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国民性辨析，处在关键的历史节点，为什么有些国家选择了通往灾难之路？

历史研究的功能是对历史事件追根溯源。历史学家必须证明历史状况是如何从先前既存的自然与社会条件下发展出来的;也必须证明人的行动和人无法控制的事件如何造成了历史状况的由往来今。这种回顾分析不可能无限回溯。历史学迟早会抵达其解释方法不再有效之处。然后，历史学家能做的只是确定有一个因素在起作用，而这个因素导致了结果的发生。诉诸文字的话，通常会将这种因素说成是“个体性”(individuality)或“独特性”(uniqueness)。

自然科学也是如此。自然科学迟早也会不可避免地抵达某个点，它必须将这个点作为“给定的”、经验的基据(datum)。自然科学的能力是将正在发生的变化解释(interpret)(或者，正如人们曾喜欢说的那样，说明[explain])为宇宙中各种力量作用的结果。它将一个事实的原因回溯到先前的事实;它告诉我们 a、b......n 都是 x 的结果。但是总有一些 x，至少在今天，我们无法再追溯其来源。后来人可能成功地将我们的知识限度进一步推后，但毫无疑问， 总会有一些事物无法再归因为其他来源。

人们的思想甚至不能逻辑一致地领会“万物的终极根源”这样的概念。自然科学止步于确立某些不可分析，不可追溯来源、起点和原因的终极因素，绝无可能再进一步。

历史学家所用的“个体性”一词的含义是:在这里，我们面临着一个无法再溯源于其他因素的因素。它不提供解释或说明。相反，它规定我们必须处理一个无法解释清楚的历史经验基据。为什么凯撒要跨过卢比肯河？历史学家可能给我们提供各种也许曾影响凯撒决策的动机，但是他们无法否认其他的决策也是可能的。或许西塞罗(Cicero)或布鲁图斯(Brutus) 面对类似的情境会有不同的作为。唯一正确的答案是:他跨过卢比肯河是因为他是凯撒。

用性格来解释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行为会让人产生误解。“性格”概念等同于“个体性” 概念。我们所说的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的性格，就是我们关于他们的行为的全部知识。如果他们过去之所为与实际情况不一，我们对他们的性格的看法就会不一样。拿破仑自己加冕为皇帝， 并且试图以一种相当愚蠢的方式闯入欧洲旧王朝圈子。如果我们将这一事实解释为拿破仑性格之所致，那么就错了。如果拿破仑没有放弃高尚的终身执政官身份，没有登基称帝，如果他没有娶奥地利公主为妻，我们也会同样说，这是其性格特征所致。诉诸性格的解释，不亚于那个关于鸦片催眠作用的著名解释:因为鸦片具有催眠的作用(virtus dormitiva qui facit sensus assupire)。

因此，期待心理学能提供帮助都是徒劳的，无论是个体心理学还是大众心理学。心理学并不能引导我们超越“个体性”概念所规定的限制。它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失恋会让有的人变成了酒鬼，让有的人自杀，让有的人写出拙劣的诗句，而又能激发彼得拉克和歌德写出不朽的诗篇，激发贝多芬谱出天籁般的音乐。将人们归类为不同的性格类型，并不是非常有用的方法。

人们根据行为来给人分类，然后相信自己在根据分类推断人的行为时给出了一个解释。然而， 每个人或每个群体都有不符合这种削足适履(the Procrustean bed)的分类的特征。

生理学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生理学无法解释外部事实和环境如何使人类意识产生了明确的思想和行动。即使我们知道脑细胞和脑神经运作的一切知识，除了解释为“个体性”之外， 我们应该也无法解释为什么相同的环境因素导致了不同的个体和相同的个体在不同的时间，会有不同的想法和行动。看到苹果落下，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为什么在他之前的其他人没有呢? 为什么一个人能成功地解出方程，而其他人则做不到呢?导致数学上正确解题的生理过程与导致错误解题的生理过程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同样面对如何在雪山上行走的问题，挪威人发明了滑雪，而阿尔卑斯山的居民却没有这种灵感?

