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吳嘉苓《科技渴望社會》，2004，P222-260，群学。译自Latour, Bruno. 1983. “Give Me a Laboratory and I Will Raise the World.” Pp. 141-170 in Science Observed: Perspectives on the Social Study of Science, edited by K. D. Knorr-Cetina and M. Mulkay. London: Sage. 布鲁尔·拉图尔（1947-2022），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行动者网络理论创始人之一。
在本章中，我建议以一个十分简单的做法来切入问题：一方面利用先前针对实验室所做的田野研究而发展出来的方法论。然而另一方面，我的问题焦点不再是实验室本身，而是实验室的建构，以及实验室在整个社会环境中所处的位置（Callon 1982）。事实上，我希望能够让读者相信，建构实验室的首要目的，正是在挑战，甚至抹除内在（inside）和外在（outside）的差异（这里指实验室内、外），以及微观（micro）层次与宏观（macro）层次在规模上的差异。如果大家采用我所建议的这个切入方式。那么一方面我们仍可充分利用以往在研究实验室的实作（laboratory practices）中的重要发现。另一方面，我们能够更清楚的重新评估所谓的宏观问题，甚至可以对宏观行动者的建构本身提供一些洞见。在此，我想请求读者，至少在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能够暂时搁置微观行动者和宏观行动者之间有实质差异的这种想法。（Callon and Latour，1981）。【注】就传统社会科学的分类而言，“实验室研究”所关切的各种科技实作，都是发生在实验内，微观层次的现象，因此不太可能影响到实验室外，宏观层次的现象，像阶级的组成、族群的分立，全球化等不同层次的现象。因此，关心宏观结构的社会科学家，往往以为实验室研究或许论证精微，但对于理解真正影响人们生活的重大结构性力量，完全无法提供任何洞察。拉图全文便由挑战这个社会科学的基本分类架构（“内”与“外”，“微观”与“宏观”）我将引用一个晚近科学史研究的实例来说明我的论点（Latour 1988）。在1881年的时候，法国的科普报刊都在报道某个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这个实验室就是位于高等师范学院里巴士德先生的实验室。日复一日，周复一周，记者、科学家、医生和卫生学家们都无比关注着放在培养皿内，处于不同培养基之中的细菌，注意着这些细菌在显微镜下，在接种过疫苗的动物体内，在这一小撮科学家的手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光凭着大家这这股对巴士的实验室里的强烈兴趣，就可以明了太过强调内在与外在的区分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此时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是，有一个小小的回路（short circuit）已经初步连接起两件原本没有关联的事物：对实验室里发生的事通常不感兴趣（interest，译为兴趣或利益，两者交替使用，以同时包含两种意思）的群众，以及一般而言与人们的关注和热情隔离绝缘的实验室。培养皿内有某种未知的事情正在酝酿，而这些看来似乎正是许多社群在杂志中所关注的焦点。局外人对实验室实验的兴趣绝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被巴士德的研究征召（enrol）的结果。我之所要强调这个论点，是因为有些科学社会学家正在争辩，究竟能否指认人们共享的利益或兴趣。有些社会学家，尤其是爱丁堡学派的学者认为，只要对某个群体的性质、社会的组成，甚至人类的天性有粗浅的概念。我们便可以指出，某个社会群体共享的利益或兴趣。但其他的社会学家（Woolgar 1981）却认为这是行不通的，因为我们没有独立又可靠的方法来得知某个群体的性质、社会的组成或人类的天性。然而此争论就如同觉得绝大多数争论一样，并未触及问题的核心。一点不错，我们的确不可能预先确知有那么些群体存在？那些群体又有哪些人组成？或哪些人真正想要些什么？但这并不表示某个人不能说服其他人，让他们相信自己的兴趣是什么，他们,自己应该要什么，以及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能将别人的旨趣转译（translate）成自己的语言的人，就是胜利者。特别重要的是，在探索一群人究竟有何共同旨趣或利益的时候，千万不要依赖社会科学或是人文科学。因为我们将会看到科学家经常被用来让人们相信自己是什么，以及自己应该要什么。如果科学社会学究竟相信有一种科学（也就是社会学）特别到可以特别到可以解释所有其他的科学。那么它打从一开始就误入歧途，不会有什么搞头的。但我们仍然可以追索科学怎么被用来改变社会，并追踪科学如何重新定义了社会自身的组成和它的目标。因此，想要研究对巴士的实验室有兴趣的人们，究竟能从中得到什么实质利益并无用处。他们的兴趣其实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这兴趣若不是来自巴士德成功的转译了他们欲求。要不就是巴士德激起了他们欲望，让他们渴望巴士德即将给予的东西，他们并没有一个先验的理由非得对巴士德的工作感兴趣不可，但是巴士德为他们找到了许多好理由。
巴士德如何成功地攫取原本漠不关心的群众的兴趣呢？答案其实就在他的惯常手法（Geison 1974；Salomon-Bayet 1982）。他把自己和实验室转换到一个实验科学从未触及到的世界。由啤酒、酒醋、虫类的疾病、防腐，直到后来的消毒法，都是采用使用同样的方法。对于炭疽病这个新问题，他再一次使用了相同的手法。据说炭疽病对法国牛造成严重的问题。经由统计数据“证实”，法国官方、兽医和农人都认识到炭疽病的“严重”性，而他们的关切也透过当时许多农业团体而广为人知。统计学家和兽医们本就研究炭疽病。但在巴士德、柯霍（Koch）以及他们的学生开始研究之前，这个病和实验室并没有任何关联。在当时，疾病被视为一个具有高度地域性（local）的事件。因而，。研究疾病时必须由多种面向同时下手，纵观全局地考虑可能影响疾病的一切原因，包括土地、风、气候、浓烟、农耕系统，甚至考虑到特定的田地、动物和农夫。兽医是这种地域性知识的专家，但这是一种需要小心谨慎、具有变异性、而又高度不确定性的知识。这种疾病显得十分难以预测，而且发作时没有明显的模式，因此更强化了必须考虑其他地方特性（local idiosyncracies）的这种观点。由于人们认为炭疽病是由许多因素共同造成的，因此大家都不太相信有任何一种解释可以排除种种的特异性，而将疾病转化为单一化（例如归因于微生物）。也因此，一般人并不以为疾病和实验科学间有什么关联？一位位于巴黎的实验室和一块位在Beauce的田地两者间毫无相似处，它们对彼此都没有兴趣。
