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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东升发现，近四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盛行于世界各国，也受到国内学术界的追捧。而这种学说却造成了货币金融研究的诸多谬误，导致政策决策者的知识体系都是错误的。 根据卡尔·波普尔的证伪哲学，没有谁手中能掌握绝对真理，新自由主义当然也不是。大学教授们的研究不是以探究和传播真理为主，而是为了评定职称和完成学术考核任务罢了。他们实操金融投资，更是败绩连连。许多发展中国家信奉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并没有实现经济腾飞，连美国也趋于金融泡沫化和经济虚拟化。 在这书里，他揭露了自由主义的伪知识，并努力提供一系列独特的观点和主张，即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四组关系 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表现在四组关系上：人与物的关系、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中心与外围的关系、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关系。 1. 人与物的关系 自由主义重视交易而轻生产、轻分配，所以重物而轻人。马克思主义则相反，认为人的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来源。 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但认为劳动和资本具有统一性而不是对立性，双方是共生关系。财富不仅仅来源于人的生产与投资经营活动，也来源于人的消费行为。没有了消费，生产和投资的结果就是过剩产能和无效劳动，典型的例子就是重生产而轻消费的苏联模式。 2. 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自由主义视政府为一种扭曲资源配置效率的恶，而把市场看作是超脱政治、社会、文化传统的神奇存在。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强调政府与人民的共生关系，认为国家应该以市场为手段发展经济。 3. 中心与外围的关系 传统结构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错误地认为财富的来源是物而不是人，外围之所以贫困是因为遭受了中心的剥削。解决之法只有脱离体系，关门搞建设，发展小而全的工业体系。其结果是，闭关锁国导致失去了全球的大市场和发展的源泉，南方国家遭遇普遍的工业化失败。 民本主义强调有步骤的开放性，主张以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政策和教育政策等手段，提升本国国民的国际竞争力。 4. 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关系 人们在使用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等概念的时候，真正指称的是可贸易品。 可贸易品包含了所有工业制成品，还包括一部分可贸易的服务，这些是财富的创造部门。由于跨境套利的存在，可贸易品大体符合全球一价定理，即在市场开放的前提下，如果忽略掉运输、税收和其他交易成本，那么同样的东西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理应卖一样价钱。 非贸易部门主要是大部分服务业，其价格在不同经济体的差异可以非常悬殊，而与其质量水平和客户偏好无关，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环节。换言之，一个经济体通过其可贸易部门生产出产品、创造了财富，并通过贸易将其所造之物从全球市场上交换到自身所需，然后通过非贸易的部门（比如人们相互之间的服务）将这些价值在自身社会的各个群体中进行再分配。 决定一国居民收入水平的主要是该国可贸易品部门的竞争力，技术进步也主要体现在面向全球市场竞争的可贸易品部门。一个经济体的富裕程度，仅仅跟其可贸易部门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有关，而其非贸易部门的效率提升和质量提升对于其富裕程度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因为它仅仅是分配环节。 传统的可贸易部门是制造业和农业，但是随着技术进步，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成熟，很多非贸易部门正在变得可贸易，服务业价格也正在出现跨境的一致性趋势。这就意味着，各个社会内部原先的财富分配渠道变得更加狭窄了，并造成了两个后果： 一是房产和金融投机致富越来越容易；二是整个社会贫富分化会越来越严重。 （二） GDP-PPP之误与“巴库斯—史密斯谜题” 在对国家经济实力和汇率的专门讨论中，翟东升应用了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概念，提出了独到的观点。 在比较不同国家的经济实力时，学者们发明了不同的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方法来修正GDP统计的偏差。通常是越不发达的国家购买力平价的数值比按汇率换算值高出越多。但是，购买力平价这个概念也带来混乱与错觉，并不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好工具，而是一个政治宣传的好概念。 之所以要创造购买力平价的概念，是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物价有明显差异，所以要在市场汇率之外再评估出一个“购买力平价”来弥补这种差异。但是这个概念往往给人以错觉，似乎未来市场汇率将会向购买力平价靠拢。发展中国家的购买力平价往往远高于市场汇率，但在汇率市场的长期走势是大幅下跌而不是向其购买力平价水平靠拢。这个现象被称为“巴库斯—史密斯谜题”。 创造和使用购买力平价概念的人，显然没有对经济体内部的可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做必要的区分。在进行跨国经济比较时，我们应该抛开GDP或者PPP，而直接将可贸易部门的产出规模或者增加值作为比较基准，因为可贸易品在不同国家的市场价格大体符合一价定理，从而具有可比较性。 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早于2016年就超过了美国。即使中国的可贸易部门产出规模和增加值已经超过了美国，美国的GDP规模比中国仍然大60%左右，这是因为其非贸易部门的GDP规模很大。中国社会仍然有很大比例的相互服务与财富转移并非通过货币交易，而是通过亲友邻居之间的互助与赠予来实现，所以这一块的GDP统计数据会相比美国小得多。 制造业是可贸易品，但可贸易部门不仅仅包括制造业。外围国家要想摆脱经济结构的单一和“资源诅咒”，不但必须发展制造业，同时也应发展一些属于可贸易部门的某些非制造业，比如，带有更多生物技术含量的新兴农业、旅游影视和娱乐业、互联网服务和（全球性）金融投资服务行业等。发展的核心思想只有一条，就是不必拘泥于制造业，目标是增强可贸易部门的能力，从全球市场上持续挣到越来越多的钱，带来本国人民财富的增长。 （三） 分析汇率 许多专业研究人员之所以在汇率判断上犯方向性错误，一个常见问题是把CPI作为分析的抓手。但是，CPI的价格样本包含了大量的非贸易品，而非贸易品的价格永远不会趋同。 翟东升认为，汇率的本质是一国人民在可贸易部门的国际竞争力的反映，故应抛开非贸易部门，而仅仅以可贸易部门的竞争力来讨论和预测汇率。通过实证研究，他发现汇率的大幅贬值通常发生在这样一些国家：人口结构年轻，未能真正实现工业化，政府弱势，税率偏低，民众平均受教育水平不高。反过来，强势汇率的背后往往是：强政府、高税率、高工业化水平、智商高和教育水平，人口老化而世俗化。 因此，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兑国际主流货币的汇率将持续大幅贬值，他们所公布或者预测的经济增速只有政治和宣传意义，而没有经济和投资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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