任何历史研究都无法避免提及“个体性”概念。无论是只探讨一个人的生活传记，还是探讨民族和国家的历史，面对“个体性”这个最终陈述的界点，我们都无法再往下深入分析。

性格概念被赋予了恒常性，是它用作解释工具的主要不足。在这种解释之下，群体中的个人被认定为具有一种稳定的特性，他的所思所为都是这种特性的产物。罪犯不是因为犯罪而成为罪犯;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罪犯才会犯罪。因此，一个人曾经犯过罪，就成为他是一个罪犯的证明，并且使人们有理由认为，涉及他的任何罪行都是他犯下的。这种学说深深地影响了欧洲大陆的刑事诉讼。政府急于证明被告在其此前的人生中已经犯下过其他罪行;辩护人则同样急于通过证明被告在过去的生活中没有过错来为被告洗白。然而，一个曾经犯下数桩谋杀案的人，在他正被指控的谋杀案中可能是无辜的;而一个人在度过了清白的六十年人生后，也可能犯下可恶的罪行。

国民性概念，是从不同个体中发现的普遍性特征。它主要是对数量不足的错误分类样本所作的，考虑欠周的草率归纳之结果。历史上，波西米亚的日耳曼人除了厨师和女佣以外，很少见到其他捷克人。因此，他们得出结论:捷克人充满奴性、温驯顺从、卑躬屈膝。而一个研习捷克政治和宗教历史的学者，则更可能称他们为叛逆者和热爱自由的人。捷克人群体中，既有约翰·胡斯(John Huss) 和特鲁克诺夫的杰士卡(Žižka of Trocnov) ，又有大量的男仆女仆。我们有什么资格去从这样一个拥有各种不同个体的人群中去寻找共同特征?构建“捷克人”这个群体概念的标准是，是否使用捷克语。断言一个语言族群的全体成员必定拥有一些其他共同标记，其前提就错了(is a petitio principii) 。

对纳粹主义崛起的最流行的解释是将它说成是德国国民性格的结果。持这一理论的人在德国文学和历史中寻找体现侵略性、狂暴性和征服欲的文本、语录和行径。从这些零碎的知识中， 他们归纳出德国的国民性格，并以此解释纳粹主义的兴起。

的确，人们很容易从德国历史中和德国作家的著作中，搜集到许多可用以证明德国人固有的侵略习性之史实和语录。但是，人们也同样很容易从其他语言族群，如意大利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历史与文学中发现同样的品性。德国从来没有比卡莱尔和拉斯金更为出色和传神的战争英雄主义的称颂者，从来没有比吉普林(Kipling)更为出色的沙文主义诗人和作家，从来没有比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和克莱武勋爵(Lord Clive)更为残暴和更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征服者，从来没有比“骑马的霍德森”(Hodson of Hodson’s Horse) 更为残暴的士兵。

引文都是断章取义，因而常常彻底歪曲原意。一战中，英国的宣传家常常反复引用歌德的《浮士德》中几句台词。但是，他们故意不提将这些话挂在嘴边的角色——欧赴良(Euphorion)， 对应的是拜伦爵士，他是除席勒外，歌德最欣赏的同时代诗人——尽管身为古典主义者，拜伦的浪漫主义并不吸引他。这些诗句根本没有完整表达歌德自己的信条。《浮士德》以对生产的赞美收尾;它的指导思想是，只有从为其同胞提供有益的服务中收获的自我满足才能使人快乐; 它是对和平、自由和纳粹鄙视地称为“布尔乔亚式的”安全的颂歌。欧福翁—拜伦代表了另一种不同的理想:对人类无法企及的目标的永不停歇的追逐，对那些会导致失败和夭折的冒险、 战斗及荣耀的向往。欧赴良的双亲嘉许和平时，他答之以对战争和胜利的热情颂扬。引用他的这么几句话作为德国人天生热爱军国主义之证据，是毫无意义的。

像其他国家一样，德国也有颂扬侵略、战争和征服的人。但是德国也有其他人。最伟大的人不在那些赞美暴政和德国世界霸权的人行列中。是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理查德·瓦格纳和德特列夫·冯·李利恩克龙，还是康德、歌德、席勒、莫扎特和贝多芬更能够代表德国的国民性?

