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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润明|我在解放军农场锻炼的日子里(上)

 夏德明 2022-10-09 发布于山东

作者简介

李润明,字天成,男,汉族,高密市人,1946年出生,大学文化,中共党员。1968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先后在五莲县中至中学、叩官中学以及五莲一中任教,曾任县政协委员等职。2006年退休后,多次参加全国书法大赛和展览,两次获得全国毛笔书法金奖,一次硬笔书法优秀奖,多幅作品被上海书画社收藏,并被评为“国粹文化传人”和“”优秀书画家”,永久入编文化艺术人才库。

1968年11月,我大学毕业,正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年代。
按照中央的规定,我们这批大学毕业生,要到部队农场锻炼一年,再分配工作。

在去农场之前,可以各自回家探亲一周。
我正准备回家,忽然接到家里发来的一封电报,说我母亲突患中风,卧床不起。
这始料不及的消息,对于我这个初出茅庐、不谙世事的年青人来说太突然,冲击力太猛、太大,让我难以承受。

沉思片刻,我向院校负责人作了汇报,请求暂不去农场报到。负责人当即表示同意。
我急急忙忙地乘上火车往家赶。到家后,发现母亲躺在炕上一动不动,处于昏迷状态。

面对此情此景,我顿时泪流满面,但又不敢哭出声,只好小心翼翼地走到她老人家跟前呜咽着说了声:“娘,我回来了”。
母亲却沒有半点回应!姐姐们怕我哭出声,把我拉到外间,安慰我说娘会好的。尽管如此,我怎么也控制不住悲伤之情,还是嚎啕大哭一场。

此后,通过当地医院的医生一番打针、输液、服药等治疗措施,母亲的病情逐渐有所好转,慢慢地恢复了知觉,能开始说话,可是依然不能活动,全靠别人帮她翻身、喂药、喂饭、解手。

有人说中医治疗中风效果较好,我们就请了一位颇负盛名的老中医给她看病治疗。老中医通过叩诊(试脉),望诊和问诊后,摇了摇头,走出房间,对我们说很难恢复。

姐姐和我没有放弃,仍然抓紧时间给母亲熬药,喂药。药很苦,母亲强忍着苦涩呑咽着汤药。她知道自己的病情严重,希望早点把病治好,再继续撑起这个家。
待了几天,姐姐们见母亲的病情没有什么好转,生怕我在家待时间长了,影响我的前程,一再催我快到部队农场报到。我执拗不过,便怀着牵挂母亲的沉重心情,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家。

我先是回到学校,正好部队农场的连排首长前来带队。连长和指导员给参加锻炼的学生,讲了有关纪律和注意事项。然后带领我们背上背包,踏上征程。
下了火车,沿途都有部队指战员和社员在敲锣打鼓、夹道欢迎。在这激动人心的氛围中,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农场场部。

我们学生全按部队编制,划分连、排、班。当时我们的连队称学生连。由于场部营房少,容不下一个团的部队和几个连的学生,我们只好分散到附近村庄,居住到社员家。我们学生每人发两套旧军服,不戴帽徽领章。

随后,我们立即投入到紧张的训练和劳动中。
平日,和正规部队一样,早出操,晚点名,练队列,学打靶,讲授军事知识,间或学一点“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等英语军事用语。
每天有一小时的学《毛选》时间,定期检查学习笔记,交流学习心得。

我们主要任务还是参加农业劳动。
1969年春节过后,下了一场大雪。
大雪过后,连部决定,全连人员全体出动,把刮到沟里的积雪挖到麦田里去,连排首长和同学们肩扛铁锨,手提脸盆,来到村外沟里,铲雪挖雪,用脸盆运到麦田里。

几个小时下来,同学们的手都冻红了,有的还起了冻疮。但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鼓舞下,没有一个叫苦叫累的。

有一天,连队搞夜间演练,紧急集合。
号声就是命令,同学们一个个从睡梦中惊醒,迅速起床,穿好衣服和鞋袜,打好背包,准时到达集合地点。
有几个同学动作迟缓,慌乱中,裤子穿反,找不到鞋袜,赤着脚丫,抱着被子狼狈不堪地来到集合地点。同学们都觉得好笑,但不敢笑出声,只好强忍着。

