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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2-11-21 作者：额尔德木图 来源：《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第5期
摘要：国内有些学者历来把鲜卑与乌桓说成是“东胡”，并把他们从匈奴分离出去，单独列为一个民族系统。这种观点不合乎历史事实。匈奴、鲜卑、乌桓等名称是不同时代的史学家对中国北方蒙古高原蒙古语种族的不同的称谓。本文参考诸多有关史籍，并以蒙古语为研究的突破点，进行推理和演绎，力求树立“蒙古高原诸多民族均为蒙古语种族的先民”之观点。 关键词：东胡；鲜卑；乌桓；乌桓山
“鲜卑”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春秋末年左丘明所著的《国语·晋语》卷八上：“昔[周]成王盟于歧阳，楚为荆蛮，与鲜卑守燎”。对此记载，有的学者持怀疑态度：“歧阳即歧山之阳，歧山在今陕西歧山县东北，周成王(约公元前1115—1079年在位)时，活动在今蒙古高原东北角的鲜卑，何能往西远至今陕西省为周守燎?”因此，将在这里出现的“鲜卑”判决为“鲜牟”之讹而予以否定。这位先生把“逐水草而游牧”的鲜卑人看成“定居务农的农民”而进行了错误的判断。[1]据《后汉书》卷九十《鲜卑传》称：“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汉初，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与乌桓相接，未常通中国焉。……(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鲜卑始通驿使”。《三国志·魏志》卷三十《鲜卑传》斐注引王沈《魏书》亦称：“鲜卑亦东胡之余也，别保鲜卑山，因号焉。……鲜卑自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不与余国争衡，未有名通于汉，而自与乌桓相接。至光武时，南北单于更相攻伐，匈奴损耗，而鲜卑遂盛”。这些记载证明了鲜卑的族源，即“东胡之支”。那么，“东胡”的族源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去请教诸史籍之记载。《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单于致汉朝皇帝的文书中，总称自己为“匈奴大单于”。而称自己的国家时，却往往以“胡”称呼。《汉书·匈奴传》：狐鹿姑单于致汉武帝的文书称：“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本传又载：匈奴丁灵王卫律为消除从汉投降的汉二师将军李广利，故意叫胡巫言先单于发怒，说：“胡故时祠兵，常言得二师以社”。正因为匈奴人自称为“胡”，并为临近各部族所周知。因此，各部族对匈奴也常称为“胡”。据《汉书·西域传》载：鄯善、蔬勒、龟兹、尉犁、危须、焉嗜、车师等部族均设有“却胡侯”、“击胡侯”、“却胡君”、“击胡君”、“却胡都尉”、“击胡都尉”等官。与匈奴近邻的汉族更十分明确地知道匈奴人自称为“胡”，故对于活动在匈奴东部的部族通称为“东胡”。《史记·匈奴列传》“索引”引服虔曰：“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在匈奴东，故曰东胡”。这些史料足以证明“匈奴和东胡本属同源”。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匈奴”与“胡”随便换着用，这又可以说明“东胡”是“匈奴”的一部分。关于这个论点的正确与否，我们再去请教有关学者前辈。苏日巴达拉哈先生在其《蒙古族族源新考》一文中称：“鲜卑和匈奴都是来自蒙古高原大内海的蒙古语人群。匈奴是从蒙古高原南下山、陕北部的一支，由于匈奴在祖国的历史舞台上最先崭露头角，建立了以匈奴为核心的民族联盟的国家形式。