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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按照现代人的理解，它是社会正常运行的基础之一，是人们道德的下限，如果某个人连最基本的道德底线都没有了，那么如果某人犯法了，这是不出预料之事。而古人对这方面也是深以为然，所以有这么一句——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当然，这句话听听就好了，因为在封建皇权时代，整个天下都是皇帝的，就算皇帝犯错了，能下个罪己诏就不错了。虽然是理是这个理，但在封建制度下，身份地位对律法的影响很大，多数时候很难做到公平公正，尤其是乱世之际，律法的底线是很灵活的，其中比较典型的则是南北朝时期。这个混乱时代，大致维持了三四百年，期间诞生了割据政权和军阀势力，大致有四十余个，直到隋朝开皇九年（589年），才正真正现了大一统，结束了这个乱世。也不知是否是乱世好当官，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当官的人来说可谓是上天眷顾。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割据势力组成因素很复杂，政权也不算稳定，自然对地方上掌控力度不够，对官员的态度，也做不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所以这个时期对官员特别优待，当官员犯事后，从来不会大刑伺候，就连审讯方式也很儿戏，如果犯的是贪污渎职这种等级的罪行，只会要求罚站，让官员站在土垛上晒太阳，大致一天两个时辰，但可以累积计算。罚站期间，审讯人员会问道：“你收受贿赂了吗？你作奸犯科了吗？诸如此类的话语。”当然，犯事官员是可以保持沉默的，只要不承认，吃几天苦头这事就算过去了。如果犯事的官员级别比较高，到了州牧、刺史这一级的，惩罚会更轻一点。审讯方式一般都是用“断食”这法子，就是不让屋子，也不给吃饭，但可以喝粥，并且视情节严重程度，软禁三五天——七八天，期间同样问一些，是否犯罪的话语。然而不管是否犯错，官员都有沉默权，可以沉默以对，也可以死不承认，只要把时间熬过去，这事算过去，也就是无罪释放。如果出来的时候，恰巧来到年关，那么恭喜你，可以回家过年，明年继续当官。也许，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这么一句现代俗话，是从这里来的。南北朝的官员除了这些“特权”，就连一些墨守成规的制度也可以不遵守，比方——连坐法。根据南朝刘宋的说法：世族犯事，庶民必须连坐；而庶民犯法，世族则不牵连。罪至士大夫者，以奴仆替而换之。然而律法到了平民百姓身上，却是另一种结果，就说在南朝齐时期，孔秀之在吴县当县令期间，有这么一个案子，10岁顽童割了邻居田里的一把稻谷，被他得知后“大发雷霆”。立马下令拿人，并大义凛然地说：“小小年纪便如此，长大了还了得乎？”吴县乡亲劝诫，孔秀之不以为然，直接下令斩人。北魏时期，李洪之当刺史的时候，到任即宣布了一个很“特别”的禁令，曰：“凡带刀行者与抢劫同罪！”在李洪之的观念里，行人带刀必然有犯罪心理，按律同罪，理所应当。所谓法理人情，然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员执法底线非常“灵活”，对自己人只有“人情”，却难见法理，对平头百姓则法不容情。也不知是乱世造就了如此世道，还是如此世道造就了乱世，总之当时的百姓苦不堪言，每天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反倒是官员只要不造反，活的很滋润。纵观历朝历代，就没有对官员这么宽松的，就连宋朝也只是文官有一定特权而已，不可能如此儿戏，因为各个朝代走向鼎盛，都是从吏治清明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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