但是兴趣（及利益）就像其他所有事物一样，也是可以建构的。许多先行者已经开始将实验室和炭疽病之间联系起来。在这些先行者的基础上，巴士德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在农场上的临时实验室开展工作，这两个地方真有天壤之别。一个是肮脏恶臭、杂嘈杂零乱的19世纪动物农场；另一个则是干净到吹毛求疵的巴士德实验室。在前一个地方，不可见的疾病随机地侵袭农场内的大动物；在后一个地方，致病的细菌却清晰可见。前者畜养大动物，后者豢养小动物。在当时热切的氛围中，巴士德常常被看成是发明了新动物养殖法和新农业的人。但是在当时大小两种动物之间毫无关联。然而，一旦巴士德和助手们开始研究农场的状况，也从兽医那里学到一点东西之后，他们便开始建立两种动物之间的关联性了。他们想要确定各种炭疽病流行的起始点和持续的时间，并设法估计这些资讯与他们所知的唯一致病原（炭疽病菌）相关性。他们在农场学习相关知识，并且将每个兽医学的语义都转译成自己的语言，如此一来，用他们的来语义来做事，就好似在农场上工作一样。举例来说，多年来，毫无问题的农场，竟一夕间变成感染源的这种现象，被他们转译成菌孢的作用。农人口中所谓的被感染的土地（infected field）被转译成实验室语义“孢子期”（spore phase）。巴士德派学者就从学习农场的在地语言出发，逐渐将农人生活中一切和炭疽病有关的元素都翻译成自己的专有名词。他们对农场感到莫大的兴趣，但是对于农场集体及其代言人而言，巴士德仍然没有丝毫用处，因而令人提不起兴趣。
已经在田边建立实验室巴士德，这时要把阵地转移回高等师范学院的主要工作地了。过程中，他自农场带走了一个元素，即培养出来的细菌，他擅长一项没有任何农人会的养殖技术，即细菌养殖术。此技术使他得以完成一件史无前例的工作：将细菌分离出来并大量培养。如此一来虽然肉眼仍看不到单一的细菌个体，但大批细菌却因群聚而变得清晰可见。实验室工作的成果让我们再次转化了规模（scale），不论在外面的现实世界，或者在动物体内，炭疽病菌都与数百万计的其他有机体混居一堂，而且彼此出于一个不断竞争的状态。这使得他们双重地“不可见”。然而在巴士德的实验室里的这些病菌身上，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事（我强调在炭疽病菌身上发生了前从未发生过的事）。巴士德的培养法，让炭疽病菌不需要与其他竞争者竞争，他们因而得以大量增持。而透过柯霍后来所发展出来的方法，科学家得以辨认出一群炭疽病菌所呈现出的清楚图样。后来的这个技艺并不神奇，因为你只要攫取一个微生物病菌的一个适当的培养基就成了。有了这些技术，原本在规模上毫不对称的现象都被修改了：一个小小的微生物可以杀死体积庞大的牛；在一个小小的实验室中，人们可以学到比以往都丰富的培养纯炭疽病菌的知识；原本不可见的微生物变得可见；后来并不怎么令人感到兴趣的科学家，现在却比兽医更权威地谈论着炭疽病菌的种种。使得巴斯德可以将炭疽病转移回巴黎实验室的转译并非完全忠实、一一对应的翻译。巴士德并没有将整个农场都带回巴黎。他只带了微生物这个元素。然而正因为带着细菌，他也就吸引了开始对他产生兴趣的农业社群。为什么呢？因为一旦将细菌认定是活生生的致病原之后，他现在可以用新方式来重新界定农人的兴趣：假如你想解决你的炭疽病的问题，你必须先走访我的实验室。就像所有的转译一样，在不同的翻译版本之间都不免有一个实际的移位与间隙。想直接对付炭疽病吗？那你就得先绕道巴士德的实验室走在那条路上。炭疽病现在是位于高等师范学院里了。
但是这样的转译还是颇为脆弱。巴士德德实验室里是有细菌没错，但炭疽病的感染是如此地不规律，单一病因很难令人信服。所以外界有利害相关的人士，可能会以为实验室根本不能解决炭疽病的扩散问题。从他们的角度来看，那些宣称能解决外界真正疾病的科学家，根本只是夜郎自大。但巴士德有能力做一个更忠实的转移。在实验室里，他对一些动物接种释稀过的纯炭疽病菌。这么一来，一个小规模的动物流行病（epizootic）便被复制出来了。巴士德研究人员运用图表和仪器细致的控制并记录了这个过程。为了复制此一小规模的动物流行病，研究人员们仿制真正的炭疽病的一些关键特点，有时也加以重塑。动物们的确在受细菌感染后死去。在这个意义之下（而且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之下），巴士德他们已经可以随意的制造出动物流行病了。现在我们可以说，巴士德已在实验室里制造出小规模炭疽病了。对巴士德来说，实验室内、外的两种炭疽病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在实验室之外，微生物是看不见的，而且会隐藏在许多其他元素之中摸黑伏击，因而很难做研究。然而在实验室之内，因为已经过了转译，相关图表可以使大家都能理解炭疽病的成因。两种炭疽病在规模上的变化也使行动者之间相对力量产生反转的可能（reversal of actors strength）。在实验室之“外”，动物、农夫和兽医都要比肉眼不可见的炭疽病菌来得“弱”；然而一旦走入巴士德的实验室之内，人就比细菌来得强势。正因为此（人与细菌间）相对力量的反转。实验室里的科学家要比地方上热心且经验老道的兽医更具优势。这个转移现在变得越来越可信了。它说：如果你想解决炭疽病的问题，就来我的实验室吧。因为那儿是力量被翻转的地方。如果你们（农人或者兽医）不来，就坐以待毙吧。
但即便在此时，以巴士德单一实验室的力量，仍然无法和炭疽病肆虐时的多样性，复杂程度、以及经济上的规模相抗衡。如果这种情势持续不改善，没有一种转译可以维系众人兴趣于不坠，人们很容易将目光转移到宣称拥有解决能力的人身上。但也会很快失去耐心。而最令兽医和农人的困惑之处，便是此疾病的变异性（variation of diseases）。这种病有时会致命，有时却不会；它有时很顽强，有时却无大碍。没有任何一种传染病理论可以解释这种现象。所以。虽然巴士德做的事十分有趣，但人们也可能很快的便认定，那只是一种好奇心，或精确一点的讲，是一种实验室的新奇玩意儿而已。科学家赢得了大众的关爱眼神，最后却一事无成的故事不是头一回了。如果微观的研究持续停留在微观状态，一旦其他团体也能做出成功转译，则原本已凝聚相当时日的注意力，便会很快的转移过去。尤其在当年，对于不间断的新流行风潮，已甚厌倦的医学界来说。兴趣转移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Leonard 1977）。然而，巴士德在实验室里对鸡霍乱和炭疽病菌所做的一些工作，却能决定性地转化受兽医学和微生物学之间的上下位阶。当实验室里培养出很多纯细菌，并让他们接受一些可以加快生长或死亡的试验时，一个实用性知识（a practical know-how）就发展出来了。短短几年内，实验者便掌握了一系列操弄全新物质的技术，这技术确实很新颖，但绝不神奇。训练和驯化细菌就如同印刷、电子学、一流烹饪和视觉艺术一样，都只是一种技艺。一旦这种实用性知识在实验室里累积，许多从前在别处都不会发生的交转现象，就会发生，这并非出自新的认知态度，也不是由于人们突然意识到以前从未注意的细菌。这只是因为科学家们开始在特定条件下操弄新物质，从而发展出全新技艺的结果（Knorr-Cetina）。
