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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诸子略小说家共著录小说作品15部，是中国正统史志著录小说作品之始。 根据这15部小说的形式和内容，可以将其分为五种类型。 一类是“说”体小说，包括《伊尹说》《鬻子说》《黄帝说》《封禅方说》和《虞初周说》。 一类是“子”体小说，包括《青史子》《师旷》《务成子》《宋子》和《天乙》。 一类是“术”体小说，包括《待诏臣饶心术》和《待诏臣安成未央术》。 一类是“事”体小说，包括《周考》和《臣寿周纪》。 一类是“言”体小说，即《百家》。 这五种类型的小说不仅代表了先秦至西汉出现的小说的主要文体类型，而且规范和影响了中国古代小说和小说观念后来的发展，实有深入探讨之必要。 前人很少从小说文体类型关注《汉志》小说，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遗憾。笔者不揣谫陋，尝试加以探讨，不妥之处，恳望批评。 《汉志》诸子略小说家著录的《伊尹说》《鬻子说》《黄帝说》《封禅方说》和《虞初周说》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书名都有一个“说”字。而先秦和西汉诸子的文章，在刘向、刘歆等整理成专书之前，一般都是单篇流传，这不仅有传世文献记载，也为近年出土的大量战国楚竹书和西汉出土文献所证实。 这些小说之所以以“说”命名，是因为它们都是说体文。而“说”作为古代的一种重要文体，几乎不需要论证。晋人陆机在《文赋》中提到十种代表性文体，分别是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说”为其中之一。梁刘勰《文心雕龙》的文体论部分有《论说篇》，分别讨论“论”与“说”两种文体。这就足以证明，“说”是古代一种重要文体。 不过，“说”体文并不是一种很古老的文体。人们通常所说的《尚书》“十体”，包括典、谟、贡、歌、誓、诰、训、命、征、范，并无“说”体。古文《尚书》有《说命》，但此“说”为傅说，是人名，《说命》乃傅说之命，“说”并非文体名。 “说”作为文体名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庄子·天下》云：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大小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 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 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1] 庄子所称道的古人之“备”，是指西周完备的礼乐制度；他所说的“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就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即春秋战国。 礼乐完备的时代，正是言论统一的时代；“礼崩乐坏”的时代，也是言论失控的时代。统一时代的言论都是“经”，为统治者所发布，国家奉为常法，民众必须遵照执行；失控时代的言论都是“说”，散在众口，孟子称之为“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2]，庄子所谓“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也”[3]。 春秋战国时代，圣王（天子）已经没有了发号施令的权威，其言论也就无足轻重。而说士们“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私人言论著述蔚然成风。诸侯们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不仅注意倾听这些说士们的声音，而且礼待他们，甚至给以高官厚禄，让他们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正如荀子所言：“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与共故，故明君临之以势，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论，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辨说恶用矣哉！今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君子无势以临之，无刑以禁之，故辨（辩）说也。实不喻然后命，命不喻然后期，期不喻然后说，说不喻然后辨（辩）。故期、命、辨（辩）、说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业之始也。”[4] 荀子法后王，此“王”即指当时诸侯。“王业”所用之“大文”从典、谟、诰、誓到期、命、辩、说，这种变化不仅是文风的变化，文体的变化，更是一场巨大的社会政治变革。