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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苗雨时，生于1939年12月26日丰润县（今唐山市丰润区）。这是一个文化积淀深厚、名人不断涌现的文化名县，过去曾有“南无锡、北丰润”之说，这样就使得他从小饱受文化的熏陶和浸润。1954年他考入丰润县车轴山初级中学，1957年升入唐山第一高级中学，1960年考取河北大学中文系，修业五年，1965年毕业分配到廊坊师范专科学校（现已升格为廊坊师范学院）任教至今。现为廊坊师院文学院教授，历任中文系主任、现当代文学研究所所长、《语文教学之友》杂志主编。1979年加入河北作家协会。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传记收入《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家大辞典》（英文版）等大型辞书中。 兴趣和爱好，往往在中学时代养成。他上初中时期的车轴山中学环境十分幽美。一马平川之上一座孤零零的小山，山顶矗立着亭、阁、塔三座古迹，校舍栉比鳞次，自下而上，依山势层叠建筑，山前绿柳婆娑，山后小河环绕。这是一个远离闹市十分清静的处所，孩子们正可以沉浸其中，学习、幻想。自然山水与少年童心相契合，加上老师的诱导（当时有各种课外活动小组），使他滋生了艺术情趣，迷上了美术。这里不仅学习的氛围好，而且人才辈出，如宋之的、杨向奎、李尔重、吴德、王兆国等都曾在这里读过书。毕业时曾报考天津艺术学院，没被录取，才改考高中。唐山一中也是一所比较古老的学校，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曾在此校就读过。图书馆藏书甚丰，使他得以接触大量文学名著。也许由于年龄关系，那时他特别喜爱巴金的作品，几乎整个身心都被那充满着生与死、血与泪的青春的激流所冲荡。从此，兴趣从美术转移到文学，也决定了他后来报考大学时志愿的选择。 从中学到大学，随着专业的确定，更激发了他文学上的追求。但当时也面临着两难选择：搞创作？还是从事理论？河北大学中文系，当年弥漫着一种浓郁的诗的氛围，高年级同学尧山壁、浪波、聪聪等已是颇有名气的青年诗人，他们的创作强烈地吸引着他，使他痴迷于诗歌。同时，中文系的理论课程，也是一个令人神向的奇妙世界。大学期间，这种游移不定的状态，有失也有得：既养成了艺术感受力，又造就了审美判断力。这为他以后在大学教学之余，从事诗歌评论和诗学研究打下了基础，准备了条件。 大学毕业前后，他也发表过一些诗歌作品。在那种特定的文化历史语境下，当时流行的以政治为核心的诗歌理念，不能不左右他的头脑，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那些一味宏大的、不能及个人灵魂的诗歌，与他对中外那些伟大而纯正的经典诗篇的直觉性感悟总是有些龃龉。所以，他的作品，不可能有什么影响。然而，历史进入新时期，人的命题重新提出，长期被现代迷信所禁锢的个性获得解放，新诗潮涌起，当他把思维的触角转移到诗歌评论上来的时候，他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欣喜和兴奋，生命仿佛进到一种自由创作的状态，尽情地呼吸着那诗歌艺术大变革的春风。 这时候他正在廊坊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任教。1980年4月他参加了南宁“全国当代诗歌研讨会”，为河北诗坛带来了新的信息。此后他参加了河北一个又一个诗歌研讨会：1981年在承德召开的“端阳诗会”，同年11月在唐山召开的“张学梦作品研讨会”；1982年3月在平山召开的“曼晴诗歌研讨会”，同年4月在石家庄召开的“河北中年诗人作品研讨会”……每次会上，他都主动发言，张扬诗歌的个性与创新，从不回避会上的交锋。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他和一些诗歌评论家的理论参与和导引，才使得河北诗坛的诗歌观念呈现出十分活跃的状态和气氛。 这一时期，他在各种报刊发表了一系列评论和理论文章。作为他诗学的宣言，在《诗与“我”》的札记中，不仅回顾了“我”在诗歌创作中失落的惨痛教训，而且特别强调了“我”对于诗歌的本体意义。他这样写道：  从此，拉开了他诗学研究的序幕。