众所周知。首度培养出弱化的鸡霍乱菌只是运气好（Geison 1974），但幸运之神也会眷顾已经做好准备的实验室。实验室中活生生的人造致病原，历经了各式各样不同的实验。在这些实验中，如果正好制造出已经弱化但仍然存活的细菌，应该不是令人太诧异。但如果实验室的科学家，不曾模仿动物流行病学的特性，从而针对许多动物施打疫苗的话，我们就无法看出细菌已经被改变了。对于隐形的细菌所进行的修改，原来不可见，而现在却变得清晰可见了。只要是曾经接种弱化病菌鸡，就不会得到鸡霍乱，但是它们拒绝接接种未经修改的菌种。为动物接种鸡霍乱疫苗时，只要加上让培养液通过氧气这道处理程序，就可以减低细菌的毒性。透过实验室统计学而变得可见的，是一系列的紧接环节：始于被弱化的细菌，然后是被强化的细菌，最后再接着被强化的动物。到了最后，实验室已经能够模仿出毒性的变异（variation of virulence）了。重点是，此刻巴士德在实验室内能做的事已经越来越多，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群体认定这些事情和他们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培养细菌也许只是一个新奇的玩意，能在实验室里复制出动物流行病学就开始有趣了；竟能够任意地控制病菌的毒性那实在令人倾倒。就算大众原先就相信传染的概念，也没人能用传染这个单一方面原因来解释细菌威力的变异不定。然而巴士德不只指出了细菌与疾病之间有一对一的对应关系，更证明了细菌的传染会受环境条件的影响，而且他可以控制这些条件。一旦在实验室里制造出毒性的变异，旁人便很难反驳巴士德的转译。早先正是变异性此一摄人因素让人质疑实验科学。变异性使得内在与外在，实际和理论层次的区分变得不证自明。但是对此刻的巴士德而言，他却是可以轻而易举的仿制出这个毒性的变异。他可以这样一个细菌弱化，相反地，他也可以借由使细菌通过不同种类的动物而增益其威力 。他也可以让一个弱化细菌和一个强化的同种细菌对抗，甚至能让一个细菌和另一个菌种相对抗。简言之，他能在实验室里完成每个人都想在实验室外做出来的事业。然而，由于在实验室外面的规模过于庞大，没有任何人真的做得到。只有在小规模下努力的巴士德能够成功，当年在相关的社会运动中最富影响力的卫生学家，对仿制的变异性格外着迷。卫生学家的工作规模往往是整个城市或国家。他们企图了解到底风、土壤、气候、饮食、拥挤程度或者是富裕程度等等因素是会加速还是阻止传染病的扩散？如今他们都在巴士德小宇宙里看到（他们是被带着去看）。那些在宏观层次宏观层次上屡屡试不成的工作。至此，最新的转译变成了：“如果你要了解动物流行病学乃至传染病学的话，你得去拜访一个地方：巴士德的实验室。在那里，你会学到一种科学，它将很快取代你从前所知的一切，那就是微生物学。
读者们可能已经注意到，在行文中我定制了越来越多的对比词语。内在、外在，微观、宏观，小规模、大规模的。我这么做是为了凸显出实验室具有翻转既有秩序的能力。实验室进行的科学实践能够转化多种既定的复杂关系，包括像细菌与牛，农人与牛，兽医与农人，以及兽医与生物学之间的关系，一些重要的利益团体开始察觉实验室的研究是在与他们对话，关心他们并想要帮助他们。他们开始觉得，法国卫生学和兽医学所关心的各种问题之解答，都将出现在巴士德的实验室之中。这就是本文开始时我说的那个令人惊奇的小回路：现在每个人都在都对实验室内的工作产生了高度的兴趣，但仅仅几年之前，人们根本看不出这些实验和他们各自的领域有任何的瓜葛。如今巴士德能够有效的吸引大家的兴趣，是因为他先将实验室搬到了农场，之后，再由农场搬回实验室。在此双向运动中。巴士德借由操弄一个新物质，而学到了崭新的实用性知识。这个重要的新物质就是高程度的细菌。但即便已经到了这个阶段，实验室里得到的成果还是有可能永远跨不出实验室大门。没错，巴士德的确已将实验室外的大宇宙和实验室里的小宇宙连接起来了，但是实验室的范围仍困于四壁之中（p233），而巴士德也只不过是个拥有少数几个合作者的平凡人而已。不论社会群体对实验室的成果曾经感受过多么大的兴趣。如果实验室研究没能进一步发展，那么那些兴趣还是会逐渐减少的。如果巴士德改变研究计划，只埋首于实验室之内。人人们就可能会说：搞了半天，这也不过是个有趣的新鲜事而已。因此事后看来，或许有人会认定此刻(西元1881年)，巴士德就已经发明了第一个人工疫苗，但这种看法实在不符合事实。想要证明真正有用的“疫苗”，巴士德必须更进一步地从实验室回到田野里，由小规模扩展到大规模去。所有的转译都可能扭曲原因。这种曲解有时甚至不可或缺，但转移绝不能完全背离原意。人们愿意透过巴士的来解决他们关心的问题，但他们之所以借助巴士德，是为了走向自己的目标，因此他们不可能接受仅仅驻足巴士德的实验室之中。打从初出茅庐开始，巴士德就很善于培育对自己有兴趣的团体，并且让他们相信，他们的利益和巴士的自己的利益是分不开的。他就是利用实验室的惯常手法，来使彼此的利益融合为一（Callon 1981）。炭疽病正是他另一个故技重施的例子。只不过这次的规模是历来最大的。因为他吸引到的团体是个大型社会运动代言人（兽医界、卫生学界，然后很快就是医学界），而且企图解决攸关当时整个法国社会秩序核心问题。巴士德在实验室内完成了接种疫苗的实验后，马上就安排了一个大规模的实验。
这个田野实验是在农业社团的赞助之下进行的。巴士德先前的行动的确已经成功吸引了这些社团的注意，然而先前转译的结果（透过巴士德实验室解决你们的问题），也意味着不光巴士德自己的问题会得到解决。他们的问题也能同时获得解决。所以，就农人而言，这个转译代表了两者之间的默契。而他们现在反过来要求巴士德的兑现了。“我们已经准备好采用你的作法来置（displace）我们原来的兴趣与利益，借此达成我们的目标了。”这个新的转移（或置换），就像上一个一样很难有转围空间。在巴黎的实验室里，巴士德确制造出了炭疽病的疫苗，但是在实验室里，有效的疫苗要怎么才能扩展到外面去呢？虽然知识论专家对这个问题发展出许多精微的观点，但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唯一的方法，就是扩展实验室。巴士德不能只把一些装着疫苗的烧瓶拿给农人们，跟他们说“OK，他们现在在我的实验室是有效的，你们就拿去吧。”如果他真的这么做，那铁定没用。这个疫苗只有在选定的普利堡农场上才有效。因为在那儿，有一些关键性的实验条，已经先依照巴士德实验室里的设定调整过了。正因此。巴士德派的学者和农民团体，曾为了实验的条件积极磋商，像是要多少的预防接种才算数、谁来当裁判等等问题。而这个协商和最开头（第一步）的那一个，也就是巴士德到田野田地里去萃取几个疾病的适当元素以便拿到实验室是里头模仿，是对称的（symmetrical）。就这个协商而言，问题在于双方取得共识条件能否让实验室扩展地够远；换句话说，在该共识所同意的条件之下，巴士德能否证明疫苗在实验室外仍然有效而且可以复制。另一方面，由农业团体代表的角度来看，共识条件下的农场实验必须真正像是一个走出实验室的外在应用。所以如果实验条件拓展的太过度，太过力求模仿真实世界，巴士德的疫苗便会失败，他也就会被失望的农人踢回实验室，但如果扩展的不够，那巴士德就会被看成不切实际的实验室科学家，下场还是一样。在巴士德漫长的科学生涯中，曾经主导过一系列充满戏剧张力的科学证明。其中最著名的展示，便是普利堡的田野实验。当时的主要媒体曾三度蜂拥在巴士德身边，目睹整个实验田野实验如何如同巴士的预测般依序展开。把这个过程看成戏剧上演完全正确。因为实际上，巴士德真的只是把他在实验室里已经排演了无数次的戏码，公开演出而已。严格说来，实验室田野实验室的仅是一个重复而已。不过这次是在群聚的公众面前演出，而他们既已投注了这么多的兴趣，现在终于可以期待收割了。话说回来，即便曾彩排到到钜细靡遗的地步，到了临上台前，最好的表演者也还是会怯场，这就是历史实际发生的情况（Geison 1974）。