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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受北周禅让登基，数岁后平陈（589年），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诞生。隋立国之初，裁缉经史，鼎革旧弊，厘定了一系列包括服制在内的国家典章制度。以往学界论及隋代服饰，普遍认为隋初基业草创，文帝尚简节用，服制多无建树。至炀帝时，才始创衣冠，建立了较完备的章服制度[1]。如检视史书中有关隋代礼制的记载，便会发现，以上说法失之粗疏。在国家服制建设上，公元582年《开皇令》的颁布，确定了以皇后为中心的内外命妇礼服的新形制——摒弃周汉以降“连衣裳”的“深衣制”传统[2]，向男性礼服“殊衣裳”的“二部式”风格转向。这个历史性创举，为隋后世所承袭，并影响唐宋诸代。本文拟就以往甚少涉及、但意义显著的隋初皇后礼服“改制”问题，从文献和图像史料两方面作简要探讨，以期大致还原这一历史面貌。 一 周汉以降的“深衣制”传统 王后礼服制度始载于《周礼·内司服》，并成为汉魏以来后妃礼服制度之渊薮，“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袆衣、揄狄、阙狄、鞠衣、展衣、缘衣，素纱”。汉儒郑玄曰：“六服皆袍制”，“连衣裳而不异其色”[3]。清人任大椿言：“《周礼》王后六服，制度皆本深衣”[4]。据《续汉书·舆服志》所记，推知郑玄谓六服皆“袍制”，实与“深衣制”同属[5]。秦、西汉之际，皇后服制无载，迟至东汉明帝始有定制，“皇后谒庙服、绀上皂下，蚕，青上缥下，皆深衣制”[6]。晋承汉仪，程式相袭，“皇后谒庙，其服皂上皂下，亲蚕则青上缥下，皆深衣制”[7]。宋、齐、梁、陈诸南朝政权，续汉晋衣钵，皇后入庙服“袿襡大衣（袆衣）”，“助蚕服”[8]，其不殊衣裳[9]，上下连缀。鲜卑北魏追慕华孝文帝效仿南朝前期周制（六服）。北周更显繁缛，后服有翟衣、揄衣、鷩衣、鳪衣、鵫衣、 除文献以外，隋以前皇后礼服的形象史料更推进了对“深衣制”的理解。北朝重要的奠基者、汉化改革的先驱——北魏，其皇后服制虽史书无载，但皇家石窟造像中帝后礼佛图的存在恰好弥补了这一不足。北魏帝后礼佛图存于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和巩县石窟寺两处。前者是北魏宣武帝为先帝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高氏凿建（508年），该礼佛图在民国时期被盗凿而流失海外。经张旭华考证，礼佛图主体人物应是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继而指出，孝文帝身着隆重的汉式衮冕，文昭皇太后服深衣制礼服，大袖长裾，绶带下垂[13]。但论者对判断为“深衣制”的理由未予说明。以下将以未经盗扰、形象可靠的巩县石窟寺帝后礼佛图为据，对北魏皇后礼服的形制问题再做讨论。巩县石窟寺（位于今巩义市城西大力山南麓）为北魏晚期作品，五座洞窟中的三座设帝后礼佛图，其艺术性、完整性尤以第一窟为最。陈明达认为第一窟开凿者为宣武帝及灵太后胡氏[14]，礼佛图中的帝后二人当与此相应。帝后像分列石窟南壁两侧，东侧为皇帝群组〔图一〕，西侧为皇后群组〔图二〕。礼佛图中陪驾者的等级，位置的先后、冠服的繁简、随从的多寡、伞扇的规格等体现身份等级的差别，反映了北魏晚期礼仪制度已完全确立[15]。图中皇帝身着隆重的冕服，冕冠垂旒，上衣下裳，前附蔽膝，大带高束。随从的官员则服笼冠服，依等级有别。女侍虽着鲜卑风俗的裤褶服[16]，但已趋褒博，为行动之便，膝下或以绳带绑缚。皇后群组的服饰汉化程度明显，后妃皆戴宝冠，着连身长裙，宽袖舒垂，腰系大带，曳地的裙摆为女侍托起。值得注意的是，皇后群组中所有女侍亦着连身长裙，与皇帝群组中上衣下裤的女侍构成鲜明的形象比对。皇帝群组衣着悉为“二部式”结构——“上衣下裳”或“上衣下裤”，皇后群组皆为通体的连身式样，两群组在着装风格上截然不同。北魏服制的汉化改革自道武帝始，经孝文帝太和时期的大力推动已趋近成熟[17]。不难想象，与帝王冕服上衣下裳的“二部式”相对应，皇后礼服的“连身式样”必然是“周礼”所规约的“深衣制”，以示妇人“不殊裳，上下连”之意。北魏帝后礼服形制的差异化特征反映了儒家的性别等级观念已渗入鲜卑政权的礼制中。以北魏为典范，西魏北周、东魏北齐在冠服制度上大规模地复兴“周礼”，其力度与深度让南朝相形失色[18]。可以显见，在南北诸政权“复兴古礼”的“正统”竞技中，代表周礼精神的女性“深衣制”传统必为胡汉两族奉为圭臬，而贯穿始终。
图一 第一窟南壁东侧上层皇帝礼佛图（局部）
