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装”换“新颜”：上海旧衣改制的开展与节约实践的形成(1956—1966)

作者：耿春晓

来源：《史林》 2022年第3期

摘 要

旧衣改制原本是一种普通的日常生活方式，新中国成立后，因布匹资源紧缺，被国家纳入管治范围。1956年，上海市政府正式推行旧衣改制，并于“大跃进”时期，通过树立典型、扩张组织结构和推广剪裁技术，将其推向高潮。改制旧衣的工价和价值性均较低，故遭到服装店的抵制，但是因赶超型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政府还是通过加强政治宣传和制定低工价的方式继续推行。改制旧衣之所以能够持续下去，不仅在于国家权力的推动，还在于国家利用旧有的日常传统和道德文化重塑民众的日常着装生活，由此形成了颇具复杂性的节约实践。

关键词

旧衣改制; 国家权力; 社会生活; 节约实践

1963 年 3 月，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展览”放映了《巧裁缝》，这部电影是在老裁缝包昌法的建议下，为配合增产节约运动而拍摄的“一部介绍上海服装行业，精打细算节约用布，改旧翻新，为顾客服务的影片”。①影片由七个片段组成，讲述了裁缝师傅将破、旧衣服重新做成新式服装的方法，呈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旧衣改制②业务的发展。《巧裁缝》呈现的历史可追溯至新中国的服装改革时期。为追求节约美，1956年上海市政府正式推行旧衣改制，1957年的增产节约运动直接促使旧衣改制大规模开展，1958年以后的“大跃进”运动更是将改制旧衣推行至全社会，使之成为社会化大生产下的一种生活服务，甚至在经济困难时期代替了服装的生产。不过，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物质生活的丰富，旧衣改制作为一种隐性的、带有强制性的节约措施逐渐被放弃。

1950年代后期，上海因独特的裁剪缝纫技术而备受关注，成为推广旧衣改制的主要城市。强大的国家机器干预、指导民众的日常着装生活，并产生相应的政治文化，影响了民众的记忆。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当下中国再利用旧衣服的情况，③而对旧衣的利用缺乏具有历史维度的考量。虽有个别研究从历史层面对“旧衣”问题进行了探讨，①但并未关注国家权力如何影响民众的日常着装。有鉴于此，笔者将以 1949 年以后上海旧衣改制的开展为研究对象，通过探讨“旧衣改制”的发生、发展与衰落过程，探究国家权力如何介入、重塑民众的日常着装生活，促成节约实践的生成。这一研究将有助于理解国家权力的“有限性”和社会传统的“延续性”，亦有助于理解社会主义实践开展的历史复杂性和独特性。

旧衣改制的兴起与生成

在古代社会，衣服的缝补、制作属于女红的范畴，是女性家庭领域的劳作。近代以来此项劳作进入社会公共领域，缝补被视作比较低下的劳作，一般由底层女性从事，她们被称为“缝穷婆”。在旧上海，从事“缝穷”的人多为贫苦的苏北妇女。除了“缝穷”，改旧衣样式也是底层妇女的谋生方式。1938年，基督教团体中华妇女节制协会开创新生女子工艺社，对难民和失业妇女的培训技能种类里便有旧衣翻新一项，②而服装店(公司) 虽有旧衣翻新业务，但是并不普遍。一些衣庄和旧衣摊通过整修和洗染，将旧衣服当便宜货出售。③此外，政府为了救济难民也会参与旧衣改制。④但国民政府推动的旧衣改制是一种为应对缺衣局面而采取的临时措施，并未成为国家改变民众日常着装生活的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棉布的人均消费水平一直处于低水平增长。1952年国民经济大体恢复，然而棉花产量依旧不高，1952年棉花人均产量4.6斤，1953年则是4.0斤，1954年降至3.6斤，1955年回升至5.0斤，1956年稍有降落，为4.7 斤。⑤ 棉花产量的不稳定直接影响人民消费布料，据统计，1956—1957 年的人均棉布消费量相比于1952—1953年只增加了不到10%。⑥