四十多年来，他关注新诗潮的涌动，创构生命与符号诗学话语，梳理河北当代诗歌流变，探讨诗歌现代性的艺术构成，已出版多部专著，并获过河北文艺振兴奖，现已成为省内外较有影响的诗论家。他的其它主要著述有：《诗的审美》（1990年，河北人民出版社），《从甘蔗林到大都会·当代诗歌卷》（1994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燕赵诗人论稿》（1995年，百花文艺出版社），《诗歌写作技巧》（1999年，汕头大学出版社），《十人诗选及导读》（2000年，中国戏剧出版社），《河北当代诗歌史》（2003年，中国戏剧出版社），《申身小诗百首点评》（2003年，花山文艺出版社），《诗歌创作与欣赏》（2005年，中国文联出版社），《走向现代性的新诗》（2010年，河北大学出版社版），《河北省当代诗品百家》（2022，花山文艺出版社），《李瑛评传》，（2022，花山文艺出版社）。  贰 1976年4月5日“天安门诗歌运动”，标志着中国当代诗歌开始出现历史性的转折。就文学史的价值而言，其历史作用在于昭告了诗歌从脱离人民的“假大空”实现了真实性和人民性的回归，从而催发了新的历史时期诗歌的复苏与生长。 从反思文学到文学反思，是新时期诗歌的肇端。诗是什么，什么是诗，又一次成为诗歌发展重临的起点。苗雨时就是在这种情势下投身诗歌批评的。因此，他的跟踪诗歌变革的评论，不仅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吁求，而且致力于传统的诗歌观念的深刻反思和新的诗歌美学原则的建构，并以此推动诗歌的创新与突破。例如，朦胧诗的出现，使他感到惊奇、欣喜，他钟情于朦胧诗，参与朦胧诗的争论，和朦胧诗一起受难，后来写成《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观——论朦胧诗潮》。文章从整体上论述了朦胧诗产生的历史原因，阐明了它所遵循的不同于传统的以人的价值和诗人自我心灵为核心的新的美学原则，并从诗歌的主体性的确立出发论述了朦胧诗的人的独立、尊严和价值的人道主义主题取向，和打破线性思维的立体的多维的审美思维方式，以及象征技巧、意象手法、立体建构等艺术表现的特点。在他看来，朦胧诗潮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它的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一方面使诗歌从禁锢获得解放；另一方面使诗从封闭走向开放。这样，不仅实现了诗歌的根本转变，而且使它有可能汇入世界诗歌潮流。 他不仅追踪全国诗歌走向，还特别关注河北诗歌发展流趋。尤其注重河北诗人创作的个案剖析。主要有两部分诗人：一部分是新时期新涌现的青年诗人，如张学梦、边国政、姚振函、刘小放、何香久、郁葱、张洪波、大解等；一部分是已有一定创作经验的中年诗人，他们是何理、刘章、浪波、尧山壁、申身、戴砚田等。他几乎给每个人都写了评论。在评论中，他坚持诗歌主体性乃至个人主体性原则，对他们的创作加以分析和评判。在对青年诗人的评论中，对他们的创新精神，他表现了掩饰不住的冲动、激动，甚至在局部语言中夸大了这些诗人的意义。而对中年诗人，则极力肯定他们的艺术觉醒，对他们创作哪怕些许的新变，都给予极大的鼓励。他正是从这股诗人的合力中，看到河北诗歌的未来和希望。 应该说，对新诗潮抱有这种写作姿态，对像苗雨时这代理论家是实属不易的。他所受的教育是传统的艺术教育，因此，面对新的挑战，不仅有外在的交锋，而首先要做的是自我灵魂的轰毁和重铸。他在写作的同时伴随的是真正痛入骨髓、渗入血液的互否和酷烈格杀。 诚如著名诗论家陈超在苗雨时第一部诗论集《诗的审美》的《序》中所说：“这位诗评家七十年代末从踏进理论界那天起，就注定了一场与自身弱点相格斗的抗争。他所受的教育本来应使之成为那种盲目顺从普遍意识规范的人，……但是新时代人文意识的艰难演进和他血素中固有的近乎偏执的叛逆力量，使他终于开始了对自由生命意识和价值确认方式转变的倾心。他的诗论，一方面对新诗潮夺目的实绩给予了毫不含糊的评析；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他不断粉碎自己那种传统思维中的惰性，那种精神内核中愚顽的、工具式的人格因素。所以，我读着他这十年来的诗论文章，看到的始终一个不断给自己的精神进行放血的中国中年知识分子的形象”，从他的行文中，“我看到了这位师长的理论和评论之中荡穿着的一种正气。正是这种正气，使他赢得了我和诗友们的敬重和热爱。” 至于他的文体特色，也是富有创造性的。这就是诗论的诗化色彩。