在历史上就把匈奴当作'北狄’的唯一代表。匈奴的语言与蒙古的语言基本相同，其所不同者，由于史官的方言作祟，注音并不准确，无法对照，因而失真。匈奴的风俗习惯与蒙古人的风俗习惯完全一样。蒙古的军事组织、战略战术、社会制度、政治法律亦皆承袭匈奴而又有所发展。其原因是同出一源，语出一系”。[2]苏先生又称：“鲜卑是从蒙古高原沿黑龙江东徒的一支。东徒辽东半岛之东北，与北徒渤海北岸之殷族混种，成为东夷的祖先。乌桓与鲜卑为同族，是沿黑龙江东徒的蒙古高原系人种之一分支”。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先生称：“中国史籍(《史记》、《汉书》等)中，单称'胡’的地方是专指匈奴而言，从来没有包括其他民族实例。从'东胡’来看，即意味着东方的匈奴之一派，是专指一个特定的民族”。[3]静涛先生在其《毡乡春秋·柔然篇》称：“认真说，'鲜卑’并不是一个什么独特的民族概念。就语言看，鲜与猃、俨一致，与'匈’亦声同。'卑’即'婢’，它与匈奴的'奴’恰成对照。'匈奴’与'鲜卑’这种词法实在怕是汉族史家的弄笔。可以设想，鲜卑云云，应当是猃(俨)狁、匈奴的同种而异名”。[4]陈永龄主编的《民族词典》对“胡”解释称：“中国古代对北方和西方各族的泛称，如称匈奴为胡，其东之乌桓、鲜卑先世为东胡，西域各族为西胡。其主称胡王，器物称胡服、胡琴、胡桃、胡椒等。胡亦为匈奴的自称”。[5]宋原放主编《简明社会科学词典》称“胡”为：“中国古代中原多用为对北方和西方各族的泛称”。如春秋末，把林胡、东胡、楼烦称为北方三胡；又如西汉时，把匈奴称为胡或北胡；把乌桓、鲜卑称为东胡；把匈奴以西，葱岭以东各族称为西胡。对从这些民族地区传入中原的物品，常在名称前加一'胡’字，如胡琴、胡桃、胡葱、胡椒等”。[6]道·苏达那木在《中国历代部族简明词典》里也采纳了同样的解释。[7] 对于“鲜卑”本词的解释，《后汉书》卷九十《鲜卑传》载：“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这是因地而命名族称之说的依据。后世很多学者同意这种说法而否定《国语·晋语》卷八所载的“鲜卑”为族名。《三国志·乌桓鲜卑传》、《魏书》等均持此观点。屈原《楚辞·大招篇》中有“小腰秀颈，若鲜卑只”之句。后人注释其为“比犀”或“师比”等。意即喻美人的细腰如受腰带约束之小。“鲜卑”与“匈奴”这些名称，黄静涛先生的分析是切合实际的。即古代蒙古语“乞颜”之下接“奴隶”的“奴”，成了“匈奴”。这是“乞颜”———“鲜”受到“奴”的连接而出现了谐音变化的结果。“鲜卑”是生活在“匈奴”东部的“乞颜”的人。汉籍有将此“乞颜”分别音写成“羌”、“奇渥温”、“契丹”、“夏”、“鲜”的习惯。“鲜卑”这个名词，是“匈奴”一词的变体。其结构应该是“乞颜”与“奴婢”的“婢”字相连接的产物。后人把“婢”字改换成“卑”字。[8]“乞颜”是古代通古斯蒙古语，意为“白海青”，一种凶猛的猎鹰之名称。也就是《蒙古秘史》上出现的“白海青”，“乞牙惕氏的速勋迭儿”。[9]依此，可以断定，“鲜卑”一词不是某一座山名，而是一个部落的古老名称。是因鲜卑人居住而某座山被称为鲜卑山，这是合乎历史事实的解释。在兴安岭南段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有一座鲜卑山。《水经注》称：“敦惶之东南有鲜卑山”。《通鉴》称：“鲜卑山属柳城君辖”。清末地理学家丁谦《后汉书之鲜卑传》中称：“大鲜卑山在俄罗斯境内伊尔库茨科省北小通古斯河南的贝加尔湖附近”。这些“鲜卑山”，是寻找鲜卑历史足迹的好证据。“《希腊罗马古史》载，里海以西、黑海之北，古代即有辛卑尔族居之。又拓拔先世，出于西伯利亚，而史亦云'国有大鲜卑山’，足知鲜卑种人占地甚广，不仅匈奴之东，山岭崎岖之地矣。汉时之乌桓、鲜卑，盖皆山以部族名，而非部族以山名”。[10]对鲜卑的起源，孙进己先生称：“鲜卑族在我国北方民族史上曾占有显赫地位，我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许多政权如燕、魏、齐、周、凉、柔然等都是由鲜卑族所建。