相对于作为必备消耗品的粮食，布匹可以重复利用，减少消耗。旧衣改制因既能省布，又能美化服装样式，成为政府推广节约布匹的主要方式。在上海，最初并不存在专营修旧的商店，兼营的也很少，直到公私合营后，修旧网点才逐年增加。⑦ 据笔者所见，政府正式推广旧衣改制是在1956年的服装改革期间，是为了平衡节约和美而开展的。1956年正是国家开始加速工业化进程的时间节点。工业化积累以重工业为导向，压缩轻工业品的生产与投资，开始了减少消费的节约历程。⑧

旧衣改制的推广，最初只是上海市服装公司向其下属的商店提出，要将旧衣翻新业务和制作新衣业务同等看待，按照消费者的不同要求以及所需工时、物料，定出合理价格。由此一些中小型服装商店开始兼营修旧业务。①

1957 年，为保证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收支计划顺利实现，中共中央认为增产节约的开展不仅需要政府的规划，还需要人民群众积极的努力，因此“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是一个经常性的任务”，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充分地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②同年《报日人民》开始多次提倡节约棉布，并定“翻新补旧业务是当前缝纫业给国家节约棉布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支援广大职工和市民厉行节约的重要办法”。③由此观之，此时对节约棉布的定位已经由单纯的经济措施转变为带有政治动员性质的社会群众运动。

在此背景下，上海市服装业进一步扩大承担旧衣改制业务的商店范围，1957年3月下旬，“一般大中型服装商店都将兼营改旧业务”，④旧衣改制成为服装店的普遍业务。个别大型服装店如果难以开展专营改旧的业务，则应与邻近开展此业务的商店建立关系，“在商场内增设'改旧柜’，并在有条件的旧货商店内设加工站”。⑤除了服装店之外，旧货商店也开始加入旧衣改制的行列，如淮海中路洽丰昌旧货商店就有改制旧衣的业务，能把旧衣烫、洗、织补如新。⑥

旧衣改制的开展需要民众的支持。政府为了让民众积极参与，使其相信旧衣翻改的样式依然美观，举办展览便成为一项重要措施。1957年3月23日，上海市卢湾区工商业联合会举办了上海第一个“旧衣翻新展览会”。展览为期九天展出了108件服装，第一天便吸引了三四千名观众。翻改样式的旧衣很多，受人注目的是色彩调和且式样新颖的女式西装领两用衫，这件女衫是由大襟土布单衫改制而成，这种改制无疑凸显了旧式换新潮是完全可能的。⑦这次展览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参观人数达七万人次，承接旧衣反新 1007件，营业额5367元”。⑧

同年10月2日，中苏友好大厦举办秋冬服装节约用料展览会，“展览会集中了全市最有效的省料方法，有实物，有图样，说明如何整旧翻新，如何套裁排料”。展览会试图说明改旧并不复杂，家庭妇女观看后便能参照样式动手改制。⑨有读者因不相信用碎料“千拼百缝”的孩童斗篷会美观，亲自去展览会“过目”，发现“这件斗篷不但在节约用料上，能给予大家一种'示范’作用，而且它的本身可说是一件精致的艺术品”，因而认为“衣着上的节约与美观，其实原是一致的”。⑩可见，通过视觉呈现可以使观众认可旧改新的展品，支持旧衣改制的实施。

1957年下半年，上海的旧衣改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经营此业务的大小服装店已发展到将近400家，其中比较主要的有250家，分布在15个市区。⑩居民也慢慢参与到旧衣改制中来，上海市服装公司和服装联社的归口商店(独立户摊贩等不在内) 几个月来“每月平均承接居民送来改旧衣服约二万三千件，估计每月可节约呢布料约三万公尺”。⑩

