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涂抹败绩、伪造胜利，印怎样发明对华作战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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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作者系印陆军退役少将，他撰文指出如今印度军方在撰写军事行动记录时存在一种不正当的倾向，即通过“涂脂抹粉”来吹嘘印军史。为论证这一点，本文作者对印军方所记载的1967年乃堆拉、卓拉山口的作战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描述失败以及实施得不那么完美的作战有着重要意义，因为这样才能吸取教训，在未来作战中避免犯下同样的错误。然而不幸的是，现在印度军界和军史家们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战斗中的失败似乎成为了一种羞耻和罪过。本文的结论是，如果处理得当，失败和退却也可以被用来给（印军史）增光添彩，并从中学到宝贵的经验教训。本文由Gourd Wang编译并发布于其知乎专栏，南亚研究小组特转载本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一、引言

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强调在各类记录中——如部队的阵中日记（war diary）和团史，它们是军史家们所指的原始记录——出现的对事实的（蓄意）遗漏、扭曲和混淆的倾向。这一现象在与一战、二战乃至更早的时间段相关的文献中很少出现。然而，在独立以后的印度陆军[1]身上正在越来越多地发现这种事情。这种篡改记录的例证可以在1947年以后印度陆军所参与的许多战术和战役行动中找到。这种做法的动机可能是好的——维护国家、部队、个人的荣誉，或者是因为战争迷雾的原因而扭曲了真相。然而，在官方历史中的这种扭曲混淆了真实的情况，并不能让人得到经验以在日后做出更合理的决策或更有效地组织作战。为了强调这一问题，这里选择1967年的乃堆拉-卓拉山口作战作为研究案例。近年来这次作战再次为人所关注。这一趋势并不仅存在于印度陆军，甚至不局限于军方内部，这一现象甚至已经有了一个正式的术语——“历史否定主义（historical negationism）”[2]。

二、1967年小规模冲突的叙述

 （一）

乃堆拉山口冲突

乃堆拉山口冲突发生于1967年9月。这是印度陆军第一次让中国人“头破血流”。在几本书中叙述了这件事情，其中包括几本团史和Sagat·辛格中将的传记[3]，后者在作战时在锡金任师长。此外，许多期刊上还发表了大量相关文章（大多数是当时在场或参与了作战的军官写的）。近期的两件事情使得乃堆拉山口冲突再次被人关注。一个是2020年Probal·达斯古普塔所著的《分水岭1967——印度不为人知的对华胜利》的出版[4]。第二个就是关于1967年乃堆拉山口和卓拉山口战斗的电视剧在2021年1月9-10日在Times Now电视频道上映。另外2018年还有一部名为“Paltan”（意为“营”）的宝莱坞电影制作完成，该片涉及到了乃堆拉山口的作战行动。不幸的是，这些叙述在重述冲突过程时远远算不上可信。

乍看上去，《分水岭1967——印度不为人知的对华胜利》好像讲的是印度军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不幸的是，这本书在事件与事实的关联上犯下了一些错误。笔者对该书的评论已发表于印度USI院刊2021年1-3月号上，可以参考该文获取进一步信息[5]。

本书最明显的一处问题就是在关于掷弹兵第2营的事实上弄虚造假。就这位作者所知，这次战斗中唯一一份真实的解密材料就是N·C·古普塔少尉（后来晋升为上校）的日记，他记叙了1967年9月11-14日每天发生的事情[6]。因为这份材料是在事件发生当天写作的，而非四五十年后（就像作者这本书和其他一些人写的文章一样）编著的，所以其可靠性是有保障的。这份日记指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包括普遍出现的临阵退缩——尤其是掷弹兵第2营Attar·辛格少尉所率领的几名士兵在South Shoulder一个重要岔路口上的擅自撤退。2018年8月的《印度军事评论》发表的“乃堆拉山口冲突（1967年）”，以及2018年10月1日由Vandana·梅农和Nayanika·查特吉所著的“铭记51年前的战争——印度如何让中国头破血流”一文（发表在The Print网站）中，都详细介绍了这一幕。

掷弹兵团的战史《掷弹兵部队——英勇传统》是1980年由R·D·Palsokar上校编纂的。这本书给出了不同的说法，在该书第365页，作者写道：“有一段时间，在South Shoulder战斗的部队貌似已经被击退了，因为那里是中国人的主要目标。部队无法守住阵地，被迫撤退。当中方火力平息下来之后，部队再次占领了这里。如果Attar·辛格少尉不在的话，South Shoulder可能就没人防守了。他身先士卒，鼓舞士兵们坚持下去。”