鲜卑在盛时(东汉后期)曾'南钞边缘，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这一广阔地区的人群在当时都称谓鲜卑。他们显然不是一个种族，一个民族所组成，他们的起源不可能是单一的，应当包括许多来源。正象匈奴有十余万落自号鲜卑 一样，其它许多种族也因鲜卑人的强大而自号鲜卑了”。[11]在“东胡”这个联合体中，除了以上所述鲜卑之外，还有一个主要群体，史称其为“乌桓”。《史记·索引》引服虔曰：“东胡，乌桓之先，后为鲜卑。在匈奴东，故曰东胡”。又引“续汉书”曰：“桓以之名，乌号为姓”。吕思勉先生称：“乌桓者，彼族大人健者之名姓。乃分部之传称，非全族之通号。惟鲜卑实本名，故乌桓后来，亦以之自号也。”[10] 当冒顿杀父自立为匈奴单于时，其左屠耆王当然兴师问罪。冒顿率兵袭击左屠耆王所部“东胡”。“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及冒顿以兵至，击，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12]这里暗示了“乌桓”一词的来源，即“以山名族”的观点。《后汉书》卷九十《乌桓传》又载：“乌桓人死后，其家属肥养一犬，以彩缨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言以属类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死者魂归岱山也”。[13]清末人丁虔将以上出现的“乌桓山”与“赤山”说成是同一座山。他在《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考证》一文中称：“乌桓因山得名。乌桓者，乌兰之转音也。蒙古语红曰乌兰，故《传》中又称为赤山。考《游牧记》(按指张穆《蒙古游牧记》)阿鲁科尔沁旗北有乌兰蜂，与乌珠穆沁旗接界。又云西北有乌辽山即乌丸山。知乌桓、乌兰、乌辽、乌丸名虽小异，实即一山。此山高大，为内兴安岭南行之干，所以部人(乌桓部人)东走时，得据此山以自保，用是尊之为神，故有'人死，灵归是山’之语”。[14] 其次，马长寿先生在其《乌桓与鲜卑》一书中称：“赤山虽不能确指为何地，但在辽东(今辽宁省辽阳市)西北千里以外。可知乌桓祖先是从辽东西北很远的地方来的”。东汉初有“渔阳赤山乌桓，此渔阳赤山在今内蒙古赤峰市，当非辽东西北数千里之赤山。但此二山互有关系，以意度之，该乌桓自赤山迁出之后，辗转迁徒，迁到老哈河领域以后，为了回溯其部落的起源地赤山，故于老哈河南岸别立一赤山以为纪念”。马长寿先生根据《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称：“乌州静安军刺史乌丸之地，东胡之种也，……有辽河，……乌丸川、乌丸山”的记载，考订“乌州既有乌丸川和乌丸山，山川皆以乌丸为名，可知古代的乌桓人即分布于此地”。这里出现的“乌州”今在何处?马长寿先生称：“乌州在松花江下游以西，洮儿河以下，西拉木伦河以北之地”。《辽志》中之辽河指西辽河即今西拉木伦河。乌丸川即归喇里河，今名归流河(古名完水)”。[15]同时又引清末人曹廷杰在《东三省地图说录》中关于乌桓分布的考证，附和曹氏论点称“乌桓本属今西拉木伦河两岸及归流河西南地区”的结论。马先生认为这就是乌桓人在东胡被匈奴击破以后汉武帝元狩四年迁徒于上谷等五郡塞外以前，即公元前206—前119年之间这一段时间内所居住的地区。 丁虔将“乌桓、乌兰、乌辽、乌丸”说成“蒙古语红曰乌兰”的不同音译，是因他不懂蒙古语音变化的规律而出现的错误看法。而马长寿先生的考证基本上合乎事实。张穆《蒙古游牧记》在《科尔沁右翼前旗》条中称：“归喇里河，自西北合诸水，东留来会。归喇里河亦作贵勒尔河(今称归流河)，上源曰乌兰古衣河，其源有二，一出索岳尔济山之东南麓。两源东北流而合，曰乌兰灰河，一出其东乌口客那山之北麓，二涧溪西流而合，曰乌口客那河北流稍东数十里扣肯河自西来会，又东北分为二渠，曰乌兰古衣河，东北流百里复合，有榆河，蒙古名海拉苏台，自西北山东南流经呼思台山麓，又会西北来之诺门台河，而南来会，又东北经魁勒库山之北，茶蒲乞拉库哈达之南，曲折三百里，与驼拉河(今之洮儿河)既会归喇里河”。