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保是福建西部的一个清代出版中心。从1995年到21世纪初，刘永华教授在此展开了三个阶段、长时间的田野调查。本文侧重于发掘历史的真实，基于作者的个体经历论述了历史学田野调查的学科特点与实践方式，考察了田野调查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意义。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于2021年10月组织了“多学科视野中的田野工作”讨论会，本文即其中一篇。本文原载《公共管理评论》（2022年8月）。特此转载，以飨读者。 田野调查与区域社会史研究 一个基于个人的观察 文 / 刘永华  ▴ 刘永华《礼仪下乡： 明代以降闽西四保的礼仪变革与社会转型》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 作为一名从事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史学工作者，笔者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如何从事田野调查及田野调查对于区域社会史研究有何意义[1] 。在历史学的工具库中，原本没有田野调查的位置,或者说其地位非常边缘。田野调查作为一种方法，首先是在社会科学中提出并得到运用的，与人类学、社会学的关系尤为密切。历史学者从事田野调查，就是受到了这两门学科的田野调查方法特别是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法的影响。这种方法是最近三四十年才进入史学研究的。由于特殊的机缘，来自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与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最终走在了一起。从20世纪 80年代以来,他们在中国几个地区开展了长期的田野调查。以此为契机，田野调查进入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视野[2]。那么，史学工作者如何开展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对于区域社会史研究有何意义? 如何处理文献与田野的关系? 下面笔者将侧重于从自己的田野经历出发,来谈谈这些问题。 一、田野中的史学工作者 从1995年至21世纪初，笔者在福建西部一个叫四保[3]的地域开展了较长时间的田野调查,笔者个人对田野调查的理解主要得益于这次经历。 四保的范围不大，只有两三个乡镇的规模，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是尺度非常小的地方了。即便如此，笔者密切考察的范围还要小得多，其实只是四五个村子，其范围基本上在步行半小时的空间半径以内。笔者在四保的田野工作前后断断续续进行了十余年时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笔者进入这个地域的原因有些偶然性。笔者在厦门大学历史系读本科、硕士研究生，1994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在一个研究所任教。1995年，历史系一位老师移民海外，委托笔者陪同美国学者包筠雅(Cynthia J. Brokaw) 教授前去四保考察。包筠雅是一位书籍史学者(当时偏重于印刷出版史研究)，她了解到四保曾是清代的一个出版中心，于是前去搜集相关材料。1995年之前,她已在那位老师的陪同下，在当地做过一些摸底工作。1995年她获得了基金资助，计划对四保的印刷出版史进行系统研究。那是笔者首次进入四保地域，那次在当地待了三个月。我们搜集到族谱、账簿、分关等文献材料，走访了雕版印刷出版、销售业的从业人员及其后代，考察了书坊遗址及印刷实物遗存。田野调查对于包筠雅研究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关于四保出版业的历史，地方志只有寥寥数百字的记载;当地出版的书籍由于多数档次较低，图书馆基本不收藏。在当地田野调查过程中，我们搜集到大量的资料,主要包括文献、口述史料、实物遗存三大类。以此为基础，包筠雅写出了一部很扎实的专著，这就是2007年出版了英文原著，后来由笔者组织翻译的《文化贸易: 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一书(包筠雅,2015)。如果没有田野调查，这部著作恐怕是难以问世的。  ▴ 四保雕版印刷陈列馆 当时笔者的主要兴趣是社会经济史特别是族田经营和集市贸易，因此，我们搜集的材料、访谈的内容、考察的对象并不限于书籍史(当然,书籍的印刷和销售与当地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也是我们关注的问题)。在族谱中，有不少族产史料。接受访谈的老人们也频频提到租种族田的经历。这些信息改变了笔者对明清租佃制度的一些认识，后来笔者对明清时期佃农抗租问题、族田与社会分化模式的认识(刘永华,1998,2005)，多少都与这一时期的访谈经历有关。笔者申请博士时提交的研究计划也是以此为基础写成的，这个计划的目标是讨论明代至土地革命时期闽西集体行动模式的变动(不过写博士论文时,换成了其他题目)。这一时期的另一个收获是认识了几位耆老，并与他们建立了良好关系，这种人脉对于田野调查的顺利推进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从2001年9月至2002年9月。1999年 9月，笔者前往美国一所大学读博士，2001年通过资格考试后，回国准备博士论文。由于熟悉四保的情况，决定回到这个地域寻找论文题目。这一阶段笔者在当地做了7个月的蹲点调查。笔者当时的计划是，在重访这个地域时，先对当地进行全面的考察，然后提炼出一个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主题，作为论文的题目。  ▴ 四堡镇四桥村两座紧挨着的古书坊 这一阶段前期的工作重点，一是搜集文献，二是实地考察，三是入户做问卷调查。搜集文献,就是到各个村落搜集面上的文献，如族谱、碑铭等。在进村访求文献的同时，也考察寺庙、祠堂、众厅、祖坟等重要公共空间，此外还观察了一些村落、家庭仪式。入户问卷调查的重点是了解家庭层面的情况(侧重土改前)，如家庭构成、土地占有情况等，也了解祭祖、赶集、庙会、进香等方面的情况，此外也复制了访谈对象家中保存的文献，如契约文书、账簿一类。由于最初计划考察的范围不大，两三个月下来，这些工作就基本完成了。此时面上的文献已经搜集得差不多，问卷调查也做完了。但笔者认为自己对当地还不够了解，不少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于是留在当地继续做田野调查，不过工作重心有所调整。 这一阶段后期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参与观察。如果说前期工作偏重于“问”,即追问笔者自己关心的问题，那么后期工作则更偏重于“听”和“看”，即倾听村民自身关心的话题，观察村民自身的行事方式。笔者住宿的地方是一家小饭馆，平日也在那里吃饭。饭馆位于乡政府对面，大门正对大街，而大街就是乡民赶集时出售东西的地方。作为一个半公共性空间，饭馆的好处是相对开放，每天基本上都有一些人在面朝大街的店面聊天、喝茶，店内则常有客人前来吃饭、打麻将，可以说这里是村中的一个社交中心。笔者闲来无事，就坐在那儿听村民聊天，关注他们讨论什么话题、争论什么问题，从中理解村中发生的事情和他们关心的问题。从文献搜集的角度看，这个工作没有多大的用处，但对了解村民的生活，了解当地不同村落之间、同族不同房支之间的关系，则提供了不少感性认识，此外对了解村民的赶集行为也有一定帮助。这是“听”。  ▴ 玉沙桥 该桥始建于清康熙年间，是书商通往四保的必经之路。 所谓“看”，是指观察村中发生的一些事件，特别是仪式事件。在朋友的介绍和邀请下，笔者参与了几场年度仪式与人生礼仪，如打醮、进香、婚礼、丧礼等。笔者全程参与观察了打醮仪式，结识了主持打醮的道士群体，进而接触到他们的科仪本。笔者也曾跟随村民朝山进香，与他们一道在山上观看道士打醮。笔者全程参与了一场婚礼，丧礼仅参与一次，而且观察不够完整，留下了遗憾，但礼生(当地仪式专家)在这些仪式中扮演的角色，已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和兴趣。在参与这些仪式的过程中，笔者对仪式专家、仪式过程、仪式文本都有了具体认知。在这些认知中，最为重要的有两点：其一，这些仪式进入四保地域，与当地乡民生活结合，有一个历史进程；其二，新仪式的渗入，为当地社区生活提供了新的组织构架，因而新仪式的渗入可能意味着新组织、新关系的生成。这些认知后来成为笔者思考明清时期礼仪下乡问题的基础。 文献释读贯穿于这一阶段的始终。文献搜集上来后，笔者每天晚上进行阅读和摘录，遇到雨天，也大都待在房间摘录文献。录文的过程也是一个释读的过程。中间遇见问题不明就里，或文献仅有片言只语，语焉不详，就向街上生活的老人请教。比如，笔者在当地搜集到几十种账簿。过去记账使用苏州码，同时还有度量衡的问题(以前度量衡的地域性很强,各地差别很大)，对于没有接触过这类文献的人来说，账簿的释读是有一定门槛的。笔者释读遇到问题，就向老人请教。笔者熟悉的一位老人在街上开店，他自己长期经商，对账簿书写格式、度量衡之类比较了解，加上为人热心，所以笔者常向他请教。