但是对媒体来说，这不是一次表演，而是一个预言的实现。正是在这一点上，实验室内外的区分误导了我们。如果我们把巴士德实验室与普利堡的农场截然二分，把前者视为内在世界，而后者视为外在世界。那么当然凡是看到巴士德表演的人都是奇迹出现的见证。巴士德在实验室里说道“所有接种过的动物都会活到五月底以后，而没有接种过的动物一定会在五月底前死光；但在实验室之外，动物有的会活着，有的会死掉。”这真是个奇迹，就像阿波罗的预言一样厉害。然而，如果你仔细观察到先前巴士德将实验室移位以吸引农人的兴趣，向兽医学习，再将农场转移成接近实验室的设定，那么这个过程仍然是有趣、异常聪明，甚至称得上是天才的杰作。但它就不再像是个奇迹了。下文我将说明将科学活动神秘化的说法，大多源自轻忽了这种实验室的移位（displacement of laboratories）。至此我们只差一步便能回到（前面简短回路的）出发点，那就是炭疽病的流行及其对法国农业的影响。记得我曾说过，炭疽病是个可怕的疾病吧。当我提出这个说法时，我听到持俗名方法论立场（ethnomethodologist）的朋友从椅子上跳起来大叫：没有分析在可以说“一个疾病是可怕的”，或者“法国农业存在”。因为这些不过是社会建构而已。没错，它们的确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但是看看目前巴士德的拥护者如何善用这些建构来促进他们和自身和法国利益吧。普利堡是个为了说服投资者（先是赢得信任，然后就是金钱了）的实验表演，它证明巴士德德转译是个公平的契约。简言之，先前的契约是“如果你想解决炭疽病的问题，就透过我的微生物学吧”。但在普利堡的实验成功之后，大家认同的转译进一步成了：“如果你要拯救受炭疽病所害的动物就向Ulm路高等师范学院内的巴士德实验室订购一瓶疫苗吧”。换一句话说，一旦人们开始信任实验室内少数的几项实践，例如消毒、洁净、保存、接种的方式、时机和记录等等，你就可以把巴士德实验室做出的产品（product）拓展到法国每一个农场。开始时，只是被一位科学实验家所虏获的兴趣（与利益），现在却像商业通路一样透过网络延展开来，而将实验室的产品扩展到全法国。话说回来其。是并没有那么像商业通路。因为巴士的这个疫苗是免费的。但是所谓“推广到全法国”也是个社会建构的产物吗？一点也不错，而且它是一个由统计资料收集机构所建构出来的。统计学是19世纪的显学，也是“巴士德”（目前这是一个更大群的巴士德学派的标签）赖以得知疫苗推广情况的工具。更重要的是，统计学家能向仍有疑虑的大众提供一个更新鲜、更伟大的表演，以证明疫苗在现实世界中的有效性。从中央政府对整个法国的地理分区着手，我们能够在漂亮的地图，及图表上清晰显示出，只要疫苗推广所及之处，炭疽病案例便逐步减少。就像巴士德实验室里的实验一样，在农业机构办公室里的统计学家可借着图表上下降的曲线，来证明炭疽病情已逐渐缓和。几年下来，巴士德实验室的疫苗已经转移至所有的农场这一情况，就被统计资料记录成炭疽病疫情缓和的原因了。如果没有这些统计机构，当初就完全不可能侦测到疾病的存在，而如今也无法确知疫苗到底能不能控制疫情。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出发的起点了。在几个重要的面向上，法国生活已经被几个实验室的移位完全转化了。除了我举的这个例子以外，在巴士德的生涯之中，还有许多类似的个案，而且我相信每个读者都会想到其他更多事例。我们之所以没注意到这些例子，是源自我们看待科学的方式。我们所仰赖的分析模式强调微观与宏观，内在与外在两者之间的疆界区分；然而科学之目的正是在挑战这些疆界区分。我们的确都看到了实验室，但是我们都忽略了它们的建构过程。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看到孩子们四处爬行，却不愿面对性乃是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我们大家（包括社会科学家在内），在面对科学的时候都太“思无邪”了。在本文第三部分，我将会对实验室提出一些通论性的看法。在那之前，我想先提出一些能够使我们不再那么“非礼勿视”，而且能帮助我们由成见中解放出来概念。尽管以上所说的只是概述，但这个例子当足以说明，实验室的定位（lab positioning）能彻底动摇甚至摧毁内在、外在这些范畴。但是，我们有什么其他语义来描述真正发生了的事吗？特别是导致内在/外在区分崩解的往复过程。行文中我已多次使用诸如转译（translation）、移转（transfer）、移位(displacement)及隐喻(metaphor)等概念，这些词义在拉丁文、希腊文和英文里都意味着同一件事(serres1974;Callon 1975)。在上述的故事里，有一件事情十分确定，那就是你能所你所能想到的每一个行动者都多多少多多少少的被移位了(Armatte 1981)。巴士德的实验室现在是农业界兴趣的中心点。然而之前两者没有任何关系存在。农场里则新加入了来自巴黎的疫苗烧瓶；借由提倡“巴士德”科学和疫苗瓶，兽医们提升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因为他们的黑色袋子里现在新增了一种武器；不再受疾病威胁的牛羊可以为农人生产更多的牛奶和羊毛，宰杀它们之后也可以得到更高的利润了。用麦克尼尔（McNeil，1976）的话来说，一旦小型寄生物被移位，则大型寄生物（在这里是指农人）便因为饲养比较健康的牛而发财了。同理，在由大型寄生物组成的食物链上，收税者、兽医、政府官员和地主也都因为喂养了富农而发达了（Serres 1980）。最后一个元素被推开了，那就是炭疽病菌。只要兽医一上场，这个小寄生物就得闪避了。在这个连续的位移过程中，没有人知道实验室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社会在何处。事实上，如果我们关注的是一系列的位移与置换，则“在哪里”根本是一个不相干而且无法回答的问题是。试想，当你将一个实验室从巴黎移到田里，再带着细菌和农人的兴趣回到巴黎，然后再到普利堡展示一个庞大的重复演出，最后再经由统计和官僚体制渗透了整个农业系统。我们要如何来回答（实验室）在哪里这样的问题呢？但可以肯定的是，经过这些行动后，农场的情况和以前已经完全不同了。一旦以实验室为支点而启动这个动态过程之后，农场系统就已经被移位了。它现在已有了年度的例行任务，其中有部分是来自巴士德实验昔日的工作，而且直到今日仍然是实验室的产物，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事实上包括所谓“整个社会”（这是惯用的词条）在内的每个成员都会被都被改变了。这就是为什么本文的标题会模仿阿基米德著名的箴言“给我一个立足点，我就能移动整个地球”的原因。相较之下，这个以杠杆来移动物体的隐喻要比许多将科学与社会二分的说法更能符合我们实际观察到的现象。换句话说，驱使人们在外面设置普利堡并致力于改进法国农业的，其实是同一股力量。然而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关键是，为什么正是在这个时刻，实验室取得了足以修正所有其他行动组的力量。