出身近卫部队的R·D·Palsokar上校是一名著名的军史学家，他主笔了许多部团史和传记。他在掷弹兵团战史中所使用的主要输入材料很可能是各部队提交的材料。

历史否定主义综合症的另一个范例就是一篇名为“乃堆拉山口冲突：中国人头破血流”的文章，作者是Sheru Thapliyal少将，本文2004年发表在《部队》（Force）杂志上，2011年在CLAWS网站发布[7]。他是这么写的：“起初，掷弹兵第2营由于Dagar上尉的死、以及营长负伤而有所动摇，但随后Attar·辛格中尉在战壕间穿梭，鼓舞了部队，后来他在战场被晋升为上尉。”

随后文章以古普塔的日记（发表于《印度军事评论》上的版本）为基础描述了9月11日发生在South Shoulder的事情。文章摘录于下：“第一天的作战中，当South Shoulder的部队撤出阵地时，掷弹兵第2营的士气受到了损伤。通信的断绝使这一情况更加显眼。在看到用无线电叫不通哨所，还目睹了十多个士兵丢弃了头盔、背包和步枪从South Shoulder南坡跑下来之后，旅长要求他的通信军官N·C·古普塔少尉带着一套备用无线电设备跑去South Shoulder。在上午十点左右，古普塔抵达South Shoulder，他发现哨所已被放弃，并将此情况汇报给了Bakshi准将。后者要求他在援军抵达前坚守哨所。大约一小时后，Bakshi准将看到六名士兵坐在South Shoulder下面约100米的一块巨石后面，他要求古普塔调查一下。到了那里之后，古普塔发现这些人属于掷弹兵第2营，其中还包括了Attar·辛格少尉，他是South Shoulder哨所的指挥官。他们的无线电被关掉了。古普塔让他跟旅长讲话，旅长大发雷霆，命令他们和古普塔一起回到哨所。大约中午12点时，古普塔发现距离中国碉堡不到10米处的篱笆边上的一具尸体在动。他借着雾气前去调查。他发现这是受了重伤的Bishan·辛格少校，即'乃堆拉山口之虎’，他在先前的交火中负伤。Bishan是一个六英尺高的杰特人，而古普塔是一个五英尺三英寸的小个子，体重也只有前者的一半。古普塔艰难地把Bishan拉回我方防御工事，给他叫通了旅长。Bakshi命令古普塔派掷弹兵第2营的四个人把Bishan后送回来，而他与哨所指挥官和一名中士留守。”

从日记中可以看出，Attar·辛格并没有试着收拢部队，而是带着人放弃了哨所。后来有超过30人因为怯战被送上军事法庭。令人惊奇的是，Attar·辛格不在其中。

如果不配上古普塔日记中的缺页，那么掷弹兵第2营的记述就是不完整的。下文是他的原话：“在事件结束后，旅里的几名军官被要求向旅长提交对战斗的报告。由于我从国防学院开始就有写日记的习惯，我手里有能够写关于9月11日及以后事件报告的材料。所以我把我的材料装到文件夹里送了上去。内容包括：9月11日以前重大事件的7页；9月11日事件的9页；9月11日至停火的10页。大约一个月以后，文件还到我这里，但是我没费工夫去看还回来的日记是不是完整。就像一个好战士一样，我把这些东西一直随身带着，即使到1992年退役之后也是这样。

在20年初，V·K·辛格少将（1967年的时候他是第17山地师通信团的副官）正在撰写通信兵团历史的第三部分。他找到我，想要一些关于那些作战的材料。我决定把这份材料交给他。完全是出于重温当时事情的好奇心，我开始读这些材料，然而我惊恐地发现有10页不见了。这些是关于9月11日事件的最重要的几页。我把这一情况告诉了V·K·辛格将军，他让我试着回忆当时的情况然后写下来。我这样做了，然后把包含9月11日前后的情况的原件给了他。9月11日的情况是写在白纸上的。我还在9月11日以后情况的那部分日记的第一页上写了，'关于9月11日的细节的9页缺失’。