图二 第一窟南壁西侧上层 后妃礼佛图 二 隋初的“二部式”转向及其影响 传承千载的后妃礼服的“深衣制”传统至杨隋政权的建立始告终结。女装开始仿效男装，向“殊衣裳”的“二部式”风格转向。 （一）“二部式”的确立 关于隋代礼仪制度的文化源流，陈寅恪认为，隋承北周遗业，却不依其制，别采梁礼及后齐仪注[19]。但就隋初《开皇令》颁布的皇后礼服制度而言[20]，并未借鉴北齐服制[21]，而是择取北周十二服中的“青衣”和“朱衣”，与传统的“袆衣”、“鞠衣”构成四等礼服，《隋书·礼仪志》载[22]： 皇后袆衣，深青织成为之。为翚翟之形，素质，五色，十二等。青衫内单，黼领，罗縠褾、襈，蔽膝，随裳色，用翟为章，三等。大带，随衣色，朱里，纰其外，上以朱锦，下以绿锦。纽约用青组。以青衣，革带，青韈、舄，舄加金饰。白玉佩，玄组、绶。章采尺寸，与乘舆同。祭及朝会，凡大事则服之。 鞠衣，黄罗为之。应服者皆同。其蔽膝、大带及衣、革带、舄，随衣色。余与袆衣同，唯无雉。亲蚕则服之。 青衣，青罗为之，制与鞠衣同，去花、大带及佩绶。以礼见皇帝，则服之。 朱衣，绯罗为之，制如青衣，宴见宾客则服之。 隋初皇后礼服设袆衣、鞠衣、青衣、朱衣四等制度，但皇后之下不设三妃九嫔之位，故妃嫔礼服制度空缺。地位较低的世妇、女御，唯服青衣、朱衣而已（祭蚕服鞠衣）。皇太子妃、公主、王妃、三公夫人仅服褕翟，鞠衣二等[23]。至炀帝登基，三妃九嫔制度始得完备，诸命妇服依品次逐一增补[24]。明显可见，隋初皇后礼服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对下级命妇礼服具有高度的统摄性。袆衣居于皇后礼服之首位，当是各级礼服制式的标尺。 据《隋书》可知，隋代皇后袆衣制度摆脱了周汉以来女性礼服的“深衣制”式样，开始移用男性礼服的“二部式”范式。《隋书·礼仪志》对隋初皇帝的衮服制度有详尽的记载[25]： （衮服）玄衣，纁裳。衣，山、龙、华虫、火、宗彝五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衣重宗彝，裳重黼黻，为十二等。衣褾、领织成升龙，白纱内单，黼领，青褾、襈、裾。革带，玉钩，大带，素带朱里，纰其外，上以朱，下以绿。韨随裳色，龙、火、山三章。鹿盧玉具剑，火珠镖首。白玉双佩，玄组。双大绶，六采，玄黄赤白缥绿，纯玄质，长二丈四尺，五百首，广一尺；小双绶，长二尺六寸，色同大绶，而首半之，间施三玉环。朱韈，赤舄，舄加金饰。配圆丘、方泽、感帝、明堂、五郊⋯⋯则服之。 制度完全照搬了 隋初开创的皇后服制新篇为唐王朝所继承。正如陈寅恪指出，“李唐传世将三百年，而杨隋享国为日至短，两朝之典章制度传授因袭几无不同，故可视为一体，并举合论”[26]。唐代皇后袆衣制度与隋代高度契合则印证了这一点。《新唐书·车服志》载：“袆衣者，受册、助祭、朝会大事之服也。深青织成为之，画翚，赤质，五色，十二等。素纱中单，黼领，朱罗縠褾、襈，蔽膝随裳色，以緅领为缘，用翟为章，三等。青衣，革带、大带随衣色，裨、纽约、佩、绶如天子，青韈、舄加金饰。”[27]唐代皇后袆衣亦衣裳相殊，礼衣配饰悉“如天子”。以儒治国的大宋王朝对隋唐之制悉加采纳，配饰规定进一步详备[28]。高度汉化的大金国同样继承了这一服制改革的精神遗产。金人礼典所记皇后袆衣制度极为详尽，尤为难得是对隋唐宋三代袆衣制度中的裳裙信息给予重要补充，从而使隋唐以来皇后礼服的“二部式”特征更见清晰。《大金集礼》载：“袆衣，深青罗织成翚翟之形⋯⋯裳，八幅，深青罗织成翟文六等，褾、襈织成红罗云龙，明金带腰。”[29]由八幅深青罗裁制的皇后下裳，缝明金带腰，与质色相同的上衣各自独立，构成衣裳分离的“二部式”。 （二）“二部式”的实施 以往学界认为隋初在服制建设上少有作为，或疏略简陋[30]，或虚备不用[31]，并多引《隋书·礼仪志》所载“至平陈，得其器物，衣冠法服始依礼具。然皆藏御府，弗服用焉”，以证之。然同一篇史志，却另载：“今隋皇革命，宪章前代，其魏、周辇辂不合制者，已勒有司尽令除废，然衣冠礼器，尚且兼行。”[32]后条史料则表明，隋初立国，“冠服已施”。细思隋得陈之器物，藏而不用的真正原因，恐非是隋皇对冠服的有意轻视，而是认为其并非正统，才会“以平陈所得古器多为妖变，悉命毁之”[33]，使其隐匿不彰。前条史料令人对隋多生误解，与修史者不无关联。《隋书》为唐人所撰，唐自命承周汉遗脉，“魏晋至周隋，咸非正统，五行之沴气也，故不可承之”[34]。受此观念之影响，修史者断章取义，贬黜隋代的做法便不难理解了。 隋初皇后命妇礼服的“二部式”改革不只限于文字，借助相关形象史料，其实践性应用似可得到印证。隋唐文化一脉，尤其在初唐时期[35]，唐代皇后礼服的形制式样可以反映隋代的基本特征。陕西汉唐石刻博物馆收藏有一座唐代经幢构件，四面线刻供养人像及人名，正面刻有唐代帝后隆重的礼佛场面，款题“大唐皇帝供养”“大唐皇后供养”。无论从年代、书风、画风，还是从正史记载、官制等第、政区沿革等分析，此经幢构件为真品无疑[36]。有学者根据经幢构件款题的大臣名称推测，图中所绘极可能是复位后的唐中宗李显和韦皇后[37]。皇帝身着“肩挑日月”的衮冕礼服，依此判断与之对应的皇后礼服应为袆衣[38]。皇帝头戴冕冠，身着冕服，褒衣博带，庄严整肃〔图三〕。皇后礼衣则大袖，上饰翟纹，繁复绮丽。下裳无纹，着蔽膝于前，大带在身侧垂缀而下〔图四〕。皇后所服上衣、下裳、蔽膝、大带，制度悉仿帝王。于皇后右侧站立的一位陪奉女官，所着礼服亦表现出“衣裳相殊”的“二部式”特征。
