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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8月7日晚八点，在深圳书城中心城南广场的大台阶上，父亲带着孩子，三五好友，或是相依相偎的情侣，他们都早早聚拢在大台阶上耐心地等待着。由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和深圳书城中心城共同发起的一档全新的人文论坛——“书广场”在这里启幕。这是一个以书为核心与读者交流互动的人文广场，人们可以在每周五的晚上来到这里，聆听著名的作家、学者的讲座，听他们讲故事，讲人生，分享阅读的快乐。 第一个登上这个讲台的是著名作家阎连科。从《日光流年》到《坚硬如水》，从《受活》、《风雅颂》到今年推出的新书《我与父辈》，在30年的写作生涯里，阎连科一直朴实而真诚地写作着，因此他的作品在当今文坛显得格外坚实厚重。他是一位用心力、用生命写作的作家，一位每出一部作品都会让读者“愕然和争论”的作家，一位不喜欢被媒体关注却总是话题不断的作家。他还是一位“不求大家做宣传，只希望你回去读读这本书”的作家。他的作品对现实饱含深情，彰显出当代中国作家中并不多见的可贵光芒。 虽然离开他生长过的小村庄已逾30年，但他至今依旧乡音浓重。当晚，他带来了他的新书《我与父辈》，并以《读书阅世三十年》为题讲了他如何在煤油灯下开始写作，如何在病痛中重新思考自己的作品，如何开始阅读的改变，如何在苦难中与灵魂对话。本报特别专访了阎连科并将他的演讲内容整理刊发，同读者分享。 我为什么要写作 今天讲的题目读书阅世30年，我认为这个题目很适合我，因为我读书、写作也已经30年了，我到任何一个地方，作家朋友、记者读者都会问：你为什么写作呢？我是一个世俗的人，我认为写作是唯一能够让我逃离土地的方法。1975年前后，我接触到张抗抗的一本书叫做《分界线》，那时我10多岁，每天面对太阳的劳作让我感到十分恐惧。到城里去有碗饭吃，这是我少年时期最大的梦想，就像乡下人想去深圳、深圳人想去美国纽约。《分界线》这本书的情节我已经全部忘记了，但是这本书后面有100多个字提到张抗抗通过写这本小说，留在了哈尔滨工作，原来写一本小说就可以在城里工作，于是我每天晚上点煤油灯写三四个小时，大家都在睡觉，我就一直写，到天亮时就像从煤窑里出来了一样。大年三十吃完了饭也继续写，就这样我写出了30多万字。 后来我当兵了，这本书的写作就中断了。我当兵部队里有个教导员，他见我字写得不错，就问我的学历，我说高中毕业。其实我那时只是初中毕业。指导员又问我有什么爱好，我说爱好写小说，在家里写了30万字，他让我给他寄过来，没想到这本书已经被母亲烧柴的时候当引子烧来煮饭了，这也算是命运吧。总之我以后在部队里就经常做一些文职工作，可以说我读书是从这时候开始的，阅世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阅读的起点最重要 然而人生的偶然有时想也想不到。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开始了，我们部队上前线的可能性很大。可有一天指导员跟我说，部队推荐我去参加文学学习班。这个学习班对我启发很大，在学习班里我第一次知道小说分长篇中篇短篇，作家写作一般应该从短篇开始。知道有个刊物叫《解放军文艺》。也知道自己在乡村读的那些红色经典之外的文学。 如果你发现你的写作有问题，但其实不是智慧有差别，而是阅读有差别。从这一点上看，今天的孩子要比我们当时幸福得多，他们有条件看各种各样的小说，他们可以看金庸，可以看琼瑶等等，但即使你看再多的小说，在我30年的阅读生涯中我认为阅读的起点是最重要的。你的起点有多高，不在你的天赋有多高，而在你阅读的书籍之中所包含的价值。有的小说你看1万字胜过你看10万字，例如你看《阿Q正传》的收获一定会大于你看《射雕英雄传》，给你带来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为了节约你的时间，阅读的起点的选择非常重要。你可以不看阎连科的小说，可以不看张爱玲的小说，但你应该看看鲁迅的小说，看看沈从文的小说，这些小说能够教你如何更好地阅世。 对我来说写作就是命运 阅读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很多人不是一上来就喜欢卡夫卡、马尔克斯，我一开始也看不进去，看不进《城堡》，但看《飘》却津津有味，因为里面有爱情。 1996年我出文集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十部中篇其实就讲了一个故事，50个人物都是一种性格，我辛辛苦苦写的200万字不如鲁迅的《闰土》一篇小说，鲁迅对小人物的理解，对乡村生活的理解太深刻了。我拼命地写作，写作太危及生命了，我的身体不好，很多作品几乎是趴在床上写的，但那时我发现我写的竟然大多数都是垃圾。 有一年在河南的开封，我由于椎间盘突出忽然站不起来了，当面临健康问题躺在床上的时候，人就会开始思考一些问题，比如思考人生问题，这时他的阅读命运就会发生改变，之前无法理解卡夫卡的小说，无法理解《百年孤独》，但我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我发现以前我看不进去的东西现在忽然能够看进去了，发现比过去所有小说都好看，比如说《城堡》、博尔赫斯，我读来有无穷的韵味和意义。当你不得不思考生命、生存的问题时，这种现实的、探索性的作品就可以看进去了。 为什么呢？我想，每个天才的作家在写作时他的心理上都是残疾的，比如福克纳、海明威、卡夫卡。