也如陈超所说：“从写作态度上看，苗雨时不是以学者的而是以描述性批评家的行为进入诗歌文本的。所以，他的文章写得时效性、针对性强，时时焕发出一种冲腾的漩流。那种意象化的标题，诗化的行文风格，丰沛葱茏的文气，使这些文章不是等你去读，而是主动迎向你去。这些文章在丧失某些东西的同时，得到了另外一种东西的加强：对诗人情感流程的忻合无间的深入与体谅”。我认为，我们当然需要理性很强的诗歌批评，但像苗雨时这种带有印象色彩又不忽略文本的写作风格，特别是对广大读者来说，也是十分漂亮的。  叁 追踪诗潮的评论属于现象学，建构现代诗学属于诗歌本体论，从评论到诗学是顺理成章的。其实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现象学里有本体论，本体论离不开现象学。经过30多年的探索和积累，苗雨时建构起了自己的诗学体系。其标志，就是专著《诗歌写作技巧》的公开出版。该书以生命哲学和符号学原理为基本观照，对诗歌的艺术本体和艺术构成所做的探讨与研究，创构了他自己的诗学话语。 究竟什么是现代诗歌？苗雨时给定的基本概念是：“诗是个体生命的纯然表现”。他从两个方面对这一命题加以论证：从发生学角度看，诗肇始于诗人生命中的诗性直觉，诗性直觉导源于诗人生命与之俱来的对自由与开放的需求的渴望。因此，它是潜伏于前意识幽渊中不竭的创造冲动。平时珍藏于灵魂之中，一有风吹草动，它就从沉睡中醒来，不得不进行创造。正是这诗性直觉犹如“一石激起千重浪”的一粒石子，激起了诗人内心中纷纭的意象、情感、理性、语言等一圈又一圈的意识波纹，使诗从无序走向有序，由内在转化为外在，从而完成诗的创作；从诗的本质来说，诗的最高真实，是诗人生命的脉动，是他生命深层的存在，也就是生命本真状态。诗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一种方式。当然生命是多维的凝聚——肉体的、精神的，自然的、社会的，实践的、文化的，历史的、现实的，在场的、可能的……但这一切都建基于个体生命之上。所以，诗的深刻，不应只是理性思考的深刻，而应是生命内在深刻。诗所追求的不能只是表面的修辞效果，而是生命体验的敞亮和显现。 诗是生命与语言的遭逢和互征。生命与语言的双重探寻，就把生命诗学与语言诗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其成为一体两面的诗学体系。因为语言是诗歌的基本符号，所以语言诗学也可归为符号诗学。 关于符号诗学，苗雨时提出三个要点和三个层面： 第一、一首诗是一个整体的象征符号。我们知道，一切艺术从本质上说都是象征。而象征，在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尔特的概念中，就是符号。这种符号，具有有机整体性。过去的诗学原理也讲整体性，但往往是一种机械整体性。它把诗切分成各种不同成分，然后分别进行研究，而诗的整体属性就是各部分属性相加之和。这种方法，根本不可能还原诗歌真正的艺术生命。诗歌艺术符号的整体有机性，不仅表现为内容与形式不可分割，而且表现为符号组合、符号功能与意味完全融为一体。这种统一体具有一种生气灌注的性质，所以一首诗就是一个生命的形式。 第二、意象是诗歌整体艺术符号中的符号。一个诗歌文本是一个艺术符号，但这个符号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它由一系列的艺术符号组成。这种艺术中的符号，就是意象。一首诗就是由若干意象按一定的方式组接、运动、转换而成的一个有机系统。这一点不难理解，只要我们深入到诗歌内部去，就会发现，诗从意象开始，并以意象为核心展开。意象是诗歌构成的实体因素，也是诗歌存在的基本方式。一首诗中，不论意象的多寡，意象总站主导地位。意象成分也就是诗的成分。诗歌创作，就是诗人捕捉意象，创造意象，然后加以有序地组合而成完整的艺术符号。 第三、语言作为意象符号的符号。古人曰：“言者，明象者也。”由此可见，诗歌语言是诗歌意象的物质外壳，它具有很强的表意和表象功能，因此成了诗中符号的符号。其实，语言不仅是意象的依托，也是整个诗的基础。诗歌离开了语言就无法存在。所以语言是诗歌现实的最基本的符号。 人类意识的符号有两类：一是认知性的逻辑符号；一是感知性的表现符号。前者属于科学，后者属于艺术。而语言既可以作为认知性逻辑符号系统，又可以作为感知性表现符号系统。这就是语言的“二重性”。诗歌语言是属于感知性表现符号系统。但语言作为表现性符号，不同于其他艺术符号，总有一定抽象性、概括性。