图三 唐经幢构建正面拓片-皇帝礼服形象
图四 唐经幢构建正面拓片－皇后礼服形象 女官“二部式”礼服形象在唐懿德太子李重润墓（706年）中得以复现。该墓石椁墓门线刻“二女官盛妆形象，高冠卷云，前后插金玉步摇，佩玉制度亦极严格”[39]。依穿戴而论，二宫人大致为四、五品命秩[40]。礼衣阔袖舒垂，袖底与衣摆平齐，裳裙显露，高腰束带，具有明显的“二部式”特征〔图五〕。太子李重润下葬年代为其父中宗李显复位后的第二年，相同时代内皇后与女官礼服同制的事实，说明“二部式”礼服在初唐宫廷内部已上下普及。
图五 唐李重润墓石椁线刻宫装妇女图 初唐形象史料无疑印证了隋代宫廷女装施用“二部式”的事实。此制度直接影响大唐衣冠，后又波及两宋，这在故宫南薰殿旧藏宋代皇后御容像中皆有所见〔图六，图七〕。此外，扬州曹庄曾出土隋炀帝萧皇后礼冠（萧后卒于唐贞观二十二年），其花树，宝钿及博鬓诸特征与唐代皇后首服制度相符[41]，而此样制恰为隋代所开创[42]。这一融江左，魏齐，北周多元风格于一身的崭新冠式[43]，与改制后的“二部式”礼服相配合，构成了与男子比肩的隋代女性“冠服”系统，为前代所未有。
图六 北宋神宗后坐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七 南宋高宗后坐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三 “二部式”变革之缘由 这种历史性转折，缘何在天下一统的隋王朝得以发生？是何种因素引发此变革的产生呢？ （一）“百川归海”的时代契机 魏晋南北朝漫长的社会大动荡，至隋王朝的建立而止歇。前隋时代积蓄的民族文化融合之力，犹如百川归海，历史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隋唐集汉魏以来政治变革之大成，从国家机构到典章制度均有所创新[44]。隋代的诸多创见被称之为“革命性”的。气贺泽保规提出“将隋代视为历史大转折”的观点，认为隋初开皇年间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作为制定国家新形象的尝试，已成为后世的样板和镜子[45]。 隋在国家礼制建设上，既有容乃大，北周、北齐、南朝、汉晋及古礼五者，皆为隋制度所用[46]；又择善而从，“既越典章，须革其谬”[47]。至炀帝，“于时三川定鼎，万国朝宗，衣冠文物，足为壮观”[48]。作为国家礼制一部分的舆服制度多有新创：在帝王冕服制度上，隋开皇首推章纹“重行”装饰法，使中国冕服的“数字化”复杂程度再上新台阶，并为唐宋辽金元诸代所仿效[49]。不仅如此，自《周礼》成书，至隋大业冕服改制，始将帝王“六冕”充实齐备[50]，此可谓不凡之举。于此同步，皇后命妇礼服改为“二部式”，尤具颠覆性，其与隋初政坛一位举足轻重的女性紧密相关。 （二）“随则匡谏”的皇后干政 在隋文帝执政时代，家世显赫的鲜卑族后裔独孤伽罗皇后[51]，对国家事务具有高度的主控权。她与文帝同商朝政，形影不离。“上每临朝，后辄与上方辇而进，至阁乃止。使宦官伺上，政有所失，随则匡谏，多所弘益”，“上亦每事唯后言是用”，“后每与上言及政事，往往意合，宫中称为二圣”[52]。史家不吝记言“由是讽帝，黜高颎，竟废太子立晋王广，皆后之谋也”[53]。孤独皇后涉政之深，《剑桥隋唐史》对其评价道：“一个后妃在君主的大部分执政时间对他有如此强烈和持续的影响，这实在少见。”[54] 独孤皇后干政于朝阙，又行妒于后宫，尤现鲜卑游牧文化之影响[55]。在独孤皇后的操纵下，后妃制度“唯皇后正位，旁无私宠，妇官称号，未详备焉”，“虚嫔妃之位，不设三妃，仿其上逼”，仅“至嫔以下，设六十员”[56]，惟令“掌宫闱之务”，“后宫莫敢进御”[57]。为树“一尊”独大，她对宫廷命妇的冠服制度亦严加整饬，“又抑损服章，降其品次”[58]。不难想象，为了彰显自身的地位，强化与帝王比肩的“二圣”形象，对颇具“妇人”标识的“深衣制”传统予以抛弃[59]，改用与男性等同的“二部式”，自在情理之中。毋庸置疑，由独孤皇后主导的这次女装改制一经确立，便会被有效实施，而不会沦为一纸空文。 （三）“上下分制”的北族传统 独孤皇后推动的宫廷女性礼服的“二部式”改革，可视为男权社会下蓄意抬高女性地位的率性之举。