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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的赞米亚世界

 西一里2l6sluho 2022-10-16 发布于上海
镇中你称霸,山中我为王
——《First Blood》
'赞米亚”(zomia)是近些年西方学术界比较火的一个词,它由荷兰历史学家申德尔于2002年提出,又在2009年被美国历史学家斯科特发扬光大。在国内,这个概念讨论得还比较少。
简单来说,这个词的意思是“不被统治的东南亚山地”。“zomia”的“zo”在藏缅语系中的意思是“山”,“mi”的意思是“人民”,“ia”的词缀表“某地方”。因此,“zomia”的字面意思就是“山民之地”。
说了这么多,不就是研究东南亚吗?东南亚有什么可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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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以前,学术界当然不会研究东南亚,大家主要研究欧洲的历史。但到19世纪,欧洲历史研究差不多了,学术热点必须向外转移,于是转移到与欧洲关系密切的近东,有了“亚述学”、“埃及学”。
同样的道理,到了20世纪,近东历史也研究差不多了,进一步转移到远东历史,有了“敦煌学”“新清史”。21世纪了,近东远东的主要文明都研究差不多了,还剩哪没研究?“东南亚学”、“赞米亚”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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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2世纪,会不会有“南极学”?那是生态学的事,咱们不讨论。
坦言之,这其实是一个“史学内卷”的过程。本来大家聊欧洲史,聊得好好的。突然来一个人说埃及。大家就去了解埃及。没一会儿,又冒出来一个人讲敦煌,大家就去了解敦煌。几番折腾下来,正当大家自认为很懂历史,学贯中西的时候。又一个声音幽幽地飘来:“朋友们,你们了解赞米亚吗?”历史学家们面面相觑:“什么?赞米亚在哪?”(赶紧翻书吧...)
这当然是玩笑话。咱们言归正传,说这个“赞米亚”,到底研究出了什么名堂?
其实也不用去看那么多学术专著。所有有关赞米亚的研究,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反抗”。反抗谁?平原上的帝制国家。
斯科特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中说:
“这些地方是困难并难以进入的疆域,不管海拔如何,都阻碍了国家的统治...这些地区经常成为那些反抗或逃离国家人群的避难天堂。”
说到这,我觉得也不用什么学术词汇来解释。就用大家最熟悉的“桃花源记”“梁山好汉”来解释。想象一下,在东南亚的绵延群山中,每一座山都是“梁山”,每一道岭都是“桃花源”,他们不记历史也不纳捐,“爷爷生在天地间,不求富贵不做官”,这是什么?这就是赞米亚。
“赞米亚是为逃避“国家空间”而精心设计的艺术,那里的人群尚未被纳入国家机器的管辖范围,那里居住着的是崇尚自由、实施自我管理的人群,与他们有关的地理区位、耕作方式、农业作物、社会结构、口述文化、被狂热崇拜千年的先知等都可以被视为逃避国家控制的产物。所有这些特征都帮助赞米亚地区的人们逃避国家统治,避免被统合进国家体制,以保持国家边界之外的独立和自由。”
那平原上的帝制国家会瞪眼看着你们这么“自由”吗?