1958年，旧衣改制运动发生了重大变化。“大跃进”前夕，中共中央决定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希冀重新塑造人的思想，反浪费是提倡节约，反保守是主张激进，节约和激进之间的微妙联系注定了节约作为道德品质会与政治态度共生。浪费等于保守，保守即是右倾，在“宁左勿右”的氛围中，节约被加倍提倡，并走向激进化。当激进化的节约态度遭遇“大跃进”时期乌托邦的“理想”时，旧衣改制被大规模推广，成为国家管控城市社会日常生活的一种方式。此时政府实施旧衣改制已经从最初的追求“节约美”转向搁置“美观”，极度节省布匹，这与当时日趋恶劣的经济环境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得“寸”进“尺”: 上海旧衣改制的扩展

1959年国民经济下滑，农村地区粮食短缺，导致大量耕地从经济作物种植转向谷类种植。1959—1962年间经济作物总面积下降了35%，“下降的最大份额是由棉花播种面积骤然下降造成的”。①棉花产量的减少直接导致了棉布的供应紧张，居民用布状况进一步恶化。

到了1961年，形势更加严峻。由于1960年棉花大幅度减产，人均棉花产量下降到3.2斤，②居民用布进一步紧缩，“商业部门分配上海1961年前期(3—8月) 民用定量布票指标为每人2.65市尺。上海仍按市、郊区发放，市区2.6市尺，郊县2市尺，是发放量最低的一年”。1961年凭票供应范围最广，“包括各种棉布、布服装、13种布制成品和13种针棉织品”。③

为了应对恶劣的供应状况，政府除减少居民的布匹供应外，继续推进旧衣改制，将其作为服装生产的重点，而非日常穿着的“补充”。1961年年初商业部、轻工业部下发通知，“在城乡范围内，大力开展修旧翻新业务。组成一个星罗棋布的缝纫修补网”，④除少量儿童服装外，一般地区都停止生产布制的民用服装，在中央规定以缝补业务替代正常的服装生产后，上海随后下发通知要求，除外销服装继续生产外，内销凭票服装一般都应停止生产，“大力开展修旧翻新和门市来料加工业务。要做到生产什么就修理什么”。⑤

(一) 树立典型: 益大服装店

“大跃进”后旧衣改制发展势头迅猛，一些著名的大型服装店(如华艺、鸿翔、朋街) 、洗染商店(如正章) 等也随之加入了修补翻新的行列。在众多商店中，益大服装店( 以下简称“益大”) 成为典型。益大成立于1943年，原名益大呢绒洋服店，1952 年改名益大服装店，该店在同年创造了中装大衣改中山装、女式中装改为夹克裙等制衣技术，它的修旧翻新成为上海的创举。⑥1959年《报日人民》赞扬了上海的“改”“补”技艺，认为“'改’和'补’形成了上海服装行业的一个独特的风格”，益大亦因1959年上半年修补11800 多件破旧服装被《报日人民》赞扬，⑦成为修旧的宣传典型。1959年益大被评为上海市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邑庙区先进集体，并连续三年获得上海市财贸系统先进集体的称号。

毛泽东在 1955 年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作为商业机构，益大遵循了“商业突出政治”这一思想。以粮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开展后，区委和总支领导益大，积极响应号召，进一步强调商业工作要为政治、生产和消费服务的观点，并提出了向修补服装要粮钢的口号。益大积极支持政府的政策，发扬共产主义风格，主动介绍自己的技术，将新的排料图送发同业商店征求意见，①并把54种精密排料图样，通过市服装公司编辑出版。②益大积极践行“来者不拒，来啥改啥，使顾客称心满意”的群众路线。尽管改制旧衣的过程十分繁琐，包括拆、洗、熨、烫、剪、裁、拼接、织、补等多个步骤，但是益大“对顾客送来改制的旧衣，不管破到什么程度，只要有可取之处，他们总是反复计算，做到量材使用，材尽其用”。益大建立了由营业员、裁剪、车工和行政人员组成的技术研究小组，为挖掘排料潜力，小组成员每周碰面，“遇到'疑难杂症’还采取'临时会诊’”，不断提高旧衣的利用率。③ 益大确立了经济实惠、省料省费的原则，不仅剪裁时余料必争，还将剩余碎料全部归还顾客。当时顾客改旧衣有三怕: “一怕麻烦，大包小件拿来拿去讨厌，二怕衣服太破改不来，三怕不好看。”为了消除这“三怕思想”，益大提供上门量衣的服务，不仅服务上海本地居民，而且满足哈尔滨、海南岛、新疆、武汉等外地客人的改制需求，仅1959年就办理了一百多件外省市邮包。④

