米之间，明间最宽，次间、梢间宽度依次递减。一般的住宅建筑在前部挑出垂柱，形成吊脚楼。干阑住宅的屋顶以悬山屋顶为主，有偏厦的住宅则为歇山屋顶。住宅屋面坡度符合“纵一横二”的规律，只在檐柱之外略有起翘，形成反坡曲线。龙脊十三寨的气候湿润多雨，为了防止建筑被雨水侵蚀，干阑住宅的出檐都比较深远。屋脊略有生起，在壮语中叫做“生山”。干阑住宅在屋脊上流行用青瓦堆砌成的流水形式，深远的出檐，微微起翘的屋顶曲线，增添了壮族聚落的线条美。［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