[16]《哲里木盟志》称：“清初，哲里木盟位于东经119度30分至126度20分，北纬40度40分至47度20分，北起苏岳尔济山以南的洮儿河流域和嫩江流域，南至乌哈那山以北的东、西辽河流域和养息牧河中游，西起乌哈那山，东至松花江、伊顿河与东辽河上游的阿拉坦额莫勒山”。[17]以上两处出现的“乌哈那”和“乌口客那”名的山与水，就是马长寿先生所引《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所记的“乌丸川”和“乌丸山”。其准确位置在北纬120度与东经46度交叉以南，锡林郭勒盟东南、通辽市北头、赤峰市东北、兴安盟西南角。包括科尔沁右翼前旗的桃和木苏木、勿布尔苏木、树木沟乡和科尔沁右翼中旗的和日木扎拉嘎、麻木套、吐列毛杜镇及东乌珠木沁旗东南角。《蒙古游牧记》所称“乌兰古衣”是今科尔沁右翼前旗归流河上南源乌兰河。历史上的“乌桓”、“乌丸”以及“乌口客那”和“乌哈那”都是蒙古语“乌干”或“乌汗”的谐音，意为“长子”。而如今赤峰市敖汗旗的“敖汗”，也是本词的音译之一。 乌桓部自驻牧于乌哈那之后，在两汉时期，曾先后两次南迁。第一次在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南迁至五郡塞外。即如今内蒙古赤峰市敖汗旗为中心的地区，“敖汗”之名形成于该时。第二次在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入距缘边十郡内，皆在汉外长城中断和东段以南。乌桓部第一次南迁与汉朝对匈奴采取积极防御的战争政策有关。西汉初期，由于匈奴的游牧文化得不到中原农垦文化应有的补充，匈奴统治者鼓励自己的军民不断打入塞内，不时地进行侵扰。因此，汉武帝将自己的国力充实之后，对匈奴实行武装反击。经过漠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等数次大战之后，匈奴势力受到巨大的损耗，主力不得不退出河套及其以西地区。这就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18]在政治上，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月氏、大宛，把公主嫁给乌孙王，拆散匈奴在西方的同盟，以砍断匈奴“右臂”的同时，还在匈奴东部地区，向即所谓的“东胡”进军，迫降左贤王直辖的“乌桓”部，把他们从乌哈那山即今西拉木伦河流域南迁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今敖汗旗为中心的地面，叫他们帮助侦察匈奴的动静，防止匈奴余部再南下。并置“护乌桓校尉”一官监领他们，以防止乌桓部恢复与匈奴的关系。这样便砍断了匈奴的“左臂”。[19]为了更有力地笼络乌桓人， 汉廷还准许乌桓大人们每年入汉都长安城朝觐，以示优待。这是对匈奴左地的防范。对于匈奴右地，汉武帝在河西设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以隔绝匈奴与西部各族之间交通，并与河西及上郡、朔方、西河等郡实行屯田。同时加强了边防设备，把烽燧亭障从酒泉伸展到玉门，又从玉门扩展到盐泽，即今新疆的罗布泊地区。[20]汉武帝所采取的这一系列军事、政治、边防和经济上的措施，使匈奴南进势力的威胁基本停止。可见乌桓人这次的南迁，成了汉廷积极防御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乌桓人之所以乐于南迁，是因通过与汉朝和睦关系，可以得到农垦文化对游牧文化的必需之补充。这是其生产生活的驱使。 匈奴和汉及乌桓、鲜卑间关系的变化，乌桓、鲜卑与汉廷之间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关系日益加强，他们受农垦文化的影响也日益加深，从而他们的生活发展也加快了速度。乌桓由于迁居汉朝北边诸郡，受汉朝的影响较早也较深，不断受汉朝的封爵。乌桓人徒居五郡塞外之后，生活安定，畜牧业发达，部族逐渐强盛起来。就持有强大的汉朝做后盾，为报被冒顿击破之仇，挖掉匈奴单于的“冢墓”(祖坟)。