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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际，杨绛、钱锺书夫妇分别下放信阳息县和明港五七干校，在此度过了两三年岁月。他们分属学部不同连队，但彼此牵挂，并予探望，其情其境令人心动。《干校六记》是新时期问世的第一部记述作家学者干校生涯的散文，笔意平淡，内容多是零碎生活琐事，可看作杨绛的家书，亦可看作那一代人的心灵史。笔者利用现有材料，试图从不同角度走进他们夫妇，以及那一代人的精神世界，去探寻历史疑问，同时也在历史中找寻印证自己内心的答案。
题记 过去是否会以某种方式写进当今呢？ ——马克·弗里曼 这些习惯当中的最基本的习惯，这些未经反思的对待事务并与之互动的方式，构成了我们的文化视野。……造就了我们自己 ——艾伦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李商隐 一、其人其事1981年7月，杨绛的《干校六记》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有人评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可谓恰如其分。前两句指文章格调，后两句是说她对钱锺书，感情真挚缠绵。然后来披览，总疑惑它不为普通读者所写，而是致丈夫女儿的“家书”，是要收藏家庭记忆。 新时期以来，一些人觉得钱、杨夫妇孤傲高冷，不好接近。忘年交陈骏涛辩护道：说钱先生“很高傲、不合群、很难打交道”，其实是“误会”。他不问政治，然而正直。夫妇俩对文学所晚辈很友善。干校期间，得知他小女患病，钱急步去邮局给他家里发电报。1977年年底，闻讯小女病缓，又致信约他们夫妇前往，老两口热情相待，并资助抚慰。事实证明，他们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读书人。 杨绛不赞成小说的人物情节一定取自真人真事。但强调读小说时要做“注释”：“好比学士通人熟悉古诗文里词句的来历，我熟悉故事里人物和情节的来历。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资格为《围城》做注释的，该是我了。”她新时期的小说《洗澡》、散文集《干校六记》《将饮茶》《我们仨》，也不妨看作对钱锺书的“注释”，或作者的“自注”。因为，对这个相对封闭的家庭来说，有关《干校六记》的“他注”实在稀少。尽管有众多钱学研究著作，有用的材料并不多。反而这部作品的“自注”，还比较可信。但也需借助旁证，以扩大言路。 杨绛声称：我们三个人，“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钱访美时，也对杨绛的观点做过注解。当夏志清问及海外曾传说他是毛的英文秘书时，他当即否认。夏氏又问在运动中，他所受惩罚“算是最轻”的原因何在？钱并不辩解，只说他“从未出过风头，骂过什么人，捧过什么人，所以也没有什么'劣迹’给人抓住”。在斗争会议上从不发言，人家拿他没有办法。即使如此，直率的夏志清仍然存疑：“并不这样简单。很可能上面有人包庇他”,“不让卷入无谓的斗争之中”。 他们留学英国时，充满学生腔。“锺书常自叹'笨手笨脚’”。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右脚，拿筷子像小孩一把抓；刚到牛津，下公共汽车就磕掉半个门牙。杨绛甘愿下厨，却做不好饭。锺书以博览群书为乐，不肯为硕士学分背书，古文书翻译考试未过，只好补考。钱锺书通过庚款公费，上的是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又译艾克赛特学院），穿的是黑布背心，背上有两条黑色飘带。