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能理解金钱对许多人的奴役，而在现代社会，时间其实也正在无形地拘役我们。生活由漫无止境、条理清晰的deadline构成，一切都在加速，焦虑、倦怠、漂泊感都是我们早已熟悉的心境，某种意义上，我们都处于这庞大而古怪异常的困境之中。如何夺回对生活的主动把握，又如何找回我们的精神家园？久违的假期终于让绷紧的生活松弛了下来，或许是时候想一想这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了。  Ava 音乐： Kasper Schill - Ava  01. 
时间的拘役 阿拉伯地区流传的一个故事里曾提到一枚魔戒，它可以给人们提供任何想要的东西，但总要附带一个“但是”。比如，你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安全，却发现自己待在监狱。这是人类困境的典型隐喻。工业文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是，现代社会里人群的精神疾病，也是有史以来最普遍、最可怕的。 前一阵，有朋友感叹自己的人生是“死线组成的人生”——工作中无数的deadline。不分昼夜地赶、催、逼，这些在旁人眼中或许只是悲喜剧，而对身处其中的人而言，精神是很难不感到焦虑和郁闷的。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更消耗人的体力和意志，而在那些处于前沿的所谓“创意产业”中，这种时间的压迫则呈现得尤为明显：每天被分成若干个时段来完成多项任务，而每一项都是top urgent（最紧急）的，现代人的时间是最工业化、最机械化的。 时间的可测量化正是现代文明的前提之一。 在口语中，我们或许还保留着古代描述时间的方式：“一盏茶的工夫”“我会在太阳落山前赶到你那儿”，但在现代化的工作中，时间都是精确计算的。在一个时间无法被量化的社会里，是绝不会出现“材料必须在17:25前送达”这种语句的。这种“赶时间”“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本身就是现代人精神焦虑的最重要来源，因为相比任何一种约束和资源，时间都是最无情的：它永远以同样的速度向前推进，没得商量，除了延后，不可能突然“多”出来。 为抓紧时间而陷入持续的焦虑中，是一种现代现象，因而也是前现代社会的人所无法理解的。戴维·拉姆（David Lamb）在《非洲人》一书中曾谈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白人差几分钟没赶上航班，懊丧之下暴怒不已。一个当地的航空公司职员大惑不解：“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烦恼，三天后不是还有一班吗？” 金钱和时间，是拘役现代人的两大因素。人们很容易注意到被金钱奴役的拜金者，却很少意识到一个量化的时间也会使人丧失自由。  印第安人曾困惑于白人那种对黄金的狂热：“他们老是渴望东西……老是坐立不安……老是追求某种东西……他们简直像疯子……”这种“疯子阶段”，大概是资本积累时期在所难免的。欧洲文明辉煌的19世纪，成年人的工作其实极为繁重。1800年前后，英国工人往往从6岁工作到60岁，每天工作12 — 14小时（每年约4500小时），到1870年，人均年工作时数下降为2984小时，而1990年为1490小时。这两百多年里，年工作时数每年平均递减0.6%。 相比起来，现在人均年工作时数全球排第一的台湾，为2282小时（根据2003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世界竞争力年报”统计）。中国大陆现在每年大致是250个工作日，除了少数人工作繁忙，每天工作12小时外，大多数人的年工作时数不到3000小时。 在这种情形下，经济通常呈现快速繁荣的发展，但单调的生活却抵消了物质上的富裕所带来的幸福感。 日本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形：一个家庭里一周下来，没有一顿全家共进的晚餐。所有的东西都被机械化和量化了，感情和伦理都成为可有可无、无暇顾及的奢侈品，物质的富裕，伴随的竟是精神上的荒芜。在国内的大都市里，这样的情形并不陌生：当老朋友偶尔想聚一聚时，总是凑不齐时间，因为每个人的“档期”都很满，这势必使得感情的沟通更多依赖一些远距离的“隔空交流”——电话、网络或微信。这就出现了那个魔咒：我们得到了想得到的东西，外加一个附带的“但是”。 如加缪所说，机械的人生，只有在其被意识到的那一刻，才成为悲剧——但人们或早或迟总会意识到这一点。  这一反省的最终指向是精神领域，但人们更常见的手段，则是以休假来进行自我调整。假期是与日常生活的决裂，不论是其节奏还是价值观——但最根本的还是希望打破时间的拘役。在都市生活那种机械化的时间中，只有艺术家和穷人才会保持对季节变迁的敏感。 处在休假状态中的人，通常是不愿意精确计算时间的，只有在这种情形下，“一觉睡到自然醒”才成为一种幸福。