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往今来，能够被称为“子”的人，着实不多，因为稀缺，他们必是不平凡的。 朱熹，又被后人称作“朱子”。——不管你对他有多大的意见，也不得不承认，此公非常人也。 开创宗风、承前启后，终成一代理学大儒。哪怕千百年过去，朱熹的思想，依旧深刻地影响到你我。 比朱熹年长五岁的陆游，是另一位宗师级人物。因其气势奔放的诗风，陆游被奉为南宋诗坛盟主。而且，同样是过去小一千年，晚清的梁启超赞其曰：“亘古男儿一放翁。” 这两位同时期的宗师，一段时间内，也成为了至交好友。两人的结交，本应是一段文坛的佳话、后世的榜样。然而据说，随后，朱熹和陆游，又彼此交恶。 就算是名人，原来，友谊的小船也是说翻就翻。这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文人相轻？或者，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壹 朱熹以及陆游，究竟从何时开始交往，后人记录得颇为笼统。 清代赵翼等人如此写道：“放翁，自蜀东归，正值朱子提唱讲学时，放翁习闻其诸言，与之相契。” 翻看陆游的履历，他确实有过为期八载的蜀中生活。淳熙六年（1179年）秋，54岁的陆游，结束了这段颇为潇洒的日子，又被派往江西省内。 众所周知，朱熹祖籍就是江西人。公元1180年左右，他恰好被任命为江西南康知府。 而两人的结交，据说还要早于朱熹南康上任时。为了振兴儒学，朱熹开始着手修复白鹿洞书院，因此就有了向社会公众征集藏书的举动。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白鹿洞成，未有藏书，欲于两漕求江西诸郡文字，已有札子恳之。前此亦求之陆仓矣，度诸公必见许。” 据学者分析，信中的“陆仓”，所指代的就是陆游。陆家是名门望族，遥想当年，陆游的祖父陆佃还是越地最负盛名的藏书家。传至陆游这一辈，其家族爱书的“毛病”，可谓有增无减。 在《示儿》一诗中，陆游曾如此写道：人生百病有已时，独有书癖不可医。愿儿力耕足衣食，读书万卷真何益。 两个人的交际，藉由诗书和文化，与官职等级关系不大。这一点，绝对是值得推崇的。也正是因为有这层关系，56岁的陆游，才敢给朱熹写诗，催促被任命为赈灾总监的对方，尽快去灾区赴任，解决民生疾苦。 这首名为《寄朱元晦提举》的诗是这样写的：市聚萧条极，村墟冻馁稠。劝分无积粟，告籴未通流。民望甚饥渴，公行胡滞留。征科得宽否，尚及麦禾秋。 史料记载，此诗作于公元1181年，这也是朱、陆两人交往的最初资料。 写诗的1181年，陆游是一介平民。而如诗中所言，朱熹担任“提举”一职。试问，如果没有相当关系，陆游怎么可能说出“公行胡滞留”（你为何还停止不前）这句话的？ 坦率地说，平民陆游同志，除了催促对方，甚至还有点担心，这个枯坐书斋搞学问的儒生，是否有能力，完成赈灾这件事情。 贰 在《拜违言侍贴》一文中，陆游如此写道：“此公寝食在职事，但恐儒生素非所讲；又钱粟有限，事柄不颛，亦未可责其必能活此人也。” 他能写出这段话，基本能说明两点问题。其一，陆游爱国爱民，心怀拳拳赤子情；其二，必须也要承认，陆游为人心高气傲，“情商”不是很高。 从其过往诗篇中，或许能读出陆放翁的桀骜。譬如，他晚年写的《感旧》诗。当年书剑揖三公，谈舌如云气吐虹。十丈战尘孤壮志，一簪华发醉秋风。 细看此诗，颇有当年李白的气度。但是须知，才华横溢的太白，却不是一个好官。陆游要比李白更积极入世，他自身的性格又和李太白差不多。这实在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所以，完全可以想象，桀骜的陆游，绝不会仅此一次向好友朱熹“发难”。 淳熙十年，朱熹在武夷山脚下创建武夷精舍，广收门徒，聚众讲学。彼时的陆游，闲居于山阴，同样是一介“闲人”，他却又开始对“清闲”的朱熹“指手画脚”。 