还有一顶硬的方顶帽子，虽然不经常戴。她是陪读身份，“大有失学儿童的自卑感”，只好穿旗袍，和两三位修女坐在一起旁听。对钱初试未过，胡志德引用宋淇的话说，“这对一个向来能以照相般的记忆自持的人来说，实在是很意外的事”。 在伦敦、巴黎，他们跟向达、杨宪益、盛澄华、俞大缜姐妹等交往较多。杨绛很坦率：“能和锺书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钱锺书刻薄了。我们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离，又好像是骄傲了。我们年轻不谙世故，但是最谙世故、最会做人的同样也遭非议。锺书和我就以此自解。”留学生常闹出一些笑话。比如，林藜光好客，李伟能善烹调，经常留人小聚。T小姐豪爽，H小姐年轻貌美。盛澄华心仪H小姐。哲学家和其他人则追T小姐。H小姐允许澄华进一步接近。聚会时，哲学家出题目，让大家“思索”着回答。一位追T小姐的先生，答题用了一个猥亵词，T小姐便转投入哲学家的怀抱。对此，作者挺鄙夷地说：“我们两个不合群，也没有多余的闲工夫”再交往。 钱锺书的孤傲并非虚传。1938年还在回国途中，清华就聘他跨越讲师职称，到西南联大外文系做教授。钱做了一年，回沪决意不返。不好明说的理由，是曾提携他的老师叶公超先生，见“钱深受学生欢迎”，“产生了嫉妒”。杨绛却在《我们仨》中厚道地解释，因系主任陈福田迟寄续聘证书所致。钱对她说，他没得罪过叶先生。“他对几位恩师的崇拜，把我都感染了。”但锺书“辞职别就”——到蓝田去做系主任，可能“确实得罪了叶先生”。一次叶公超对袁同礼说：“钱锺书这么个骄傲的人，肯在你手下做事啊？”多年后胡志德访问叶先生，问到钱锺书，他回答，“不记得有这么一个人”。尽管如此，杨绛依然相当克制，对叶公超先生恭敬地执了弟子之礼。 然而海外学者对《谈艺录》的批评，对他有一定程度的挫伤：有人指出，由于“作者离开了惯常的工作地方”，在“流离各地的境况中写成”，“许多引语全凭记忆征引”，难免“有一些小小的征引失误”。夏志清三十多年后“重会”钱锺书，也顺便提到：“《谈艺录》论李贺那一节提到德国诗人、剧作家赫贝儿，钱误写成赫贝儿斯，不知他有没有留意到。”夏认为他只看了一本论赫贝儿的德文专著，并未精读赫原诗。“可见任何博学大儒，粗心的地方还是有的。”锺书则自嘲，“有些嘲笑洋人的地方是不应该的”。钱放弃代表团集体活动，登门访问志清内人王洞，对患病女儿自珍“真心表示关怀”，让他颇感意外。他亦说到锺书学术上严苛刻薄。两人论说国内的“《红楼梦》研究热”。志清表示，近年发现有关曹雪芹的材料真多；钱答曰：“这些资料大半是伪造的。”还特别抄出几则平仄不调的诗句给他，称曹如果写出这种诗，“就不可能写《红楼梦》了”。 小说《洗澡》暗示，杨在运动中能进能退，锺书则较迂腐。许彦成和杜丽琳自英美留学归来，领导傅今欲请彦成做研究社图书室主任，（在学部，这是一个荣誉职位。钱锺书就曾当过文学所图书室主任）被婉拒。他和丽琳回天津探亲，回京得知原属自己的外文组组长已换余楠，短暂失落后，又转瞬豁然。运动兴起，彦成置身事外；丽琳检讨过关，劝他照此办事，被凛然拒绝。看见周围老先生纷纷痛骂自己过去的历史，彦成则沉默不语，眼含讥讽。夫妻俩有段性格鲜明的对话： 丽琳瞧彦成只顾默默沉思，问他几时做检讨。她关心地问：“他们没有再提别的问题吗？没给你安排日子？” 彦成昂头大声说：“我不高兴做了！” “不高兴？由得你吗？” “我也不会像你们那样侃侃而说，我只会结结巴巴——我准结结巴巴。” 丽琳很聪明地笑了。“你是看不起我和丁宝桂的检讨，像你看不起有些人的发言一样，是不是？” 杨绛用略带责怪的口吻补充道，钱锺书有时候傲气不讲场合。