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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说到纵贯中华南北的大运河，人们就会把它和历史上的隋炀帝——杨广连在一起，这是因为隋炀帝——杨广是大运河的奠基人。是他在大业四年（公元608年）下诏开凿了永济渠和邗渠，形成了大运河的最初规模。然而，这位显赫一时的皇帝的声誉却和大运河的声誉大相径庭：人们对大运河赞不绝口，对隋炀帝却贬斥不休。隋炀帝——杨广，被历代史学家贬斥为“天下第一荒淫皇帝”，他“奸诈、残暴……”，大有罄竹难书之嫌。史学家们之所以如此定论杨广，其根据主要来唐人魏征所著的《隋书》，其次是唐人马总编写的《通历》等史书的记述和议论：这些史书从不同角度抽象地、带有偏见地 、甚至很难自圆其说地给这位一损俱损的帝王下了一个以偏概全的结论。从本本主义者的观点看，这种结论是无可非议的，因为谁人敢不尊重史书？然而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实践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而不是人的思想意识决定社会的存在……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表现为阶级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激烈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然要集中地表现为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毛泽东的阐述更为精辟，他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社会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就告诉世人，在阅读史书、评判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一定要把握两个重要的观点：一是社会的背景，因为实践决定人的思想意识。二是写史人阶级地位决定写史人的历史观点。我们可以把诸多史书中全面否定杨广的论据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杨广奸诈伪善的论据是：为讨得父皇杨坚的欢心，让“家人皆着布衣，室内琴弦皆断，且上面布满了尘土，让皇上以为其子不奢靡、不好色（《隋书》化读本）”。结论是：杨广靠其奸诈骗得皇位。杨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亲政爱民、主张勤俭治国的好皇帝。他“乘舆四出，路逢上表者，则驻马亲自临问，或潜遣行人采听风俗，吏治得失，人间疾苦，无不留意。尝遇关中饥，遣左右视百姓所食。有得豆屑杂糠而奏之者，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为之彻膳不御酒肉者殆将一朞（一个月《隋书》）。”在《隋书》中，诸如上文刻画隋文帝关心百姓疾苦，身体力行，勤俭治国的例子随处可见：如杨坚初为帝时，“早上只吃腌菜”，闻太子杨勇、秦王杨俊奢靡，“不仅大怒且拒绝要臣说情，并依隋律处之”等等。人行为之真实与伪装何以为鉴？同样是这部史书却从另一个侧面不言而喻地否定了杨广奸诈伪善的论点：“……杨广，又名杨英，小名阿摐。容貌俊美，自幼聪明伶俐，在众多儿子中深受高祖和皇后喜爱……开皇元年被立为晋王，任命为柱国、并州总管，时年仅十三岁。”既然杨广如此聪颖，又深受父皇和母后的宠爱，怎能不体会到杨坚勤俭治国的苦心？为此，效法父皇绝不是伪装之举，更何况文帝是“偶临其府”，并非像今日之“检查”或“视察”事前予以通达；且文帝驾临晋王府时，杨广仍“在边关历练，独萧妃及家人促迎之”。或许有人依据杨广执政后期的奢靡来证明少年杨广的节俭行为是奸诈和伪善，然，《芋老人传》中，芋老人的话值得深思：“时随境迁”嘛！