而内在外在的二分之所以不相干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在巴士德的例子中，实验室的成败关键正在于攫取一个独特的相对位置。唯有在那个定位上，实验室才得以在其四壁之内复制出看似只会发生于外在世界的现象（这是一个动作），然后再反过来，将看似只应在实验室内（控制条件下所创造出来）的现象推广到外面所有的农场，就像一些拓扑学的定理所说的，内在和外在世界可以很容易的互相转换。毫无疑问的由内在外在，然后再到外在，这三者间绝不是等同的关系。相对于复杂宏观的动物流行病，实验室里只纳入了极有限的几个元素。实验室只在实验动物身上复制出受控制的小型动物流行病，而且最终得以扩展到农场上的实验室条件，也只是接种方式和疫苗等有限的几项。众所周知地，此一由连续的位移和规模变化（见下文）所组成的漂移是所有创新的真正源头（Black 1961）。就我们的目标而言，只要知道每一个移位的转译，对被吸引的行动者而言都能是一个忠实的转译，而不会被视为背叛、变形或者其他方面的事情，这便已足够。举例来说，虽然培养皿你的疾病和农场上实际的疫情有天壤之别，但相关相关人士都同意，这是一个忠实的转译。事实上，忠实都还是太客气的说法，人们以为这就是炭疽病的真貌。同理，对卫生学家而言，细菌在巴士德实验室内所遭受的待遇，和大众在巴黎市里经历的传染病变异，是可以完全等同的。追问这两者之间到底是不是真的等同，是一个无聊的行为，因为巴黎毕竟不是一个培养皿，但是对于那些相信只要巴士德能够解决得了他自己的小规模问题，则大规模问题也必将获得解答的人们而言，两者的确等同。在科学扩散过程中充满了。关于非等同情况（nonequivalent situation）到底可不可以视为等同的这种协商。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每当有困难的协商要解决时，会需要那么多的实验室参与了。正如大家挂在口头常挂在口头上的说法，一个真正有效疫苗必须能够在外面的真实世界中传播。这句话，一方面可以说明所谓内在/外在的二分法有多荒谬。另一方面，它亦可帮助我们了解在探索宏观问题时，科学的微观研究能有什么用处？在理解科学与技术时的主要困难常常源自下面这个思考方式：在某个时刻，创新的活动是全然局限在实验室里头的；然后在另一个不同的时段里，在不同的新条件下，人们另行验证或推翻创新的效力。这就是。是认识论专家如此着迷的真理符合论，而我们的例子则说明这个问题并没有他们以为那么神秘，而是实际多了。首先，如果疫苗在普利宝和其他地方要有效的话，那么实验室的条件必须先行扩展到这些地方。科学事实就像是火车一样，他们无法在铁轨外运行，你可以扩展铁轨，使他们彼此相连。但是你不能让火车头直接横越田野。对此，我们都有极好的证据，每当修改炭疽病疫苗的扩散方式时，疫苗都会失效，而巴士德便会陷入激烈的争论中，像他与意大利人的争论即是如此（Genison 1974）。巴士德的回应，总是说要检查看看每件事情都依照他实验室条件来进行。因此成功的复制并不令我吃惊，但对于那些以为无需扩展实验室的条件，事实就能从实验室里蹦出来的人们来说，这不啻是一件神奇的事情。但还有第二个原因，使我以为所谓实验室是没有“外面”的。故事最初炭疽病的存在和结束时疫苗的效力这两点，都绝不是人尽可知的，外在于实验室的事情。这两者都是既有统计工作的结果。因为这些统计机构建构了仪器（在这里是统计学），透过整个法国的行政体系来扩展他们的资料收集网络，而且让所有的官员都相信有的疾病的存在，且是个可怕的疾病。然后又让他们相信这个疫苗存在，而且是有效的疫苗。绝大部分的时候，当我们在大谈特谈外在世界时，多半已经将先前存在而且充分拓展了的科学视为当然。与我们这里的着眼点微生物学一样，此一科学（统计学）早先也是由相同方法建造起来的，这就是为何实验室的研究最终将是我们理解宏观问题的关键。我将在本章之末说明这一点。但如果内在/外在的二分法不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又应如何来看待规模上的差异呢？我得提醒各位，当初科学社会学家激烈争辩的焦点正是规模差异（difference of scale）的问题。由于部分学者以为不同规模代表的是一种极重要的差异，所以他们会批评微观研究者忽略了真正核心的问题。在上述的例子里，我们从不会一方面面对一个社会脉络（social context），另一方面则面对一个科学，一个实验室或者一个科学家。而且我们也没有一个能影响（或不影响）实验室的脉络。绝大部分的社会学家都会持这种（与我不同的）流行的二分观点。然而这种看法是绝对站不住脚的。当然，许多不错的学者像是吉森（Gesion）等会说巴士德是个天主教徒、保守派、化学家和独夫啦等等（Farley and Geison）的确会影响了他的科学研究，但是这种分析，不论多么仔细又有趣，却完全没有讲到重点。重点就是：在巴士德实验室的最深处，在他最具技术性的科学工作中，借由将某些最重要的行动者移位，巴士德主动、且直接地（并非间接地）改变了他所身处的社会。在这点上巴士德可又是一个典范人物。他数次尝试竞选参议员都只能得到零星的选票，因此在从政意图上可以说彻底失败。但全法国乡镇的街某街道名单中，就属他的名字和卡诺以及共和国三者为数最多。这也是关于巴士德研究一个不错的象征。如果你要可以找巴士德在政治领域内的谋略运作，你当然可以找得到，但那些都是一些糟糕而令人失望的例子，和他在科学工作上的重要性完全不相称，这些贫乏的发现反而会使读者揣想“所以在巴士德科学成就上，一定有什么东西是社会和政治所无法解释的”。说这些陈词滥调的人反而是对的。一个差劲的批判性解释总是保护科学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激进的科学家越是为文反科学时，科学反而越加神秘，而且得到更好的保护。真要想研究巴士德其人对社会的影响，不需要刻意寻找什么政治动机。短期的金钱、象征利益、或是长期的爱国主义动机，更不必找寻意义的意识形态或迂回的动机，（这些动机只有分析者的眼睛才能动洞见，倒真是有点神秘）。扒粪真是无聊透顶的行为。你只要仔细观察巴士德在实验室里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做了什么就够了。一言以蔽之（Latour1988），巴士德在当时所有构成法国社会的力量上增添了一个新的力量——细菌，而他是这个新力量唯一可靠的代言人（spokesman）。如果没有这个第三者，你不可能建立成功的经济关系，因为不为人知的细菌会让啤酒变苦，让酒坏掉，让醋糜失效，随货物带来霍乱，或是送到印度的杂役死亡。如果没有它，卫生运动就不会成功，因为如果不能控制这个看不见的行动者（invisible actor），不管你为贫穷乡镇中的贫苦大众做了多少事，他们还是免不了一死。如果忽略了使婴儿死于白喉和让恩客因梅毒而被送入疯人院的行动者，你甚至不能确保母亲和她的孩子之间，以及情人和他的情妇之间的关系是单纯无暇的，你不需要去揭伤疤，也不要寻找扭曲的意识形态。因为你会发现拥有实验室（这里就是唯一能使不可见的行动者变得可见看得见的地方）设备的一群人，可以很容易地在细菌介入上述关系的地方占到一个位置，如果你发现细菌是所有社会关系中重要的行动者之一，那你得保留一个位置给它们，也得留一个位置给能揭露它们存在之处以及能消减它们的人。事实上，你越想出除掉细菌，你就要给巴士的留下更多的空间，这不是虚假意识，更不是找寻偏差的世界观。这只是当时巴士德派所做的事，以及其他行动者眼中所看到的做法。科学社会学的先天缺陷就在于它倾向于只在一个地方（也就是实验室）寻找明白表述的政治动机和利益。然而就在实验室中，尚未被察觉了新颖的政治活动正在逐步浮现。如果政治只是选举和法律，那么就像我们之前指出的，除了在一些枝杰面相之外，巴士德科学和政治基本上无关。