匈奴壶衍堤单于(公元前85—前68年在位)大怒，遣兵二万进击乌桓。同时派三千余骑进入汉的五原，并出动数万骑在汉朝北边诸塞狩猎，沿途进攻塞外亭障，掳掠兵民。于是，汉廷以左联机、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将二万骑出辽东迎击匈奴。匈奴闻汉兵至，早已退去。当范明友领兵出征之际，汉大将军霍光明示范明友：“兵不空出，即后匈奴，随击乌桓”。于是，范明友转击乌桓。乌桓刚遭受匈奴大军的挫伤，部众疲惫，而又遭到范明友汉军的再击，遂大败，被斩首六千余级，其中三王被斩。乌桓人在这种情况下，于汉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冬反汉。[21]元凤六年(公元前75年)，乌桓举兵进袭汉朝边塞，但仍被范明友击败。之后，乌桓人自知难以与汉朝作对，故于汉宣帝(公元前73年—前49年在位)时乃复修好。[22]从此，汉与乌桓相安五十余年。直至王莽执政期间，因对边疆少数民族采取欺压政策，这种友好关系遭到破坏。初，匈奴自呼韩邪单于于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附汉以来，汉朝与匈奴之间一直友好相处。直至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由于王莽违反原先汉宣帝与匈奴呼韩邪单于的协约，另行规定四条，即“中国人亡入匈奴者，乌孙亡降匈奴者，西域诸国佩中国印绶降匈奴者，乌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颁给匈奴，强令接受。因而使汉朝与匈奴关系趋于紧张。同时，王莽又命改护乌桓校尉为护乌桓使者，并命其告知乌桓人，以后不得向匈奴缴纳皮布税。当匈奴单于依照往常惯例，派遣使者前往乌桓收税时，乌桓人拒绝缴税。匈奴使者大怒，收捕乌桓首领，并把他们捆绑倒挂起来。乌桓首领的兄弟亦怒，共同杀死了匈奴使者及其随从人员，还抢去了同使者前来的“贾贩”之匈奴妇女。匈奴乌珠留单于(公元前8—公元13年在位)闻报，乃派左贤王兵进入乌桓地区，袭击乌桓人，杀死部分乌桓人，并驱掠乌桓妇女及弱小千余人，置于左贤王领地之后，派使者对乌桓首领说：“持马畜、皮布来赎”。乌桓人拿财务牲畜往赎，但匈奴统治者收下了财务和牲畜，却不肯把人口放回。新朝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王莽的将帅王骏等出使匈奴归途上路过左犁污王咸的驻牧地，见拘留着众多乌桓人，因问咸，咸具言实告，将帅道：“前封四条，不得受乌桓降者，亟还之”。咸向单于申报，单于命咸问将帅：“当从塞内还之耶?从塞外还之耶?”将帅不敢专决，乃示王莽，王莽命：“从塞外还之”。[23]为此，匈奴单于痛恨王莽，乃派右大且渠蒲呼卢訾等将兵万骑，以护送乌桓人为名，勒兵朔方(朔方县，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黄河南岸)塞下，伺机进攻新朝。王莽也为了进攻匈奴，调动12部军，并使东城将严尤领乌桓兵和丁零兵屯于代郡(治在代县，今河北省蔚县)。为了防止乌桓兵和丁零兵逃亡，还扣押他们的家属于郡县作为人质。乌桓兵水土不服，并长期出征在外，屡屡请求归乡，而遭到王莽的拒绝。遂乌桓兵私下亡叛，沿途抄盗。王莽派人将他们的家属进行杀头。从此，乌桓人与王莽也结下了仇怨。匈奴得知此情况，就派人对乌桓“诱其豪帅以为吏，余者皆羁縻属之”。从此，乌桓人重新回到匈奴属辖，与匈奴共同进攻中原边境。 匈奴呼都而尸道皋单于(公元18—46年在位)以比为右奥鞯日逐王(比为人名，鞯念jian，日年mi，奥鞯日逐为部称，应该是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西两个乌珠穆沁旗的祖先)管领南边八部及乌桓之人众。 东汉初，乌桓与割据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今内蒙古河套及晋北一带)的地方势力卢芳相约，匈奴卢芳连兵，进袭汉朝边境。