国民性的观念显然是武断的。它产生于一种“忽略所有与先入为主的教条所抵触的不悦事实”的判断。

在确定一个民族的性格时，人们不允许采用统计学的方法。问题不在于去找出，如果德国人过去必须通过公民投票来决定他们国家的政策应该遵循什么路线，他们会如何投票?即使这样一项调研能够成功实施，它也不会给我们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每一时段的政治局面都有其独特的成因，都有其“个体性”。我们没有理由从过去的事件中得出适用于今天的结论。如果我们知道多数哥特人是否会支持侵入罗马帝国，或者十二世纪多数日耳曼人是否会支持巴巴罗萨(Barbarossa)对待米兰人的方式 ，也不可能搞清楚我们的问题。当下的局面与过去的情形相同之处太少了。

通常人们采用的方法是，挑出一个民族历史上和当代的一些著名人物，然后将他们的意见和行动作为整个民族的代表。即使人们足够认真地比较这些被武断选出的人与那些持相反观念和不同行为方式的人，这也是一个错误的方法。同等重视康德思想与驽钝的哲学教师的思想是不被允许的。

一方面，只考虑将名人作为代表，而忽视其他人;另一方面，对这些即使是被任意选出的名人，也把他们看做是由无差别的等价个体构成的群体，这是自相矛盾的。该群体中之一员可能比其他人更显眼，正如该群体本身比整个民族更显眼。几百个押韵成瘾和断行成性的打油诗人的分量也不如独一无二的歌德。

谈及一个民族在某历史时期的心态时，我们用“多数人心态”这个说法来形容，这是正确的。但“多数人心态”可能会发生变化。中世纪封建时代、宗教改革时代、启蒙时代、自由主义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德国人的心态都不一样。

今天，所有讲德语的欧洲人中80%是纳粹。如果排除犹太人、奥地利人和讲德语的瑞士人，我们可以说超过90%的日耳曼人支持希特勒为世界霸权而战。但这不能以塔西佗对其同时代日耳曼人给出的性格特征来解释这一现象。这样一种解释，并不会比纳粹援引英国人处死圣女贞德(Jeanne d’Arc)、英国殖民者大规模屠杀塔西马尼亚土著、以及《汤姆叔叔的小屋》中描述的残酷行为等等历史来证明当代盎格鲁-萨克逊人所谓的野蛮性更好一些。

不存在诸如稳定的国民性这类东西。以断言德国人有着接受纳粹主义原则的内在倾向来解释纳粹主义的崛起是一种循环论证(vicious circle)。

本书试图厘清纳粹主义兴起的原因;试图展示现代工业主义和当今社会经济学说和政策条件如何发展成了这种场面:除了纳粹党纲领所给出的东西，绝大多数德国人民都看不到避免灾难和改善命运的其他手段。一方面，他们看到，在一个迅速走向经济闭关自守的时代，国内自然资源无法让其国民饱暖，国家的未来一片黑暗;另一方面，他们又相信自己足够强大，可以通过征服足够的生存空间在避免这场灾难。

对纳粹主义崛起的这种解释，已经达到任何历史研究所能抵达的限度。它只能止步于限制我们研究历史事件的那个界点。它不得不诉诸于“个体性”和“不可重复的独特性”这两个概念。

因为纳粹主义并非我们所能想到的，解决当今德国问题的唯一方法。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存在另一种解决方案:自由贸易。当然，采用自由贸易原则，会要求人们放弃干预主义，建立不受阻碍的市场经济体系。但为什么要把这些事当做不可能的事情置之不理呢?为什么德国人意识不到干预主义没有用，计划经济行不通?

说所有其他国家也坚持国家控制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既不是充足的解释，也不是有效的借口。闭关自守趋势，让德国更快感受到威胁，影响也更恶劣。尽管后来涉及到其他大国，但闭关自守起初一段时间只是德国的问题。德国被迫去寻找解决办法。为什么德国选择了纳粹主义而非自由主义，为什么选择了战争而非和平?

如果四十到六十年前，德国实行无条件的自由贸易，那么英国、英国的殖民地、英属印度和其他一些较小的欧洲国家也可能不会放弃自由贸易。自由贸易事业本可能得到巨大的推动。世界的事态本可能有所不同。贸易保护主义、货币特殊主义和对外国劳工与资本的歧视的进一步发展本来可能受到遏制。大浪本来能被阻截。其他国家仿效德国的先例也并非不可能发生。无论如何，德国的繁荣本可能不会受到其他国家进一步加强闭关自守的趋势之威胁。

但是，德国人甚至没有考虑过这个选项。在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中均支持无条件自由贸易的人，一只手就可以数得过来，而这些人被嘲笑为傻瓜，被鄙视为反动派，在威胁之下被迫缄口不言。在上世纪 90 年代，德国已经是几乎全员一致支持旨在为即将到来的，争夺更大生存空间的，亦即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作准备的政策。