2016年7月，P·S·Dagar上尉[8]的侄子Vijay Dagar在德里和我见面，我当时从澳大利亚回来做膝盖手术。在2016年8月10日做完手术后，我去了Najafgarh的Dagar上尉纪念馆，并将这份文件给了Vijay Dagar，告诉他缺页的事情。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手里有这九页原件，这就使得这些文件重新变回了交给旅部时的完整状态。这简直是命运和奇迹。Vijay Dagar在掷弹兵第2营那里发现了这几页纸，设法把它们带了出来。在这九页的第一页上，有营长亲笔用红墨水写的'古普塔少尉战地记录’字样。2019年6月，所有纸页都被封装好，原样送给了它应当的主人——乃堆拉山口旅。”

 （二）

卓拉山口冲突

古普塔日记缺失的几页指向了此前提及的令人不安的趋势——部队对军事记录的扭曲。在参加了卓拉山口冲突的两个营的记录中也可以注意到类似的痕迹，卓拉山口冲突发生于乃堆拉山口冲突的大约两星期之后。这两个营是查谟与克什米尔步兵第10营和廓尔喀步兵第11团第7营。现在可以找到的团史分别是Gautam Sharma所著的《荣誉之路：廓尔喀步兵第11团的历程》和Jabalpur的查谟与克什米尔步兵团中心所著的《太阳与白雪的战士》。

位于乃堆拉山口西北的卓拉山口当时由Mahatam·辛格中校率领的查谟与克什米尔步兵第10营防守。在1967年9月的最后一周，该营的阵地由廓尔喀步兵第11团第7营接防。这一地带由Kundan·辛格准将指挥的第63山地旅负责。根据接防计划，责任应在1967年10月1日起移交。查谟与克什米尔步兵第10营的组建日期也恰好是这一天，在给廓尔喀步兵第11团第7营营长K·B·Joshi中校做完交底后，Mahatam·辛格中校在9月30日就启程，准备在第二天早晨到Changgu湖的营部去主持仪式（Havan）。

10月1日晨，前一天移交给廓尔喀部队的15450高地发生了斗殴。根据查谟与克什米尔第10营的说法，新任哨所指挥官是廓尔喀步兵第11团第7营的Rana少尉。而根据廓尔喀步兵第11团团史，15450高地是由Rathore中尉负责的。哨所那里有块大石头，中印哨兵通常站在石头两边。因为廓尔喀兵是新来哨所的，中国人就说石头是中方的，这导致了双方哨所指挥官的激烈争辩。在争吵过程中，廓尔喀部队一个准尉的右脚踩到了石头上。中国人就把他的脚踢开。这个准尉随后又把脚放回石头上，作为对中国人的挑衅。中国士兵对这个廓尔喀准尉挥出刺刀，在他的胳膊上划出一道伤口。廓尔喀士兵报复性地用狗腿刀砍了这个中国兵的胳膊。中国人用手头上的东西打了起来，而印度兵们也如数奉还。最后中国人夺去了哨所，迫使廓尔喀兵后撤。

当时还代理师长的Kundan·辛格准将无法联系上早晨正在遛弯的廓尔喀步兵第11团第7营营长Joshi中校。Kundan·辛格准将于是尝试联系查谟与克什米尔步兵第10营代理营长Nair少校，但是他的电话也没人接。旅通信军官S·R·R·Aiyengar让B-1[9]接线员Moga·辛格上等兵带无线电到Nair少校的掩体去。Moga·辛格到地方的时候，他发现电话一直在响，有个军官呆住不动。这回Kundan·辛格准将终于能和Nair少校说上话了。在一通大骂之后，他命令Nair到卓拉山口哨所去。

Kundan·辛格准将还命令廓尔喀步兵第11团第7营余部从Tamze拉出来。他本人亲自到了Twin Huts去视察情况。Joshi行踪不明，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1700，Joshi来到Twin Huts见到了Kundan·辛格准将，要求批准他夺回15450高地，申请被批准了。根据廓尔喀部队的说法，次日晨发动了攻击并夺回了阵地，而中国人已经趁夜色撤出了阵地。该营在这次事件中获颁两枚勇士轮型勋章。

同时，查谟与克什米尔步兵第10营营长Mahatam·辛格中校得知了发生交火之后，立刻离开营部前往Tamze的公路终点处，他从这里出发，于1230步行抵达Saddle。他接管了指挥权后，告诉Kundan·辛格准将，他要夺回15450高地。他命令Subhas Dogra少校夺回此处，这位少校就是刚刚将哨所交接给廓尔喀部队的人。Dogra立刻带着人冲上15450高地。他们发现中国人已经撤走了。该哨所在1600不费一人一枪一弹夺回。后来，营长获颁英勇轮型勋章，全营获得了三枚轮型勋章。

