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我的父亲

新用户20563a3r 2022-10-12 发布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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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

左一为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有一个很爱国的名字——建中，但是这个名字和他的命运带来的注释却令人唏嘘。——父亲是被饿死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第十一个年头，以前一直说是自然灾害，但是现在看来更像是一场人祸。

父亲死的时候，我不到三岁，哥哥不到六岁。所以，我对父亲的记忆一直很模糊。记得有一次我从屋子外边回家，看到父亲在老屋的洗手盆里洗手。这是我对父亲的唯一印象，而我对这个印象是不是梦境？我一直也说不定。

关于父亲，很多都来自母亲的描述，而且是在我很小很小时候的描述。

母亲说：“你父亲命苦，十二岁就去下乡（一个地名，有亲戚在那里，是父亲的姐姐，我叫姑妈，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姑妈，到我走亲戚的时候，她已经故去了）给人家放牛。”

母亲告诉我的关于父亲的故事大概是：我家祖父是做老师的，但是因为祖父祖母死得早，父亲的哥哥（也就是我的伯伯）因为喜欢赌博，把家里的田地输光了。输了田地的伯父经常拿伯母出气，伯母被打得带着还在襁褓中的堂姐出逃改嫁了。我十二岁的父亲被逼去下乡给人家看牛，而八岁的十叔就被卖到了县城，在一户姓冯的人家。母亲说，十叔娶过老婆，解放的时候还回来过。“人很高大，但是听说后来离开了你十叔。”

母亲说的这些，和后来堂姐的母亲（我的伯母）告诉我的基本一样。有一年我和堂姐去一个江边的小镇看她的母亲，也就是我原来的伯母。这个已经七十多岁的老人，双手拉着当时只有十几岁的我们兄弟，老泪纵横：“侄，告诉你们，如果不是你伯爷把我天天打得跪在门槛下，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改嫁的，我对不起你们啊！”那时候我们还不能够体会到老人的心情。

而我自己也大约在那一年，通过在县城工厂做工人的邻居找到了我的十叔：一个驼背的老人，在一家国营的杂货店卖东西，每餐饭喜欢喝一点酒，睡觉要把一个长枕头竖起来。

十叔好像没有房子，我们在一个好像是集体的地方吃饭以后，晚上，十叔把我带到街边一户人家，他临时在走廊用门板搭起了“床”，我们叔侄就睡在简陋无比的“床”上。

那天晚上睡觉之前，十叔和我提及家乡的小河，问还有没有鱼捉？他说很想回家乡看看，但是没有几个钱。“看看吧，过几年……”

但是，到第二年我再路过县城，想再探探十叔的时候，找到他过去工作的店面，一问，得到的是十叔已经过身的消息。

当我回家把十叔已经过身的消息告诉母亲的时候，母亲一脸茫然。“你父亲兄弟，就这样的命！”

母亲说，父亲给人家看了很多年牛，长大了到京南（一个村子）给人打长工。“那是大户人家。主人对你父亲很好。如果不是土改，你父亲不会回家了；父亲不回来，也就没有你们兄弟了。”

解放了，分田地。父亲回家的时候，那家主人给了父亲一台“飞人牌”缝纫机。父亲就是靠这一台缝纫机，用一个“长工”的身份，把曾经也是大户人家的“大小姐”——我的母亲，在那样一个有些特殊的年代，娶了回来。

不过据说，父亲和母亲的婚事，并不顺利，也不如意。母亲告诉过我：隔壁一个村子，曾经有一个叫家珍的人，向她提过婚事。但是母亲选择了父亲，“因为看中你父亲老实！”而家珍就认为，我母亲是看中父亲有一台缝纫机。

而根据堂姐最近告诉我的情况是，当时的父亲，由一个叫保棋的好友带着去和母亲“相睇”的时候，父亲为了掩饰自己驼背，背后盖着一顶大竹帽，——而我母亲居然没有看出我父亲是驼背的，匆匆答应了嫁给父亲。后来母亲知道父亲驼背得难看，就想悔婚不嫁了。但是父亲已经把摆酒席的帖子都派了出去，父亲向母亲求情：“你就是真不想嫁，也帮我做完酒席，让我向亲戚有个交代，再走好不好？”

堂姐说，你母亲心软，退不了婚，就糊里糊涂嫁了过来。

“但是，你姨妈不接受你父亲，她说她很难启齿叫这个驼背的人作姐夫。”这是母亲亲口告诉我的话。

但是我从母亲口中，听到的仍然是对父亲的欣赏。母亲说：“我们家的房子，原来已经倒塌了副屋，是你父亲打工回来重新修葺的；大门，是你父亲回来建起来的；那些祖坟，很多是你父亲选地方修建的。”

母亲甚至说：“如果你父亲人不好，人家会把一个家给他打理吗？如果你父亲不积德，为什么他那么多兄弟，就他留下了你们兄弟？”

隐隐约约从母亲口中知道，父亲打工的人家，是京南一户罗姓的人家。主人是一个寡妇，有些开明，所以她的女儿跟了共产党。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广西一个报社，帮一个忘年交整理他的表姐对革命烈士罗文坤的回忆录在报纸上发表，这个忘年交的表姐就是京南罗姓人家的人。而我这个忘年交说他小时候去过罗家，见到一个大家叫他“阿中”的驼背的工人。我相信父亲就是在广西非常有名的革命烈士罗文坤家中打工的那个“阿中”。