这一举措得以施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二部式”范式与鲜卑民族自身服饰文化传统的高度契合，使新形制的女性礼服有了适宜的生存土壤。 在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前，鲜卑男女贵族尚着上下分制的北方游牧民族服饰。上身穿交领（多为左衽）、筒袖而覆至膝盖的上衣，下着裤（男性）或裙（女性），头戴有帽裙的黑风帽[60]。随着孝文帝汉化步伐的逐渐推进，北魏贵族女性中流行汉式的连身长裙[61]，但大多数北族女性仍以上衣下裙或上衣下裤为习尚。随后的东魏北齐，西魏北周，“二部式”仍是北族女性的惯常式样[62]。北朝极具特色的裤褶装（上衣下裤），因穿着便利，男女通服，甚至流播南朝。由于民族文化的交融，南朝汉族妇女也以上着襦、衫，下着长裙为风尚[63]，趋向“二部式”。而寻常难觅的“深衣制”仅停留在南北朝最高等级的女性冠服制度中，成为胡汉两族附庸风雅，标榜正统的虚荣标签。“二部式”衣装以其搭配灵活、功能便利而为南北两朝普遍接受。出身鲜卑贵族的独孤皇后将女性礼服改为“二部式”，在制式上与男子比肩的同时，又获得服用的便利，实可谓两全之举。 结语 源自周礼的后妃礼服的“深衣制”传统，历经魏晋南北朝的动荡变局而延续不衰，直至天下一统的隋王朝始告终结。女性礼服开始“移用”男子礼服的“二部式”范式——上衣与下裳分离，而有别于“连衣裳”的传统样式。这一变革的发生既得益于隋皇大刀阔斧的鼎革旧制，又借势于北族习俗的助力推动，更与隋初政坛一位权倾朝野的鲜卑族皇后紧密相关。隋初开创的后妃礼服的“二部式”格局，成为唐宋王朝冠服制度的经典范式而无所改易。以隋为转折，中华女装始贯通上下阶层，全面进入“二部式”的崭新阶段。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 （责任编辑：宋仁桃）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宋代服饰形制文化研究”（项目编号：19BG105）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研究”（项目编号：18ZD20）的阶段性成果。 [1]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饰史》页144，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年；缪良云主编：《中国衣经》页47，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朱和平：《服饰史稿》页196，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高春明：《中国服饰》页37，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 [2]“深衣制”一词，《续汉书∙舆服志》首见，《晋书∙舆服志》复见，后世多有沿袭。“深衣制”特指与先秦古制“深衣”形制相同的基础服装样式，即上衣与下裳独立剪裁，于中腰处将二者缝合，成为“连衣裳”的经典范式。 [3]（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第八《内司服》，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页238、23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4]（清）任大椿：《深衣释例》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07册页22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5]（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续汉书∙舆服下》：“服衣，深衣制，有袍，随五时色。袍者，或曰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今下至贱更小吏，皆通制袍。”《后汉书》页3666，中华书局，1997年。另据马王堆一号汉墓所出女性袍服实物，亦见“连衣裳”的“深衣制”特征，参见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页65－69，文物出版社，1973年。 [6]前揭司马彪《续汉书·舆服下》，《后汉书》，页3676。 [7]《晋书》卷二五《舆服志》，页774、775，中华书局，1997年。 [8]（唐）杜佑撰：《通典》卷第六二《嘉礼七》，页1740，中华书局，1988年。 [9]前揭任大椿：《深衣释例》》，页229。 [10]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页1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11]前揭杜佑：《通典》卷第六二《嘉礼七》，页1741、1742。 [12]前揭任大椿《深衣释例》》，页230。 [13]张旭华等：《宾阳中洞帝后礼佛图供养人身份考释》，《中原文物》2012年第2期。 [14]陈明达：《巩县石窟寺的雕凿年代及特点》，《巩县石窟寺》页189，文物出版社，2012年。 [15]陈开颖：《北魏帝后礼佛仪仗规制及场景复原——以巩县第一窟为中心的考察》，《敦煌研究》2014年第5期。 [16]裤褶服为北族特色服饰，上衣下裤，男女通服，但后期受汉化影响，袖口和裤口明显加宽。南朝和北朝妇女都着此装，以北朝为盛。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页131、132，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 [17]阎步克：《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页281，中华书局，2009年。 [18]前揭阎步克《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页277、291。 [19]前揭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页13。 [20]程树德：《九朝律考》卷八《开皇令》，页440，中华书局，1963年。 [21]关于隋代冠服制度更大程度借鉴于北周，而非北齐，阎步克以帝王“冕服”为例，已有相关讨论，本文认为女性冠服也符合这一特点。阎氏理论详见前揭阎步克《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页310。 [22]《隋书》卷一二《礼仪志七》，页260，中华书局，1997年。大致相同的制度内容在《通典》、《文献通考》中皆有记述。 [23]前揭《隋书》卷一二《礼仪志七》，页260、261、262。 [24]前揭《隋书》卷一二《礼仪志七》，页276、277。 [25]前揭《隋书》卷一二《礼仪志七》，页254、255。《通典》《文献通考》也有相似的制度记述。 [26]前揭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页3。 [27]《新唐书》卷二四《车服志》，页516、517，中华书局，1997年。《旧唐书·舆服志》《唐六典》所记袆衣制度大致相合。 [28]（宋）郑居中：《政和五礼新仪》卷一二《皇后冠服》，页173，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文献通考》《宋史》所记袆衣制度大致相合。 [29]《大金集礼》卷二九《皇后车服》，页251，252，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二）》，商务印书馆，1936年。 [30]李斌成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页8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31]吴玉贵：《中国风俗通史：隋唐五代卷》页125，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32]《隋书》卷一二《礼仪志七》，页254。 [33]《隋书》卷二《帝纪第二》，页35。 [34]《旧唐书》卷一九〇上《王勃传》，页5006，中华书局，1997年。 [35]初唐与隋文化紧密衔接，从初唐壁画墓所显示的图像证据，可以看出世俗女性腰身高挑，小袖长裙，这一窈窕风尚即高度承袭隋风所致，后绵延数十载，至初唐中宗神龙时期（705年）渐向丰润转型发展。至盛唐天宝时期（742年）女性已是体态丰腴，宽衫阔袖，非窈窕峭窄可比。所依图像证据有：敦煌莫高窟62窟、303窟、375窟、390窟隋代供养人壁画，山东嘉祥县英山隋代徐敏行墓（584年）夫妻宴享受行乐图、河南省博物馆藏唐代彩绘仆侍陶俑、陕西礼泉县杨温墓（640年）群侍壁画、陕西礼泉县段简墓（651年）仕女图、陕西礼泉县新城长公主墓（663年）仕女图、陕西富平县吕村李凤墓（675年）、陕西乾陵章怀太子墓（706年）仕女图、陕西蒲城县三合乡唐让皇帝惠陵墓（742年）仕女图等。孙机先生认为，唐初女装衣裙窄小之风大体延续到盛唐开元、天宝时期，服式仍带有初唐作风。另言盛唐时妇女风姿渐以健美丰硕为尚，女装亦兴肥阔式样，至中唐以后，服式愈来愈肥。