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文献录文、释读及资料长编的编纂工作就慢慢做了下来。在此过程中，论文的主题也逐渐明确，笔者最后选定礼仪下乡过程作为论文主题，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 2003年年底，笔者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回国任教。2004年返回四保，开始第三阶段的田野工作，此后几年时间里，几乎每年都做回访。这一阶段的工作重心主要是民间文献特别是私家保存的契约、账簿等的深挖。研究者之所以有必要不断回访某个地域，有人际关系方面的原因。我们首次进入某个地域时，在当地人的眼中，其实是身份不明的陌生人。现代社会流动人口多，这对人际互动有一定影响，要取得村民的信任，需要较长时间的接触。因而初次见面时，那些家里保存文书的村民通常不会把资料拿出来。但如果我们多次回访这个地域，就有可能逐渐取得村民的信任。此时多数村民都愿意拿出文书给我们看。所以，这个不断回访的过程也是信任关系的建立过程。此外，这与不同文献的属性有关。我们进入一个地域搜集材料，最容易找到的是什么层面的材料? 是村落、宗族层面的东西，因为这一层面的文献比较容易锁定，大家都知道族里有没有族谱，保存在谁家。比较难定位的是私家保存、收藏的文献。我们不了解邻居家有没有文书，就算邻居自己也未必记得祖上是否传下来文书。这类东西可能被他父亲放在阁楼上的某个地方，后来由于搬家之类的原因才被找出来。所以在拆迁过程中，往往会发现成批的文书。   ▴ 四保刻本《幼学故事琼林》 这一阶段笔者还做了补充资料的工作。由于研究策略的关系，在第二阶段，笔者一直无法确定论文主题。实际上，笔者的论文题目是在这一阶段的田野工作行将结束之时才确定下来的，结果相关文献的搜集不够充分。写论文时，笔者人在海外，无法中途返回补充资料。于是回访期间的一项重要使命是系统搜集相关文献。2002年夏离开四保时，笔者只搜集到少量在论文中讨论的核心文本，而经过第三阶段地毯式的搜集，笔者在整个地域共找到了40多个文本。它们没有改变笔者在论文中提出的基本认识，但坐实并极大丰富了笔者对这种文本及相关问题的理解。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讲述个人的田野经历，主要目的是呈现一个史学工作者的田野工作，不管在调查内容还是在工作方式上都有本学科自身的学术关怀，故而与社会科学差别不小。 二、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的田野经验 那么,田野调查与笔者研究的课题有何关系? 就笔者的个人经历而言，如果没有田野调查，恐怕就没有笔者后来的研究主题。 前面谈到，笔者在进入四保时，没有预先设定论文主题，后来的主题是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提炼出来的。笔者讨论的主题是明清时代的礼仪下乡进程，更具体地说，是礼生及其礼仪进入乡村的历史进程。礼生是一个被长期忽视的仪式专家群体。在笔者撰写博士论文时，只有两篇专题论文正面讨论过这个群体。笔者自己是在田野调查过程中逐渐注意到这个群体的。笔者从这个群体在仪式中的频频现身、对地方掌故的熟悉注意到了他们——他们的社会构成、他们在仪式中的角色、他们的礼仪手册、他们这个“行当”的承传,进而去追踪他们引导的礼仪进入乡村的历史以及这一过程带来的社会文化变动。如此一来，对一个仪式专家群体的关注，便成为理解明清礼仪下乡进程的起点[4]。因此，在笔者的这项研究中，田野调查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整个研究的开展和推进，主要是建立于田野调查基础上的。  ▴ 马氏家庙 必须指出的是，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不少学者会运用田野调查方法，但大多数研究者不会在田野工作中投入那么长的时间，相应地，田野调查在课题推进中所起的作用也可能没有那么重要。笔者不认为研究的主题必须来自田野调查：对文献进行富有想象力的解读，是史学训练的主要目标之一；通过深入、细致地解读文献，研究者同样有可能提出颇有新意的学术见解。然而笔者开展的工作也显示，进行具有相当深度、广度的田野调查，并以此为依托推进研究、提出问题，也不失为可供史学研究特别是区域社会史研究实践的一条路径。在环境许可的条件下，还是应考虑开展深度和广度兼具的田野调查。 从学理上说，笔者认为，田野经验对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性主要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认识：一是史料搜集层面，二是史料解读层面，三是历史过程重建层面。