这几个学生当场受到连排长的批评。夜行军开始,连长要我当他的传令兵,在连队前前后后,传递口令和信息,我都一一传达,准确无误!演练结束,连长表扬了我。

以后又接连搞了几次夜间紧急集合。军号声、哨声,响彻夜空,搅得村民不得安宁。
这事传到省军区首长那里,下令学生连不再搞夜间紧急集合,以免影响村民休息。

一个多月后,我母亲的病情日见加重。
家人们发现母亲不会待很长时间,便打电话告诉我,要给母亲准备后事,并要我买绸子给母亲作寿衣。

我很快购得绸子,顺便买了一罐苹果酱,给母亲吃,准备连同绸子布料一起寄回家。
同学们都嫌我苹果酱买得太少,要我多买几罐,我觉得也是。可商店里就只有这一罐,所以我打算在商店进货后,再多买几罐。就只把绸子布料寄走了。

原先,我在寄件之前早就告诉家里,布料里夹带一罐苹果酱给母亲吃。家里收到邮件后,母亲要吃苹果酱,可是一打开邮件,怎么也找不到苹果酱。可想而知,母亲肯定有些失望。

农历二月二这天,母亲病入膏肓,食水不进,人事不知。
姐姐连发两封电报,说母亲病危,要我赶快回家。可是这两封电报,我都没收着,是让连部给扣下了。

后来姐姐又发了第三封电报,告知母亲已经去世。这封电报连里一直没给我。直至全连开会时才给我第二封电报。
副指导员通知我,让我马上回家,准假一周,还说如有家务事处理不完,可以续假。

我看过电报,立刻预感到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了。我顿时急得满头大汗,周围的几个同学都惊诧地看着我,猜想我家中一定出了大事。

在去火车站乘车的路上,两个陪伴我的同学反复叮嘱我,要我回家后,不要挂念这边的事,在家好好地孝敬母亲。
我和他们俩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认为我母亲已经不在了,他们安慰我说不可能,其实他们早就知道了实情,只是沒敢告诉我,怕我路上太伤心难过。

下了火车,我一路小跑,急急忙忙地往家赶。路上碰见我村的一个人,我向他打听我母亲的情况,他含含糊糊地说,我母亲已经去世了。

听到这个噩耗,我如五雷轰顶,悲痛欲绝。
回到家,家人们正哭声震天,撕心裂肺。父亲见我回来了,伤心地对我离世的母亲说,“老妈子,你还算有儿!”

这时我母亲的遗体已经入敛一天一宿了。我一头扑在母亲的棺木上,一边拍打棺材,一边嚎啕大哭。
娘啊,娘!你不孝的儿子回来晚了!我这一哭,姐姐及亲戚们的哭声更大了!

这时乡亲们把母亲的棺盖打开,让我最后看上一眼疼我爱我的生身母亲。
按照当地习俗,我象征性地给母亲洗了脸,接着有人重新封上棺盖。

姐姐拿出孝衣给我穿上,我跪在母亲的棺前守灵。我拿出先前沒寄回的那罐苹果酱,摆在供桌上,放在母亲灵前,那一刻,我满腹悔亏之情。

我撕心裂肺地哭喊着,“娘啊,你临走之前,没看上我一眼,没吃上一口儿子给你买的苹果酱,我不孝,儿子对不起你!”
我守灵一夜,哭了一夜,眼睛哭得红肿了,嗓子嘶哑了。

次日上午,村里的众多父老乡亲,纷纷前来吊唁。我和姐姐们一一拜谢。
出殡那天,我趴在母亲棺椁上,不让乡亲们抬走,想为母亲再多守几天灵,多尽一点孝心。
可按当地风俗,守灵三日,离世人必须入土为安,于是几个乡亲,上前把我拉开。

母亲入葬后,我默默地在墓前祈祷。娘啊,您老一路走好!我一定不会忘记您的养育之恩,我会常来看您,祭奠您!您安息吧!