我们不能说相国不忘芋老人薯之甘甜也是伪装吧？更何况杨广登基之初依然操守着节俭治国的典章。他说：“节俭是德行的总汇；奢侈是罪恶的大端。”在动议筹建东都时，杨广说：“宫室的规模制度原本是为了便于生活，上有正梁，下有屋檐，就足以遮蔽风雨、雾露，高楼大厦，难道能够说是合适的形制？所以《传》说'节俭，是德行的总汇；奢侈，是罪恶的大端。’孔子说：'与其不恭敬，不如节俭。’难道只有瑶台琼楼才是宫殿？而土墙草屋就不是帝王的住宅了？由此可知，不是用天下的财物供奉一人，而是由一人主治天下。民是国家的根本……现在建造伊洛，务必节俭。”在《随书》中，诸如杨广秉承父德，勤俭治国、尊贤纳仕、弘扬教育、厚德爱民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果用杨广后来的奢靡去证明其年少时效法先帝的美德是伪装，倒不如说杨广主政后期居功自傲，忘本、忘形更为确切。第二，定论杨广是“天下第一荒淫皇帝”的另一依据是：他弑父杀兄，与父妃宣华有染。事实果真如此吗？、对于隋文帝死因，历来均有不同说法。即使是在隋代也曾为仕的魏征，在他主修的《隋书》中也无法辨别隋文帝是自然死亡还是为炀帝所弑，而是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隋书·高祖纪》称，仁寿四年秋七月：“丁未，（隋文帝）崩于大宝殿，时年六十四”。而同书《炀帝纪》也仅称，“（仁寿）四年七月，高祖崩，上即位于仁寿宫”。《隋书》“本纪”并未肯定文帝是被弑还是正常死亡。但同书《后妃记》、《杨素传》、《废太子传》、《柳述传》等又称，隋文帝病重期间，太子杨广迫不及待地给杨素写信，谋划继位之事，而杨素回信被宫人误送到隋文帝那里，文帝震怒。同时，文帝还发现杨广企图强暴宠妃宣华夫人。于是隋文帝决定废掉太子杨广，密令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起草诏书，召回废太子杨勇，准备让他继承皇位。但消息很快走漏，杨广立即伪造圣旨，逮捕柳述和元岩，委派宇文述、郭衍等人把守宫门，又令亲信张衡入宫，当天文帝即告驾崩。又《隋书·张衡传》记载，张衡后为炀帝所杀，临刑前大呼：“我为别人做什么样的事情，怎敢再求活命？”监刑官连忙塞住耳朵，促令刽子手行刑。这些记载，又似乎说明隋文帝为其子杨广所害。但《隋书》始终没有明言文帝死因，对于文帝被弑之说采取了存疑态度。而《北史》记载隋朝史事，几乎全录《隋书》，对于《隋书》记载文帝之死，并无不同。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也称：“上寝疾于仁寿宫，尚书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皆入阖侍疾。召皇太子入居大宝殿，太子虑上有不讳，须预防拟，手自为书，封出问素；素条录事状以报太子，宫人误送上所，上览而大恚。陈夫人平旦出更衣，为太子所逼，拒之得免，归于上所。上怪其神色有异，问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无礼。’上恚，抵床曰：'畜生何足以付大事。独孤误我！’乃呼柳述、元岩曰：'召我儿。’述等将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岩出阎为敕书。杨素闻之以白太子，矫诏执述、岩系大理狱。追东官兵士，帖上台宿卫。门禁出门，并取宇文述、郭衍节度。令右庶子张衡入寝殿侍疾，尽遣后宫出就别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颇有异论。”司马光虽记载了隋文帝去世前的一些情况，但也不敢断定隋文帝是被杨广所弑，只用“故中外颇有异论”七个字敷衍其事。唐代也有两部著述记载隋文帝是被其子杨广派人所杀。一部是唐德宗时期马总所编的《通历》。《通历》称：隋文帝病重，卧疾于仁寿宫，与前来探望的大臣一一道别，长叹不已。大臣离开后，仅太子杨广与宣华夫人陈氏留在宫中守护。杨广“欲行非礼”，被宣华夫人所拒，宣华夫人并且把这件事告诉了文帝，文帝大怒说：“怎能把天下交给这样的畜生！”