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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教授对“铜石并用时代”有自己的独特理解。她认为，“那些活动范围中没有铜料的族群，依然能进入所谓'铜石并用时代’的社会文明化阶段，而判定其是否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的唯一标准，则在于石制器的精准度高低”（47-48页）。由是我们知道，没有铜器的制造与使用，也可以进入“铜石并用时代”，而判定一种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还是铜石并用时代，指标在于石器而非铜器。同时，以生产生活用具的质料为分野的考古学分期，被引申移用到了社会发展阶段划分的范畴。 因而，“虽然在屈家岭遗址未发现红铜，但其早期国家的社会面貌以及石制器的发达程度，却符合铜石并用时代的文明”（48页）。 我们再看看作者是如何界定“青铜时代”和为具体遗存定性的： “在此之后，人们在发明青铜合金上的突破便是青铜时代的开始……虽然人们在发明青铜合金后，并不是立即以铜器取代石器……只是有少数器物开始以铜合金来铸造，尤以小型兵器为甚。不过，此时合金的发明依然可视为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之指标”。 由是，我们知道，在郭教授的概念界定中，只要青铜合金一出现，就是青铜时代的开始了。 “直至石家河时代，在离铜矿200-300公里的城址中已发现被磨碎的铜矿石（孔雀石）（注）、铜渣和小型红铜和青铜用具（注[1]），以及炼铜坩埚，这已无疑是青铜早期的国家文明。期待湖北省考古界在推扬楚文化的同时，更要重视自己最古老的基础性文明，加强屈家岭、石家河城址的调查、发掘和研究，让学界知道，石家河文化其实是一个国家化程度很高的青铜早期文明”（48页）。 “青铜合金的出现，无庸置疑就是青铜文化的指标……虽然缺乏详细发掘、且未使用金属探测器，也没有进行筛土，但依然发现了冶铜的证据以及铅铜合金技术，这些数据足以将石家河认定为青铜文化时代，而屈家岭则应视为铜石并用文化”（49页）。 这两段论证性文字颇具深意。严文明先生审慎地将石家河文化划为铜石并用时代的晚期[2]，郭教授的新论，则又往前进了一大步。其中“青铜用具”尤其重要，这是作者把石家河文化定位为“青铜时代”文化的立论依据。 查文中注释所引二报告，罗家柏岭遗址1950年代的发掘，在石家河文化二期地层中发现“铜器残片”五件，器形难辨，此外“还出有铜绿石或锈蚀的铜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实物未能保留下来” [3]。这是非常遗憾的。请注意，正因如此，我们根本无法获知它们是红铜还是青铜。 《邓家湾》报告在“铜器”一节中，介绍“在石家河文化地层中发现不少铜矿石（孔雀石碎块）……铜器仅见一件残片……似铜刀，为长形薄片”[4]。报告还披露了这件铜片的铅同位素测试结果。这里要指出的一个常识是，铜矿中本来就或多或少地含铅，因而，作为微量元素的铅，不是青铜合金所独有的。《邓家湾》报告正文和严文明教授的《序言》中多处提及这件铜片时，都从未言明该铜片属于青铜还是红铜。因此，郭教授上文中“发现小型红铜和青铜用具”的说法，不知何据。
郭著以引注宏富著称，但后文作为石家河文化“无疑是青铜早期的国家文明”之重要证据之一的“炼铜坩埚”，居然没有注释，因而也不知何据。 “这些数据足以将石家河认定为青铜文化时代，而屈家岭则应视为铜石并用文化”。在如此的实物证据下，作者期待湖北省考古界要通过重视和努力，“让学界知道，石家河文化其实是一个国家化程度很高的青铜早期文明”。郭教授希望当地考古工作者加强调查、发掘和研究，只是需检验已被其证明了的“石家河文化其实是……文明”的结论而已？ [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石家河考古队：《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报告之二》第242-243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 [2] 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 [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石家河考古队：《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报告之二》第242-243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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