安葬母亲后,姐姐告诉我,母亲弥留之际,突然回光返照,精神振作,大声喊着,“我听见火车响了,Jix(我的乳名)回来了!”嘴里一遍又遍地念叨着!可是等啊,盼啊!硬是撑了一天多,始终没等着,只好闭上眼睛恋恋不舍地走了。

临近准假期限,家中事务还没处理完。我给连部发了一封电报,请求续假。接到回电,要我立刻返回连队。否则视为超假。
我便告辞父亲和姐姐们,马上乘火车赶回连队。我刚落脚,通讯员就通知我要我立刻到连部报到销假。
我一到连部办公室,指导员正襟危坐,一脸严峻,说我超假。我不服,据理力争,并跟他讲了副指导员在我离队前嘱咐我的话,指导员坚持我超假,并要我深刻作出书面检查,等待处理。
我懊恼地回到班里,哭着对同学们说,指导员要处分我,我还沒正式踏入社会,就背上受处分的包袱,今后的人生道路可怎么走啊!
班长和同学们纷纷安慰我不会受到处分。排长闻讯,马上找到我,说不要紧,他要替我说情,免受处分。排长的话暂时给我吃了颗定心丸,心情平静了许多。

可是第二天,指导员在全连大会上,公开点了我的名,说我超假,要对我严加批判,等待严肃处理。
他的讲话,顿时引起了同学们的很大反响,一个同学纠正他的说法。这位同学说,不能永“批判”二字,至多批评一下!
这句话顿时把指导员弄得有些下不来台。只好简单地敷衍了一下,当时,我非常感激这位同学敢于替我说句公道话。

事后,听说上级部队首长不同意对我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因回家给母亲送葬而给予任何处分,所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以后连里再也没提追究这事。尽管如此,我嘴里不说,心里却对连首长怀有埋怨情绪,更对指导员的说辞有意见,我总觉得他太欠人道,谁家里沒有父母?老的有病,哪个领导不允许人家回家看望照料!

还好,部队首长为了表示对我的同情和关心,专门委派副指导员到我家慰问,令我的老父亲深受感动,我也为之非常感激。
副指导员慰问回队后,亲自找我谈话,说你回家给你母亲办理丧事,大队干部和社员都对你反映很好,影响不错。

我听了副指导员说的话,心里得到了极大的安慰,深深地感谢首长对自己的关心和体谅。暗下决心,今后在农场锻练期间,一定努力奋斗,好好表现,干出优异成绩来,报答党和首长。

事隔不久,团里进行阶级教育,各营、连、排,开展忆苦思甜。
我在全连的忆苦思甜大会上,声泪俱下地讲述了父母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和所受的苦难,热情地歌颂了共产党领导穷苦大众,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的伟大功绩。

在那场运动中,我父亲当上了土改监查委员和县人大代表,二姐和三姐都入了党,也先后当选了县人大代表,成为国家干部和正式工作人员。政治上当家作主,生活上不愁吃穿,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
尤其令我难忘的的一件事,就是在我十一岁那年,我得了严重的炭疽病,肚子里长了一个大脓包,生命垂危。
在青岛住院治疗,经过医护人员半年多的精心治疗和护理,我的病彻底痊愈,但同时也欠下了医院五百多元的医疗费。

我家一时还不上欠款。我父亲和院长说,打算卖掉自家的小黄牛,东借西取,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欠款还上!院长听了些话,感动地说,大爷,你不能卖牛,牛是你家赖以生产生活的依靠,你把牛卖了,以后你怎么耕地干活?你家有困难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帮你解决,给你向上级申请全额免费!

果然,不久,批复文件下达,“全额免费”。我父亲千恩万谢,眼含热泪,激动地说,“你们费尽心血,救了孩子一命,又减免了一切费用,你们的恩情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报答不完,让孩子继续报答!”

我出院回家不久,父亲买上糖果,让我带着土特产,到青岛医院看望和答谢医生、护士。后来,我长大后又去过多次,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的主治大夫的名字叫高提青,他的音容笑貌,一言一行,时常浮现在眼前。虽然他早已作古,但我永远忘不了他的救命之恩,我经常怀念他。
现在回想起来,要是在旧社会,即使有一百个一千个我,也早已命归黄泉了。是共产党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追今抚昔,我深深地感谢共产党,纵情歌唱社会主义新生活。我由衷地感慨:共产党是我们的大救星!

本期主编 王桂娟(杜鹃花开,微信wgj3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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