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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最初接见的中国革命者，据苏俄档案记载，俄文的名字叫“Лау Сиу Джау”。早年的中译名为“鲁苏杜”。根据“鲁苏杜”当年所担任的职务——中华旅俄联合会会长这一线索寻找，查清他的中文原名叫刘绍周，又名刘泽荣。当年，他是列宁三次接见过的中国工人代表。  他一八九二年出生在中国广东的高要县，五岁时随父亲来到俄国。他在那里上完小学、中学，就读于彼得堡大学物理系、彼得堡工业大学建筑系，他成了俄国的华侨。 俄国的华侨并不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少中国劳工根据俄国企业和中国包工所订的合同，来到俄国，成为那里的苦力。于是，华工猛然增多。一贫如洗，使他们本能地站在俄国无产阶级的一边。 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历二月)，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华工、华侨和留俄的中国学生们联合起来，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八日成立了中华旅俄联合会。二十五岁的大学毕业生刘绍周富有组织才干，当选为会长。十月革命之后，在中华旅俄联合会的基础上，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在彼得格勒成立了旅俄华工联合会，刘绍周当选为会长。这个华工联合会拥有近六万会员，刘绍周成了华工们的领袖。十二月三十日，刘绍周在莫斯科召开了旅俄华工联合会第一次群众大会，号召华工坚决和苏联工人站在一起，并肩战斗。华西里·亚历山大罗维奇当选为莫斯科分会主席。 列宁注意到这支华工队伍。刘绍周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市苏维埃委员。列宁还亲笔批示：“务请所有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对刘绍周予以一切协助。”受苏联外交部的委托，旅俄华工联合会创办了《旅俄华工大同报》，在华工中进行革命宣传。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至六日，当列宁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两名中国代表出席了会议——虽然当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 两名中国代表之一，便是刘绍周。  刘绍周见到了列宁。后来，刘绍周一九六0年回忆：“我第一次拜访列宁同志是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当时我正列席共产国际第一届大会，记得第一次去见这位伟大领袖时，是在下午大会休会时间……他还问我是否要在大会上发言……我回答了他的问话，告诉他准备在大会上发言，他说很好。” 三月五日，共产国际“一大”召开第四次会议，由列宁主持。在季诺维也夫发言之后，列宁说：“现在请中国代表发言。”刘绍周先用汉语念了一遍祝词，又用俄语念了一遍。他的祝词，刊登在翌日的《真理报》上。祝词中说：“本国际是俄国共产党创立的。这个党领导的政府，为世界劳动人民的利益，为各国人民的自由而对世界帝国主义宣战。因此，这个党获得了中国人民的最真诚的友情。“我作为中国组织的代表来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深感荣幸。我不仅代表我所在的小组，也不仅代表成千上万散居在俄国各地的中国无产者，而且代表几万万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向旗帜鲜明地誓同残暴的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共产国际致以热烈的祝贺。” 列席共产国际“一大”的另一名中国代表是华西里·亚历山大罗维奇。其实他是一个中国人，年幼时母亲病故，无依无靠，流浪在哈尔滨，这座城市里居住着许多俄国侨民。一位俄国医生喜欢这个孩子，收养了他，给他取了俄文名字“华西里·亚历山大罗维奇”——他原本叫“张永奎”。俄国医生把他带回了俄国，从此他在俄国长大。他参加了旅俄华工联合会，当选为该会莫斯科分会主席，成为仅次于刘绍周的中国旅俄华工领袖。刘绍周和张永奎不是共产党员，所以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只是列席代表，有发言权，无表决权。  在共产国际“一大”之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列宁在克里姆林宫又一次接见了刘绍周。不过，当共产国际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刘绍周已是共产党员了。虽说那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正式成立，但刘绍周不再作为旅俄华工联合会代表出席会议，而是代表着俄国共产党华员局。 俄国共产党华员局，是俄国共产党中旅俄华侨党员的中央机构。那是一九二0年六月，旅俄华工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为了统一、集中旅俄华侨中的俄共(布)党员，于六月二十五日建立了俄国共产党华员局。很巧，正是七月一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组织部批准成立俄国共产党华员局以及该局所拟定的党章。