纳粹能击败所有德国国内的其他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干预主义政党，是因为他们无惧于将他们的纲领推进到其逻辑推论的极点。人民相信他们是认真的。他们提供了一个面对外贸困境的激进解决方案;他们通过这种激进主义胜出了其他本质上拥护类似方案，但态度上温吞水、行事方式上犹豫不决和半途而废的政党。在其他问题上也一样。例如，在《凡尔赛条约》的领土条款上也是如此。所有德国政党，无一例外，都强烈地指责这些条款是对德国最臭名昭著的伤害，是造成德国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之一。共产主义者没有特别提及这些条款，但是他们鄙视整个条约，他们说，包括这些条款在内，整个条约都是资本帝国主义最可耻的产物。和平主义者也没什么不同。但是，只有纳粹足够真诚、足够逻辑一致地主张，除非战争获胜，否则重占失地是没有希望的。因此，只有他们看上去为每个人都在指控的所谓邪恶，提供了一种诊治方案。

但我们不可能解释，为什么在所有这些关键年月里，德国人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取代民族主义的另一个备选项: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反对自由贸易与和平，支持民族主义与战争，这些致命的决定是无法解释的。在一种独一的、不可重复的历史局面下，日耳曼民族选择了战争而拒绝了和平的解决方案。这是一个个别的历史事件，它无法再进一步分析和解释。德国人跨过了他们的“卢比肯河”。

我们可以说，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是民族主义时代的德国人，但这什么也没有解释。

如果北方默认了南方的分裂，美国内战就可以避免。如果北美殖民地居民不曾打算为其独立而冒险发动战争，美国革命就不会发生。1776年和1861年的美国人的国民性格就是终极事实，就是历史事件中的“个体性”案例。

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人面对另一种选择时，他会选择 a 而不是 b。

当然，德国选择的道路，不仅伤害了其他一切人，也同样伤害了德国人。德国人将无法实现他们所追求的目的。为生存空间而发动的战争对他们来说将会是灾难性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美国人在上述两种情形下作了后来证明对他们自己和西方文明都有利的选择，而德国人却选择了通往灾难之路。

受德国侵略计划威胁的国家的行为，也可以同样说是这样的。当今世界态势不仅是由于德国民族主义者的恶毒野心，而且同样也是由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未能采取适当手段阻止他们。如果这些受害国家以政治和军事的亲密合作取代彼此间的互相较量，德国可能被迫放弃它的计划。每个人都知道除了“集体防卫”之外，没有其他手段可以阻止侵略者和防止战争。那些受威胁的国家为什么没有实施这个方案?为什么他们宁愿坚持经济民族主义政策?这种政策挫败了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建立联合阵线的计划。为什么他们不放弃国家控制主义，从而废除贸易壁垒?为什么他们像德国人一样，没有考虑恢复自由放任政策?

国家控制主义不仅使日耳曼民族主义者除了征战以外，看不到其他出路，也使一切及时阻止德国的尝试都没有成效。德国人忙于为战争来临的那一天重振军备时，不列颠人主要关心的是以禁止法国和其他所有国家向英国出口，来伤害这些国家的利益。每个国家都急于运用自己的主权建立政府对实业的控制。这种态度必然意味着孤立政策和经济民族主义。每个国家都在发动针对其他一切国家的持续的经济战争。当最终统计数字显示出口增加和进口萎缩时，每个人都喜形于色。当从荷兰的进口减少时，比利时人欢欣鼓舞;当成功地减少了去比利时的荷兰游客时，荷兰人兴高采烈。瑞士政府给来瑞士旅游的法国人补贴;法国政府给来法国旅游的瑞士游客补贴。波兰政府惩罚任何游访外国的公民。如果一个波兰人、捷克人、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想要找维也纳医生问诊，或者想要把孩子送到瑞士学校，他必须向外汇管制机构申请特别许可证。

每个人都深信这是疯子的做派，除非它是自己的政府之所为。报纸每天都报道经济民族主义的一些特别自相矛盾的措施，并进行严厉批评。但是没有哪个政党打算拆除本国的贸易高墙。每个人都支持所有其他国家搞自由贸易，同时支持本国搞过度保护主义。似乎没有人想到，自由贸易是从国内开始的。因为几乎每个人都赞成政府在自己国家内控制实业。

对于这种态度，历史无法提供任何比诉诸“个体性”或“独特性”的概念更好的解释。面对严重的问题，这些国家选择了通往灾难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