剪裁缝补技术较高是益大成为典型的另一个原因。在实际操作中，益大“除了运用紧密排裁，取长补短的方法以外，还采取'镶’'拼’'挖’'贴’等手法，进行艺术加工”。经益大修补的旧衣“针脚密、领头服、袖口圆、子口直、肩头平、尺寸准、线浆清、挺如新，很少回修返工”。有些在其他服装店无法改制的古、旧衣服，在益大却可以得到重新加工。益大的技术研究小组还经常研究设计，不断翻新改制方式，至 1962年底已发展出560种花色。⑤

轻工业部、商业部认为修补工作属于为生产为群众服务的群众性运动，拆洗缝补服装“不仅是一项更好安排人民生活的经济工作，同时也是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支援工农业生产发展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⑥修旧集政治任务、群众运动、经济工作为一体。益大成为修旧翻新的典型，正是应对衣料短缺的必然，也意味着对民众日常生活组织的重新塑造与诠释。

据学者研究，典型是集“尊者”“亲者”“贤者”于一身，“尊者”在政治上忠诚，积极履行上级分派的任务，遵守政治纪律; “亲者”能够“联系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具有很强的亲和力; “贤者”在道德操守上没有瑕疵，在业务(“本职工作”) 上有一技之长，并且取得突出成绩。⑦益大的“尊、亲、贤”是中共试图将其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延伸至群众日常生活中的尝试。然而，作为改旧衣的典型，益大与普通居民的日常生活其实仍然存在一定的距离。在益大的呢布修补业务比重中，呢占80% ，布占20% 。⑧呢是高档的衣料，而布则是平价的普通衣料，可见，益大的顾客往往是经济水平较高的一部分人。照常而言，益大作为宣传的“样板”，上海的民众应该对它十分熟悉，然而笔者曾采访过三位女士，均未听说过益大服装店。⑨这说明成为典型的益大服装店并未在百姓生活中有特殊影响。在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政府试图通过树立典型推广修旧是有限的。为进一步推进改旧，相关部门需从建立缝补网络入手。

(二) 建立改旧网络

旧衣改制原本是作为一种节约方式被推广，但“大跃进”开始后被纳入社会化大生产中，展现出家务劳动社会化的特点。即“把过去分散进行的很大一部分繁重的家务劳动，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事业”。① 上海市第一商业局意识到，仅仅依靠商业部门承担旧衣改制工作已远远不能适应客观需要，应该迅速扩大服务组织，动员社会的修理力量，“积极支持和热情帮助街道里弄建立修补服务站”。②

旧衣改制与兴建食堂、幼儿园一样，是将原本属于女性的“家内责任”改由里弄服务组织承担。这被视作一种减轻妇女的家务劳动、保障广大女性安心积极参加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方式。截至1959年10月，上海共建立1700多个洗衣、缝补、制鞋、修理等生活服务组(站) ，8000多名妇女参加了这项工作。③为了帮助里弄缝纫组迅速提高裁剪技术，上海市服装行业抽调有经验的技工下里弄进行技术辅导，或到商店跟班劳动。④1960年1—8月间，上海百货公司用“四边”办法(边讲、边看、边做、边访) 短期培训了近2000 名妇女修配人员。⑤除旧衣改制外，鞋子、雨伞、菜篮子等生活日用品也被纳入培训范围内，“根据里弄需要和特点，大力培养多面手”。⑥

