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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麻、临朐战斗的接连失利，使原来设想的左、右两路部队南北夹击国民党军的计划已无法实现，不但令陈毅和粟裕的正面战线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也给侧翼出击的兵团带来了极大的危险。 左路兵团一纵和四纵，因孤悬于敌后，被国民党军紧追不放。叶飞和陶勇在监听国民党军的无线电话时，发现一纵被称为“西瓜”，四纵被称为“面包”，而敌人来往通话中充斥着“吃西瓜、啃面包”之类的狂妄之言——国民党军的五个整编师开始合围一纵和四纵，后续赶来的三个整编师也在急速接近。可以说，左路兵团已经身陷重围。 陈毅和粟裕万分焦虑，迫切希望他们东返。从当时的情况看，向北、向南突围无望，西面是敌人重兵把守的津浦路，只有向东渡过沂河进入沂蒙山是唯一的出路。但是，此时，山洪暴发，沂水上涨，无法徒涉，况且国民党军也知华东野战军只能向东，已经做好了迎击的准备。叶飞和陶勇彻夜研究，认为绝不能向东进入敌人的伏击圈，遂决定出敌意外，向西突破津浦路，寻求与右路兵团部队会合的可能。 为了顺利地向西突围，必须先让一支部队向东佯动，“这支部队必须是强有力的，这才能造成主力东去的声势；而且又必须是具有牺牲精神的，在敌人重围之中，很可能遭受重大伤亡，甚至为主力突围而牺牲”。陶勇提出让四纵彭德清的十二师承担这一危险的任务。 叶飞后来回忆说：“一、四纵队的部队，过去经常吵架。有时狭路相逢，少不了争前恐后，互不相让。互相有点看不起，因为都是主力部队，什么时候总要争个高低。但配合作战一直很好，总感到同是新四军的部队，不能丢人现眼。这种感情确是微妙得很。它绝不是山头主义，也不是小团体主义，也不是风头主义，而是渗透着阶级友爱的革命英雄主义。所以在严重关头，团结一致，显示了自我牺牲精神。” 1947年7月24日，两个纵队开始向东移动，并与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师和整编四十八师激战一日。国民党军急调增援部队一齐向东压来。大部队向东突围的假象已经造成，彭德清师继续向东接近沂河，而一纵和四纵主力则趁机掉头向西而去。 28日晚，在滕县以南，他们跨过津浦铁路进入了鲁南。 ……那是独山湖水网地带，七八十里路汪洋一片。部队全部暴露，任由敌机疯狂扫射。连绵阴雨，被服装具全部湿透，鞋袜全无，赤脚在水荡或泥泞里行进。村庄已被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抢掠一空，粮秣无着。到处散布着还乡团的地主反动武装，不时响起冷枪，突然飞来流弹。确是吃尽了苦头，受到了考验，部队遭受很大损失，非战斗减员不少。 有一次过河，水流湍急，谭启龙（一纵副政治委员）同志骑的马力气小，加上过度疲劳，一个浪头涌来，连人带马都给冲走了。刚巧我在一边，顺手一把拉住，否则，恐怕他就见马克思去了。部队极为狼狈，空着肚子行军作战，疲劳程度是无法形容的，倒在路边的泥坑里就睡着了，炮弹和炸弹的交替爆炸也唤不醒我们…… 8月1日，突围部队终于在鲁西南泗水附近与和右路兵团部队会合时。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看到一纵和四纵的官兵“身上除了短裤、背心和枪支子弹袋之外，什么都没有了。他们浑身泥水，脚板都泡烂了，许多人还流着血。”在这种情况下，一纵和四纵的战士们仅仅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发一双鞋子，睡一个好觉，吃一顿猪肉。” 此时，右路兵团的第十纵队奉命在梁山地区阻击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师和整编八十四师。他们得到的指令是：“你们十纵队的屁股只能朝北，不能朝南。”以一个纵队对付两个整编师，十纵兵力明显处于劣势。但是这支部队以打阻击闻名，孟良崮战役中，就是他们挡住了整编第五师的增援。 梁山，唐宋时黄河溃决，形成大泽，故又称“梁山泊”。如今，虽然八百里水面已经消退，但大雨又使这里成为一片沼泽。在阻击国民党军的战斗中，十纵水里跑火里钻，阵地在残酷的拉锯战中反复易手，官兵们撤退了又粘上来，与敌人的两个整编师围着梁山纠缠不休。最后，他们被强敌挤进黄河与运河交叉的狭窄的三角地带。整编第五师师长邱清泉向蒋介石报告说，解放军的第十纵队已在五师囊中。 十纵的突围行动十分壮烈。面对只有北渡黄河才能脱险的绝境，官兵毅然决然地向那条在暴雨狂啸的大河扑去。没有渡河器材，也没有船只，背后三面敌人合围而来，天上的敌机狂轰滥炸。担任阻击的部队誓死坚守，决心打到最后一个人，主力部队则在轰炸下拼死强渡。 13日，敌人终于冲到黄河南岸，纵队的侦察营、部分机关干部、勤杂人员、大量的伤员以及四千多民工、数百匹骡马被国民党军截住。除了侦察营少数官兵突出来之外，其余大部分人员被俘或失散。 “七月分兵”以来，山东战场各部队连续作战失利，导致国民党军占领了胶济线，作为华东野战军重要的物资基地和数万名伤员安置地的胶东地区也面临被占领的危险。特别严重的是，在持续近两个月的战斗中，陈粟大军战斗减员和非战斗减员总计高达五万人，是华东野战军组建以来前所未有的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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