于是派人传旨召废太子杨勇入宫，宰相杨素隐瞒这道诏书，立即屏退文帝身边宫嫔、宦官，又派张衡入宫拉杀文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另一部是赵毅所撰的《大业略记》（该书见于《新唐书·艺文志》，可见是唐代作品）。《大业略记》记载大体上与《隋书》、《通历》相同，但也有不同之处。该书记载炀帝对容华夫人蔡氏“欲行非礼”，而不是宣华夫人陈氏。称，文帝传召废太子杨勇入宫，炀帝急忙“召左仆射杨素，右庶子张衡进毒药……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据此，隋文帝极有可能为杨素、张衡等人毒杀，而非拉杀。近代以来，史学界对隋文帝的死因作过不少探讨。由于正史和《资治通鉴》的存疑，多数学者同意唐代杂史所载文帝为炀帝或炀帝的尚书令张衡所弑的说法，但亦有不少学者表示怀疑，认为这些记载其可信性尚需商榷。他们认为：炀帝与杨素均为精干人物，对于即位之事，决不可能发生“宫人误送”的情况；文帝虽重病在床，但威令尚行，废立之事怎可草率从事、一无防备；另从隋文帝尚能阅读杨素书信和追问宣华夫人一事，可知他依然神智清醒，且文帝病重期间一直由杨广、宣华、蔡后、萧妃多人陪护，岂能为一个张衡所杀？个别学者还论证，《隋书·后妃传》记载炀帝对宣华夫人“欲行非礼”之事也是靠不住的。一，隋文帝病重，“炀帝在宫中侍疾，宣华夫人起身更衣”，当有宫女在旁侍候。其时炀帝尚未继承大统，废太子杨勇和其弟汉王杨谅仍威胁着他的地位，一向以谨慎著称的炀帝决不会在众多宫女面前欲行非礼，做危及他继承帝位之事。二，炀帝本人和其王后萧氏感情一向笃深，萧后从来没有遭遇过冷遇，这在《隋书·后妃传》中有明确的记载，而此时宣华夫人已二十八岁，无论从年龄还是俊美上都落差萧氏甚大，炀帝何必舍其熊掌而取其鱼？三，杨广与宣华接触并非一年半载，若她与炀帝两人以前没有感情基础，炀帝岂会对她“欲行非礼”；若两人以前有感情，炀帝对她“欲行非礼”，她又怎会诉之将死之文帝？据《隋书·后妃传》载：“晋王广之在藩也，阴有夺宗之计，规为内助，每致礼焉。进金蛇等物，以取媚于陈氏（宣华）。皇太子废立之际，颇有力焉”。可见，炀帝与宣华夫人之间关系非同一般，早在此以前就有过来往。所以杨广对宣华“欲行非礼”和宣华诉之文帝都是相互矛盾的无稽之谈，由此可推知，把对宣华夫人欲行非礼作为炀帝加害文帝的动机是极其牵强的。另一方面我们从文帝与炀帝的父子关系看，炀帝也不可能杀害文帝。从《随书》中可知，自仁寿四年春，文帝实际已退出政治舞台，炀帝虽位居太子，实际上已成为摄政皇帝。朝廷之事，“事无巨细，并付皇太子”，炀帝用不着再冒杀父罪名急于篡位。另据相关文献记载，自炀帝立为太子起，一直与文帝关系十分融洽，炀帝很有才干和魄力，文帝对他十分赏识，两人之间没有厉害冲突。《隋书》还载：“仁寿四年七月，文帝已病入膏肓，不久即将离开人世”，由此看来，文帝已构不成对炀帝继位的威胁，因此，隋文帝被炀帝所弑之说难以成立。至于隋文帝的死因，主要是晚年纵欲过度，招致疾病而亡。《隋书·后妃传》载：“独孤皇后死后，宣华夫人陈氏、容华夫人蔡氏俱有宠，上颇惑之，由是废疾。及危焉，谓侍者曰：'使皇后在，吾不及此。’”仁寿四年正月，病情已十分严重，不得不把权力交给太子杨广。七月，与群臣辞决，并握手欷歔，三天后去世。从其病情发展来看，并没有他杀的迹象。后人怀疑文帝被弑，主要是文帝死后八天炀帝才予发丧。其实这段时间，主要用于处理废太子杨勇和汉王杨谅叛乱之事，后人的这种猜测是没有道理的。到唐代以后，由于杨广有拘禁杨谅的行径，加上又是亡国暴君，这种猜测被人们当作事实流传开来。既然杨广无弑父淫母的可能，为什么史书上还这样矛盾重重的记载呢？这与史书撰写时的特定历史条件有关。唐朝取代隋朝，势必贬低前朝，否定前朝，以显示本朝顺天应人，具有合法的正统地位。《隋书》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出现的。至于《通历》，其撰者马总的生活年代与隋朝相去甚远，而且其中许多地方矛盾重重，经不起推敲。按其记载，既然炀帝屏退左右，那么冤痛之声又怎能闻于外？炀帝、杨素即使真想弑杀文帝，也绝不会采用“拉杀”的办法杀害文帝，而使其冤痛之声闻于外。《大业略记》所载，与正史及通史有别，至多是当时的一种传闻。