当时修补网络试图达到“小补不出街，大补不出区”“大件出诊”“小件门诊”的效果。⑦ 到1960年下半年，服装行业采取了固定门市、多点经营、串街走巷、流动服务等多种形式。在居民集中的地区出现了专业修旧翻新的商店; 为了配合专业性的商店，全市700多家服装店和门市部也兼营修补业务; 在居民集中的地方和大型工厂，有505个摊贩固定设摊，进行长驻服务; 在居民分散或偏僻的地方，有551个流动担串街巷，上门服务。这样便使修补服务据点分布在全市每个角落。⑧

改旧网络的形成是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建立的，先从大的商店开始进行典型示范，然后深入到居民日常生活中创建“小商小贩”，改旧网络是推行旧衣改制的“肌理”。服装商店、生活服务组、摊位等是政府试图将节约布匹纳入国家管理范畴的组织基础。改旧网络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国家鼓励改制旧衣的技术创新，裁剪排料方法不断涌现并得到推广，即使是底层的里弄生产组也可以学习得到。

(三) 改旧技术的研究和推广

1958年9月上旬，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服装业技术革命现场会议强调“必须继续提高和推广省料裁剪和改旧翻新技术; 并在面向工农的前提下，按照'节约’用布，式样美观、穿着舒适的原则，设计与改革各种服装式样”。⑨“大跃进”时期“群众科学”兴起，服装行业的工作人员纷纷发明省料的排料剪裁技术。骆法福最先创造新式裁剪法，他打破了“七尺裤子八尺袄”的老规矩，只用 12尺4寸布就做成一套中等身材的男制服。紧密排料，合理用布，是既能增加服装生产、又能降低服装成本的方法。这既有利于国家，又有利于消费者。国家因此倡议“迅速掀起一个推广紧密排料、合理用布的先进剪裁方法的高潮，力争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使它在全国到处开花，到处结果”。⑩为响应号召，各地服装行业开始相继创造不同的新式排料裁剪法。

上海的服装店纷纷进行比拼式的发明，一时间新式裁剪排料法不断涌现，著名裁缝师傅谈梅生在1960年参加全国先进技术推广队回来之后，便研究旧翻新的排料裁法。“改旧”比“制新”繁难，为了让营业员和顾客掌握尺寸的测量，改制合理式样的衣服，他排出50多种图样。①服装管理部门更是极力普及剪裁技术。上海市服装鞋帽公司从4000多种先进剪裁法中，挑选了60多种在全市推广。②管理部门会编辑出版一些推广改旧技术的书籍。③为了发动群众修旧，商业部门推广“三包一定”，即包技术、包原料、包简易工具和合理定价的方法。各区的服装店也开始以技术支援里弄。虹口区衣着用品公司服装业第二中心店为了调动地区里弄缝纫的力量，提出“支持里弄服务组、缝纫技术送上门”的口号，明确以传授节约用布、修修补补技术为主。④益大和12个生产组，恒龙、大成协棉布店签订协作合同，派出最好的老师傅讲课指导，传授先进的裁剪、排料等技术，⑤还教授80名里弄妇女生产组员学会修补业务，以及裁制工装、裤子、大衣等技术。⑥

改旧组织的扩张、相关技术的发明和普及促进了改制旧衣业务在“大跃进”时期的发展，布匹供应的紧缩与改旧高潮相配合，使民众度过了经济困难时期衣着短缺的困境。随着“大跃进”的失败，旧衣改制弊端凸显，与此同时，其高潮也随着“大跃进”的结束而回落，“高潮”虽已不在，但是推广改旧却成为了集体主义时期国家大力提倡的节约方式。

