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全英同志是孝义县开辟妇女工作的带头人，她勇敢坚毅的品质，吃苦耐劳的精神和深入踏实、克己奉公、助人为乐的工作作风以及在反顽固斗争中的突出表现，为孝义妇女抗日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样榜。1938年秋，全英在东许、西许一带协同二区区委训练妇女党员时，东许伪村长向孝义城敌人告密，说东许村有女八路，敌伪军奔袭包围村子，把很多妇女抓了起来，关进两孔窑洞里，并派哨兵看守，全英和几位女党员也被抓了起来，她们感到敌人专门抓妇女很不妙，立即密议趁敌人不防备突围出来，经观察知道伪军在堂屋的两孔窑的中间堂，她们不声不响地把四大格玻璃窗上的玻璃取了下来，全英带头从窗上爬出来，党员和一些妇女也跟着爬出来，当敌人发现时，她们已在高粱地的掩护下突围了。1939年9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到来之前，全英同志毅然与她的亲密战友，原中共孝义县委书记梁占祥结婚。1939年秋，顽固派头子阎锡山已开始与日伪秘密勾结了。全英听说白太冲（她五姑母的丈夫）常同日伪军有来往，还到过孝义城，如果他当了汉奸，对共产党威胁很大，就想通过祖母和五姑母做白太冲的工作。于是约了冯改灵一块回家，哪知刚走到门口，兑镇的敌人就进村了。她俩靠自家院有上下院、东西楼出路多的特点，同敌人捉迷藏，当敌人走进下院，她们就上了上院，敌人走进上院，她们就从西便门出走。跳过小墙到隔壁邻居去了。1939年“十二月事变”前夕，从晋西南地区撤往晋西北的一部分妇女干部转移到孝义，其中有中共晋西南区党委妇委委员贾美玉同志，县委将安排隐蔽这批女同志的任务交给了冯全英同志。当时孝义的政治形势日趋恶化，日军和顽固派狼狈为奸。她和冯改灵、张矛等同志克服重重困难，将这批女同志分两路疏散在敌后工作基础较好的村庄，隐蔽在党员同志和可靠的群众家里。当她得知其中有位同志患病后，立即请医诊治，并化妆成村姑，在另一位中年妇救会员的配合下，混入日军盘踞的兑镇为病人购买中药，终于使这位同志康复后随大家一起转移到汾离公路以北。全英同志勇敢机智敢于斗争的精神无形中给抗日妇女壮了胆，大家说，全英姐不怕，我们也不怕。县妇救会的干部回忆说，全英同志在工作中不仅自己带头作表率，更重要的是注重发挥和调动妇女十部的积极性：1938年12月，由于孝义妇救会成绩突出，受到牺盟五县办事处的表彰，并让推举一名出席延安召开的西北青年救国代表会议，大家推举全英参加，全英都列举好多理由，坚持让青年委员王玉芝出席。那次王玉芝在延安光荣地受到了毛主席等中央首长的接见。全英同志说：“这是我们孝义广大妇女的光荣。”玉芝和其他同志都感到在全英领导下工作，再苦再累也甘心。1939年春，选举新的一届妇救会领导班子，全英让妇救会中的党员统一思想，推选马俊之为新的妇救会秘书，许多人想不通，仍然要全英当。全英说：“抗日是大家的事，团结的人越多越好。我是县妇委干部，不当秘书也要干妇女的事，而马俊之有学问、能力强，出身上层家庭，在社会上有一定的代表性，让她当秘书，使妇女工作更容易得到各界人士的支持，符合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精神；有利于抗日的事，何乐而不为！”全英的博大胸怀，使大家深受感动。马俊之回忆说，1938年的阴历4月9日，我随同县游击队的同志，日行七十华里，来到孝义县“牺盟会”驻地——兑九峪镇。是冯全英同志接待了我，她不仅关心我的学习与工作，而且关心我的生活，教我怎样发动妇女参加抗日，拿毛主席《论持久战》、《孝义战斗报》的油印小册子给我看，而且在生活上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教我如何爬山下山才省力腿不累；如何踏着石头过河才不滑脚不会摔倒；如何在山沟河流中洗晒衣服；如何拌吃莜面等。冯全英同志是我初参加革命的“启蒙老师”。程平同志回忆说，“在抗日烽火年月，我与冯全英同志相处于同一个战斗集体，1938年春，我们牺盟工作队共20人，后发展到30人，冯全英为指导员，她带领我们学习开展民运工作的宣传材料，教会我们不少抗日歌曲，在生活上，她总像大姐姐对待小弟弟小妹妹一样，无微不至地关心着大家，10岁左右的男女孩，与她同住一屋，她像保姆似的照护着大家的起居生活。她无私奉献，乐于助人的优良品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0年春，反顽固斗争取得胜利后，冯全英同志随军转移到晋西北，先在中共晋西区党委党校“三月班”学习深造，后到临县做妇女工作，1941年2月奉调延安，在中共中央城市工作委员会训练班学习城市工作。在延安，她为准备以后潜入敌区工作，刻苦学习党在敌区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工作方法、除奸保卫、交通通讯和保密纪律，熟练地掌握了无线电收发报技术。1941年底训练班结业后，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分配，他和爱人梁占祥同志一起返回晋西北兴县，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工作，梁占祥同志任城委委员兼秘书主持城市日常工作，冯全英同志任城委科员。城委工作是分管敌区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党的工作，属于绝密工作。冯全英同志在中共晋绥分局机关工作中，严格遵照党的保密原则，从事派遣干部、整理分析研究敌区资料、接待秘密干部等工作，多次受到中央分局有关领导的表扬。她对从敌区回来汇报工作的地下党秘密干部热情接待，关怀备至，使地下党同志回到机关后普遍感觉到组织上的关照和温暖，而她自己甘当无名英雄，从不炫耀自己。由于她忠诚可靠，待人诚恳，经常受到同志们的夸奖。1942年8月，梁占祥同志因患伤寒病被送到贺家川军区医院住院治疗，全英同志兼负起爱人的工作重担，除坚持做好繁忙的日常工作外，还经常步行六、七十里路从兴县黑峪口过黄河去医院探望、照料自己的爱人。1943年5月，全英同志由于劳累过度，致使胃病复发，也住进了医院。同年7月7日，因医治无效，冯全英同志在陕西省神木县贺家川晋绥军区后方医院逝世，终年24岁。冯全英同志是抗日战争初期，孝义妇女救国运动的开拓者，是吕梁山区的好女儿。她逝世后，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机关召开了追悼会，《抗战日报》发了讣告，闻者无不为一贯服从组织、克己奉公、工作努力的巾帼英杰哀悼。1945年3月，经中央分局首长批准，中共晋绥分局为冯全英同志修建了墓碑，原中共晋西南区党委机关报《五日时事》主编王修同志撰写了碑文，给予极高的评价。建国后，冯全英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冯全英同志是富有事业心和责任感的优秀共产党员，她在孝义县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妇女解救运动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堪称孝义县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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