从这个方向探究他的科学，反而支持了他的科学自主性的神话。但如果政治工作对你而言，意味着担任能型塑社会社会之力量的唯一可靠，且有合法权威代言人。那么巴士德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人物。实际上巴士的赋予自己的，只怕是有史以来最惊人也最信任的权力来源。有谁敢想象自己正在为一群横扫各地、摇撼社会现状的可怕力量代言呢？更有甚者，巴士德不需要向人争辩，就成了这股力量唯一可靠的诠释者和控制者。各地纷纷设立了巴士德实验室，只有它才能消减这个危险的行动者。在此之前，这些危险行动者使得制造啤酒和醋，以及手术、生产、挤牛奶和维持军队健康等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如果读者只认为微生物学曾影响了或是曾被19世纪的社会脉络所影响，那都是一种语焉不详的社会学。质言之，微生物学实验室是极少数几个能够使社会脉络的组成产生形变的地方，改变社会的组成，使其可以成使其可以容纳细菌和细菌观察者并不是一件小事。如果看官不相信的话，就可以试着比较当时社会的主要政治家所采取行动。这些行动是为另一群新的、危险的、骚动而未被驯化的力量，亦即要求社会给予他们空间的劳动大众而言。这两个危险的力量有一共同的特质，一方面两者都是足以转变社会的崭新力量。而另一方面，两者的出现都无法用当时的社会状态来解释。在这个意义上，两者可以相提并论。虽然当时这两股力量有所重叠（Rozenkranz 1972）。然而单就政治层面而言，很明显地，巴士德实验室留下了更为深远而不可逆转的影响。因为这是他们一方面可以深入日常生活的各种细节，诸如吐痰、煮沸牛奶和洗手。另一方面又能介入宏观层次的各种建设，诸如重建下水道系统，殖民其他国家，重建医院等。最后却又不被视为一种政治权力。我们根本无法用规模和层次等概念来描绘这种社会组成的根本转换。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无法将宏观层次的法国社会与微观层次的微生物学实验区分开来，因为后者参与了重新定义以及移置前者的工作。然后正如我之前所坚信的，实验室的自我定位可能是失败的。巴士德的确可能无法有效的接合他的细菌学研究和顾客们的利益。如果他失败了，那我当然就会同意不同层次间的区别是存在的，也就是说，法国的农业、医药、社会和政治利益，和高等师范学院内由一群公正无私的科学家们所组成的孤立实验室其实完全是两码事。博纳的实验室长得就像这样，但这绝不是巴士德的策略，更不可能是整个巴士德机构的策略。因为后者总是在将自己设定在一个让所有的商业、居民和医疗利益都需要它的位置，在那个位置上，各种利益都必须借助实验室的技术、手法、产品以及诊断工具材料才能达成自身目的。于是很自然地，到处都成立了实验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许多壕沟之中；在殖民者抵达热带前，以便确保白人殖民者及其军队能存活下来，外科病房也从教室转变成了实验室（Salomon Bayet 1982）；在许多公共卫生服务的之中，在食品工厂里、在医学的小办公室里，在农场里等等。有了实验室，我们就可以进行一场没有疾病感染的大战，可以殖民热带地区，可以维系法国军队的健康，可以增进法国人民的数量与活力，可以创造全新的工业。一旦我们把实验室看成能更新及转化社会与政治的场域，那么即便是不才的分析者也可以看出，上面这些宣示实在是最有“社会性”的活动。第一部分所讨论的例子引领我们到两个更具广泛意涵的问题上。第一，关于实验室实践（laboratory practice）的性质。第二，在“科学、技术与社会”此一领域中，对于利用微观研究来理解大规模问题产生了质疑。如果要我综述第二部分的核心论点，我将指出，目前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取径极易误入歧途：（1）如果他们在分析时将“社会脉络”及实验室或者说科学层次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两边，并且预设这两个层次间在规模上有巨大而无法跨越的差异（微观VS宏观）（3）再加上不去研究在实验室里发生的事件内容的话，那么这种科学社会学从一开始就自断经络，自费武功了。在我看来，一切刚好相反，实验室是少数几个可以使规模的差异转变成无关宏旨的地方。更有甚者，实验室是极少数透过四壁之内所进行的实验内容，竟能转换社会的基本组成之地。
在理解实验室自身的定位活动时，最困难的问题是精确的定义为何实验室竟会如此？而且何以只有在实验室里才能产生这种展现的力量。回到杠杆的比喻来说，为什么实验室是一个坚固的杠杆，而不是软趴趴的稻草。在探索这个问题时，我们就得回来思考科学的微观研究到底带来了什么特别的洞识。早在实验室研究兴起之前，已经有很多知识论专家提出各种各样的解答。他们指出，科学家有特别的方法，特别的心智，或是有一种特别的文化（这比较是一种文化式的种族歧视说法)。总之，对科学力量的来源每每诉诸一种“特殊论”，而且是常常是关于认知(cognitive)特质的解释。无可避免的，一旦社会科学家们真正走进了实验室，并逐一检查有关科学力量的这些理论时，便会发现所有特殊的条件并都不存在。实验室没有什么特别令人惊奇的特质，更没有什么与认知特质有关的事情发生。知识论专家挑错了对象，他们执意在科学中寻找特殊的心智能力，但却对物质配置，也就是实验室，视而不见。不只是知识论专家有这种“特殊论”的问题，大多数所谓的默顿学派的社会学与都有这个毛病。然而，没有任何特殊的社会关系可以解释科学的力量。规范、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和前资本主义式的债权认定都已逐渐为人忘却。而与否证和天使的性别一同得到他们的安息。但当年社会学家也重蹈知识论专家的覆辙。他们上天下地四处寻找使科学如此的特殊原因，却独独遗漏了最明显也是最惊人的地方，那就是物质配置。相形之下，科学家自己可比大多数分析家要来的清楚，是什么东西让自己的事业变得如此特殊。举例而言。巴士德就是一个超优秀的社会学家和知识论专家，在一篇很像是科学社会学的论文中，他明确的指出了科学家之所具有超越社会力量，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实验室（Pasteur 1871）。实验室研究已经获得了一些成果，但目前仍局限于消极地驱逐和科学相关的迷思。他们证明了一点，那就是无论是在认知或是社会面向上，科学实践都没有什么特别不同于其他活动的地方。Knorr-Cetina已经回顾了这些研究，而我也没有什么好多说的。然而正因为我们已明白无论认知特质或社会特质，都无法解释科学力量的来源。我们现在必须追问，在实验室里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而那些事件为何能使实验室创造出无与伦比的政治力量？一小撮人怎能获得足以影响许多地方和大众生活的力量呢？以巴士德和他的几个合作者为例，如果为了解决炭疽病的问题，他们便得全法国走透，一路收集农场、农夫、动物和其他地方特性的一切详实资料的话，那就没指望了。因为只有在实验室里，他们才是能干的工作者。出了实验室，他们不比农人善于工作，更不比兽医精通医学。然而，在实验室四壁之内，他们是设计试验和仪器的专家，能让不可见的行动者（他们称之为细菌）的一动一举在照片上清楚的呈现，清楚到连小孩也能看见。