翻译毛选时，他说原文孙猴儿从牛魔王腹中钻出来的叙述有误。徐永焕请示上级，胡乔木调来全国不同版本的《西游记》查看，证明“锺书没有错”。“乔木也许听到钱锺书狂傲之名”，普通读者却不知道，“锺书的小说改为电视剧，他一下子变成了名人。许多人慕名从远地来，要求一睹钱锺书的风采。他不愿做动物园里的稀奇怪兽，我只好守住门为他挡客”。 陈骏涛想把此类评论铆牢。他说1971年春，信阳明港干校批斗某“五一六分子”的场面，夸张激烈。“钱先生一直低着头看地下，不看台上（但凡开大会，钱先生也大体如此）。会后，他悄悄对我说：'他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呢？他在日记中不是还表示了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敬吗？’短短几句话，充分表现出钱先生的正义感和良知。” 二、隔离事外的《干校六记》在那年代，隐藏傲气最安全的办法，是悄悄将自己与时代风暴隔离。 有人指出，《围城》运用的是一套隔离事外的叙述策略，“不明显提到战争期间人们蒙受的磨难和激烈的政治斗争”，还“试图'回避直接描写战争，而传达战争的影响，像简·奥斯汀小说处理拿破仑战争的方式一样’”，目的是“让读者来推想不言自明的事态”。叶廷芳也看出其中奥秘，“杨绛很了不起。干校那些对我们惊心动魄的事情，她在《干校六记》里只字不提！”《围城》和《六记》（统称为《六记》）都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文学作品。 这种自我隔离的叙述，显然与沈复《浮生六记》的影响有关。 沈复（1763—1832？），字三白，号梅逸。出身文人世族家庭，以卖画为生。十九岁入幕，流转于各地四十余年。《浮生六记》是著于嘉庆十三年（1808）的自传体散文。作者生前无名。王韬妻兄杨引传一次在苏州冷摊上，发现《浮生六记》残稿（仅四卷），交由办《申报》闻尊阁的王韬，以活字板刊行（1877）。“浮生”一词出自李白诗《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中“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沈复将亡妻陈芸比作“最可爱的女人”，说较黛玉柔和，比宝钗淡雅，更胜妙玉一份人间烟火，这是文人骚客“喜欢《浮生六记》的最主要的原因”。人们爱赏它，“还因为它的幽闲之趣”，和“生动、简约俊逸”的笔致。俞平伯对它称赞有加。他在《校点重印〈浮生六记〉序》中称：“统观全书，无酸语、赘语、道学语”，“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情思笔致极旖旎宛转而又极真率简易”，在“旧文苑中，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篇著作”。六十年后，他重提此书，赞赏一如当年。杨绛《干校六记》亦是“回望之作”。该书分“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和“误传记妄”六节，讲的是作者两年多的干校生活。它们竖起一重高墙，以幽闲、简约的语气，将干校的风云轻易地屏蔽于外。 《六记》各节，疑似沈复将一切看淡之意，然也接近张岱的“避难小记”。阅“下放记别”，方知锺书1969年冬，随文学所先遣至信阳罗山。杨绛1970年7月，才跟外文所同人到此。“凿井记劳”一节，类似偏僻乡野的普通劳作。跳下去挖井的，是外文所年轻人，杨绛和另一年轻女人阿香只运送工具。杨绛申请回食堂弄酒犒劳，厨房为“防人偷酒”，事先在酒瓶贴了“毒”字。当时干校偷酒成风，杨绛不避这种俗事，是她喜欢这俗背后的趣味。“学圃记闲”和“'小趋’记情”等皆如此。