这三个层面都涉及如何结合文献与田野的问题。 先谈史料搜集。与社会科学相比，史学研究特别强调对文献资料的搜集与解读。在这种学术传统的影响下，历史学田野调查的工作方向在很大程度上有别于人类学、社会学，文献资料的搜集与解读是历史学田野调查的核心内容，当然也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核心内容。我们在田野中搜集的史料大体可以分为三大类型：文献、口述史料与遗迹遗存。生成于不同时代的文献是我们重构区域历史进程的主要依托。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我们有可能搜集到族谱、碑铭、契约、账簿、仪式文本等民间历史文献。这些文献是不同历史时期(主要但不限于明代以后)的组织、个体在处理社会、家庭、个人事务的过程中形成的，直接体现了普通民众生活的不同侧面，因而是再现历史上民众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证据。田野工作中也有可能锁定历史的亲历者，对他们进行访谈，搜集口述史料。而各种类型的实物遗迹遗存也有助于丰富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如雕版之于出版史,银锭之于货币史,建筑之于社会空间研究)。这些不同类型的史料为了解地域社会的结构和运作、理解地域社会与王朝制度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通过搜集、解读这些材料，我们有可能加深对历史上普通民众生活的了解。  ▴ 四保的雕版 田野调查不仅为获取不见于图书馆、档案馆的文献提供了可能，这一方法还有助于加深史学工作者对文献的解读。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田野搜集史料，与在图书馆、档案馆搜集史料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差别。我们知道,当代史学理论研究对史料解读实践有较多反思，史料的生成过程越来越成为史料解读必须思考的问题，乃至成为一些史学工作者的工作重心之一。但我们在图书馆、档案馆读到的文本与文本制作者之间的关系常常已经渺不可寻。然而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我们不仅能够搜集到不见于公藏机构的各种文献及口述史料、实物证据，还有可能了解这些文献的生成脉络及我们搜集的不同文本之间的关联。 一方面，我们在田野搜集文献的过程中能够了解这些文本和文本制作者或保存主体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获取与某个文本的生成、流转、使用相关的一系列事实，如文本牵涉的人、事，文本生成的背景和过程等，我们不妨将这些信息称作“文本生成信息”。依靠这些信息，我们就有可能将文本嵌入相应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网络当中进行定位，对这些文本的生成过程进行社会学或政治学解读，从而对文本本身及其记录的内容获得比较深刻的理解。另一方面，我们在同一个田野地域有可能搜集到不同类型的文本，它们所具备的不同类型和属性经常能够披露有关地域社会不同面向、不同过程的信息。由于来自同一地域，大多数文本之间拥有内在的关联(如不同文本提到的信息有交叉、人物有关联)，我们可以称这些信息为“文本关联信息”，它们有助于我们对地域社会形成较为整体、立体的认识。无论是文本生成信息还是文本关联信息，对于解读文献都颇有助益。 田野调查还有助于获取普通民众的视野。史学研究以处理文献为根本，但文献大多出自士人之手，体现的是士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常常或语焉不详，或失之偏颇。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我们有可能接触到与文献记载不尽相同乃至完全相反的看法，从而可以从更为贴近民众的角度来看待同一个人、物、事。这些信息有时可能很难被直接当作有效的历史证据，但它们提醒我们注意文本自身的局限。此外，我们在田野调查过程中还有可能接触到大量文本没有触及的信息，这些信息提醒我们，切忌对文本进行过度解读。 对一个地域开展有深度的田野调查，还有可能为重建历史过程提供一个起点。这是难度最大、可能也最容易引起争议的层面。由于篇幅所限，此处只能进行简要阐述。这里涉及一个方法论问题。我们知道，人类学通过参与观察，获得对研究对象所在社会文化的深入认识。那么历史学呢? 