参见孙机：《华夏衣冠：中国古代服饰文化》页120，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36]周忠强：《新见唐代皇帝皇后供养石刻考》，《历史学研究》2018年第1期。 [37]高玉书、秦航：《唐皇帝皇后供奉经幢构件解读》，《收藏界》2016第3期。 [38]李馨：《隋唐女性礼服研究》页39、40，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39]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页314，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40]樊英峰：《李重润墓石椁线刻宫女图》，《文博》1998年第12期。 [41] 《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页1955。 [42] 《隋书》卷一二《礼仪志七》，页260。 [43]王永晴、王尔阳：《隋唐命妇冠饰初探——兼谈萧后冠饰各构件定名问题》，《东南文化》2017年第2期。 [44]刘玮主编：《中华文明传真6隋唐：帝国新秩序》页18，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 [45]［日］气贺泽保规（石晓军译）：《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页32，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46]前揭阎步克《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页317。 [47]《隋书》卷一二《礼仪志》，页254。 [48] 《隋书》卷二六《百官志上》，页720。 [49]前揭阎步克《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页334。 [50]前揭阎步克《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页317。 [51]隋文献皇后独孤伽罗，北周大司马、卫公信之女。伽罗年十四，嫁与杨坚为妻。帝与后相得，誓无异生之子。后姊为周明帝后，长女为周宣帝后，贵戚之盛，莫与为比。及帝受禅，立为皇后。（独孤信之先人为鲜卑三十六部部落大人，即拓跋鲜卑混聚其部落联盟之北边胡族。） [52]《隋书》卷三六《后妃列传》，页1108、1109。 [53]《北史》卷一四《后妃列传》，页533，中华书局，1997年。 [54]（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页6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55]王光照：《隋文献独孤皇后与开皇世政治》，《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 [56]《隋书》卷三六《后妃列传》，页1106。 [57]《隋书》卷三六《后妃列传》，页1109。 [58]《隋书》卷三六《后妃列传》，页1106。 [59]“妇人”这一称谓为独孤皇后所忌讳。《隋书∙后妃列传》记载，隋文帝杨坚被独孤氏压制，虽“贵为天子，不得自由”。朝臣高颎为开解文帝忧闷之情，曾劝言“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后）闻颎谓己一妇人，因此衔恨”。鉴于此背景，独孤皇后在礼服形象上有意消解女性特征，并从标识性最强的“深衣制”入手，便不难理解了。 [60]［日］石松日奈子：《龙门石窟和巩县石窟的汉服贵族供养人像——“主从形式供养人图像”的成立》，《石窟寺研究》（第一缉）2010年第11期。 [61]黄能馥编著：《中国服饰通史》页71，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年。 [62]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页164－166，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 [63]前揭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页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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