我觉得母亲嫁了父亲应该是幸福的。母亲有一张照片，是她在广西一个城市学习裁剪的时候和裁缝班的学员的合影，那时候的母亲，两条长辫子要扎作两段，脸圆圆的，气质和旁边的学员都明显不一样。而另一张和舅父、姨妈和我同母异父的哥哥的照片，上边的母亲更是面如满月，精神焕发。那应该是母亲一生最幸福的时光。

母亲（后排右二）参加梧州市裁缝学习班时候合影。

我这个同母异父的哥哥，两年前来我家给我父亲扫墓，在父亲的坟上说起父亲，感慨不尽：“九叔是好人，我在你家生活几年，他从来没有骂过我。”哥哥说，他小时候很顽皮，曾经问我父亲：“应该叫你什么？”父亲说：“你叫我九叔吧！”

哥哥说，我父亲人缘很好。当时父亲在老屋开了小卖店，养了一条狗，名叫“阿黄”，平时看家。有人来买东西，阿黄围着人家转。中秋节的时候，父亲把月饼切了，把沙田柚开了，村子里很多人都来一起赏月，一直到深夜。“如果不是母亲要我回去，我是不会回去我家那边的。”哥哥说。

母亲要哥哥回去的道理是：“你是一个外姓人，在这里不合适你居住的，你已经长大，应该回到你祖母那里，跟他们生活。”哥哥是被母亲带到小镇上以后，由他的祖母把哭着的他从母亲的怀里拖回家的。

母亲虽然在最困难的时候被这个家庭遗弃，但是她没有忘记做母亲的责任。她知道，落后的乡村和落后的民风，并不适合一个异姓孩子的成长。及至后来的风风雨雨，已经六十多岁的哥哥，在我父母的坟头，说起这些往事，仍然毫不掩饰对母亲和对我父亲的感激。“母亲有先见之明！”哥哥说。

因为母亲的这个决策，让我这个同母异父的哥哥没有经受我们家后来的风风雨雨，也让一个年轻的孩子，逃过了时代在落后的乡村带来的种种灾难。

到我们兄弟出生的短短几年，我们家生活迅速由温饱走向饥寒交迫。母亲说，哥哥的出生，是父亲做人最幸福的时候。哥哥满月的时候，家里摆酒，唱“鸡项歌”（一种风俗，从晚上唱到半夜），几十户人家的村子，满村子都是歌声。而到我出生的时候，一家的厄运就开始了。先是在我没有断奶的时候，母亲因为讲了对“大跃进”不满意的话，被关到了村里的祠堂。白天我由父亲带着，看人家孩子吃奶没有吃完的时候，让我赶紧上前也吃几口；晚上九点钟，看管母亲的人少了，父亲就把我带上，让看守母亲的民兵网开一面，解开捆绑母亲的绳子，让我吃一阵奶。

母亲说，我吃奶的时候，她见到我父亲一把年纪，在旁边偷偷掉泪，她自己眼泪也像串珠一样掉下来。

母亲告诉我，父亲是一九六○年农历三月初三去世的，一同被饿死的有几个村人，有两个都曾经是带过我的老人。当时所有的家庭都因为加入了“人民公社”的饭堂，家里的铁锅都被交到饭堂去了，再不能开火。而我也记得一个在饭堂吃一种没有油水的野菜的情景。母亲说，所有饿死的人，是因为连续十天断粮，很多人家家里都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吃的东西，野菜，包括松树的二层皮都被人剥了吃，一种叫“狗佬勒”（土茯苓）的野薯也被人挖得绝种，一些曾经种过红薯的地里被人反复的挖、扒，希望找到可以充饥的一小块。而在母亲的外家那里，有一个叫国槐的人就杀了自己的亲哥哥，腌了人肉，“国槐吃国侠”成为一个人人听来毛骨悚然的“典故”……母亲告诉我，我们兄弟和她能够活下来，是因为一个舅父去一个地里偷挖到几个红薯给了母亲，而父亲和母亲都舍不得吃，大约都让给了我们兄弟。父亲和母亲同时得了水肿，脚肿得很大。而就在三月三日上午十一点，正在山里看牛的母亲被村人告知，我父亲已经奄奄一息了。母亲说，她自己有气无力赶回家的时候，父亲已经断气了。

“你父亲人高大，又老实过头，不敢去偷，后来挖狗佬勒都没有力气了，所以死得比我快！”母亲说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脸上惘然。她说，几天内，先后饿死的人还有两个和我有些关系，她们都是先后带过我的老人，而因为我饿了就哭，有一个人曾经给了我一个外号叫“烂大锣”。——这是我小时候十分敏感的外号。

母亲告诉我，用几块旧门板把父亲埋了以后，极度绝望的她，曾经一度背着我，拉带着才六岁的哥哥，要去一个叫敢篦的地方跳河（那里已经有一个得了麻风病的女人自杀），在路上遇到一个村人硬是把我们母子三人拉了回来。这个叫老郭的村人，三年前和我说起这段发生在五十年前一个晚上的往事，依然老泪纵横。老郭说：“是天不该绝你们，不然不会遇上夜归的我。”老郭是我母亲生前难得的朋友，大约因为其中有这样一段难忘的往事。

在我的记忆里，所有的亲人中，父亲给我的记忆是最少最少的。但是几乎每年的父亲节，我都要回忆一下关于父亲的点点滴滴。我想，也许是因为我享受的父爱太少，而正因为少，“父亲”这两个字才显得特别让我珍惜吧。

我的父亲，虽然只养育我不到三年，但是我对他的感激，要用自己的一生延续，并且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叙述，让我的下一代，让关心我的朋友，记住一段历史，和一个死于悲惨岁月的父亲。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七日

有些人，漫不经心向我诠释着人性的复杂；

有些事，悄无声息向我传递出生活的温暖……

——覃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