这样一来，原本看不见的变成可见的，而这些东西变成了写下来的轨迹，像文本一样可供任意阅读。这种专业技艺来自他们调整规模能力。如果不能将细菌与他们的竞争者分开来培养，那么我们便看不到细菌，这我之前已经解释过了。只要把它们放在一个合适的培养基中，它们就会成指数成长，而在培养皿中呈现为肉眼可见的小点。我不知道细菌是什么，但是在一个白色的表面上数数有清晰边界的小黑点却难不倒我。现在问题是，如何把这个专家技艺连结回健康的农场上？先前我解释过实验室移位的三部曲，而其结果十分清楚。在这些动作之后，人们就认定在实验室内发生的动物流行病和在外面的疫情具有高度相关性。问题的规模再次被反转。这次宏观事件被缩小至巴士德派学者们可以予以予求的微观尺度了。透过此移置和翻转，巴士德派学者才能在农场上装设铭刻仪器，并记录细菌行动留下来的轨迹。在此之前，从没有人曾完全掌握流行病的发展过程。能有这样前所未有的精通与掌握。是因为每一个和疫情相关的事件，从预防接种、流行病的暴发、计算死亡和幸存者的人数，发病时间到地点等，都由铭刻仪器转化为可直接阅读的文件。由于对简单的图表和曲线的知觉判断是如此容易，相关的几个人可以轻易达成共识。在实验室里获得的力量并不神秘，比流行病要来得弱小的少数几个人的确能化弱为强，只要他们能翻转两个行动者的相对规模——将细菌放大，而把流行病缩小。再加上铭刻仪器的助力，每个步骤都变得可以记录和与读取，人们便得以掌握流行病。一旦改变了研究对象的尺度，我们所得到的铭刻资讯便会加速成长。如果以整个法国作为收集炭疽病资料的目标，那注定是一个漫长痛苦且充满不确定的过程。然而，仅在一年之内，巴士德就已复制出炭疽病暴发的方法，因而变得比兽医来得厉害。因为当一个兽医找到一个统计数据来支撑自己时，巴士德却可以轻易收集到十个数据。在巴士德面前，兽医的论据很容易受到挑战。但当巴士德带来大量数据，从实验室走出来时，谁能以有力的证据质疑他呢？仅仅靠着变更，巴士德就获得了巨大的力量。因此，如果要讨论炭疽病，巴士德手中就会有两个力量来源：动物流行病学和细菌。他的对手和前辈们必须在外面、大规模的环境下工作。因此其统计资料常常会被不可见的行动者搞乱，最后根本看不出任何规律。这与巴士德的做法形成强烈的对比。通过设立实验室，并将它放进农场，巴士德就掌握了细菌（把它放大了）和动物流行病（把它缩小了）。在不离开实验室的情况下，便能以非常低廉的代价大量复制实验结果。力量的高度集中，使它比竞争者更为强悍。除了少数像柯霍那样拥有和巴士德一样精良设备的人之外。竞争者根本无法提出任何足以反驳他的论点。如果想知道人们为什么愿意投资那么多钱在实验室上（实际上那只是十分平凡的地方），我们只需了解一件事，亦即实验室里的科技装置能够翻转力量的高下层级。在一切的移位（包括实验室和物体）之后，我们所关心的事情的规模已经被调整到了最方便的尺度：铭刻在纸上的简单的图形与文字。如此一来，人们必须谈论的所有事物，便不只变得可见了，甚至还可供阅读，能够这样能够轻易的指出重点来的人，便能掌控全局。这过程就如同阿基米德移动地球一样简单，以一个支点来将最弱的转变为最强的。这机制十分单纯，因为整个装置的目的仅在做一些简单的动作，人们常用欣羡的口气说科学家是知识的积累，但知识为什么会加速累积呢？首先必须将事件调整至最适当的尺度，然后我们便可以进行大规模的试误（trials and errors），实验室内的确定度的确较高，但那并不是因为里面的人比较诚实，比较严谨，或者是比较力行否证论。（p254）他们唯一的优势就是他们可以任意的犯错。与实验室外无力调控规模的人相较，他们可以犯更多的错，几乎是想犯多少就犯多少。更有甚者，无论其领域或主题为何，每个错误都被依次归档保存记录。并保持在便于重复翻阅的状态。如果将大量的试验资料记录下来，并且把他们在铭刻记录加以整理。让竞争者无法挑战你的综合结果，那么这个总和的确定性往往较高。这便足矣，当你能总结一系列的错误时，你就比那些只能犯较少错误的人来的厉害了。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政客和科学家的差异，就更可以了解为什么实验室是种累积错误来获致力量的技术装置。一般而言，人们喜欢比较两者在认知或社会层面上的差异。所以前者会被认为是贪婪、短视自利、模棱两可、容易妥协和不可靠的。而后者则被视为是客观、有远见、诚实或至少是严谨的、论理清晰而又追求确定性。这一系列看似深入的对比其实只反映了一个简单物质条件的有无。一言以蔽之，政客没有实验室，但是科学家却有。所以政客没法子先做一个小规模的试验，他们一上手就得玩真的，一次只能做一件事，而且不论成败都被大家看在眼里。科学家则在不同尺度上不断试验，他们在实验室里累积犯错的经验。反正这种过程是不对大众公开的，所以。他要试多少次就试多少次，直到他确定之后才走出实验室。如此看来，政客显得无知，而科学家似乎懂得很多便不足为奇了。然而这个差异并不真是知识有无的问题，如果你恰好能使双方的位置互易，你就会发现。同一个贪婪短视的政客一旦进到实验室里面，（p254）却可以提出确切的科学事实；而原来那个诚实、客观的严谨科学家一旦被放到全规模，不允许错误的政治结构里去掌舵的话，就马上变得像其他人一样模棱两可，不可靠而且漏洞百出了。由此看来，科学的特殊之处，绝不在认知、社会或心理特质上，而是在实验室的特殊家庭建构上。实验室翻转现象的规模，使现象变得可以记录和读取。此外，它加速了试误的频率，使得我们能犯许多错误，而且又将所有错误经验都记录下来。如果我们想更明白实验室如何赋予科学家的力量，那我们就可以注意一下，当人们试图要在实验室以外取得同样确切结论时情况如何。我已经在前文中提过，没有什么是在实验室之外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将原本只存在于第一个实验室里的“力量阶序”（hierarchy of forces）拓展到其它地方去。我举了炭疽病为例来说明此点，但一般的情况也都是如此。由此看来，科学之所以显得神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有些人相信科学家能够做“预测”。他们会说既然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里头工作，那么很显然的，外头发生的事情证实了这些预测。但问题是，在尚未将实验室内的检证条件拓展到外面之前，没有人能说他证实了这些预测。具体而言，在疫苗扩散开来之前，农场早已转变为巴士德实验室的延伸物了。更何况用来检证疫苗是否有效的统计系统，正是原先让炭疽病变的可见的同一套系统。因此我们可以目睹实验室条件的拓展，也可以看到最终成功的试验一再被复制，但是我们可没法子看到科学家的预测自行翻过实验室的墙面拓展开来（Latour and Woolgar 1979，ch4）。如果这听起来违背读者的直觉，（p255）那么一些简单的推论将可以让他明白，所有他能想到的反应，事实上都符合这个论点，除非（1）实验室先跟“外面”的状况产生关联，而且（2）外界状况被转变成符合实验室的规定。否则我们绝不会看到实验室内的事实向外扩散。而反例就是相信事实不见得非如此不可。但相信并不是证明，如果有任何证据证明存在，那我所说的（1）（2）两个条件一定会被证明。我对这个答案的自信不是源自假设，而是源自我与科学家们所共同抱持的一个简单的科学信念。那便是奇迹不可能发生，而超距力（action at a distance）必然是个不正确的陈述。因此，科学家的预测或预感不是后见之名就是重复。