旧衣改制的困境与衰落

旧衣改制在大规模的迅速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包括改旧的网络并不稳固、过分强调统一集中致使网点分布不合理、里弄组织的服务质量不高等。如长宁区服务站95%以上的项目完全采取固定门市服务，不能因地制宜适应里弄服务群众，效率低。缝纫针脚粗、差、错、多，开袋、大裁小，乃至遗失和做坏衣服的现象频出。有些基层商店对服务站“缺乏支持”，如华阳街道第二服务站

缝纫组邀请相关商业部门进行指导加工，商业部门竟要抽取38%的收入作手续费，服务站颇为不满，认为是“剥削”。⑦

随着“大跃进”的结束，里弄集体经济迅速萎缩。1961年底，服务站的数量比1960年底减少了29.87% ，工作人员减少23.93% 。⑧1962年6月，上海市委发出指示: “今后街道办事处(街道委员会) 和里弄委员会不再直接举办生产、生活等集体事业。”“在生活服务事业中，适宜于由个人分散服务的(如带孩子、洗衣服、打扫清洁卫生、缝缝补补……等等) 都可以由个人分散服务，实行自劳自

得。”⑨集体组织虽然随着“大跃进”的结束而解体，但是服装店、小摊贩等仍然继续存在。笔者在查阅有关修旧报告时未发现有小摊贩反对或者消极对待修旧的情况，这说明改制旧衣是底层摊贩可以接受的生活方式，但是对服装店而言则是难以接受的经营方式。

服装店的抵触缘于两个方面: 首先是利润低。静安区的百乐商场就认为舍弃正业就副业得不偿失，“赚钱少，生意小，麻烦多”，“低三下四臭气熏人，又臭又累”，破旧衣服的清洗和修补花费的时间长，修补的工价又受到政府的限制。

更重要的是，人们对此工作的价值认同感很低，认为“修修补补是缝穷婆干的”，“琐琐碎碎是讨饭生意”。①当时服装业对不同种类的服装生产有着不同的看法，做出口服装是“黄浦江”，做新服装是“小河浜”，修旧衣服则是“阴沟洞”，又臭又脏。②1958年以后，在以钢铁、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期间改制旧衣的价值受到质疑，人们普遍认为修补工作“既不出钢又不产粮，无啥意思”，所以修补工作是替代品，“淡季还可敷衍，忙季就要收兵”。③ 这种想法随着形势的发展，“在工作人员中交替产生，此起彼落，时而克服，时而复萌”。④

为了解决改制旧衣遭遇的困境，地方党支部结合中心运动，努力阐释修补工作存在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提出了“节约棉布=节约棉花=节约粮食”的“棉布—钢粮”换算公式，宣传“在剪刀头上注意一下，就可以节约不少的棉布，实际上也等于节约了棉花，多种'粮食’”。⑤黄浦区第一商业局总结了1960年前8个月的修配服务工作，发现修旧可为国家节约原材料棉布2.5万尺，相当于收获3000亩田棉花，将修旧工作与以粮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联系了起来，解决了群众“衣着业既不种田，又不产钢，如何保粮保钢”的模糊认识。随着服装业对修旧的价值认可的提高，陆续又有一百多户商店开展修配业务，百货、综合等区级公司基本上做到有卖有修。⑥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批准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正式终止“大跃进”，国民经济进入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个大调整时期。⑦“大跃进”的结束使原本建立在以钢粮为换算价值基础上的旧衣改制面临认可的危机。为了继续推行旧衣改制，政府正式制定了较低的修补工价。1961年4月，上海市第一商业局首次规定了修补价格，“旧衣翻新、大改小的工价应略低于新料工价，可掌握保本原则，暂行标准是: 旧呢、绸衣翻新、大改小，按新工价九折，布的按新工价八折，拆工另加”。⑧为了保证较低的修补工价能够执行，1963年上海市服装鞋帽公司物价科要求“工价表尽量通俗易懂，少用文字，多用表格，能用图示的更好……发给全市每一个基层单位的价目表，要规定张贴在营业场所的明显之处，并定期更新”。⑨由此可知，政府通过统一价格，并让民众知晓、监督服装店的修旧价格，这样商店不能自主提升利润，然而强力推行修旧的方式在经济稍微好转之时便显露出了弊端。

