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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史晓雷 科学事业中老师的传道授业、提携奖掖，学生的尊师重道、赓续薪火，同道的惺惺相惜、协作共进，是科学家群体情感世界最津津乐道的，留下了诸多美谈。 民国时期被蔡元培誉为“精于科学又长于办事”的丁文江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他的两次“哭”即诠释了上述情感。  丁文江 第一次是因为他的学生赵亚曾。1929年11月，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技师兼古生物学研究室主任、青年地质学家赵亚曾在云南昭通考察时遭遇土匪、不幸被害，年仅30岁。赵亚曾当时是我国地质学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他从北大地质系毕业才6年，进步飞速，学术上已崭露头角。  赵亚曾在甘肃考察途中 赵亚曾被害，给爱才如命的丁文江打击很大。据地质学家黄汲清回忆，就在赵亚曾被害后不久，他与丁文江在贵州大方县会合，只见丁文江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一直哭了十多分钟，在众人劝慰下才停止，容颜上像老了10岁，脸上皱纹增多，说话声音也显得苍老。 当年12月，丁文江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谈到赵亚曾的被害，说自己得知赵被害的消息时，“心上犹如红炭浇着冷水，神经几乎错乱，我自从母亲死了以后，没有遇着如此伤心的了。”信中还提到，他保存了两包雪茄烟，原准备到贵阳和赵亚曾一起分享，结果天人两隔，他忍不住掉泪，竟没有心思工作了。 后来，丁文江承担了赵亚曾儿子的教育责任，直到1936年丁文江去世。 第二次则是因为他的同事、地质学家翁文灏。1934年2月，翁文灏在前往浙江长兴考察油矿途中发生车祸，头部受重伤，不省人事，被送往医院。第二天胡适从报上得到消息后，便去告知丁文江。当时丁文江正因身体不适住在协和医院，得知消息后，他默默无言、双泪齐下。随即他不顾自己的身体，执意请求医生让他南下去看望翁文灏。 傅斯年亲眼看到丁文江痛哭流涕地与医生争执，在被劝阻后，丁文江喃喃说道，“咏霓（翁文灏字）这样一个人才，是死不得的”。后来，他提前出院赴杭州探望翁文灏，亲自照料，待了一月有余。 从丁文江的两次哭，不难体会到他饱含深情的怜才、惜才、爱才之情。 再谈一个启蒙老师与学生的故事，这位老师是一位盲人，名字也几乎要湮没在历史中了，但他启蒙了一位卓越的学生——近代原子论的提出者、英国科学家道尔顿。 这位盲人叫高夫，他三岁时因患天花丧失了视力。道尔顿从小因家庭贫困没受什么教育，十几岁便在一所寄宿学校担任管理员，在那里他认识了大他9岁的高夫。高夫虽是盲人，但掌握了多种语言和自然科学知识，被道尔顿称为“科学造诣的奇才”。 在高夫的启蒙和引导下，道尔顿踏进了自然科学的大门，并养成了记录气象数据的习惯，一直坚持了57年。1793年，道尔顿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气象学观测和论说》，把它献给了高夫以示感激。 苏联三位物理学家约飞、卡皮查和朗道，则是“患难见真情”的诠释者。 1918年，24岁的卡皮查从彼得格勒（圣彼得堡）工学院毕业并留校任教，同时他加入了苏联物理学家约飞创办的物理技术研究所。不成想，在接下来的1~2年内，他的儿子、妻子、女儿和父亲先后死于流行病，卡皮查陷入了人生的至暗时刻。  卡皮查 为了让卡皮查走出人生的低谷，约飞想了很多办法，给卡皮查办理了护照，带他去英国拜访卡文迪许实验室。此去关山万里，未负青云之志。 在约飞的推荐以及卢瑟福的关照下，卡皮查不但留在了卡文迪许实验室，而且一待就是13年，等他回到苏联时已经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物理学家了。 其实，刚到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卡皮查有些受宠若惊，因为“卢瑟福总是对人极其关心，对下属则更是如此。我一到他的实验室，便深深地感受到他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卢瑟福还告诫他，不要在下午六点后留在实验室工作，因为那样将没有时间去思考。他们两人的关系很融洽，卢瑟福的外号“鳄鱼”就是卡皮查给他起的。 1937年，卡皮查委任苏联天才物理学家朗道为苏联科学院物理问题研究所理论研究室主任。孰料第二年风云突变，朗道以“德国间谍”的罪名被捕入狱。 卡皮查为营救朗道出狱做了不懈的努力，把安危置之度外，他亲自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时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写信，要求释放朗道。他的理由是，朗道是苏联的国宝，在苏联所有的理论物理学家中，只有朗道能解释超流现象。 在卡皮查等人的不断努力下，朗道在狱中待了一年被释放。后来，朗道的学生栗弗席兹开玩笑地说，全世界的物理学家都应该为朗道获释而感谢卡皮查。 约飞和卢瑟福对卡皮查的关照、提携，卡皮查对朗道的声援、营救，是现代物理学史上值得吟诵的弦歌。 最后提一下戴维与法拉第的关系，两人可以说是互相成就了对方，不过后来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 戴维慧眼识千里马，是他发现了法拉第，让其从一名订书匠踏进了皇家研究院的大门。特别是戴维1813~1815年的欧洲大陆之旅，法拉第作为科学助理随行。这次旅行开阔了法拉第的视野，铺就了其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道路。  法拉第 随着法拉第声名日隆，戴维对其态度也发生了变化。1824年，在法拉第入选皇家学会之际，戴维试图阻挠，但并未成功。 尽管如此，法拉第一直对戴维早年的提携心存感恩，他后来写道：“在我成为皇家学会会员之后，在科学交往方面我和汉弗莱爵士（戴维）的关系与以前截然不同了。但是，每当我遵循他开拓的道路前进时，我总是对他深怀敬意，并对他的才能钦佩不已。” 法拉第对戴维铭感不忘，其境界与格局，卓然而立。 （作者系湖南农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图片由作者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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