第三，杨广被称为“天下第一荒淫皇帝”的论据是：他穷奢极欲，为去扬州看琼花寻美女不惜劳民伤财开凿大运河。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地指出：“我们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一原则看看杨广开凿大运河的动机极其效果。是的，这位气度不凡的皇帝于“大业四年正月乙巳日下诏书征发黄河以北各郡百余万男女开凿永济渠，引沁水向南达黄河，向北通到涿郡。”（隋书）这里所说的贯通河北、山东的永济渠和此后贯通苏浙的邗渠便是大运河的最初规模。当然，当初的运河并没有今天运河之通畅，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益广五省亿万民众，这便是“隋炀帝开凿大运河过在当时，利在后世”口舌的来源。其实，这种怪论不值得一驳，“万丈高楼平地起”吗，若是没有隋炀帝的奠基，岂有今日纵贯华夏南北的水利大动脉？更何况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初衷并非是“看琼花、寻美女”。众所周知：在我国的封建社会里，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杨广若要看琼花、寻美女，只要下一道圣旨，谗官和媚官们便会争相奉迎，盆盆琼花和济济美女即会蜂拥大兴(今之西安)，何必要兴师动众费其周折呢？那么，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隋书》中虽没有直接记述隋炀帝关于开凿大运河的诏书，但我们可以从他下诏建都东京及东京建成后的多次朝会中清楚地看出他开凿大运河的目的。营建东都洛阳、开凿大运河是一项两位一体的重大工程，没有这两大工程的成就，就没有“巡幸江都”的作为。《隋书》载：“仁寿四年七月，高祖去世，杨广在仁寿宫即皇帝位。八月，扶高祖灵柩回京师。并州总管汉王杨谅起兵谋反，命尚书左仆射要素讨伐平定了他。九月乙巳日，任命身将军崔彭为左领军大将军。十一月乙末日，炀帝驾临洛阳。丙申日，征发数十万男壮丁掘濠，从龙门向东连接长平、汲郡，达临清关，过黄河到浚仪、襄城，抵达上洛……登丑日下诏书说：'我恭敬地接受皇位，统治万国，继承先帝意志，遵守而不敢遗忘。如今汉王杨谅叛乱，崤山以东地区遭受毒害，州县沦丧。这就是因为关河阻隔，路途遥远，军队不能赶赴应急，加上并州移民又在河南无法协助。周代把殷人迁往东方，用意就在于此。况且，南方地区遥远，东方地区富庶广大，因势利导，顺时而动，现在正是时候。’”上文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杨谅因叛乱被诛，杨广杀兄并非是过；二是杨谅叛乱给炀帝提了个醒，政治中心东移是军事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这里虽然讲的是筹建东都的舆论准备，但字里行间已不难看出隋炀帝开发东部地区的政治远见。大业元年（炀帝年号），三月戊申日杨广下诏说：“由于听取并采纳公众的意见，政事和平民商议，所以才能清楚政治和刑罚的得失。由此可知，我早晚思虑治国，想使隐藏的冤屈上达朝廷，治国的常道得以发扬。但州牧县宰等官职俱是朝廷委任，如果不认真进行考核，空定下优秀、劣等的虚名，不问治理的情形，纲纪就会紊乱，冤屈也就不能申诉。地方和朝廷有重重关河阻碍，百姓的意见无法自行上述。我因此建立东京，亲自过问民情。现在我将巡视淮海，观察了解各地风土人情，征求正直意见……”这里说的虽是建设东京的目的，然，我们从炀帝以后的作为中不难看出开凿大运河的目的和修建东都的目的一脉相承。大业二年春正月辛酉日，东京建成，杨广开始了第一次东巡。“大业三年三月辛亥日，炀帝车驾回到京师。夏四月庚辰日诏书说：'古代帝王观察访问民间风俗，都是因为忧虑百姓，安抚地区。从蛮夷（指今山东、江苏、浙江一带民众）归附，没来得及亲自安抚，崤 ， 山以东历经战乱，也需加以抚恤。现在想安定黄河以北，巡视赵、魏地区……’”这里所说的战乱，是指隋之前后周对前赵（今之苏南）、冉魏（今之山东）的多次用兵，以及隋立后杨广灭陈（陈国，今浙江一带）的战争；这里所说的赵、魏地区，是指前面所说的蛮夷居住的地区。