在这场社会政治变革中，辩说的作用越来越被社会所认识，辩说之士的社会地位也日益提高，说体文自然也大行其道。 笔者曾撰文探讨过说体文的产生，指出：“'说’是在言论作为一种知识形态和社会手段被人们普遍重视的条件下由'兑’孳乳出的一个新概念；它的基本义项为愉悦、开解、言说三义；先秦诸子把'说’通用为'悦’，表明他们对言说活动的喜好和重视；而在'说’的基本义——言说义上，前期诸子多用为比较单纯的言论义，而后期诸子则多用为辩说义和学说义，这不仅反映出言论作为社会手段和知识形态的迅猛发展，而且反映出各种言论之间的交流和碰撞。当'说’和某一类知识形态和言论方式联系在一起时，'说’作为文体概念的条件也就成熟了。”[5] 在战国中后期，不仅有了对说体文的认识，有了说体文概念，也有了明确标示说体的文本。如《商君书》有《说民》，《庄子》有《说剑》，《墨子》有《经说》[6]，《列子》有《说符》[7]，《韩非子》有《说林》、《八说》、《内储说》、《外储说》，《吕氏春秋》有《顺说》，等等，证明说体文在这一时期不仅已经产生，而且已经成熟。 从文体的角度考察，我们可以借用《墨子》对概念层级的划分方法，以加深对说体文的理解。《墨子·经上》云：“说，所以眀也。”[8]以为“说”的目的是为了明确所说内容的意义，尤其是对经典的解说更是如此。《墨子·经上》又云：“名，达、类、私。”[9]这里的“名”指概念，而概念可以分为“达”、“类”、“私”三个层级。 就说体文而言，“达名”为“说”，“说”指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一切言论著述；“类名”为“说”，“说”指以辩说为特征的言论著述；“私名”为“说”，“说”指以“说”名体的文字著述。 说体文具有解说性、譬喻性、夸饰性、情感性和灵活性等文体特征，其要旨在于解说经典，而不在讲说故事，即使讲说故事，其目的仍在说理。先秦诸子往往托古言道（理），各有经典，“述而不作”，“上说下教”，如孔子“从周”，墨子“废周道而用夏政”，老子倾心于“小国寡民”，都“未尝离事而言理”[10]，可视为“达名”之“说”。[11] 不过，孔子与老子时代，大家各自为说，并无党同伐异倾向，孔子学礼于老子的传说，以及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楚简《老子》甲、乙、丙三种本子均无今本《老子》否定孔子思想的言论，证明辩说之风在春秋末期还未形成。 辩说之风兴起于战国，纵横家的辩说是最极端的例子。这种以“辩说”为特征的文字，即是“类名”之“说”。《庄子·外物》云：“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12]《荀子·正名篇》也说：“故知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皆衰矣。”[13]他们所称“小说”或“小家珍说”就是指称那些不符合他们理想学说的其他诸子学说。 先秦诸子在对说体文尤其是对辩说之风的认识中产生了“小说”观念，这一观念虽然主要是价值判断，但也隐含有文体判断。汉代学者对小说家的认识和关于小说的观念，既与先秦诸子对说体文认识的影响相关联，也与汉代社会的特定文化环境和文章发展相关联。 中国古代小说的思想发展和文体嬗变，可以从这里找到思想源头和文体依据。[14]而《汉志》诸子略小说家著录的《伊尹说》《鬻子说》《黄帝说》《封禅方说》《虞初周说》这些以“说”命名的作品，则是“私名”之“说”，也是《汉志》小说中的正格。 《虞初周说》更是可以作为《汉志》小说的代表，其作品总数达943篇，占《汉志》著录小说作品总篇数的三分之二以上[15]，故后人有“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之说。 具体来看《伊尹说》《鬻子说》《黄帝说》《封禅方说》《虞初周说》，前三部可能成书于汉之前，后两部则成书于汉武帝时，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对某一著作或某一学术进行解说，符合说体文的特征。 考《汉志》以“说”名体者有三类： 一类为解说儒家经典者，归入“六艺略”。如“六艺略”有解说《鲁诗》和《韩诗》的《鲁说》和《韩说》；有解说《明堂阴阳》的《明堂阴阳说》；有解说《孝经》的《长孙氏说》《江氏说》《翼氏说》《后氏说》《安昌侯说》；有解说《论语》的《齐说》《鲁夏侯说》《鲁安昌侯说》《鲁王骏说》《燕传说》。 一类为解说诸子学说者，其中解说荀子者归入儒家类，解说老子者归入道家类。如辩难（辩难是别一形式之解说）《荀子》的有《虞丘说》，解说《老子》的有《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氏经说》《刘向说老子》。其他诸子《汉志》未著录有解说者。 一类为解说其他道家学说者，归入小说家。如道家有《伊尹》《鬻子》《黄帝四经》，小说家有《伊尹说》《鬻子说》《黄帝说》。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说”受到重视，自在情理之中，故解说儒家者不入小说家，而入六艺或儒家。 汉初推崇黄老之学，道家亦尊宠一时，故不独《老子》有多家解说，其他道家亦多有解说者。