修旧对许多商家而言只是“权宜之计”，“他们不把'旧翻新’看作是支持市民勤俭节约的一种具体措施，而是当作生意淡季时填补一下营业额的法门，于是等到做新衣裳生意一忙，就赶快忙着把改旧翻新的任务推出了店门”。⑩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益大经常遇到修旧过多的现象，这并不是民众的修旧需求多，而是因为一些服装店会将修旧的业务推出去，希望由益大承担。到了1965年，修补网点明显减少。据卢湾区调查，过去区内有42家服装店(不包括手工业服装社) ，大部分都接受修旧翻新，而到了1965年大多数都不再进行修旧翻新。1963年在百货行业中有12户接受修旧翻新，到1965年大多数店铺也不再接受此业务。1963年，区内的百货行业有12户接受棉毛衫、卫生衫等的换袖、换领修补业务，到1965年只5户，代接的店家也由8户减到2户。① 修旧业务的减少引起了忧虑，《新民晚报》为此连续两日发文批评服装店“喜新厌旧”的做法，呼吁服装店继续修旧。卢湾区衣着用品公司党委更是针对此问题专门召开会议，统一思想认识，使修旧商店认识到开展修补业务，“不仅便利群众，而且在节约社会财富方面也有重要的作用”。此后，一些商店开始重拾“旧”业，不搞修旧翻新的服装店也开始承接修旧翻新业务，②继续勉力维持。

“文革”时为了追求极端化的平等，上海市第一商业局认为特色户是为少数人服务的特殊化商店，将特色户的工价一律降为一级工价。③ 1974年，上海市第一商业局适当调低服装修补工价(一等工价和二等工价) ，④降幅在10%—30%之间。⑤然而，低工价却使服装店进一步排斥修旧，有资料显示，1978年后尚剩的十几个商户也陆续承接居民来料加工新服装，而停止了旧衣改制。可见，“文革”时期，修旧业务也没有大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布匹资源充足，来料加工更为普及，成衣工业也开始发展，相对于前两者的价钱而言，旧衣改制的价格往往使服装店和消费者都不能接受，⑥于是“万众衣新”成为了现实，“喜新厌旧”成为民众的共同选择。

余论

为了应对布匹危机，中共自上而下推广旧衣改制。旧衣改制并不是一场孤立的社会运动，而是在增产节约理念的指导下，为缓解民众着装资源的不足而开展的一系列措施的集合。这个过程彰显了国家在节约经济和重构社会生活两个方面的抱负与努力。改制旧衣与生产资料的分配相吻合，在整个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强力推行旧衣改制与实施以重工业优先增长为主要特征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密切相关。国家将生产资源用于发展重工业后，必然压缩轻工业品的生产，压缩日用品的消费。换言之，旧衣改制的推行必然会维持赶超型工业战略的持续。从中我们可以观察国家权力和相关政策是如何行之于上海社会日常生活的。

旧衣改制的开展依赖“旧有的日常生活传统”，即里弄摊贩的存在。在笔者曾采访过的三人中，张女士的父母均是工人，她的父亲担任某工厂的支部书记; 赵女士是化工厂的临时工，她的丈夫则是化工厂的干部; 汤女士与她的丈夫都是教师。三人家庭经济条件尚可，均表示不会去大的服装店改制服装，而是去里弄的小裁缝摊处。由此可知，缝补网络中真正对民众生活产生影响的并不是服装店，而是里弄的摊贩。而这一点也在杨浦区服装鞋帽公司第二服装门市部工人石介绪的观察中得到了印证: “消费者修破衣，大店也不肯送去，怕不合算，要补到小的摊头去。”⑦里弄的摊贩处成为百姓改制旧衣的重要场所。有学者在研究20世纪初上海的日常生活时曾说: “在衣着方面，同大多数上海人日常生活相关的不是南京路上的时装店，而是他们所居住的里弄拐角处的小裁缝店。”⑧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共将权力延伸至日常生活并不是一种完全的改造，正是依靠“旧有的日常生活传统”才得以实现。