此类视角，令人想起张岱的《陶庵梦忆》。张岱（1597—1685），明末山阴人士（今浙江绍兴）。字宗子，号陶庵。出身豪族，年轻时浮浪奢侈，好古董、好花鸟。清军横扫江南，转瞬家贫如洗。国破家亡，避难山居。前后两重人生，“真如隔世”。他逃到山里，后隐居西湖，表面休闲，实则避难。因此研究张岱的后代学人，对其将命运浮沉“隔离于外”的叙述风格，大加赞赏。郑振铎云，张岱散文，“殆为明末散文坛最高的成就”。作品对世事的超然清越，使“我们若闻其声，若见其形”。郭预衡云，张岱叙及西湖山水景致，情趣横生。“其中描绘柳敬亭说书的情景，绘声绘色”，也极散淡。淮茗亦云，《陶庵梦忆》以“乡土之情，抒发沧桑之感，寄托兴亡之叹”。这看似“十分琐细”的东西，实为一部“个人的生活史，也是一部晚明时期的生活画卷”。周作人散文曾受教于张岱，已人所皆知。 《六记》可说酷似《陶庵梦忆》的“避难之作”。“冒险记幸”在本书中最吃重，最有趣，也出此因。作品叙述老两口连队相隔不远，一个看菜地，另一个邮电所取信，钱利用取信途中弯道看杨，杨则赴另一连队看钱的经历。此佳话被干校干部形容为“鹊桥相会”。杨绛先写息县环境： 在息县上过干校的，谁也忘不了息县的雨——灰蒙蒙的雨，笼罩人间；满地泥浆，连屋里的地也潮湿得想变浆。尽管泥路上经太阳晒干的车辙像刀刃一样坚硬，害我们走得脚底起泡，一下雨就全化成烂泥，滑得站不住脚，走路拄着拐杖也难免滑倒。（第53页） 接着比较苏州下雨的情景： 我在苏州故居的时候最爱下雨天。后园的树木，雨里绿叶青翠欲滴，铺地的石子被冲洗得光洁无尘；自己觉得身上清润，心上洁净。 像张岱的《陶庵梦忆》，明明是今昔对照，却感受不到蒙难冤屈，反倒陡生情趣。两人都是好人家出身，经历变故，却都看得很淡很远。不像叙述个人身世，仿佛在闲谈别人故事。——然我读到此处，内心难过不已。 此前还写到钱锺书从邮局返回连队途中，探望妻子的情景： 默存……每天下午到村上邮电所去领取报纸、信件，包裹等回连队分发。邮电所在我们菜地东边的东南。默存每天沿着我们菜地东边的小溪迤逦往南又往东去。他有时候绕道到菜地来看我，我们大伙就停工欢迎。可是他不敢耽误时间，也不愿常来打搅。 ……默存从邮电所拿了邮件，正迎着我们的菜地走来。我们三人（笔者按：指与杨绛同看菜地的姑娘阿香）就隔着小溪叫应一下，答问几句。（第29页） 毕竟每次有旁人在侧，所以锺书不从连队至邮电所途中绕道看望，而改成不绕道，直接从邮电所返回时，两人单独相见。 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地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第29页） ……默存后来发现，他压根儿不用跳过小溪，往南去自有白石桥通往东岸。每天午后，我可以望见他一脚高、一脚低从砖窑北面跑来。有时风和日丽，我们就在窝棚南面灌水渠岸上坐一会儿晒晒太阳。（第29页） 偶尔，锺书自邮电所返回，急着回连队分发信件报纸，“不肯再过溪看我”。（第30页）杨绛就大老远去路上迎他，为说上两句话。如果忘记什么，得等他下次再说。杨经常笑钱“痴”，其实，“最痴”的乃是杨先生本人——她不避讳自己也曾是后花园里的旧式小姐。 是什么造成乱离当中，一对老夫妇的离别相逢呢？大家不说破，却心知肚明。倒是历史学家表现坦率，“我们搞历史研究的，回过头来看”，“干校的一段，是历史长河中的逆流，也是历史的反动”。沈复（1763）和杨绛（1911）是知趣之人。历史学家的愤激之语，不为《浮生》和《六记》采纳。外文所后辈郑土生也看出了名堂。他向杨绛借了75元，后来以存折（内存50元）和25元现金相还。一日，杨绛忽然将一个纸包给他，走后，见是“来日方长，要保重身体”的字条，内有存折和现金。锺书的处世哲学，是对杨绛知趣的另一种解释：“目光放远，万事皆悲，目光放近，则自应乐观，以求振作。” 