《老子》为可靠文献，道家尊之为《道德经》，故其解说可自成家，《汉志》仍在道家著录。 而《伊尹》乃集合道家传说而成，本与儒家之说不合，亦不如《老子》之有系统条理，其解说者《伊尹说》只能是道听途说，不本经传，故《伊尹说》列入小说家。《汉志》著录时注明：“其语浅薄，似依托也。”[16]也证明了上述判断。 《鬻子》本是传为周文王之师的楚国先祖鬻熊著述，《汉志》已将其与《伊尹》一起著录于道家之中，而解说《鬻子》的《鬻子说》，班固注云“后世所加”，谓其来历不明，缺乏理论质素和历史依据，故列入小说家。 至于《黄帝说》，则是为解说《黄帝四经》而作，班固注云“迂诞依托”，也够不上诸子“九流”的水平。 黄老之学本来盛行于汉初，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初期墓葬出土的帛书就有被学术界认定的《黄帝四经》（包括《经法》《十大经》《称》《道原》），说明了汉初人的喜好。但武帝之后，儒学昌盛，黄老道家衰落，司马迁《五帝本纪》论赞云：“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荐绅先生难言之。”[17]黄帝之言已在“其文不雅训”之列，《黄帝四经》自然不受欢迎，解说《黄帝四经》的《黄帝说》就只能列入小说家了。 这样看来，《汉志》著录《伊尹说》《鬻子说》《黄帝说》入小说家，反映出道家尤其是黄老道家已经衰落、西汉后期学者对它们评价偏低的客观事实。《汉志》小说家收入大量黄老道家之作，“然亦可明道家小说家一本矣”[18]。 而从文体的角度看，说体小说既有说体文的一般特点，同时也具有“其语浅薄”和“迂诞依托”的文体特色，也就十分明晰了。[19] 至于成书于汉武帝时期的《封禅方说》和《虞初周说》，则继承了《伊尹说》《鬻子说》《黄帝说》“其语浅薄”和“迂诞依托”的文体特色。 封禅本来只是传说，儒家的说法既不系统，也不一致，这便为方士提供了解说封禅方术的空间，《封禅方说》因此而生。 《史记·封禅书》便云：“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放（仿）黄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莱士，高世比德于九皇，而颇采儒术以文之。群儒既以不能辨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能骋。上为封禅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图封禅事，于是上绌偃、霸，而尽罢诸儒不用。”[20] 因此，武帝封禅的仪礼、器物和方法多采用方士的意见，亦即所谓“封禅方说”。《封禅方说》不能归入任何一家学说，且“其语浅薄”，“迂诞依托”，自然应该列入小说家类，从而成为武帝时期“说”体小说的代表作品之一。 《虞初周说》是武帝方士虞初所撰。虞初，《汉志》班固注曰：“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颜师古注：“《史记》云虞初洛阳人，即张衡《西京赋》'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者也。”[21]《史记·封禅书》载：“（太初元年）丁夫人、洛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22]证明虞初以方术参与了汉武帝时期的国家政治外交活动。 张衡《西京赋》云：“非唯翫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之求，寔俟寔储。”薛综注云：“小说，医巫厌祝之术。凡有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举大数也。”又云：“持此秘书，储以自随，待上所求问，皆常具也。”李善注引应劭曰：“其说以《周书》为本。”[23] 即是说，《虞初周说》是虞初为备皇上顾问而准备的“秘书”，其中有“医巫厌祝之术”；不过，其书既有如此规模，恐亦不仅限于“医巫厌祝之术”，应该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 而依应劭所说，“其说以《周书》为本”，则《虞初周说》是围绕解说《周书》或周代之事而集纂的一部小说。 笔者曾指出唐宋类书中保留有一些《虞初周说》的佚文，例如，《逸周书·王会解》云“方人以孔鸟，卜人以丹沙”，《艺文类聚》卷九十一引《周书》为：“成王时，西方人献孔雀”；《初学记》卷二十引《周书》为：“成王时，四夷来贡，卜卢人西南之蛮，丹沙所出”。显然，唐人所引《周书》具有解说《逸周书》的意味，此《周书》极有可能是《虞初周说》。这样的例证还有不少。[24] 这样看来，《汉志》“说”体小说其实是先秦诸子所创说体文的一种延展，而《汉志》“小说家”之称则是汉人继承庄子、荀子对诸子辩说及其著述所进行的价值判断的移植，只不过将庄子、荀子所针对的其他学派诸子改为不入“九流”的秦汉诸子。 也就是说，《汉志》将一个在先秦没有共同指向的非固定性称谓变成了一个有明确指向的固定性称谓，而这种称谓其实规范了小说家之小说的文化定位，也规范了“说”体小说的文体定位。这种定位的作用是巨大的，影响也是深远的。