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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来到了1941年6月22日当天—— 第9混编航空师师部通信连电话班班长弗谢沃洛德·奥林皮耶夫（Vsevolod Olimpiev）：
弗谢沃洛德·奥林皮耶夫 6月22日的前半天，我在第9混编航空师师长苏联英雄切尔内赫（Chernykh）少将的指挥所的电话旁值班。我们与驻扎在比亚韦斯托克地区各城镇的航空团，还有边境一带野战机场的电话通讯都已中断；有几个团通过无线电建立了联系。从将军阴沉的脸色来看，消息不太乐观。渐渐地，可怕的现实浮现出来：我们停在地面上的大部分飞机都毁于轰炸或空中扫射，甚至被炮兵火力摧毁。但尽管如此，执勤的小队和所有设法起飞的飞机，都在比亚韦斯托克的上空进行了一整天的空战。
第9混编航空师师长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切尔内赫 在这个悲惨的日子里，我在城外路边的壕沟里度过了后半天。一支庞大的装甲部队向西疾驶而过时，扯断了几处电话线。我费了番功夫才恢复与师部的通讯，这也可能救了我一命。在这天结束时，我接到一道电话命令，让我把所有东西都留下，尽快返回师部去，那里还有两个戏剧性的消息在等着我。首先是所有的航空部队都被命令立即出城，向东撤退。这样的决定无疑是合理的，不仅因为飞机的损失巨大，更因为德军装甲部队的快速推进，他们意图从南北两面对比亚韦斯托克进行合围。第二个消息同样令人震惊：当天晚些时候，西部特别军区空军司令伊万·科佩茨（Ivan Kopets）将军举枪自尽了。我曾在师部遇见过他——一位高大、年轻、穿着皮大衣的将军形象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显然，军区空军遭到破坏，他是那些明白自己对此负有责任的人之一，这等破坏将对我们1941年夏秋的军事失败产生致命的影响。
西部特别军区空军司令伊万·科佩茨 6月22日深夜，一支长长的纵队离开了比亚韦斯托克，到星期一清晨，我们已经离它很远了。车上只有戴（空军）蓝色领章的军人：没有飞机的飞行员、航空技术员、通信兵、军需官。就这样，我漫长的战时之旅开始了。 留在比亚韦斯托克的军队的命运是悲惨的。两天后，对该城的包围圈形成了。在我们被围的两支集团军中，只有个别队伍得以突围到己方战线。
向德军投降的苏联军人 彼得·杰利亚季茨基（Petr Delyatitsky）：
彼得·杰利亚季茨基 我们一家住在位于卢茨克军营军官住宅区的房子里，对面是集团军司令部。这些房子有人昼夜巡逻，但集团军司令部本身并没有围上一排排的铁丝网。司令部由一个45人组成的指挥排守卫，他们开春时住进了我们家旁边的帐篷里。 我在附近多次遇见过第5集团军司令波塔波夫（Potapov），我和他的女儿是同班同学。波塔波夫将军是位聪明且受人尊敬的指挥官，他给人留下非常正派的印象。
第5集团军司令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波塔波夫 （1941年）6月21日晚上，我们四个伙伴：托利亚·塔马林（Tolya Tamarin）、我（时年14岁）和库连科夫（Kourenkov）两兄弟一起坐在我家的屋顶上，讨论如果战争爆发和德国人侵入城里时我们该怎么办。只是在我们看来，德国人能够穿越我们数十公里的领土并攻打卢茨克的想法完全是荒谬和不可思议的。我们坚信，我们会“以少许的牺牲，以有力的打击”来击败任何对手，到开战的第五天，我们就已经在柏林了。我们开始自嘲，德国人怎么会打到卢茨克呢？不过，因为我们四个人都在“青少年军营”进行军训，所以很清楚学校教官的储物室里有两挺“马克西姆”机枪，一挺用于训练，另一挺用于射击。好吧，我们还是决定，万一德国人到了卢茨克，我们就马上跑去学校，从储物室里拿出那挺能用的机枪，把它拖到屋顶上，用致命而无情的机枪火力迎击敌人。
第5集团军的行动区域 6月22日我没去睡觉，而是坐在房间里看书。但我显然打了个瞌睡，书从手中滑落，掉到了地板上。我伸手去捡时，听到一阵响声。我看了眼手表，是凌晨3点45分。接着又传来一些奇怪的响声，类似于雷鸣。妈妈对我喊道：“彼得卡（Pet'ka），把窗户关上，孩子们怕打雷。”我跳到窗前，那里……整片天空黑压压的都是飞机。同时，炸弹刚好落在我们的房前。炸弹落在指挥排的帐篷上，士兵们只穿着内裤和背心，从那里跑了出来。附近是飞行员的住所，他们急忙冲向停着I-16战斗机的机场，它位于一座古老的波兰公墓后面，离集团军司令部不远。
被摧毁在机场上的I-16战斗机 我站在那里，仿佛魔怔了，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一惊人而可怕的场景。“梅塞施米特”飞机飞得又低又慢，以至于我亲眼看到其中一名德军飞行员向我——一个站在亮着灯、打开的窗户前的男孩——挥动他戴着手套的手。你明白吗？我看到了！不是想象。在这个“欢迎动作”之后，我就穿着内衣从窗户跳出去，来到了街上，塔马林和库连科夫两兄弟都已经从屋里出来了。我们一起跑向沼泽，想去学校拿机枪，但发现沼泽上的吊桥已经被毁了。我们就穿过9月17日街，抄近路赶往学校。我们穿过古老的墓地，朝森林跑去。但轰炸并没有停止，我们只得坐在其中一个墓室里，设法等到周围肆虐的地狱之火过去。在离我们不远的一个墓室附近，坐着两个身穿便装的陌生男子，他们正对着某种设备说话。以我们当时稚嫩的头脑，又怎会明白那其实是带着步话机的德军侦察兵呢？ 轰炸结束后，我们跑进了森林，米哈伊尔·卡图科夫（Mikhail Katukov）师的坦克兵一直驻扎在那里。有个衣着光鲜的平民朝我们走来，看起来不像是当地的波兰人，他咧嘴一笑，用流利的俄语对我们说：“孩子们，你们要跑哪儿去？我们的部队已经到德国了，正在消灭德国人呢！”在森林里，我们遇到了坦克兵，他们正试图发动在空袭中幸存下来的车辆。我们再次返回军营，我们的房子已经被炸毁。一切都在燃烧……附近肖邦街的商店都起火了，其中一家店里传来呼救声。我们破门而入，从火焰中拉出一位老妇人，她为了看守香肠店而在里面过夜。我们又回到军官住宅区，我们不清楚自己家人的下落，他们是从房子里逃出来了还是被埋在了废墟下面？
第20坦克师师长米哈伊尔·卡图科夫 然后，轰炸又开始了。我们迅速跑回森林，回到了第20坦克师的部队。坦克兵们问我们：“孩子们，你们从哪里来的？”我们回答说：“军官住宅区，从军营出来的，我们是军官的孩子，我们的家被炸了。”他们让我们分别坐上坦克和GAZ-3A卡车，纵队离开了森林。那一天，我对家人的命运一无所知（注：杰利亚季茨基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四岁的弟弟舒里卡，其中一岁的妹妹米露和舒里卡死于6月22日的空袭）…… 最终，我们留在了一个经过激战沿罗夫诺-卢茨克地区的公路撤往日托米尔的旅里。这个旅没有逃跑，而是一直在战斗。我们换上了旧的红军制服、野战帽、绑腿的靴子和旧的防水布腰带。那是一段非常可怕的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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