可以看出，两支部队的记录之间存在许多矛盾。根据廓尔喀部队的说法，15450高地是由Rathore中尉负责的，而查谟与克什米尔步兵第10营说将哨所移交给了廓尔喀步兵第11团第7营的Rana少尉。两支部队都宣布自己重夺了15450高地，不过实际上这里已经被中国人放弃了。相比为时5天、伤亡很多的乃堆拉山口冲突，卓拉山口这个事情是仅仅持续一天的事件、相对来说规模很小。虽然在团史中只字不提，但查谟与克什米尔步兵第10营的K·G·Nair少校后来被军法审判。

三、结语

独立以后时期的大多数团史都倾向于为各营和个人的行动涂脂抹粉。也就是说，成功则大吹特吹，失败则掩口少提。在战斗中，部队战斗到最后一人的事例与部队土崩瓦解都是存在的，大胆鲁莽的指挥官和犹豫不定的领导也同时存在。有些人获得勋章和晋升，其他人被扫地出门，这也不足为奇。和其他有胜负的较量一样，战斗胜负的概率是一样大的，人们对部队和指挥官表现的要求也应当符合这一情况。军队圈内人总是更重视勇气而非胜利。这对于印度尤其适用，因为印度最有名的军事领袖——Porus[10]，Prithvi Raj Chauhan[11]、Rana Pratap[12]、Rani Laxmi Bai[13]——都打了败仗。不过他们的经历都成了传说的一部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印度人。然而不幸的是，当今的印度军史学家对此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战斗中失败是一种完全不能容忍的罪过。今天，一种不合时宜的荣誉感和“自尊心”（izzat）迫使各部队讳败不言，而鼓吹其获得的成就。如果不予以纠正的话，这样将严重损害独立后印度军事史的可信度。

作者简介：V·K·辛格，退役少将，1965年6月27日在印度陆军通信兵团获得军官委任，他于2002年退休。自年少时热爱写作，他后来做了职业作家，现在为报纸和专业期刊撰写军事、情报和安全相关内容。他有六本著作。

参考：

^原注1：读者可以将“陆军”这个词当成是印度联邦的所有武装部队。

^原注2：历史否定主义，或称历史拒斥主义（historical denialism）是指对历史记录的篡改或扭曲。不应当将其与历史修正主义（historical revisionism）混为一谈，后者是一个指代范围更宽泛的术语，是指学术界得到证据支持的、充分合理的、新的历史解读方式。

^原注3：Randhir·辛格所著的《战争天才：Sagat·辛格中将的军事生涯传》就是其中一本。这位作者的《印度陆军的领导层：十二位军人的传记》也涉及到了Sagat·辛格中将。

^原注4：Probal·达斯古普塔著，《分水岭1967——印度不为人知的对华胜利》，新德里Juggernaut图书公司2020年4月版，第208页（ISBN: 978-93-53450-93-9）。

^原注5：5 https:///publication/usi-journal/reviews-of-recent-books-12/ 。

^原注6：该日记的摘录可参见Veekay's历史图书公司出版的《乃堆拉山口真实的故事》，参见http://veekay-militaryhistory./2013/04/nathula-1967-real-story.html 。

^原注7：Sheru Thapliyal少将著，“乃堆拉山口冲突：中国人头破血流”，https://archive./595/the-nathu-la-skirmish-when-chinese-were-given-a-bloody-nose-sheru-thapliyal.html 。

^译者注8：就是掷弹兵第2营那个战死的上尉。

^译者注9：是印军60年代时使用的旅级通信网络。

^译者注10：古印度国王，在杰赫勒姆河（史称Hydaspes河）战役中负于亚历山大大帝。

^译者注11：布里陀毗罗阇三世，是印度乔汉王朝末代国王，在抵御伊斯兰教征服的过程中战败被杀。

^译者注12：是拉吉普特的王公，与莫卧儿的阿克巴长期作战。

^译者注13：即领导了印度反英大起义的詹西女王。

本文转载自知乎用户“Gourd Wang”2022年8月18日文章，原标题为《对印度军史的腐蚀——一个危险的倾向》，本文编译自印度联合服务机构(USI)2021年7月至9月号文章，原标题为：Corrupting India's Military History – A Dangerous Trend

本期编辑：张正阳 穆祎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