所谓“工作在纽约、生活在巴黎”则是新近的一个庸俗的调和论调。 休假中两个主宰性的因素都是和日常情况完全对立的，即非时间化和回退到原始状态。在现代社会中遭受压力越大的人，在休假中所表现的这两种倾向越强烈。一个工作狂前同事告诉我，他从一家公司离职前，连续加了三周班，离职后他在家每天沉睡十几个小时，不辨晨昏，根本不愿动脑，17天后再上班时，感觉自己像个植物人，对工作上的事完全回忆不起来了。 这在不同程度上正是人们在假期里所做的：在海滩上晒太阳的游人，往往处于植物性麻木状态，被动地接受甜美的感觉，希望退化，模仿儿童的举动。至于时间，则完全根据自然现象来调节。略感可悲但并不可笑的是，往往这种时候，人们才会重新感受到太阳的升起和落下、月亮和星空之美……
现代社会无疑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能满足感官刺激的时代，纯粹视觉导向的娱乐及各种物质条件的丰富，都触及了我们的每一个神经末梢。似乎矛盾的是，这又是一个神经官能症最严重的时代，以至于在现代人眼里，似乎任何一个前现代的社会都比现在的机器文明更为健康——以往也很少有人用“不健康”来形容一个社会。这的确是个令人意外的结果。更好地得到了满足的人，增加的仿佛不是幸福感，倒是压力和焦虑感。人们敏感易怒，难以平静。萧伯纳曾有一句刻薄的名言：“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你想要的得不到，二是你想要的得到了。”这么说起来，前现代的悲剧通常是第一种，而现代的悲剧更多的是第二种。现代性给人带来的首要的冲击就是其破坏性的速度感。机械动力的交通工具的兴起，虽然不过两百多年的时间（汽车和飞机的发明则只有一百多年），却完全改变了人们的距离感和时间观。对空间约束的克服，使距离丧失了意义，到“地球村”的时代，空间已不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时间，人们“老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对于全球化的人来说，他所参与其中的那种文化并不是某一地的文化，它是某一时间的文化，是绝对现在时的文化。这种现代性的特点就是短暂、瞬间，取代了传统的永恒观念。与此同时，时间也被彻底重组和分割了，一天不再是由事件组成，而是由分分秒秒组成。这个过程的完成经历了几代人的时间，到现代，其面目逐渐清晰起来。伴随着这种速度感诞生的距离感和时间观，变成了我们潜意识的一部分，改变了生活的其余部分。快速移动的汽车使都市变成纯粹用来移动的空间，这也使都市空间本身丧失了吸引力，因为驾驶员只想穿过这块空间，而不想注意这块空间，这就是速度感带来的破坏。这种急躁的心理在现代旅游业中也处处可见：旅游似乎更多是在“旅”，而不是“游”。这种速度感的改变是一个惊人的转变：19世纪火车刚在美国出现时，人们还觉得它的时速快得令人晕眩，以至于能让人得一些颇不舒服的病症，换作在今天，同样的时速却使人们觉得慢得难以忍受。人们被这种新观念驱使着去忙碌，人们食用快餐和方便面以节约时间，渴望着快速简洁地实现自己的愿望。新一代的人“想要一切，而且马上就要”。很少有人觉察，我们受时间的束缚甚至奴役的程度之深，并不亚于古代人受金钱的束缚。这种极端追求快速、省时的观念毫不奇怪，它改变了人们对生活的看法。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变得如此急躁和缺乏耐心，期望的是尽快满足欲望，却很少停下来思考满足欲望是为了什么。的确，现代社会的悖论之一，就是一个文化设施完备的文明，却同时是一个憎恨思考的时代。在这种情形下，很自然，慢半拍的迟钝并不是一种受欢迎的现代品质。相反，现代文明是外部文明，对人成功或失败的价值判断主要基于外物，广告和商业都在向你暗示：要尽快拥有，抢占先机。这一点中国人如今也毫不陌生。从晚清民国时起，整个中国社会的一大转变就是由以往的崇尚“让”变为崇尚“争”——不仅是民族或国家层面的竞争，还有个人之间越来越公开的竞争。现代文明发展到这样的顶点后，也就必然从内部诞生一种对它的不满，促使人们反省：这真的是我们想要的生活吗？从人类行为学的角度来说，任何一类刺激，当它反复、强大到一定程度之后，都会令人产生一种厌倦感。前些年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兴起的以“慢餐”来反对“快餐”文化的运动，就可以说是这样一种试图减缓速度的愿望的反映。但最根本的仍是主宰着人们的这种速度感和时间观。所谓“钝感力”只是新瓶装旧酒，内容仍是人们所熟知的从容、忍耐力等品质——这些品质更大程度上是传统的、带有东方哲学“以静制动”“以慢打快”“后发制人”的味道。中国人的人生观本来一直是强调“安忍不动如大地”，要坚忍、沉静、应变。然而现代人的问题是：我们还能静得下心来吗？即使在深夜，人们的脑海里往往仍盘旋着无数事情，无法从容地镇静下来。要对抗现代人的这种轻度狂躁症，首先要做的是不以一时的得失为意。如上所述，人们的过度敏感和焦虑，根源是一种速度感和时间观。