而我是由于身体的不健康导致了心理的不健康，直到今天我对死亡都非常恐惧。我现在50多岁了，但对死亡依然想不明白。从我生病开始，我对生与死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所以我的阅读、写作也跟着发生了变化，这样我写出了《日光流年》，这部作品其实是在写自己对死亡的认识，战胜对死亡的害怕，包括以后的《受活》、《风雅颂》都是在写自己，都是战胜自己精神上的慌乱。可以说，这么多年的写作对我来说也并非一帆风顺，我先后经历了很多坎坷，对我来说写作就是命运，命运就是写作。 写写我们家里的事情 记者：什么时候开始产生写《我与父辈》这一想法的？ 阎连科：十年前我曾经写过这本书的第二章《想念父亲》。去年在香港碰到北岛他和李陀主编《七十年代》他忽然发现他们的稿子来自于城市，题材也是城市的，觉得这部书缺乏真正有乡土经验和来自于乡村的作家，在这种情况下，他约我写了《我的那个年代》。 两年前我回河南老家给四叔奔丧；69岁的四叔的离世让我意识到父亲一辈的叔伯弟兄中就只剩下一位堂叔，其余人都已“终是都丢下这世界，丢下我们这些晚辈们”。为四叔守灵的深夜里，我跪在一架白色的灵棚内，守着四叔和棺材，极度的宁静里，没有睡着的一个妹妹去四叔灵前换了将燃尽的香，然后说：“连科哥，你写了那么多书，为什么不写写我们家里的事情呢”我觉得这本书到了可以动笔的时候了。于是就把其他的事情处理了，用两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本书。
记者：你自己评价这部长篇叙事散文是你“六百万字著作中的真情之钻”，把这样一代人的生命痕迹记录下来。 阎连科：写这本书的时候跟着自己的感觉在走，最主要表达的是平实和真诚，没有以往写作时对文学方面的注重，把所有文学上的探索都丢掉，放弃一切主义一切文学观放弃那种技巧的、华丽的东西放弃所有被批评家所规定的各种形象荒诞怪诞黑色幽默等等一定要在这本书中彻底地放弃掉不做任何追求。绝不对你的读者表现任何虚构。写这本书经常会让我泪流满面，总是需要不断地洗把脸再写，它从狂想回到了最为真实的现实感受，这种真实体现在日常细琐中，是一种来自灵魂的感动。这样的写作经验在我以往的小说创作中是没有的。 记者：有人说这本《我与父辈》触及了阎连科的底线，我们明白，阎连科何以成为今天的阎连科，你觉得这篇散文是你“泄密的心”吗？ 阎连科：是的，你可以看到阎连科的写作之路是怎么走过来的，阎连科的小说那样荒诞，在中国作家里是最关注中国现实的，是偏激的，同社会有着如此紧张的关系，而现在，他突然有了180度的转变。这本书可能告诉了批评家们，阎连科为什么关注在底层的悲苦，因为他有着如此不安的心灵和复杂的经历。你把内心告诉了别人，也许读者对我写作的理解会更加完整。 一直有人说，阎连科是有意荒诞、怪诞、讽刺，有意让大家争论，形成话题，甚至有人说是为了得诺贝尔奖。但事实上，不是你想写什么就能写什么，每个人的写作之路都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一个人有天赋，什么都能写，但能写好什么只能是那么一点点。从乡村来的作家没有一个能把城市写好的，同样当年的知青文学也就是那一个时期，过去了就过去了。在这个事情上，我是绝不会犯糊涂的。 “梦里总有父亲的样子” 记者：你说父辈都是为柴米油盐而活着的，你怎么看你的父辈？ 阎连科：许许多多人都是这样为了柴米油盐的人生，没有什么悲哀不悲哀，更多的是无奈。但他们的人生中也有快乐，他们彼此间的爱是我们所没有的，今天我们物质上丰富了，但爱却缺少了。 记者：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才要动笔写自己的父亲呢？ 阎连科：父亲不在以后，说出来很丢人，我对死亡变得非常恐惧。父亲去世距今已经25年了，但只要我一做梦，一半的梦都和家乡、小时候读书有关，都是我的青少年时期。在这样的梦里，一定有我的父亲，父亲和梦里的故事、细节都没关系，但就像意识流一样，你会忽然看到他坐在门口拿个收音机，夏天乘凉，冬天晒暖。 我虽然断断续续写了几千字父亲的文字，但总是不大愿意去回忆，会觉得自己写不好。回忆起来会特别投入，所以一直到他们不在的时候，才感觉到这一代人都不在了，这时候你就会非常悲伤，觉得生命就是这个样子。这时候才会想要动笔。 记者：《我与父辈》5月上市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就卖了二十多万册可以说，这个销售数字超过了您以往的所有著作，对这样的市场反应有预期吗？ 阎连科：完全没想到。我想打动人的不仅是作品中透露出的生存的艰辛更重要的是作品中的爱、温情和善良。它让人感到爱不仅是传统和美德更是我们活着的力量和我们活着的一种信仰。 我的小说都是很荒诞、怪诞的，突然这本书让所有人都能看懂，从这本书里，大家看到，有这样一个阎连科，有特别日常、家常的一面，有特别人情世故的一面。 “作家要给自己发呆的时间” 记者：从《受活》到去年的《风雅颂》，你被称为最受争议的作家，你怎么看待这种争议？ 阎连科：这么多年我的每本小说都充满争论，大家说你狂想、幽默、荒诞、嘲讽，每本书都伴随着争议，而且这种争议越来越大。如果有一天阎连科的小说不受争议了，那一定是很奇怪的，那可能是我江郎才尽的时候。如果某天我的小说一片叫好声，那可能是个不祥的预兆。这么多年我都是伴随着争论走过来的，例如《日光流年》可能是叫好声比较多的，接着就是《受活》，《受活》又是狂想，大家又是一片惊奇，去年的《风雅颂》也引起了许多争议，我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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