这段诏书明显是为大运河的开凿造舆论。时隔九月，“大业四年春正月乙巳日，下诏书征发黄河以北各郡百余万男女开凿永济渠，引沁水向南到达黄河，向北通到涿渠”如此宏大的工程，作者没有像描述其他历史事件那样详述诏书的具体内容，却只用四十六个字敷衍其事。作者这样修史的目的旨在于完全湮没杨广开凿大运河的初衷，可他在模糊杨广开凿大运河动机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否定了自己加给杨广的开运是为了“看琼花、寻美女”的不实之词。说到这里， 我们可肯定地说，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有他首要的政治目的和连带的漕运目的，其次才是私己的巡幸目的。杨谅的叛乱告诉他，“关河阻碍，路途遥远”不仅是用兵的大忌，也是民不附政的主要原因。为了加强对淮海一带“广大富庶地区”的统治，他必须“听采舆颂，谋及庶民”，“审政刑之得失”，所以他说，“现在想安定黄河以北，巡视赵、魏地区”……这些诏书虽是冠冕堂皇的文章，却披露了炀帝加强东部地区统治的决心。为了加强东、东南的统治，隋炀帝首先修建了东都洛阳，把政治中心向东推进了一步。为了把东南的物资源源不断供应给洛阳，他便下诏开凿连接黄淮的通济渠，开通自洛阳达江都的河道，这便是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直接目的。大运河基本开通后，隋炀帝便开始践行他治理东部地区的政治诺言：他在东巡时接连下了数道诏书，一是大赦江淮以南狱犯，免除扬州百姓五年租赋徭役；二是采取一系列措施笼络南方士人及亡陈遗族，他盛张礼仪，纳陈后主（叔宝）六女为贵人（这显然是一种政治联姻），此后，他特诏灭陈时被隋文帝流放到边疆的陈朝皇室子弟，并量才录用。陈后主客死京都后，杨广一直厚遇陈后主之遗孀，三次巡游都偕其同行。如果开运仅仅是为了游玩，何必每次出巡带此老妇？其用意显然是为了笼络南人之心，巩固隋王朝的统治地位。三是修订舆服仪卫制度。隋炀帝在江都对典章文物、制礼作乐特别重视，命杨素、牛弘、宇文恺等大臣组织役工十余万人，耗资数亿钱帛，制定了上自天子下至百官的车辇、仪仗、礼服制度。目的是显示衣冠、文物尽在隋朝。除此之外，隋炀帝在东巡时还颁诏“弘扬教育，尊敬师长，重视道义，嘉奖礼教”；“表彰先贤，保存祭祀”；“革除百代弊病，缓用刑罚减轻徭役赋税”等。隋炀帝在开凿大运河的同时，在东都洛阳及运河沿线修建了大批粮仓。如洛口仓，仓城周围20余里，穿窖3000个，每窖可储粮8000石，全仓储米2400万石，是隋代最大的粮仓。又如回洛仓，仓周约10里，穿窖300个，是洛阳东部的粮仓。加上河阳仓、常平仓、广东仓、黎阳仓，成为隋朝的六大粮仓。粮仓不仅储备粮食也储备钱帛、财物。这些从东南搜刮、集中的财物“沿渠水节级转运，水通则舟行，水浅则寓于仓以待，则舟无停留，而物不耗失，”源源不断地运往洛阳和大兴（古之长安，今之西安），实现了杨广开河漕运的目的。当然，作为封建帝王的杨广也有不少过失，比如他穷兵黩武，连年用兵突厥、高丽，虽然巩固了边防，使边民得以休养生息，但又使数以万计的兵丁死于兵刃；在修建东都、开凿大运河中，他急功近利，不仅使无数民夫死于劳役，而且苛政毀灭了无数的家庭；运河凿成后，他屡屡沿河豪游，变得奢侈淫逸……诸多过失使他走上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综上所述，我们应当说：隋炀帝杨广，少时壮志凌云、豪气冲天；登基后雄心勃勃，为大隋建国立业创造了世间不少奇迹；为帝后期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奢侈豪游，劳民伤财，走上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这种评判也许更合乎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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