几十年间，杨绛一直悉心照料锺书，此时对他在另一连队的生活，颇不放心。从第54页到第55页，作者用长达10页的篇幅，叙述她如何雨中迷路，七绕八拐，险些掉落河中，被洪水卷走，终又在朦胧夜色中辨清回驻地路的情景。一日，因连着下雨，连里改劳动为政治学习，杨绛决意像年轻时在牛津镇树丛里“探险”一样，赶往文学所连队来一次“冒险”。她麻利穿好长筒雨靴，一手打伞，一手拄拐棍，便踏上路途。一路上风声雨声，雨靴差点被泥泞脱去。推门进去，默存吓了一跳问：“你怎么来了？”杨绛笑道：“我来看看你。”默存急骂她，催促回去。以为可照原路返回，出门不远，竟还迷路，幸遇一男同志指点，才顺利折返。 又有一回，干校被大雪覆盖，路径与田野浑然一色。从默存宿舍出来，自信能原路返回，可仍迷路。杨绛自嘲地写道：“女同志多半不辨方向。我记得哪本书上说，女人和母鸡，出门就迷失方向。这也许是侮辱了女人。但我确是个不辨方向的动物。”这次默存没送，更无男同志指点，麻烦就大了。她一走出灯光所照范围，便落入昏黑之中。天上不见一点星光，地上一片雪白，树丛、路径消失。打算退回去请人相送，转念一想，即使多双眼睛，也未必找出路来。于是，硬着头皮朝西南方向走去。忽有踌躇，“如果一直走，便走到'中心点’以西的邻村去了”。因又拐弯朝南，离开大道，才发现“不知身在何处”。虽然心急，杨绛还是在书中幽默写道： 我曾听说，有坏人黑夜躲在秫秫田里，我也怕野狗闻声蹿来，所以机灵着耳朵，听着四周的动静悄悄地走，不拂动两旁秫秸的枯叶。脚下很泥泞，却不滑。我五官并用……（第63页） 作者回忆，自己最怕走夜路。《我们仨》记述，1950年代初钱锺书抽调毛选翻译委员会工作，周末回家，家里只她和读中学的女儿钱媛。一夜有雪，保姆李妈生病回家，钱媛低烧，杨绛逼她早睡。女儿知她胆小，过去都是陪她出门走夜路，担忧问道：你还要去温德家听音乐吗？答曰：温德先生常请学生听音乐，给我留着最好座位，还是我爱听的唱片。钱媛知她害怕，却不说破。于是杨绛摆出大人的架子说，不怕，一个人去。 我一人出门，走到接连一片荒地的小桥附近，害怕得怎么也不敢过去。我退回又向前，两次、三次，前面可怕得过不去，我只好退回家。阿媛还醒着。我只说“不去了”。她没说什么。 仿佛在解释干校期间为什么又敢走夜路的缘由。杨绛发现在改造知识分子的三反运动后，自己“有一个明显的变，我从此不怕鬼了”。 外面风暴汹涌，但你感觉杨绛这两次走夜路，都在自己围成的高墙里安然行走。息县这次更甚。天地无声，万物静寂，只剩下她一人在那里勇敢地前行。绕过大河，穿过茫茫雪地，义无反顾地返回驻地。她念着另一连队的丈夫，孤身在京的女儿，她要把这高墙筑起，好将丈夫女儿远远地隔离。…… 三、“我从此不怕鬼了”《六记》之所以对干校“惊心动魄”事件只字不提，是因为作者见过历次运动。 《我们仨》《将饮茶》关于运动的叙述，是对《六记》“只字不提”的自我注解。杨绛说，运动开始，领导说是“人民内部矛盾”，鼓动发言鸣放。因有改造的经验在先，她和锺书决意待在会场，一言不发，“也就逃过了厄运”。1958年又来了个“双反”，“随后我们所里掀起了'拔白旗’运动”。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和杨的论文都是白旗。郑振铎先生本来是大白旗，他飞机失事，就不再“拔”了。锺书因进城参与毛著翻译，一切拔他《宋诗选注》批判活动，便由夫人替身出场。又因“选注”被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两位先生推重，拔了半天也停止了。 夫妻俩发明了“自保”措施：第一，“听从”和“合作”。人们发现，“忌”锺书毫无必要。“锺书在工作中总很驯良地听从领导，同事间他能合作，不冒尖，不争先，肯帮忙，也很有用。他在徐永焕同志领导下工作多年，从信赖的部下成为要好的朋友。