东汉政府遂派遣骠骑将军杜茂等将兵镇守北边，缮治飞狐道、筑亭障、修烽燧、自代(今河北省蔚县)至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三百余里，凡与匈奴大小数百战，终不能克。每战均有乌桓人打先锋。[24] 其时，原为乌桓东北邻的同族鲜卑人也已南下移驻于饶乐水(今西拉木伦河)上。因此，匈奴势力大振，并与卢芳共同进袭东汉边境。乌桓人对此地形地貌较熟悉，总为前锋引路，早晨从穹卢出发，傍晚即可抵达边城。故代郡、山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至于郡县损坏，百姓流亡，边陲萧条，无复人迹”。[25]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八月，汉廷遣伏波将军马援等分别修筑堡塞，以资防御，并逐渐兴立郡县，或空置太守、县令，以招还人民。其时，乌桓居于山谷(郡治沮阳，今河北省怀来县东南)塞外白山的部分最为富强。马援将三千骑出高柳(今山西省阳高县)进击而被乌桓打败，无功而还。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匈奴境内连年发生旱、蝗之灾，赤地数千里，人畜饥疫，死耗大半。因而匈奴最高统治集团内乱。汉廷乘机以币、帛贿赂乌桓大人，招其归附。而以其为先锋，发兵进击匈奴。匈奴无力抵抗，北徒数千里。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附汉，入居塞内。而鲜卑亦因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在袭击辽东之役，被汉太守祭彤打败，损失惨重，“投水死者过半，……斩首三千余级，获马数千匹。自是后鲜卑震怖，畏彤，不敢复窥塞。”[26]随后，汉廷采取拉拢鲜卑，孤立和打击北匈奴的政策。于是祭彤又以财利抚纳鲜卑大人偏何，使其率部进击北匈奴。北匈奴因受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锐气大减。汉境无寇警数十年。不久，辽西乌桓大人郝旦为首的各郡乌桓九百人，乃于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附汉，诣厥朝贡，献奴婢、牛马、弓箭、虎豹貂皮。光武帝诏封乌桓渠帅81人为侯、王、君长，使他们率众入居塞内，分布缘边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雁门、太原、朔方10郡，并令招徕众人，给其衣食。因此，这些内服的乌桓人遂助汉侦候边境，以防北匈奴和鲜卑的南下袭击。[27]上述10郡，除辽东、辽西、渔阳、上谷4郡的治所和辖境均已见前文外，其余右北平郡，西汉治所原在平刚，东汉移至土垠(今河北省丰润县东)，辖境如旧；广阳郡辖相当于今北京市东南及霸县北部地区，治所在蓟县(今北京市西南郊)；代郡辖境相当于今河北省怀安、蔚县以西，山西阳高、浑源以东的内外长城间地区和外长城的南阳河流域。治所在代县(今蔚县)；雁门郡辖境相当于今山西省恒山以西，河曲、勾注山以北，内蒙古卢浑海、岱海以南地区，治所在阴馆(今山西省代县西北)；太原郡辖境相当于今山西省阳曲、交城、平遥、和顺间的晋中地区，治所在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朔方郡辖境相当于今内蒙古河套西北部及后套地区，治所在临城(今内蒙古磴口县北)。[28]这是乌桓人第二次南迁。这次南迁比第一次南迁更为深入中原地区，不仅外长城东段以北，甚至外长城中段以北的乌桓人也都进入长城以南，而且分布的地区愈益向西扩展到今内蒙古河套一带。看此情形，司徒远掾班彪上言：“乌桓天性轻黠，好为'寇贼’，放纵而无总领之者，必复侵略居人，但委主降掾吏，恐非所能制。愚臣以为宜复置护乌桓校尉，诚有益于招集，省国家之边虑”。光武帝从之，复置护乌桓校尉一官，开营府，府置在山谷郡的宁城县(今河北省万全县)。并领鲜卑，赏赐、质子、岁使互市。[29]终光武帝之世，乌桓各部基本上“保塞无事”。惟有赤山(今内蒙古赤峰市)乌桓仍不时袭击山谷，数为边患，州郡无法抵挡。