[25] [1] 郭庆藩：《庄子集释》卷十下《杂篇·天下第三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067-1069页。 [2] 焦循：《孟子正义》卷十三《滕文公下》，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56页。 [3] 郭庆藩：《庄子集释》卷十下《杂篇·天下第三十三》，第1082页。 [4] 王先谦：《荀子集解》卷十六《正名篇》，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22页。文中“辨”通“辩”。 [5] 王齐洲：《中国文学观念论稿》之《说体文的产生及其对中国传统小说观念的影响》，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64页。 [6] 《墨子》一书，有墨翟本人的言论，也有墨家后学的著述。《墨子》书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篇，便是战国后期墨学著作，这已经是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 [7] 《列子》一书，近人多以为张湛伪作。台湾严灵峰有《列子辨诬及其中心思想》一书予以纠驳；安徽邓广忠写有《为张湛辨诬》、《〈列子〉三辨》、《从古词语看〈列子〉非伪》三文（均见《道家文化研究》第1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力辩《列子》非伪书。笔者以为《列子》虽有后来整理者留下的一些痕迹，但其基本内容仍然是先秦传留的文献。 [8] 孙诒让：《墨子间诂》卷十《经上》，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315页。 [9] 孙诒让：《墨子间诂》卷十《经上》，第315页。 [10]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页。 [11] 《史记·伯夷列传》“而说者曰”，司马贞《索隐》云：“说者，谓诸子杂记也。”可证“说”可指称一切诸子杂记。 [12] 郭庆藩：《庄子集释》卷九上《杂篇·外物第二十六》，第925页。 [13] 王先谦：《荀子集解》卷十六《正名篇》，第429页。 [14] 参见拙作《说体文的产生及其对中国传统小说观念的影响》，“小说文献与小说史国际研讨会”论文，北京香山，2003年10月；收入《中国文学观念论稿》，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15] 《汉书·艺文志》著录“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云：“今计十五家，一千三百九十篇，多十篇。”即是说，《汉志》总计时少计十篇。学术界一般均同意此说。然《汉志》小说家中十四家均以篇计，独《百家》为“百三十九卷”，此百三十九卷是否即百三十九篇，难以断定。如《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实有五十八篇，因而尚不能完全肯定《汉志》小说家篇数总计有误。 [16]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44页。下引班固自注文不再注释。 [17]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54页。 [18]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三《诸子略·小说》，北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61页。 [19] 参见拙作《〈汉书·艺文志〉著录之小说家〈伊尹说〉〈鬻子说〉考辨》，《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年第5期。 [20]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第1678页。 [21]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45页。 [22]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第1683页。 [23]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二京都上《西京赋》（张平子），中华书局影印胡克家本，1977年，第45页。 [24] 参见拙作《〈汉书·艺文志〉著录之小说家〈虞初周说〉探佚》，《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25] 参见拙作《汉人小说观念探赜》，《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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