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大年/获得“一丹教育奖”的，就应该是朱永新老师

这篇文章，从开始起草到现在应该有一年多时间了，一直没有发布，也不知道为什么。

昨天，我看到朱老师获得了“一丹教育奖”。我第一时间内心里嘣出一句话：“能获得这一大奖的，就是朱老师！”（消息链接《朱永新与琳达·达林哈蒙德获得 2022 年一丹奖》）

朱永新先生是学者，是官员，是教育家，是民主党派的领袖。但我认为最能表达我的敬仰的称呼是——朱老师。

【“我是混进来的”—— 第一次见朱老师】

2016年暑假，有一天，民进昆明市主委汪叶菊老师告诉我：“你的偶像朱永新老师来昆明了。民进中央在昆明举办一个海峡两岸基础教育论坛。适合你。你想去见朱老师吗？”

“我能进去吗？你们民进的活动。我又不是民进的。”

“混进去呗。我给组委会的人打个电话......”汪主委给我做了周密安排。

就这样，我混进去了。在一个30来人的圆桌小会场。朱老师正在讲话，我摸到朱老师背后的一个空位置坐下。

大概20多分钟，会议结束了。

我站起来，赶紧占了有利位置。我说：“朱老师，是汪主委给我走后门进来的。”

朱老师笑笑：“哦？要走后门？”

“我不是民进的。”我赶忙补充，“但我老婆是。”

我马上向朱老师介绍丑小鸭中学。

这时，有很多的人争着与朱老师拍照。有一位中年女士，早就把写着自己名字的水牌拿好了，她和朱老师拍照时，把水牌端在自己胸前。朱老师马上走回自己的座位，把写有“朱永新”的水牌也拿过来，端在自己胸前，笑呵呵地说：“也让别人认识一下'朱永新’。”

朱老师仔细打量了我：“还有这样的学校？”朱老师走出大门的时候，吩咐身边的工作人员，“我和大年校长走这边小路，你们到大会场等我。”

我随即把我刚刚出版的《丑小鸭校长和白天鹅孩子》送给朱老师。朱老师先是翻了翻，打开手提袋，把书装进去：“今天晚上，我会好好读。”

朱老师关切的问：“丑小鸭中学办了5年了。不容易，不容易。办这样的学校，一定会遇到不少困难。说说？有什么困难？”

我说：“朱老师，真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或许是，这些困难都在料想之中。”

到进入大会场的时候，朱老师正接听一个电话。我暗暗想，传说中大官不是都不带手机的吗？怎么朱老师就有手机呢？

等朱老师接听完电话，我忐忑不安地对朱老师说：“朱老师，我想要您的电话......”

“好呀，好呀。有事就打电话给我。”

（2019年李镇西老师给朱老师和我拍的照片）

【 加入新教育——朱老师给我“走后门”】

2019年11月，泰州。新教育第19次年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新教育的年会。我是嘉宾。坐在第二排。朱老师坐在第一排。会场里挤得很满，估计有2000人。

第一场报告结束后有15分钟休息时间。朱老师在台上被围了好几层。

李镇西老师对我说：“走，找朱老师去。”

说实在的，我想去找朱老师，但又怕给他添乱。就静静地站在外围。

李老师对着朱老师大喊：“朱老师——詹大年（来了）！”

朱老师回过头来朝我示意，对旁边的人说：“各位，请等一等，请等等。”朱老师老远伸过手来跟我握手，“呵呵，詹大年，你来了。”

我说：“朱老师，你怕记不得我了。我只是在2016年见过您一次的。”

“记得的，记得的。你当时还送过我你写的书呢。”

李老师马上举起了他的单反。朱老师对旁边的围着他的人说：“对不起，请大家让一让。我和大年校长单独来一张。”

拍完照，我对李老师说：“我觉得我一直都在践行新教育理念。我能不能申请加入新教育？”李老师是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我想，我既然向李院长隆重提出了申请，他应该会考虑的。

李老师马上回答我：“中午，我跟朱老师说说，跟研究院的几位负责人说说。然后回答你。”

果然，午餐后不久，李老师给我打电话：“朱老师同意了。大家都同意了。”

会议的第二天上午，给57所新教育实验学校颁发牌匾。李老师是主持人。

57所新学校分六批上台授牌。全部结束的时候。

“詹大年——詹大年——来了吗？”舞台上的音响里传出李老师的声音。

“来了——”我在台下答应。

“请詹大年校长上台——”李老师又宣布。

全场注视着空空的大舞台。

我走到台中央。

朱老师手里捧着一块“新教育实验学校”的牌子向我走来。

朱老师把牌子交给我，握着我的手，笑笑：“詹大年，你的牌子是走后门来的。不过，你一直在做新教育。能把丑小鸭这样的学校办下来，不容易。大家相信你。我也相信你！”