辽东太守祭彤采取早年所用的“拉拢鲜卑，打击北匈奴”之策略，利用鲜卑去打击赤山乌桓。东汉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秋，祭彤命鲜卑大都护偏何领兵出击，大破赤山乌桓，斩其渠帅，塞外震撼。从此，西自武威，东尽玄菟(今辽宁省沈阳市东)边疆各族皆去归附，野无风尘。汉乃悉罢缘边屯兵。[26]乌桓人自东汉初入居缘边各郡之后，就受汉护乌桓校尉管领。中期以后，经常被征调助汉军去打北匈奴、鲜卑及其他敌对势力。如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春，汉廷派4路大军出击北匈奴，其都尉来苗及护乌桓校尉文穆，共将太原、雁门、代、上谷、渔阳、右北平、定襄各郡兵马及乌桓、鲜卑之众，计11000骑出平城塞(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文穆所率的乌桓等骑追击北匈奴至漠北匈奴河。汉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南单于为了攻打还居涿邪山的北匈奴皋林温禺犊王，乃会同汉边军及乌桓兵出塞。汉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冬，新归附的15部北匈奴人复反，欲逃回漠北。汉遣车骑将军邓鸿等率缘边兵马及护乌桓校尉任尚率乌桓、鲜卑等共4000人进讨。汉元兴元年(公元105年)春，辽东貊人反，抄掠六县。汉发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4郡乌桓兵讨伐。[30]汉安帝永初三年(公元109年)六月，渔阳乌桓曾一度反叛进攻代郡、上谷。当时，南单于檀(人名)亦反汉，并策动其他乌桓、鲜卑等联合行动。于是，九月雁门乌桓率众王无何允参与南单于的行动，与鲜卑大人丘伦等合7000骑攻打五原(今包头市西)，与汉太守战于高渠谷，汉兵失利。翌年春，汉车骑将军何熙及度辽将军梁谨率大军打败乌桓等。鲜卑逃回塞外；乌桓与南匈奴请降称臣。[31]汉廷封乌桓大人戎朱槐为“亲汉都尉”。汉元初四年(公元117年)四月，鲜卑连休等袭击辽西，辽西郡与乌桓合兵出击，大破鲜卑兵。[32]汉廷光元年(公元122年)七月，虔人羌与上郡胡反，攻打毂罗城(属西河郡)，度辽将军耿夔将诸郡兵及乌桓骑击退之。汉顺帝永建二年(公元127年)二月，鲜卑进袭辽东、玄菟，护乌桓校尉耿边郡兵及乌桓率众王出塞击退之。[33]汉永建六年(公元131年)冬，耿晔又谴乌桓兵击退进入渔阳的鲜卑。当时乌桓有一个叫漱官的人，作战非常勇敢，每次与鲜卑战，是他冲锋陷阵打胜仗。[34]汉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冬，耿晔复谴乌桓亲汉都尉戎珠槐及咄归、去廷等出塞抄击鲜卑，大获而还。汉赐咄归等以下为率众王、侯、长，并各赐采帛。[35]长期征兵出战，使乌桓的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损耗。因此，至东汉后期，乌桓人举行了多次反汉之举。如汉阳嘉四年(公元135年)十月，乌桓进袭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围度辽将军耿晔于兰地。汉救兵赶到后，乌桓才退兵。汉永元五年(公元140年)春，南匈奴句龙王吾斯等反汉，攻西河(今内蒙古东胜县)，围美稷(今内蒙古准噶尔旗西北)。秋，立车扭为单于，东印乌桓阿坚、羌渠等部，西收羌胡，杀上郡都尉及司马，遂侵略并、凉、幽、翼四州。冬，汉廷遣“使匈奴中郎将”张耽将幽州乌桓诸部营兵征讨，战于马邑(故址在今山西省朔县)，车扭乞降，而吾斯犹率其部众与乌桓寇掠。翌年夏，张耽与度辽将军马续率鲜卑兵至毂城(即河西郡毂罗县城)，大破乌桓通天山(及今山西省石楼县的石楼山)，尽斩其渠帅。[36]但是，他们的余部并没有投降。至汉安二年(公元143年)冬，“使匈奴中郎将”马实使人刺杀句龙王吾斯，并击破其余党，反汉势力才被消除。参与反汉之举的乌桓人及羌胡等部完全失去依靠和首领，只得投降。