这种高速度的印记使人们过度强调快速、高效，追求短期见效，如果一时没有明显效果，人们就容易沮丧。正是因为我们把时间单位分割成了一个个小小的单位，现代人的不耐烦和情绪波动，才明显高过传统社会中的人们。但幸福常常是慢速度的，米兰·昆德拉在《缓慢》中的这段话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深刻体会：“我要再凝视我那个缓步走向马车的骑士。我要好好参详他步伐的韵律：他愈往前进，步伐愈缓慢。在这缓慢里，我相信自己重新体认出幸福的标记。”说来奇怪，现代人远比古人长寿，可我们却比以往的人更强烈地意识到人生的短暂。因为对古人来说，他只能消磨时间，正如他被时间所消磨掉；而对现代人来说，时间却是具有最重要意义的东西，我们对它的贪婪使我们意识到了它的有限。所谓的欲望正是这样一种东西：你越是贪婪，就越觉得对象有限。当我们把眼光放到一个长时段，想法也许就会完全不同了：一时的得失不再是一件重要的事。暂时的困境在当时看来似乎难以克服，但如果放在10年的时段内，它就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一个供将来回忆和叙述时的谈资。它甚至不值得我们为它激动或沮丧。其次，敏感和快速的行动不应该是我们的首要目标，无论如何，还是应该先停下来想一想，磨刀不误砍柴工。高效是值得追求，但那并不意味着条件反射式的本能反应——那更可能导致鲁莽的行动主义和难以预料的结果，以及情绪的波动。肯定会有人反对说，现代式的行动主义是一种青年人的哲学，而强调从容忍耐更像是一种老年人的哲学。这无疑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看法，这样的比喻也不应该成为反对从容忍耐的理由。毋宁说，我们提倡的是一种克制过分的外部文明的内心意志力。人人都清楚，只有当我们的内心足以驾驭外物时，它们才能成为我们的财富而非负担——如同武侠小说里经常出现的那个著名比喻：对一个孩子来说， 300斤的大锤是沉重的负担；但对一个大力士来说，却得其所哉，有助其威力的发挥。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只有当我们具备足够的意志力来选择、主导外物时，它们才会不压迫我们，我们才能役物而不役于物。作为农业文明的典型，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的显著特性之一就是“安土重迁”，人们轻易不愿离开故乡，即使迫于某些压力而漂泊在外，也总还是想有朝一日“落叶归根”。这样一个缺少地理流动性的社会，必然倾向于稳固、永久的关系和价值，人们在这其中获得安宁。但现代社会是一个通过不断打破原有事物而获得进展且极其好动的社会，因此，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首先就表现为一个史无前例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人口流动的过程，越来越多的人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处于漂移状态。离开故乡的人是不幸的。在以往的定居社会，没有特别的原因，人们一般是不愿意迁移的。尤其在古代，旅行不但劳累费时，且极端危险。英文“旅行”（travel）最初的含义就是“担心”或“辛劳”。在一个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时代，一个漂泊在外的人，不仅有可能遭遇山贼、海盗，还可能会遇到野兽攻击、天灾、饥荒等，更容易患上疾病。因此，中世纪欧洲的朝圣者在出门前，经常先写好遗书——如果不幸途中生病，那也只能当作上帝对自己的考验了。虽然所有的传统定居文明都认为一生一世生活在故乡才最美好，但世界史上仍充斥着各种各样四处迁徙的人群。概括地说，他们有两种动力：一种是推力，比如他们在故乡难以谋生，或遭排斥；另一种则是吸力，比如外地的某个发财机会或精神洗礼——总之是某个遥远之地能提供一个转变和重新开始的机会。因此可以说，大部分人自发的迁移漂泊，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们读过太多这样的故事：一个在外多年的游子，尽管功成名就，却仍然挂怀着自己最早的根。无根的感觉，意味着缺乏一种稳定、永恒关系所带来的安全感。特别是当他在异乡遭到排挤，被另眼看待时，这种感觉就越发强烈。任何一个人，总是要真正回到家里，才会有那种安稳的感觉。然而当他们真的“少小离家老大回”时，也许会遭遇一个尴尬的情形：他已成为故乡的陌生人，儿童“笑问客从何处来”。我一个朋友曾说起，他18岁离开山东老家到上海读书，毕业后一直在上海工作了10年，上海的朋友和同事将他视为山东人（无疑他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可慢慢地，他发现，他老家的人已经开始认为他“越来越像上海人”了，甚至有些邻居的小孩子干脆就叫他“上海人”。那么他到底是哪里人呢？这种归属感的危机，实际上是大多数漂泊的人都曾有过的。