由于抽象程度不同，词语大致分两类：一类是高度抽象的词，如“伟大”“崇高”“自由”等；一类是具象的词，如“玫瑰”“橡树”“脸蛋儿”等。正是这后一类，容易进入诗，成为意象创造的媒介。 当然，诗的语言还有它更大的作用，所谓“诗到语言为止”。它不同于消息性的日常语言，而是一种语境生成的审美语言。这样，诗歌语言就具有了一种独特艺术表现力。并从而构成诗歌艺术整体审美特性的根基。 一方面是诗歌的生命本体论，一方面是诗歌的符号本体论。这两方面有机地审美结合，构成了诗歌的艺术本体论。这就是苗雨时所创构的现代诗学话语。应该说，这里对现代诗歌本质的认识和把握，不仅是全面的，准确的，深刻的，而且是独到的，创见的，富有开拓性的。  肆 治史，是一个理论家成熟的表现。在苗雨时的四十多年的诗歌理论生涯中，河北诗歌的发展，一直是他关注的重点。正是这种关注引申出了《河北当代诗歌史》的写作。1999年5月，他向河北省社科规划办公室申报了这项科研课题，并获得批准。经过近两年的撰写，《河北当代诗歌史》于2003年正式出版。该书不仅论述了河北当代诗歌的现代文学传承，描述和梳理了河北当代诗歌发展的清晰脉络，也展示了河北几代诗人的创作成就，特别是总结了当代河北诗歌的经验和教训，揭示了其演变发展的规律。 关于这部书的写作，苗雨时是十分严肃的。他不仅搜集了大量资料，做了不少繁杂的钩沉工作，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品和史料的寻找，而且动笔之前又思考和确立了自己的史论观点，然后才搭架写作。 他的基本史论观点，有如下几点： 1.打破旧的文学史写法（过去往往以政治演变为分期，以政治标准评价诗人和作品），以诗歌自身的生长规律、形态和思潮演化为线索，来展现诗歌丰富多彩的历史长河。 2.把诗歌发展与社会文化流变联系起来，以社会文化的发展来观照和研究诗歌的演化。因为诗歌是某种文化集中、鲜明的表现。文化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诗歌的艺术精神。 3.评价标准。诗歌史的写作，离不开对诗人及其作品的评价。评价就要有标准。因为文革前后的诗歌文本差异很大，单从政治着眼不行，完全用现代主义观点，也不能涵盖所有的诗歌。于是，从“文学是人学”的观念出发，确立了“人”这一宽泛的角度。因为这一角度可以把“人民”“人生”“人格”“生命”“生存方式”等观念纳入其中。 4.历史主义眼光。历史是一种不断发展变化的流动形态，它的过去和现在不同，我们不能以今天的观念和要求，来看待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诗，因为它们有其产生的特定的时代背景，以及相应的诗歌观念，我们必须把它们还原到特定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可以从历史发展的高度把它们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但不能做超越历史的苛求。 依据这样的指导思想，这部书的著述，就表现了不同于其它文学史的若干自己的特点。浪波先生在该书的《序》中做了这样评价： 其一，在诗与时代的关系上，它尊重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但也不否定时代对诗歌的巨大作用，然而这里的时代是一个大的范畴。因而当代河北诗歌的历史分期，就结合了这两个方面，而以“文化大革命”结束为分界，划分为两大阶段：开创探索期和转型发展期。把时代的演变和诗歌的转折，宏观地对应起来。既体现了时代的规定性，也突出了诗自身的规律性，真正实现了“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样，也就剔除了短期行为的诗歌创作和“今日翠绿，明日枯黄”的诗歌现象。并且，在诗学与史学的深层结构中，梳史理诗，以诗证史，就更为准确地把握了诗与时代的关联。 其二，突出了诗歌中的河北文化特性。建国以后，河北的社会文化思潮，因为进入社会主义，所以有社会主义文化要素；由于河北历来属于农业大省，又有着深厚的农耕文化传统。这就形成了一种社会主义农业文化。河北当代诗歌在这种特定的文化精神气候中生长起来，因而逐渐形成了有别于全国其它地域的燕赵诗风。其特点是：农民生活变革的题材，执着社会人生和深层忧患意识的内在精神和质朴深挚的情感与北方地域色彩的对应交融，以及吸纳民歌的诗歌形式和语言风韵。这一切在众多的河北诗人的创作中都得到了共同的并且充分的体现。 其三，在论述诗人创作道路和诗歌潮流的演化中，紧紧把握了诗歌观念转变这个中枢和关键。