当然不会。
“平原上的王朝进山猎奴是一项每个旱季都进行的,有规律的商业活动。”;“阅读泰王国或者缅甸王国宫廷历史或编年史的人都可以看到一系列的劫掠,他们成功的标志是俘虏的数量和技能”;“国王买来战俘的希望是将这个战俘打造成一个好士兵。”;“清迈王国中人口3/4是战俘,另一个泰国小国,清盛有差不多60%的人口是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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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国家对居住在山里的“异类”极尽贬低,称他们为“野蛮人”,“野人”,暹罗人甚至称“山地人”为“奴隶”
看到这里,我不由联想起咱们中国历史里《三国志·吴书》的一些记载:
时吴、会稽、丹阳多有伏匿,逊陈便宜,乞与慕焉。会稽山大帅潘临,旧为所毒害,历年不禽、逊以手下召兵,讨治深险,所向结服,部曲已有两千余人”“会丹杨贼帅费栈受曹公印绶,扇动山越,为作内应,权遣逊讨栈....遂部伍东三郡,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宿恶荡除,所过肃清,还屯芜湖。”——《陆逊传》
“而歙贼帅金奇万户屯安勤山,毛甘万户屯乌聊山,黟帅陈仆、祖山等二万户屯林历山。林历山四靣壁立,高数十丈,径路危狭,不容刀楯,贼临高下石,不可得攻...大军因是得上,大破仆等,其馀皆降,凡斩首七千。”——《贺齐传》
“是时丹阳、吴、会山民复为寇贼,攻没州县,权分三郡险地为东安郡,琮领太守,至,明赏罚,招诱降附,数年,得万余人”——《全琮传》
“会建安、鄱阳、新都三郡山民作乱,出牧为监军使者,讨平之。贼帅黄乱、常俱等出其部伍,以充兵役。”——《钟离牧传》
三国时期吴国将领的重要功绩来自讨伐山越,掠夺山民人口。这与东南亚王朝“进山猎奴”的活动十分类似。《资治通鉴·汉纪》胡三省注对山民概括是:“不纳王租,故曰山越”,这也与斯科特对赞米亚人群的定义完全符合。
“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故曰山越”。——胡三省
综上,笔者认为:在我国东南的广大丘陵地带,虽然平均海拔只有200-500米,比东南亚山地平均500-1000米的海拔略逊一筹,但也可以视为是一个东吴版的“赞米亚世界”
沿着这种思路往下思考,吴国与山越的关系便不是“国”与“贼”,而是“平原帝国”与“赞米亚”。
那么,历史上的吴国。就是一个势力范围局限于长江中下游平原、钱塘江、湘江、赣江两岸冲积平原、以及赞米亚河间地的中小型帝制国家。吴国在这些低地设郡立县,编户屯田。并定期向赞米亚进攻,掠夺人口。
而更为广阔的山地地带,是与吴国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截然不同的“赞米亚世界”。山民只在名义和地图色块上受吴国统治,实际上自成一派,有时还会攻州掠县,向吴国进攻。
“侵虐百姓,强赋于民,黄鱼一枚,收稻一解,百姓怨叛,山贼并出,攻州突郡。”——《吴书·薛综传》
山民以渔猎与种植结合的方式获取粮食。利用山中的“铜铁”“自铸甲兵”形成武装。并会对低地的“捕亡宿恶”实行统战政策,获得一些情报和技术输入。平时就像人猿泰山一样“升山赴险,抵突丛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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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杨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人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猨狖之腾木也。”——《诸葛恪传》
不要以为山民的数量很少。吴国灭亡时,有人口240万,士兵23万。把《三国志》中吴国将领掠夺山越人口的数量简单相加,就有人口50万,士兵10万。我们假设吴国掠夺了山民人口的50%,那山民的总人口也会超过百万。《宋书》可以侧面证实这个猜测:
“自元嘉将半,寇慝弥广,遂盘结数州,摇乱邦邑。于是命将出师,恣行诛讨,自江汉以北,庐江以南,搜山荡谷,穷兵罄武,系颈囚俘,盖以数百万计。——《宋书》
考虑到三国时期对南方的开发,肯定不如衣冠南渡以后。因此东吴的赞米亚世界,无论是规模还是人口,都会大大超乎我们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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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话说回来,山上毕竟是荆棘丛生、猛兽出没、生产生活条件极差的地方,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宁愿呆在山上?也不愿下山呢?
答案很简单,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出自《礼记·檀弓下》: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什么意思呢?妇人一家为了逃避“苛政”,宁愿住在猛兽出没的山区。孔子问你们为什么不跑啊,妇人说:“这里没有苛政啊”。“苛政猛于虎”,这便是赞米亚问题的核心。
斯科特认为
“赞米亚地区人们的这种选择是一种“次级适应”,是人们采取的“自我野蛮化”,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创造,而不是以往文明中关于“野蛮”等“原始主义”论调所认为的被淘汰或落伍的产物。”
山民为了逃避苛政,选择了“自我野蛮”,其实是一种趋利避害的自然行为。如果可以做个良民,谁又愿意逼上梁山?如果可以耕桑耘梓,谁又愿意山栖谷隐?学海无涯,小小的“赞米亚”,反映了古代的“润学”,蕴含着先民求生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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