历史学关注的重心不是当下，而是已经流逝的过去，我们实际上无法对历史进行参与观察，因此有必要对参与观察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关系稍加说明。历史学田野调查有时被表述为以“礼仪标识”为切入点、重构“结构过程”的一种学术实践[5]。那么这个过程如何开展? 参与观察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 没错，我们无法对历史本身进行参与观察，但我们可以观察到被历史形塑的当下。通过对当下的参与观察，我们有可能把握当下社会的结构性因素，同时了解历史中形成的结构在当下结构中的地位。而对当下社会的认识可为重构历史过程——对于区域社会史而言，是回溯、重构当下社会结构的生成演变过程——提供一个起点。笔者的理解是，社会史学者的参与观察工作实际上是在当下与历史进行对话。作为一种史学实践，它同时涉及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对当下社会结构性因素的把握；另一方面，对结构过程的回溯、重构工作。历史学田野调查的实践方向本质上类似于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回溯法” (布洛赫,1992)，只是前者对这个方法进行了更系统的运用。  ▴ 马克·布洛赫《国王神迹：英法王权所谓超自然性研究》 商务印书馆，2018年 需要说明的是，田野调查涉及的地域不同，史学工作者所能回溯的历史深度也可能会有差别。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历史是在空间中展开的，不同空间可能有不同的时间表，因此，不同区域发生结构性转型的年代可能也会有或大或小的差异。有的区域结构性转型发生的年代较早，当我们从当下朝向过去回溯时，回溯所及的历史就更深一些。当然总体而言,由于文献使用、保存的缘故，时代越久远，回溯的难度就越大。此外，文献保存状况、具体研究主题也会影响回溯的历史深度。另一方面，不同区域传统保存的状况有别。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大转型时代，社会变迁的速度加快，不少区域的社会文化正在发生急剧变动，有些地域大量人口外迁，甚至出现被遗弃的村落。要在这些地域开展历史回溯的工作，必定会面临巨大的困难。 总之,对区域社会史研究而言，田野调查提供了几个层面的信息：首先是历史证据——不管是文献的、口述的还是实物的；其次是有助于解读这些证据的辅助信息，也即文本生成信息与文本关联信息；最后是重构历史过程所需的各种田野材料，也即前面两个层次不包括的非文献类信息及其文字形态(也即田野笔记),这类信息提供了重构历史过程的起点。 在本文最后，笔者想做两点说明。第一，田野调查没有固定的模式。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应参照我们处理的问题、史料的属性、考察地域的特点(特别是传统的保存状况、城市化或商业化程度、民众的开放度等)等情况，来确定田野调查的方式。不同类型的问题、不同属性的史料对田野调查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地域的状况不同，意味着田野调查的工作环境也有差异。笔者自己在进行徽州排日账研究时，就采取了与四保颇为不同的田野调查方式，田野调查对于这个课题的重要性远远不如四保地域的研究。第二，笔者无意夸大田野调查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和计量分析、比较等方法一样，历史学田野调查只是诸多方法中的一种，其地位不必拔高，也不容忽视。只要使用得当，它将有助于推进对具体专题的研究，获取对历史过程的新知。 注释： 1有关田野调查与史学研究的关系,近年开始有一些讨论,可参见董建波(2013)、刘永华(2017)、温春来和黄国信(2017)、蓝勇(2021)等学者的研究。 2由于篇幅、主题所限,本文无法回顾这个过程,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文献:赵世瑜(2020:37-65)。 3今连城县四堡乡仅为四保的一部分。本文所说的四保还包括了今清流县长校镇、里田乡及长汀县馆前镇、童坊乡的一部等地。又，旧文献一般用“四保”而不是“四堡”，兹在论述中统一使用“四保”一词。 4对笔者讨论的主题和方法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文献:刘永华(2019)。 5 “礼仪标识”和“结构过程”分别是科大卫和萧凤霞提出的概念,参见:科大卫(2016)、萧凤霞( 2001)。对这两个概念的讨论,参见:赵世瑜(2020:77-124)。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