不同历史时期的诗歌观念引领了不同的诗歌潮流，也具体开启了不同时代不同诗人的创作。第一个时期，诗为政治服务，是基本的诗歌观念。这种观念的形成有它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必然性。特别是建国初期，它有利于诗歌走向时代，走向人民。因而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这也决定了这一时期诗歌的特有主题、审美倾向以及艺术方式。不容否认，也的确产生了不少反映现实生活的优秀之作。但后来，由于政治上的失误，艺术模式的僵化，诗歌几经波折，陷入了工具性的死胡同。诗歌发展进入第二个时期。这时候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以人为本体的诗歌观念的确立，不仅促成了诗人抒情主体性的觉醒，使诗歌创作包蕴了深广的历史内涵，也引发了一股不可遏止的诗歌艺术革新的潮流，从而造成了诗歌艺术的一系列变化。在这潮流中，不仅这时期河北新涌现的青年诗人，开拓进取，大胆创新，激流勇进，而且已近中年的诗人，甚至是老诗人，也致力于创作转变，尽力跟上时代的艺术变革的步伐。 此外，诗歌的现代性，也是河北当代诗歌史的一个基本的理论观照。所谓诗歌的历史现代性，主要是指主体性原则的确立。人、人民作为历史的主体，也应成为诗歌的主体。如果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宏大背景下，来看民族的现代性，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它准确无误的标志，那么，我们共和国诗歌的现代性，就不是西方诗歌现代性的简单挪移，而是从自身解放中生长出的民族的诗歌现代性。河北诗歌第一个时期的现代性，表现为：人民主体性、英雄修辞、乡土叙事，它以民族的现代话语讲述人民自己的故事，坚持自己为世界命名的权利，以实现文化象征的改制和各种主宰意义的重铸。河北诗歌第二个时期的现代性，表现为：个人主体性、人的价值与尊严、人性异化的反拨，它往往以个体话语，从个人生存方式、个人命运，来透视历史的现代演变，表达的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两者并不是绝对矛盾的。在诗歌的现代意识与社会的现代发展取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同步的今天，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完全有可能，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恪守自己独立的民族文化身份，把个体性与社会道义，把人的诗歌与人民的诗歌融通起来，从而创造完整而丰实的诗歌现代性，以此反映我们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这部诗歌史，为我们展现了河北诗坛五十多年所走过的曲折而辉煌的历程：从开创探索到转型发展。其总的趋势是：从幼稚走向成熟，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这种历史走势，既承继了现代诗歌史，也预示了河北诗歌美好的前景和未来。 苗雨时，作为诗人和学者，他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功底，以及他对河北诗的热爱与熟稔，为写作这一部诗史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更主要的是他对河北诗歌的发展，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他能不遗余力，潜心写作。应该说，这部《河北当代诗歌史》是他奉献给河北诗坛的一部心血之作。他在河北诗歌发展的历史时空中，为我们架起了一座连接昨天与今天的桥梁。过来的人和前行者，都可以在此驻足，回眸一下历史，思考一下时代和诗歌，然后奋然向前走去。这也许就是此书作者的心愿，也是它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所在。  伍 青年与诗歌历来有不解的情缘。因为“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李大钊《青春》）。