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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黄陂盘龙城，因被作者推断为江汉联合城邦国家文明的中心大邑，认为其影响远播“北界”的二里头、二里冈，所以在本书中浓墨重彩。 在本读后感（1）中，我们已指出图中所列19座城址，一处（荆南寺）并非城址，而其余18座中，17座属于大溪文化至石家河文化的城址（公元前3500—前1800年），加上盘龙城，定名为“长江中游青铜早期城址”。盘龙城也就成了这些城址的同类项。 那么盘龙城的聚落状况究竟是怎样的演变脉络呢？我们必须用动态解读而非“总平面图”的视角[1]对其加以剖析。 按郭著，汉水北岸“石家河晚期后又兴筑新的盘龙城”，“后”到什么时候，多长的间隔，是首先要搞清楚的。郭著说，“盘龙城下层年代测定为公元前1870—前1800年间。如果不作黄河南游与盘龙城器物对照，而严格从年代测试来说，盘龙城一期的时间相当于石家河晚期，比偃师二里头一期（公元前1750）约早百年。不过最早被发掘的盘龙城的城垣，建成时间比一期文化约晚200年左右，在黄河南岸相当于二里头晚期、二里冈早期的时段”（45-46页）。 由是我们知道，作者给出的、盘龙城与前述数百年前大溪至石家河文化10余处城址得以并列绘于一图的微弱联系，就是通过盘龙城建城约200年前、绝对年代“相当于石家河晚期”的盘龙城一期搭建起来的。而我们从来没听说盘龙城遗址上，还有能早到石家河晚期的遗存，按《盘龙城》报告[2]作者的分期，遗址第一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三期。这一年代推断意见，学者普遍认为偏早，比较一致的意见是遗址第一期的上限应在二里头文化晚期[3]。这就是为什么郭教授坚持“不作黄河南游与盘龙城器物对照”，而只强调测试年代的缘由吧。 按照郭教授的注释，我们在《盘龙城》报告中找到了其引用的测年数据的原始出处，两个标本中稍早一个的校正年代是公元前1870～前1620年，地层上晚于它的另一个标本，属盘龙城遗址第四期。报告没有注明这个数据属于第一期，公元前1870～前1800年这个时间段也不知何据。更重要的是，这个数据并非以近年采用的系列测年方法测得，其与二里头最新的系列测年数据之间，不具有可比性。“按目前新的测年结果，龙山文化的年代整体向后移动200年左右”，“如果未来几年新的测年结果能够较大幅度地改变目前所公认的新石器时代年代体系，即把目前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早期的年代后延200年左右，那么，或许（广富林文化——引者注）这一年代可以整体向后调整200年左右”[4]。在中原以外地区尚未普及系列测年方法的情况下，这或可作为利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阶段原有测年数据的一个参考。 那么，盘龙城是否如郭教授所言，“建成时间比一期文化约晚200年左右，在黄河南岸相当于二里头晚期、二里冈早期的时段”呢？ 《盘龙城》报告作者的分期意见是，“盘龙城城垣的营筑及使用年代，上限相当于二里岗上层一期偏晚， 14C测年约为公元前1390年( PYZTS ⑤木炭）或稍早。下限在二里岗上层二期晚段（即商代白家庄期），之后城址即已荒废”（448页）。 也有学者稍作订正，但也都认为城址和宫殿始建年代至多可提早至二里岗下层晚段[5]，绝无提早到二里头晚期的可能。 
向桃初教授对盘龙城遗址分期的订正意见是，“一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二至四期相当于早商时期，五至七期相当于中商时期。这样，盘龙城遗址二里头时期堆积则仅分布于城内第9层和城外王家嘴一期”[6]。显然，此时并未形成后期那样的较大聚落，至于城址，则更无从谈起。 郭教授认为，“（云梦泽联合城邦）旧有的权力核心没落，但石家河文化的基础并未因此衰亡，反而在经过多元因素的冲击与变化之下，发展出下一步成熟的青铜文明。目前这个青铜文明被学界命名为'二里头’，但实际上或也可以命名为'盘龙城早期’”（59-60页）。这个所谓“盘龙城早期”，极小的聚落规模，尚无城垣，遗物则仅见有陶器、石器和个别小件铜器，与社会复杂化相关联的遗存何在？中心何在？ [1] 许宏：《早期城址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文物报》2002年6月14日。 [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3] 蒋刚：《湖北盘龙城遗址群商代墓葬再探讨》，《四川文物》2005年第3期。李丽娜：《试析湖北盘龙城遗址第一至第三期文化遗存的年代和性质》，《江汉考古》2008年第1期。向桃初：《二里头文化向南方的传播》，《考古》2011年第10期。 [4] 栾丰实：《试论广富林文化》，《徐苹芳先生纪念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23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蒋刚：《盘龙城遗址群出土商代遗存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1期。 [6] 向桃初：《二里头文化向南方的传播》，《考古》2011年第10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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