当年秋天，陆游一口气写了五首诗《寄题朱元晦武夷精舍》，其中第三首是这样说的：身闲剩觉溪山好，心静尤知日月长。天下苍生未苏息，忧公遂与世相忘。 藉由此诗，陆游直率地表达出，自己对沉溺于武夷山景色，“与世相忘”的朱熹的不满。 诚然，陆游的出发点是好的，也许果真是为了天下苍生。但此诗读完，给人的感觉，极其不舒服。——尤其是陆游本身亦然闲居，他不自省不自励也就罢了，还对别人的生活方式品头论足。 叁 与陆游恰恰相反，朱熹似乎总是在夸奖对方。 对于其诗，朱熹的评价不可谓不高，他曾说道：“放翁之诗，读之爽然。近代唯见此人为有诗人风致。” 对于陆游的书法，朱熹同样不吝赞美之词。需要指出的是，也许是因为其诗名太盛，陆游的书法是被严重低估的，当时文人便有“陆游无书家之名声”的观点。 在这种情况下，朱熹偏偏赞美其书法曰：“务观（即陆游）别纸，笔札精妙，寄意高远。” 从淳熙十年开始，时间又过去十来年，两人坚不可摧的友谊，这才出现了些许裂痕。 公元1195年二月，权臣韩侂胄把持朝政，他一手策划了“庆元党禁”，对以朱熹为首的理学，掀起一场腥风血雨的清算。 这场运动，打着文化的幌子，实则是一场官场斗争。韩侂胄就是为了清算赵汝愚一党——不凑巧的是，赵汝愚曾罢过陆游的官，陆游稀里糊涂之间，就上了韩相的“贼船”。 毫无疑问，如此的形势，势必影响陆游和朱熹的友谊。 陆游曾邀请朱熹为自己的书斋写作铭文，朱熹也早已应允，随着形势的恶化，他却不得不爽约。 在《答巩仲至》中，朱熹还特意解释过这件事：“向已许为放翁作《老学斋铭》，后亦不复敢着语。高明应已默解，不待缕缕自辨数也。” 高明的人应该早就明了，不需要我再絮絮叨叨的辩解。这实则是一个容易引发联想的解释，所谓的“高明应已默解”，究竟是指对陆游很理解，还是在对他抱怨，后人就真的只能靠猜了。 同样是这篇《答巩仲至》，还收录了朱熹对陆游的评价：“其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晚节。” 这句话亦被收录进《宋史》，其意思大概是说，朱熹抱怨陆游才能虽高，行迹太俗，恐怕被有势力的人牵累，不能保全晚节。 按照《宋史》记载，朱熹的这句评价，自然也有其背景。据说，奸相韩侂胄造了一座花园，他首先邀请杨万里将此事写成文章，杨万里断然拒绝；韩相之后请陆游撰写，陆游欣然完成《南园》《阅古泉记》。 后来陆游又应召出仕，公开支持韩侂胄宰相。杨万里知道后，对陆游相当不满，认为其贪恋权贵。杨万里还特意作诗讽刺：衫短枯荷叶，墙高过笋舆。人生须富贵，富贵竟何如？ 韩侂胄公开贬朱熹、斥理学，而好友陆游的站队，可想而知，无形中也伤害到了朱熹。朱熹固然不会像杨万里那般犀利，但不讽刺不意味着不受伤。 然而，实事求是地说，朱熹的这句话，即便被记载在正史中，陆游是否就晚节不保了，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着争议。并且，韩侂胄究竟是不是“奸臣”，也是有待商榷的。 所以说，极有可能，心理阴暗的笔者，终究是以小人之心，度了两位堂堂君子之腹。 毕竟，朱熹以及陆游，双方留下来的光明正大的，见证友谊的诗词文字更多。毕竟，公元1200年，朱熹先生去世时，陆游真的很悲痛。他把毕生绝学、所有的感情，融汇进三十五个字，泣血洒泪写下《祭朱元晦侍讲文》：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其来享。 区区三十五个字，每个字都含着血含着泪。 参考资料： 1，佐藤仁：《朱熹和陆游》 2，徐刚：《朱熹与陆游的比较研究》 3，艾思：《关于陆游“晚节”问题的论争评述》 4，吕肖奂：《“不得体”的社交表达：陆游的人际关系诗歌论析》 作者：老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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