刘绍周是华员局的成员。  文国璋油画《无限关怀》 俄国共产党华员局的主席是安恩学。安恩学原本在中国东北铁路工作，一九0四年八月，在哈尔滨被当时的帝俄当局逮捕，罪名是“为日本进行间谍活动”。于是，他被发配到俄国的彼尔姆做苦工。他积极参加了一九0五年的俄国革命，然后又在十月革命中冲锋陷阵。他在秋明组织了一支中国工人支队，与苏俄阶级兄弟并肩战斗。一九一八年，他所领导的中国工人支队加入了红军，为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而战斗。他加入了俄国共产党。这样，当俄国共产党决定成立华员局的时候，安恩学被选入华员局，不久担任主席。俄国共产党华员局虽然并不等于中国共产党，它是参加了俄国共产党的华人的中央领导机构，不过，它毕竟是华人之中正式的共产党组织。 一九二0年七月十九日至八月七日，当列宁主持召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出席大会的中国代表除了刘绍周，安恩学取代了张永奎。刘绍周和安恩学都是以俄国共产党华员局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刘绍周第三次见到了列宁。  参加苏俄红军的中国人 刘绍周在七月二十八日的第五次会议上，作了发言，列宁很注意地倾听了刘绍周的发言。刘绍周很清楚地用俄语说明了当时中国的形势：“一九一八年底，中国进行着激烈的国内战争。南方成立了临时革命政府，其目的是与北京政府作无情的斗争。领导南方政府的是中国第一次革命的著名领袖孙逸仙，但是，不久以后，孙逸仙由于与留在南方政府里的旧官僚代表人发生冲突，退出了广东政府。从那时起，他就不再正式参与政府事务。 “南方政府直到现在还继续与北京政府作斗争，而且这种斗争是在孙逸仙集团宣布的口号下进行的。其主要内容为：恢复旧国会和旧总统的权力，撤销北京政府。战争胜负未定，但是，无疑，南方政府胜利的可能性更大，尽管北方似乎在财政方面所处条件更加有利。近来，传说，南方政府的军队占领了湖南，即中部省份之一，并开赴北京。……” 刘绍周介绍了在中国发生的五四运动：“当凡尔赛会议不仅什么也没给中国，而且还把日本在战时损害中国的利益所提出的权益和领土要求确认归诸日本时，中国人民是多么失望啊。于是，在中国代表从凡尔赛会议回国以后，国内便掀起了反对政府和日本的强有力的运动。学生组织了联合会，站在运动的最前面。……“运动被暴力镇压下去了，而且，在许多场合下，游行示威者被开枪扫射。尽管如此，不管一切，运动还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它焕发了群众的革命精神。“后来，学生们明白了，光是他们什么也干不了，开始奔赴工人群众的事业。中国工人也开始懂得他们是力量，虽然这是刚刚产生的工业无产阶级的代表。……” 刘绍周在发言即将结束时，说了一段颇为重要的话：“必须强调指出，目下中国乃是革命宣传的广阔场所。第三国际代表大会应该对这一事实给予极其高度的重视。援助中国革命不仅对中国本身具有意义，而且对全世界革命运动也具有意义，因为现在中国劳动群众的强大的革命运动是可以对抗贪得无厌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唯一因素……” 刘绍周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的发言，对于帮助共产国际了解中国情况，重视中国革命，起了很好的作用。  刘绍周是旅俄华工的出色代表，他既出席了共产国际的“一大”、“二大”，是俄国共产党华员局负责人之一，原本有可能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一次意外的火车事故，使他受伤。一九二0年十一月十八日，他在妻子陪同下，随北洋政府派往苏俄考察军事外交的代表团回国，在中东铁路理事会担任理事。从此，他脱离了俄国共产党华员局的工作。一九三三年后，他担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和西南联合大学俄语教授，著有《俄文文法》一书。一九四0年，当邵力子出任国民政府驻苏大使时，请他出任驻苏使馆参赞。这样，他又来到苏联，不过此时他的公开身份已变成国民政府官员。邵力子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深知刘绍周跟苏联的关系，特地请他做参赞。 此后，刘绍周调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一九四九年九月，他协助中国共产党、支持原国民政府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起义，使新疆避免了一场战火。这样，刘绍周被任命为新疆临时外交办事处处长。后来，刘绍周调往北京，出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外交部顾问，商务印书馆副总编，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这位受到列宁三次接见的元老人物，历经沧桑，终于在一九五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七0年七月十八日，刘绍周离开人世，留下《俄文文法》、《领海概论》、《俄汉新辞典》等著作。人们对他的称谓是“教授”、“新闻出版家”。 另一位出席共产国际“一大”的代表张永奎，二十年代初回国，一九七七年去世时为甘肃师范大学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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