我要走下台的时候，李老师又大喊：“詹大年，站住！”李老师对着台下说：“詹大年，是一位伟大的校长......”然后，他如数家珍般地向大家解说丑小鸭中学。台下响起一阵阵掌声。那一刻，我说不出是激动还是惭愧，一字不吭，只是站在李老师的旁边对着台下傻笑。

休息的时候，我对李老师说：“我没有想到你还特别介绍我。我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那一刻好尴尬的。”

李老师说：“不是我要介绍你，是朱老师叫我介绍你的。”

下午，所有与会者参观泰州的学校。我和朱老师被安排在同一组。我们这一组人不多，只有两个中巴车。

来到一所幼儿园。孩子们在玩泥塑。

朱老师看到一个四五岁的男娃漫不经心的。俯下身子问男孩：“你这是做的什么呢？”

“不知道——”男娃好像有点困。说话懒懒的。

“不知道？呵呵，不知道？”朱老师蹲下来，冲着男娃笑，“你肯定知道的。”

“就是不知道嘛——是老师让我们这样做的——谁知道她要做什么呢......”

“呵呵，呵呵......你们老师说了，你可以做自己喜欢的。”朱老师说。

“哈哈，谢谢爷爷。”

朱老师拿起手机，拍了这个男娃的笑脸。

【 朱老师撰文《一所神奇的学校》】

2021年1月，在爱心与教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上，我被选为会长，朱老师专门发视频表示到祝贺。2021年7月24日，爱心与教育研究会第十届年会暨新生命教育研讨会在昆明召开，朱老师计划来参加的。但7月20日南京疫情爆发，朱老师只得取消了行程。

24日上午朱老师发视频祝贺，25日一大早朱老师的微博发布《一所神奇的学校（昆明丑小鸭中学）》。

【在北京，朱老师给我倒茶】

2021年教师节期间，我和徐立去北京出差，约好了去找朱老师。地点是在北京东郊的一处旧厂房改装的创业园。时间是下午3点。

大概两点半，我们依据导航信息，在一个路口停下来。

对面走来一位中年男子。看到我们东张西望的样子，马上走过来对我们说：“你们是来找朱老师的吗？朱老师让我在这里等你们。怕你们不好找。”

我们跟着男子走，大概200百米，男子指着一座小平房说：“喏，朱老师就在里面了。”

这是一间比较大的书房，左边是一排高高的书柜，中间一张约4米的大书桌。朱老师就坐在书柜和书桌之间的椅子上，对面坐着五六个和他聊天的朋友。

“朱老师——”我远远地喊了一声。

朱老师立刻站起来，绕过长长的书桌，走到我面前：“大年校长，来了。”朱老师握着我的手的时候，其他的几位朋友也站起来，围住我们。朱老师马上向大家介绍：“詹大年，是一位名校长，也是我们新教育人。他办的学校叫丑小鸭中学，专门帮助那些被称为'问题孩子’的学生。已经在昆明办了10年了......”旁边的朋友立即凑过来拍照。

朱老师招呼大家：“诸位，你们先喝一会茶，我和大年他们聊一会。”

书房里屋是一间只容得下四五个人的小茶室。朱老师侧身走进主人位坐下，我挨着朱老师。朱老师动手给我们泡茶了。泡茶的一系列动作说不上娴熟，但也很自然。

朱老师一边给我们倒茶，一边说：“红茶，暖胃。金骏眉，挺好的茶。”

看来，朱老师也懂茶的。

朱老师说：“今年7月份你们在昆明举办的新生命教育论坛，我是订好了机票的。但是，因为20号南京疫情影响，走不了了。好遗憾。8月份又安排了去云南，我想可以去你们丑小鸭中学看看那些孩子了，但又耽误了......丑小鸭中学，我一定会去的。”

我向朱老师汇报了丑小鸭中学最近的一些办学情况。

朱老师说：“民进昆明市委原主委汪叶菊对你们丑小鸭中学特别关注。我知道的。我现在打个电话给她......”朱老师拨通了汪叶菊的电话。我听得最清楚的一句话是：“大年说你很关心他，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对新教育的支持。”

聊了一会，朱老师说：“茶室太小，要不我们跟外面的客人换一下位置——他们进来喝茶，我们去外面聊天？”

当然好。走出小茶室，朱老师先招呼我们：“来，合个影。难得，难得。”

快4点的时候，我对朱老师说：“朱老师，我是7点的航班，这里到机场要一个多小时，我要走了。”

“这么快就走了？你来北京，我应该请你吃饭才对呀......”