他在何其芳、余冠英同志领导下选注唐诗。”第二，运动间隙不忘读书，但不写文章。钱锺书唯愿做好本职工作，能偷工夫读书。他工作效率高，可攒下很多时间，“这是他最珍惜的”。再看杨绛，运动层出不穷，“我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锺书笑她“借尸还魂”，杨绛则自慰，“我不过想借此'遁身’而已”。 像杨、钱这种在运动中学会“自保”的学者不在少数。一个研究思想改造的学者发现，北大哲学系教授冯友兰是一个“屡批屡不倒的奇特人物”，他懂得给自己“增添一层保护色彩”。1961年，在一个领导部门召开的教材座谈会上，冯友兰的发言颇有趣。他说的是“拔白旗”后，教师和学生关系的变化： 我对学生不敢管，不敢有要求。有一次，要求学生在考试时记住一些事实。教学检查时，他们认为这是因为平时对我提了意见，在考试时进行报复。并且说，你那些资料是资产阶级的资料。现在的教师相当于过去皇帝的侍读，你到学生宿舍去，学生问：“你来干吗？”你辟一个房间“候驾”，学生不来，若问为什么，学生说：“太麻烦了，还是你到我们宿舍来吧。” 要让人们对“运动”有深切的理解，引用苏珊·桑塔格对“疾病”一词的界定很有必要：“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在这部身患癌症后撰写的发人深省的著作中，苏珊对自己，对别人，都有人所不及的深透反思：“任何一种被作为神秘之物加以对待并确实令人大感恐怖的疾病，即使事实上不具有传染性，也会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传染性。” 杨绛等老先生曾自以为持“健康王国的护照”，是合法公民。可没想到，他们忽然被派发“疾病王国的护照”，当作“更麻烦的公民”。人们在《洗澡》中看到，“旧知识分子”的“疾病”不断被发掘，要不停地“过关”。在刻意制造的压力之下，“双重公民身份”酷似幻觉，又像是现实；于是只能在现实和幻觉之间穿越。但这样，“自保”便成为对“幻觉”的抵抗。它反过来又是对“幻觉”的“服从”。这种魔术见于“洗小盆澡”“洗中盆澡”“戴帽”“摘帽”等隐身术，那里面有当事人心灵世界的苦痛挣扎。 在外文所同事叶廷芳看来，“不怕鬼”的杨绛，干校期间“从来没表现出忧伤，还跟大家说说笑笑的”。其实前不久，她女婿因“五一六运动”自杀。诗人邹荻帆曾任《世界文学》编辑、编辑部主任。他印象中的杨绛，总穿得干干净净，爱好整洁，富有情趣。“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剪了她的头发，逼她与“牛鬼蛇神”一起在学部院子里敲锣游街，“自报家门”。有一回锣鼓不够用，“有人给杨绛找了一个缸。杨绛'嘭’的一下，把缸给敲碎了。这可能是她的'有声’的抗议”。 老先生的“自保”显得温和，带着那代读书人的特殊印记。学部干校从息县转移信阳明港。所住军营无地可种，由劳动改为搞“五一六运动”，老先生每人监督一位“五一六分子”（都是各所的年轻人）。分配监督辛万生的，是外文所老所长冯至。辛万生写交代材料，冯至疏于监督，但两人不说话。下雨天，他们到食堂打饭，冯至年已七十，身体胖，眼睛近视，走不稳，辛万生便上前扶他。私下里，两人并无隔阂。一些年轻人，运动中可能造过钱、杨的反，当他们戴着“反革命帽子”时，不仅不被“歧视”，还获得某种同情。在他们心目中，这些老先生是文质彬彬的。一次扫雪，钱先生路过时朝辛万生笑笑，“无疑也是对我一种难得的同情”。与杨先生几位女同志相遇，也对他说几句谢谢的话，嘱咐他“不要感冒”。他们是过来人，早洞悉这些所谓运动，跟打摆子发神经一样，总有消停的时候。 这些老先生们的“分寸感”，并非都从过去运动教训中获得。这代学人身上，根深蒂固的还是传统文化的积淀修养，是他们留学时期所建有的世界性视野。