汉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四月，乌桓人及羌胡等共70000多人向马实投降。[37]汉桓帝延喜元年(公元158年)十二月，南匈奴诸部及朔方乌桓联合反汉，烧度辽将军衙门，进而与鲜卑连兵，进袭缘边九郡。汉廷拜张奂为北中郎将，督幽、兵、凉三周及度辽、乌桓等兵迎击。张奂“潜诱乌桓，阴与和通”，使乌桓斩匈奴及屠各渠帅，进而击败余种。南匈奴联军及人民共200000全部向张奂投降。[37]汉廷从他们中精选出一部分人组成一个特别部队，归州郡统领，并号其为“乌桓突骑”。据史籍，这支乌桓突骑是“能起冲锋，突击和摧旋陷敌阵作用”的骑兵队伍。边缘各郡均有这种突骑，其人数三五千不等，大概每军有两千至五千之间。归附汉廷的乌桓人中，还有一部分被挑选为宫廷卫士，担任保卫王宫的警戒任务。他们的人数不多，通常只有数百人，归长水校尉管营，由胡骑司马协助统领。长水，是地名，在今山西省蓝田县西北。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长水校尉为执掌胡骑之官，不仅掌管乌桓胡骑，同时也掌管匈奴胡骑。 自东汉中期以来，各地乌桓不仅各自为政、各自为战，而且在历史前进的路上，因无自己统一的核心，逐渐形成了分道扬镳各自发展的趋势。到汉灵帝(公元168—189年在位)之后，“乌桓便形成了几个明显的中心。如上谷难楼有9000余落，辽西丘力居有5000余落，辽东苏仆延有1000余落，右北平乌桓有5000余落，皆自称王。而且这些王已转变为明显的世袭制”。以上四郡乌桓加上渔阳乌桓，即所谓“幽州乌桓”。他们当中，以辽西乌桓最强，对汉朝的危害亦最大。辽东和右北平二郡乌桓常奉之为盟主。所以，辽西乌桓的驻地被以族名地，至尽被称为“敖汉”，即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地界。 上谷乌桓余落(又作邑落)虽多，但对汉朝的危害不大。另外有的部分，则因被汉朝征兵过多，人众不断丧失，力量逐渐削弱了。其时，汉王朝也已经衰落。自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中原地区爆发黄巾农民大起义，地方势力也乘机并起，朝廷中央大权开始旁落。中平四年(公元187年)夏，车骑将军张文征发幽州乌桓突骑3000人，以讨伐韩遂，故中山相张纯请将之。张文不从，而使涿县领公孙瓒将之。军队开到蓟(今北京市南郊)中，“乌桓以牢廪逋悬，多叛还本国”。[37]张纯愤恨不得将，就鼓动泰山太守张举共同反汉。并与辽西乌桓大人丘力居结盟，劫掠蓟中，杀乌桓校尉公綦稠、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等，聚众十余万，屯驻肥如(今河北省卢龙县北)。张举自称天子，张纯称弥天大将军安定王。这次丘力居之所以参加张纯等人的叛乱，是与各地乌桓频年屡被征伐有关。正如张纯在鼓动张举等人时所说：“乌桓数被征伐，死亡略尽，今不堪命，皆愿作乱”。[38]当曹操战败袁绍，平定幽并二洲，袁绍的残余势力投奔蹋顿，并企图利用乌桓的势力以恢复袁家的统治。于是，曹操便于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亲征乌桓，打破蹋顿与柳城，斩之，首虏20余万人，并徒万余落于内郡。以上事实说明，乌桓是匈奴东部的一部胡人，他们与匈奴是同族同源。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不属于匈奴，就属于汉。当匈奴成为汉朝的藩邦和汉朝统治下的少数民族的时候，乌桓也成了居于汉朝北边诸郡的少数民族之一。“乌桓与汉朝的关系，虽然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但大部分时间是和平相处的。他们之间也发生矛盾和战争，其原因虽然乌桓也负有责任，但主要的是汉朝的民族压迫政策造成的。”[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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