“旧有的日常生活传统”不仅仅指里弄拐角处的小裁缝店在民众着装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同时也包含了“女红传统”在家庭生活内部的存在。汤女士明确表示自己会改制衣服，那个时候很少买衣服，很多家庭都是自己做，并表示这种现象很普遍，而当问及和谁学的做衣服时，她表示不知不觉就会了。另一访谈人张女士则表示 1968 年参加工作以后，也是自学了做衣服。金雁在回忆外婆李彩绚(1906—2009) 时曾言: “姥姥说，只要有裁剪的地方就可以缩小放大，而且只要把原来的线完好拆下来，在没有缝纫机的情况下用倒钩针也能衲出平整的明线，改过以后一点也看不出来。”金雁学到了她外婆的“真传”，下乡插队后，每年旧棉衣的拆洗缝制都独自完成，家里人的毛衣也都由她来织，还经常动手自改衣服。①

看似比较新的“旧衣改制”其实是女红的变体，是将家庭内部的日常生活传统变为国家管控的“节约实践”。旧衣改制一直存在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不过城市和农村有差异。旧衣改制进入社会公共领域是城市工业化发展的结果，政府推广旧衣改制的范围是有限的，主要是在城市里，被采访者赵女士就表示自己不会改衣服，都要拿到裁缝店里去，“以前小孩的衣服自己会的做做，大人的不会做”。汤女士则说“城市里边嘛，会做的少一点，还是有人会做的”，“很多衣服都让裁缝做的，不是说我自己会做，都自己做，大部分都是外面做”，而这种情况在农村比较少见。②

旧衣改制的推行与实践还得益于政府的道德重塑。有学者曾言，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是“苦行者社会”模式，崇尚的道德是节约。③ 对勤俭节约的崇拜形成了一种风尚，金雁说: “膝盖和肩膀上带补丁被认为是一种艰苦朴素的美德以及向劳动人民看齐的'双美’体现。最夸张的时候，我的一条裤子上打了十多个补丁。当时在洗得发白的裤子膝盖部位打一对补丁的时髦程度，不亚于现在的破洞牛仔裤。”④这种对节约的崇尚反映了经济状况与道德话语之间的关系，更是国家权力对道德的塑造。“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不仅仅是现实写照和民众记忆，其所蕴含的节约品质更是“节衣时代”与政治共生的道德价值。国家用道德来平衡经济的匮乏，个人节约品德成为新的政治典范的一种必备品质，就如秦皇岛的歌谣赞扬向秀丽时唱的，“一条裤子穿九年，补又补，连又连，艰苦朴素好党员”。⑤

旧衣改制的兴起与衰落反映了国家权力介入社会生活、掌控社会生活，最后再退出社会生活的过程。这个历史过程虽然并不遥远，然而对现代人来说却着实陌生。1994年5月，上海张家宅街道举行“三学”成果展示会，其中展示了令人们啧啧称奇的成果——旧衣裤改的童装。报道者认为这“集中体现了家庭成员刻意追求与现代生活相合拍的生活方式”。⑥人们对此感到新奇，将其纳入“现代生活”，既表明改制旧衣的历史已被迅速忘却，也说明作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它可以被赋予新的涵义后推广。我们对“旧衣改制”需要有超脱于经济层面的理解，“节约”需要由被动变为主动，重塑其价值。

*本文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