中西文化结合的余韵，正以它们含蓄绵长的生命力，面对着这个惊心动魄的世界。 四、家庭、留洋等经历毋容置疑，《六记》的隔离事外，与杨绛家境和留洋经历有内在的联系。 杨绛、钱锺书皆出身世家，言传身教的中国传统文化教养，构造了他们为人处世的准则。新中国成立前夕，曾做钱锺书中央庚款留英公费考官的朱家骅，推荐他到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任职。郑振铎、吴晗则“劝我们安心等待解放”。杨绛声言，“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决定他们何去何从的，“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他们不愿意跑出去仰人鼻息，因为他们爱祖国的文化、语言和文字，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有人证实，当时，“牛津大学又一次向他提供了工作机会”（指钱锺书）。联想到新中国成立初期，钱学森、郭永怀和邓稼先等二百多位专家先后归国的举动，他们的决定应在意料之中。 1930年代的留学英、法经历，让他们见识到欧美文明，建立了世界性视野。牛津大学严谨的治学理念，牛津小镇百姓遵守规则的言行举止，给他们最深刻的洗礼，使其内心树立起“人”的观念。杨绛回忆，牛津学制每年三学期，每学期八周，放假六周。第三个学期后，是长达三个月的暑假。每个学生有两位导师，一个学业导师，一个品行导师。还有一条必须遵守的规则，学生每周须在所属学院食堂吃四五次晚饭。牛津治学严谨，强调“系统的训练”。要求学生一本一本地系统读书，“他最吃重的是导师和他一对一的课”。古文书学和订书学两门课程，令钱锺书和同学司徒大吃苦头。杨绛叙及此事时，带着陪读太太讥笑在校生的语气: 课本上教怎样把整张大纸折了又折，课本上画有如何折叠的虚线。但他们俩怎么折也折不对。两人气得告状似的告到我面前，说课本岂有此理。我是女人，对于折纸订线类事较易理解。我指出他们折反了。课本上画的是镜子里的反映式。两人恍然，果然折对了。他们就拉我一同学古文书学。我找出一个耳挖子，用针尖点着一个个字认。例如“a”字最初是“α”，逐渐变形。他们的考题其实并不难，只要求认字正确，不计速度。……但严格要求不得有错，错一字则倒扣若干分。锺书慌慌张张，没看清题目就急急翻译，把整页古文书都翻译了。他把分数赔光，还欠下不知多少分，只好不及格重考。 天资聪明的锺书，也在牛津翻了船。 他们对牛津小镇有美好回忆。在安静的小镇，他们去学院门前和公园教堂闲逛，领略浓厚的人情味。半路上相遇，邮差会把家信交付。小孩子在旁边等着，很客气地讨要中国邮票。高大的警察，戴着白手套，傍晚时一路慢吞吞地巡看，把家家大门推推，看是否关紧。发现有人没关，会客气地警告。他们返回金家寓所，便拉上窗帘，相对静静读书。 暑假他们从巴黎、瑞士转了一圈回来，杨绛发现怀孕。临产前，她有些紧张。入住产房，才知担忧纯属多余。“单人房间在楼上。如天气晴丽，护士打开落地长窗，把病床拉到阳台上去。”“护士服侍周到。我的卧室是阿圆的餐室，每日定时护士把娃娃抱来吃我，吃饱就抱回婴儿室。那里有专人看管，不穿大褂的不准入内。”医院为训练杨绛的“母亲意识”，出院前夕，“护士让我看一个个娃娃剥光了过磅，一个个洗干净了又还给妈妈。娃娃都躺在睡篮里。挂在妈妈床尾。”“护士教我怎样给娃娃洗澡穿衣。我学会了，只是没她们快。” 1920—1940年代的那代留学生，大多是来自好人家的子弟。他们在战乱和运动中饱受磨难，但经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淬炼的精神世界，却未受到任何污染。