这一时期，他们的创造性和想象力高速发展，幻想，探索，追求，“自我意识”猛烈觉醒，他们的内心生活是所谓“疾风和怒涛的时代”。这正是青年与诗歌结缘的先决条件。 苗雨时始终把诗歌的发展与未来寄托在青年诗人身上。在他对河北诗歌多方面的贡献中，对青年诗人的指导、扶植与培养，是一项人们不能忽视的重要的劳绩。这不仅表现在他跟踪青年诗人的创作，为他们及时写了诗歌评论，支持和鼓励他们大胆地探索、创新和开拓，而且他积极参与了廊坊师范学院与河北省作家协会合作的两届作家班的举办，为河北培育一大批文学骨干力量。如小说家何玉茹、何玉湖、肖波、阎明国，诗人刘晓滨、靳亚利、谢玉久、卢品贤、刘福君，散文家张立勤等，他们在省内外都有广泛的影响和知名度。 1984年至1986年，第一届“作家班”，苗雨时当时作为中文系副主任，曾负责管理和教学。那时候，正处于文学大变革的气候下，他的管理方式是宽松、自由的，除正规课程外，课下经常组织各种研讨会，或讨论外界有争议的作品，或讨论学员自己的习作。会上，学员各抒己见，师生平等交流，没有定论，但他主张文学创新的思想和观念，在那种弃旧图新的文学语境中，对学员们是有很大的启迪和引导作用的。由于课上课下与学员接触较多，不仅关注他们的学习，而且关照他们的生活，两年间，他与学员们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至今令他难以忘怀。 1997年至1999年，第二届作家班，这时，他不再负责管理，但专业课还是上的，他开设的课程是“诗歌写作”。这一时期，文学已演进到后现代的时代，他的文学观念并不比学员们先进，然而他讲诗性是一切文学的神髓和本质，还是得到了学员们的认可，特别是他讲符号诗学，由于切合了世界的“语言学转向”和中国诗歌的语言意识的自觉，也令学员们眼前一亮。下课后，有的学员说：“老师，这节课你讲得好！” 苗雨时后来回忆两届作家班的情形时，曾写过一篇文章《我和“作家班”的同学们》，发表在《大众阅读》报上，其中，记述了他与学员们的密切交往。他这样写道：“最令我感奋的是课下的随意交谈和对话。有时他们直接到我家造访。一进我的书房，他们就惊叫：'苗老师您怎么这么多书啊，这些书您都看过吗？’我坦白地回答：'没都看过，有的书连里边的联页还没割开呢’，接着又补充说：'买书不一定全看，只要写文章时知道去哪儿查就行了，也许这就是学问！’于是，有的同学开始翻我的书，也有的同学拿他们新写的作品让我看。大家坐定后，招待他们的也没有什么好东西，茶水是管够的，有吸烟的同学，我的烟也是常备的，因为我自己是离开烟就不能写作的人。主要时间是聊天，聊文学现状，聊文学理念，聊文学创作的各种探索……他们的热情、机敏和对文学的执着，使我感动；他们的异想天开的思路，他们出于实践经验的一些新奇想法，常能冲击和撼动我已有的思维定式，给我的写作以新的刺激与灵感。我喜欢这种被青春活力包围着的气氛和情景，与青年人经常在一起，仿佛自己也变得年轻了。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专业固然可以作为议题，但在真诚、真挚面前，它似乎退居次要了，关键是心灵与心灵的相通与相知。所以，我最自得的是学员们对我的一句评语：'苗老师是一个能和我们相处的好老头!’” 苗雨时为人坦诚、豁达，性格开朗、爽直，他几乎能和所有的人相交，他几乎也不拒绝所有的人对他的请求，只要能做到，从不拒绝，是无私无怨的，尤其是对他的学生们。所以学员们毕业后，走向各种工作岗位，不少学员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苗雨时仍然牵挂着他们的创作状况，在刊物或报纸上，见到学员的作品或关于他们的评论，他都要仔细阅读，为他们的进步感到高兴，不少作品他还写过评论。有时到外地开会，刚巧有学员在那里工作，一定约来见面，有时甚至是彻夜长谈。他曾发出这样的感慨：“这就是做一个教师的幸福。特别是教师与学生以文学为纽带，在他们心灵上共同生长出人类的圣洁之光，这就使教师这个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焕发出更加绚丽璀璨的光芒。”  陆 当时间的流水不可阻挡地逝去之后，我们才发现，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原来是我们命定的选择。 ——阿赫玛托娃《我们这种……》 诗歌，在苗雨时的心目中，向来是神圣的，他一生挚爱诗歌、钟情诗歌，诗歌成了他生命的组成部分，成了他矢志不移的一种生存方式。