（临走时，朱老师把他的著作《致教师》和《朱永新与新教育实验》送给我）

大概一个月后，我去普洱讲课，被艳芬局长邀去品茶的时候，见到了很多好茶。突然想起朱老师也懂茶的，我给朱老师发了个信息：“我在普洱，给您寄几片茶来。”

朱老师马上回信息了：“谢谢！留着，我来云南再喝。”

【朱老师转载我的文章】

从普洱回来，我在公众号上发布了《李艳芬——最不像局长的教育局长》。因为被艳芬局长的对质朴所感动，我把这篇文章转发给了朱老师。第二天，朱老师在《朱永新教育观察（头条号）》里全文转载了我的文章。在朱老师的自媒体平台里，多次提到我和丑小鸭中学。有几次，媒体发布的关于我的文章，都是朱老师在第一时间就把链接推送给我。有时候，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朱老师是在时刻关注着我和我的学校的。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也是我在讲学时每次必讲的内容。因为，朱老师提出的新教育的这一核心理念一直影响着我的教育的全过程。

（上图：丑小鸭中学的新教育童书馆）

【朱老师送我10000册图书】

2021年7月，丑小鸭中学搬到了新校址，原本不多的图书就显得更缺乏了。2021年10月14日，我在公众号发布《请为丑小鸭捐书——爱阅读的孩子才能看到未来》，目的是为孩子们筹集更多的书。

第二天，大概是上午九点，我收到了朱老师发来的一句话：“我个人和新教育基金会捐赠一个新教育童书馆，大概10000册图书。”

捐赠10000册图书！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不到一个星期，我收到了朱老师亲自挑选的四大箱书。不到一个月，我收到昌明教育基金会捐赠的10000册图书。不到两个月，我收到从全国各地寄来的图书35000多册！学校的藏书突然增到50000多册。学生人均超过500册——丑小鸭中学应该是全国人均藏书数量最多的学校了。

从此，丑小鸭中学的教室里、走廊上、楼梯间、书吧里、食堂里、寝室里......都是书，整个丑小鸭中学变成了一座图书馆。学校的哪一个角落里随时都是埋头看书的孩子。

（2022年7月，在四川广元的合影）

【“詹大年，你肯定会来的”——朱老师说】

2022年7月，四川广元，2022年的新教育会议在这里召开。那一段时间，我很忙，天气也很热。但我还是要去参加这个会议，因为我知道朱老师一定会在。快一年没有见到朱老师了。

第一天中午，刚刚吃过午饭，我在酒店大堂坐着，我想或许在这里可以遇到朱老师。我低头翻看着手机准备给朱老师发个短信。刚刚坐下，就听到朱老师喊我：“詹大年——我知道你肯定会来的。”我迎上去，握着朱老师的手说：“肯定会来，就是为了来看朱老师。真是这样。”

上了电梯，朱老师说：“有什么要说的，来我房间，聊一会。”

“您下午要开会呢。午休时间，就一个多小时，怕打扰你。还是不去了吧？”我回答。其实，我内心是想去的。

“没关系的。来吧，聊一会。”朱老师的精神特别好。

我进了朱老师的房间。朱老师指着一张长沙发说：“我俩坐这里，先拍个照，说明今年我们见过面了嘛。”李镇西老师马上给我们拍了照。

朱老师说：“我注意到丑小鸭中学对学生抑郁症很有办法。你说说，什么方法？”

我汇报了一些关于治愈抑郁症的情况，对朱老师说：“青少年抑郁症问题真的令人痛心。我们做的远远不够。预防抑郁症其实不复杂。我希望推广一些做法。请朱老师支持。”

朱老师说：“新生命教育任重道远。需要实践，需要发现。你们做了很多有意义的探索。很有价值。我一定支持你。”

大概聊了20多分钟，我就起身走了。我真不忍心耽误朱老师的休息。因为朱老师昨天很晚才到，上午又参观了半天，下午、晚上都要开会。

其实，我出门的时候，才发现又有几波人去找朱老师了。

后来，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秘书长马国川老师告诉我，朱老师几次在会议上特别提到了丑小鸭中学。对丑小鸭中学的生命教育非常关注也非常肯定。

丑小鸭中学可能是全国最小的中学，我也是最小的校长。但朱老师就一直这样惦记着这样的学校和这样的校长。

朱永新老师是我崇敬的一位大先生，一位用人格影响教育的大先生，一位用行动做教育的大先生。

我们的故事肯定还有续集。因为，新教育永远在路上。

——2022年9月30日 于昆明

（作者  詹大年 昆明丑小鸭中学校长 爱心与教育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