没有归属感会使人陷入困境。在脱离一个共同体的同时，却没有融入另一个共同体，以至于在两头都产生了一种异乡感。这两者的文化环境差异越是巨大，危机就越严重。就像尼赫鲁当年夹在印度和英国两种文化中间，尝尽辛酸：一面深入异国文化，却根本无从归属；一面被推着回归，却又无法返回。这种发生在个人身上的战争，在玛赞·莎塔碧的《我在伊朗长大》中也有鲜明的体现。正因为这种处境，一个无根、处处“格格不入”的人，往往又是极其敏感的。他们的确对两边都有异乡感，但也获得了观察两边的方便，因为他对两边都能以一种“内部的外人”的角度来客观叙述。很多现代艺术家、学者都是这一类漂泊者、流亡者、脱离故土的人。尤其是在20世纪初的巴黎，汇集了包括毕加索（西班牙人）、莫迪里阿尼（意大利人）、康定斯基（俄国人）等各国来的流浪艺术家，以至于这个群体中最优秀的反而不是法国本国人。一个四处迁移的人，由于他看过了很多风景，必然比定居一地拥有更加丰富的内心。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同时，这种丰富的阅历也使他能够更好地审视自己的故乡——就像吉卜林曾说的：“一个只了解英国的人，对英国又了解多少呢？”毫无疑问，如果一个人从来没离开过上海，也不了解上海以外的地方，那么他也不会真正了解上海，因为他根本无从比较和认识上海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内心的丰富，是对一个漂泊的人的最大回报。在史无前例的社会变迁与空间流动中，个人的身份是片段的、瞬间的，是不固定地附着于土地的。人们的生活和土地没有关系，现代人对土地的认同感因此也是相当浅薄的。现代人为什么会有精神痛苦？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脱离土地后身份碎片化的结果。虽然帕斯卡说，人类不快乐的根源是因为不知道如何安静地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但对很多人而言，安静地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才是一件沉闷的事。年轻的时候，人们总是不安分、不甘心，需要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施展拳脚。现代社会为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在这个不定型的世界里，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可以重来，没有什么东西能长期保持顽固不化。城市和社区都快速地繁盛衰落，中国的城市也越来越像纽约一样“通过摧毁自己获得成长”，旧的记忆伴随着老的街区被拆得七零八落乃至最终被遗忘得干干净净，这种情况下没有人能长期见证另一个人的生活。因此，现代人即使一直待在一个城市中，哪怕并未迁移，也同样会产生漂泊感。他的生活不断变迁，而且一生中即使不变换工种，至少也会跳槽若干次，或从城市的这头搬家到那头，甚至还会离婚（现代社会离婚率远高于传统社会）。很多社会关系都是临时的、不固定的、不连续的和流动的，当你离开一家公司后，原有的同事通常只有极少数还会保持长久的联系，并转变成朋友。更常见的情形是你更换了一拨新的同事，重建起一个临时性关系。甚至即使你原地不动，几年下来也许周围的同事都已换过了。这种个人生活中的动荡和灭绝在所有的现代城市中无时无刻不在上演，也是现代人难以享受精神安宁的重要原因。这种好动的现代人的极端，就是所谓的“世界主义者”。这是伴随着全球化而产生的一个新的历史现象。现代技术逐渐克服了地理距离，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使一些人能满世界移动。对他们来说，空间（生活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时间，因此这些忙忙碌碌、绕着地球飞的人总是“时间不够用”。既然漂泊的痛苦来自无归属感，是一种对空间的认同，那么一个索性只生活在时间中的人，反倒也摆脱了这种困扰。如今的世界，允诺所有人可以自由去“经历冒险、强大、欢乐、成长和变化，但同时又可能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和所是的一切”。在这一逻辑之下，故乡是没有意义的，是一种前现代的感情。这也与全球化进程同步，毫无疑问，一个全球流动的世界，必然意味着更大范围和更高程度上人的漂泊移动。按照现代人的理解，被禁止移动是软弱和痛苦的象征；但自由的移动，在使人得到很多东西的同时，又使人丧失许多最为珍惜的东西，且无人能够幸免于这一无情的进程。所幸在大多数时候，这仍是一个公平的交易，并且无论如何，每个人仍有选择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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