从写诗到诗学研究，是他一种严肃的人生选择，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对此种选择所遭遇的一切：痛苦与欢乐，成功与失败，他都表现出了一种担当精神。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苗雨时几乎把自己的生命都奉献给了诗歌事业，他与诗风雨同舟，进入21世纪，依然关注诗坛，默默耕耘。近期，他又有一部诗学论著出版，书名为《走向现代性的新诗》。陈超在为其写的《序》中，论述了他在当下诗歌理论界中的写作状况和此书的诗学意涵。他写道： 苗雨时的现代诗学理论批评，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今仍然处于持续活跃状态。与理想主义的80、90年代相比，新世纪以来诗学理论批评的“蜜月期”已经结束，诗歌理论批评进入了持续的“疲惫期”。我看到，不少当年活跃的诗学理论批评家已基本丧失对诗歌本身的热情，在“历史转型”的低回感受中，对诗坛现实长久地失语，去写一些泛文化思想遣兴式的随笔、小札。另外，除少数专业人士，那些关心诗歌状况的普通读者也已很少阅读严格意义上的诗歌批评文章，而铺天盖地的所谓“媒体评论”“网络点评”“舆论化评论”乃至“恶搞评论”却赢得了可观的读者群。 苗雨时的现代诗学理论批评，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今仍然处于持续活跃状态。与理想主义的80、90年代相比，新世纪以 当然，在这种情势下，依然有少数诗歌批评家，矢志不渝地热情关注诗歌创作的现实，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苗雨时就是其中一位。他是始终对现代诗创作的现实，抱有浓厚的探询、言说兴趣的人，以他扎实的理论积累，良好的批评素养和审美感受力，在近年又陆续写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诗潮研究及诗人论文章。 在诗歌意义上坚持对现代人的“存在境况”的探询，在诗歌本体上不断追索“现代性”的话语方式，这两条彼此相关的线索一直交织在苗雨时诗学批评的整体运思中。无论是1990年出版的《诗的审美》，还是这本新著《走向现代性的新诗》，都是此一向度的不断深化。苗雨时诗歌批评的根系，就扎在对人的生存和语言的双重关注上。据此，四十年来，他能不断地给自己的审美体验赋予“存在”的意义的结构，或对即将来临的话语可能性给予某种历史想象的参与。 在当前市场经济大潮的激荡下，诗人们所面临的现实是：物质与精神的反差与平衡，灵魂与肉体的分裂与重合，离家与返乡的不尽纠缠，人性异化与回归的激烈冲撞……，为建构现代性的完整的人格，就要求现代诗人有足够的智慧和穿透现实的思解力与历史想象力。所以，苗雨时极为赞赏现代精神的歌者张学梦在《处境》一诗中所昭告的现代诗人的历史和艺术的使命： 既然宣告上帝死了，诗人就开始了他的苦役/他必须在设定的空旷中寻找词语和逻辑/为一个汛期的始末起草法典  他热切而坚定地表示：虽然年事已高，但置身于此种文化历史处境，他仍将一如既往地支持这样的现代诗人，为他们艰卓的努力，尽一种鼓动的绵薄之力，为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作出一份自己应有的贡献！  推荐阅读： 作者简介：杨立元，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二级），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唐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新现实主义小说论》《河北“三驾马车”论》《创作动机论》《滦河作家论》等专著23部。出版长篇小说《滦州起义》，散文集《家乡戏》《姥姥门口唱大戏》《纪念与怀念》。作品获中国文联第一届、第五届文艺评论奖，第七届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十一届、十三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第三届孙犁文学奖、第二届河北省文艺贡献奖等多项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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