“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他们最基本的人格操守。 五、余言文章起头，我就称《干校六记》是作者写给丈夫和女儿的“家书”，现在也不改初衷。 时代的大风大浪，注定在杨绛作品中留下特有的痕迹。这种痕迹对作者来说，是一种独特的“家庭记忆”；而对于读者，则是并非遥远的历史回声。也只有在这种视角中，我们才能品味什么叫“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人们在这绵长执着和含蓄的回声中，感受到的不是沮丧和遗憾，而是一种心灵的净化感和崇高感。 而我的读后感，正是从安格拉·开普勒“家庭沟通记忆”的观点中展开的。开普勒列举了家庭沟通的几种形式：庆祝生日、串亲戚、早晚餐聊天和放幻灯片。例如他说，在餐桌讨论中，每个家庭都有“它的由自己单独保存的回忆和秘密，它只向自己的成员揭示它们。这些回忆……同时也是模式、示例和教材。它们表达着这个家庭群体的普遍态度”。在《我们仨》内页中，也印制着解释《六记》沟通性记忆的“家庭旧照片”，如插入第53页至第67页的家庭照。第一页上幅，是钱锺书1934年在光华大学教书时的照片，下幅是1938年，钱、杨摄于巴黎卢森堡公园的小照；第二页下幅，摄于租住牛津房子门前（1936）；第三页，是抱着钱媛的杨绛，站在回国邮轮上（1938）；第四页，左为钱媛五岁照，右为二十岁照；第七页至第九页，分别是1980年代后，锺书、杨绛、钱媛等的读书写作的情景，老两口相互理发照等。在“附录二”和“附录三”部分，则是家信、题字，钱媛画的爸爸速写图。它们是钱、杨“家庭密藏”。它所保存的记忆，乃是《六记》中的一段段留白。《六记》也有隐形的照片，例如在来往邮电所和连队，他们夫妇相互留信的细节中，在风雪天，杨绛迷失路途，脑中浮现的景象中。 开普勒还指出通过家庭放幻灯片，可印证出游时“瞬间即逝的事件的文献”，以及标明时间、地点的“记忆图像”。他发现，借助这个记忆媒介，一家人分开或相聚的时候，“总要回忆自己家庭的过去”，“因为家庭回忆不仅仅是由家庭成员个人的记忆（譬如对跟某些亲戚会面的回忆）构成的，家庭回忆的内容还包括一种集体的家庭观念”。更重要的是这些要素，“制造了一个框架”。这个框架，还牵涉对其他许多人的评价。换言之，锺书所作《小引》，亦可以作为《六记》的叙述框架来看待： 现在事过境迁，也可以说水落石出。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 正因有杨绛看透世事的“哀而不伤”，有钱锺书的“明知道”，他们才这么执着于这种“家庭沟通记忆”。这种看似狭窄的家庭叙事，其实最容易被人所误解——我就曾误解过两位老先生“孤高自赏”的回忆性著作。要知道从1950年代运动始，就有夫妻离婚、家庭成员“划清界限”的风气传布于社会。将个人从家庭伦常——这一社会微型群体中剥离，则意味着他在更深层次上向社会群体臣服。与妻子被迫离婚，临死前未见到子女的顾准就是一例。 在这部表面哀而不伤的作品中，在作者结尾写到干校行将解散，众人惜惜相别的情形时，却偶露笔锋： 当时宿舍里炉火未撤，可以利用。我们吃了好几顿饯行的汤团，还吃了一顿荠菜肉馄饨——荠菜是野地里拣的。人家也是客中，比我一年前送人回京的心情慷慨多了。……这就使我自己明白：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第77页） 好一个硬骨头的杨绛先生。 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10期，作者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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