一旦科学争论迫使科学家走出实验室这一坚实基础时，我的问题便显而易见了。当科学家们真的跑到“外面”来的时候，他们啥也不知道，他们虚张声势、闪烁其词，甚至一败涂地。那时他们所说的任何事，都马上会被同等可信的陈述反击。透过我所描述的过程，科学家由实验室那里获得了力量。那怎么样才能保有这种力量呢？方法仍然很简单，就是绝不走到外面去。这是指他们当自闭于有限的几个工作场合吗？当然不是，我想说的是科学家们当尽其所能地复制实验所必须的工作条件拓展到每个地方。科学事实是在实验室制造出来的，但为了要使这些事实得以扩散流通，你必须建立一个昂贵的网络，借以维持他们十分脆弱的效率。如果这意味着把社会改造成一个一个大实验室的话，那就放手去做吧。巴士德实验室扩展到各地的过程，就是这种网络建构的好例子。各位别忘了，才仅仅数十年前，这些地方和科学压根就没有任何关系。再看看在法文里称为“metrologie”的标准重量以及量度系统，（Standrad Weights and Measures）(p256),我的论点就更就更有说服力了。如果重要的物理参数不是在各处都相同的话，那大多数实验室里的便都只能永远待在那儿了。只有在时间、重量、长度、波长等等，都已更精确地扩展到更多地方的时候，实验室里的实验才能跟工厂里的问题、工具业、经济或者医院扯上关系。反过来说，如果你想拓展一个很简单的物理定律，但却不先设法扩展并且控制所有主要常数的话，你就只能在“外面”进行思想实验。无疑地，你将永远无法证明这个定律。这就像如果没有健康状况统计，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炭疽病的存常在，也无法检验疫苗的效力一样。整个社会已依照实验室里的实验条件而改造了，然而科学社会学家却视而不见。虽然没有什么东西是在科学之外的，但科学知识的流通却有赖于一些窄长的网络，很容易理解为何人们往往忽略了这网络。人们认为科学普遍性（universality）是不证自明的，只因为他忘了考虑“metrologie”的存在。忽略了使所有的位移得以成功的这个转变，就像是在没有铁路或高速公路网的情况下研究一个引擎一样。这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类比。因为在现代社会中维持物理常数的恒定或许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却要花上比所有其他科学技术本身大上三倍的力气（Hunter，1980）。我们得先让社会与实验室的内部相接轨，实验室的技术才能运用在社会上。人们常常忽略了维持这个接轨关系的代价。因为他们不愿承认，竟然连普遍性这东西也是种社会建构。如果把所有的位移和转变都考虑进来的话。宏观社会层次和实验室科学此一层次之间的差异就会变得模糊不清。甚至连存在与否都成问题了。事实上，建构实验室就是为了要摧毁这个差异。一旦此一差异消失，那么少数几个人就可以在他们孤立的四壁之内缔造能够改变大众日常生活的事物，不管是经济学家、物理学家、地理学家、流行病学家、会计师还是微生物学家，都在寻找一种能使自己获得力量而又超越争议的特别尺度。找到之后，他们便以此规模来创造各种新事物，像是地图、经济模型。图形表格和图表。最后他们再回到一个比较大的规模上来推广看似支持他们的结论，这既是个政治过程，又不是个政治过程。这是个政治过程，因为他得到了权力的来源。这不是一个政治过程，因为这个新颖的权力和一般所谓的政治权力性质完全不同。在前文中，我曾效仿制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实验室，我就能移动社会”。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实验室是个好的标杆了。但如果我现在仿效克劳塞维茨说，科学是由其他方法连成的政治。那么我们便有了一个更完整的描述，这不是一般的政治，因为一般的权权力总不施行，不免为其反作用力所阻。实验室科学的重要性，在于具备“其他的方法”（other means），它们显得暧昧，无法预测，从而更有力，能够创造新颖而不可预知的位移。巴士德既然为细菌代言，而且又把所有人都移位了。他当然是在从事政治活动。但因他用了另类而不可预测方式，他能使一切传统政治力量都退避三舍。我们现在终于可以明白为什么实验室的微观研究是那么的重要。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大多数新颖的权力都来自科学（不管是哪一种科学），而不是来自于古典的政治过程。不幸的是，宏观层次科学研究者，却仍将所有关于科学与技术的社会解释都建立在古典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架构之上（利润、明确的权力，可预测的善恶），因此他们无法真切理解科学技术的力量所在。在谈到科学家以其他方式从事政治，他们总是无聊且反复地批评科学家们只是在搞政治而已。他们的解释是无法令人满意，其不足之处正在于而已两字，他们在真正应该开始地方宣告结束。为何以科学来从事政治的方式与一般的政治不同？要研究这些其他的方式，我们就得深入科学的内容和实验室的门墙里去。在那儿，我们将会见到政治权力的未来储藏库正在形成。实验室为社会及社会学家带来了相关的挑战。实验室里做出来的科学内容乍看之下不是无关紧要，就是太过技术性，但他们却能移置并且重组社会。我们必须认真检视实验室里的科学家，而且没有研究可以从这个层次直接跳跃到宏观政治的层次。因为后者正是透过实验室才取得真正有效的权力来源。然而，人们常以实验室太无聊或太技术性为借口。不去认真的分析它。同样地，我们以为实验室工作的学者绝不应该胆怯，也不应该接受那套将自己困限于实验室之内的方法，因为实验室只是将内在外在，微观宏观的区分都摧毁掉的一系列位移之中的一个片刻而已。不论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取径，在科学社会学上如何大相径庭，他们其实共享一个偏见：实验室的四壁是科学活动的起点或终点。然而实验室远比这种想象来地微妙，而且它转化各种力量的能力也远超此一说法的视野。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一个微观的分析家遵循他自己的方法，一路研究下去，最后也一定会触及宏观的问题。这正如同原本做细菌实验科学家，最后却在许多枝节上改变了整个法国社会一样。事实上，宏观层次本身，也就是著名的所谓社会脉络，正是有许多科学学科的发展所导致的结果(Callon and Latour 1981)。我在目前实验室研究（laboratory studies）所设定的限制之下，这将是重建科学社会学的唯一可能途径。我也认为，这是科学社会学能对社会学付出贡献的几个要点之一。科学社会学不应只是从社会学那里利用一些分析范畴或社会结构而已。因为最简单的实验室，也可以重组这些范畴与结构。是改弦易辙的时候了，因为和大部分社会学家（包括许多科学社会学家）相较之下，科学实验室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上都显得更富有创造力。面对实验室向社会研究者所持续的挑战，我们才刚起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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