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林涛│芮效卫与《金瓶梅》

按

2012年5月30日，芝加哥大学的芮效卫教授完成了《金瓶梅词话》全五卷英译工作。2012年6月18-20日，笔者专程从澳大利亚飞抵芝加哥对他进行了采访。

▲金瓶梅英文全译本

芮效卫生于中国，精通汉语和中国文化，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教授中国文学，从此与《金瓶梅》结下不解之缘。1982年，芮效卫在20余年潜心研究的基础上，以万历本为源本，发愿为英语读者提供《金瓶梅词话》真正的全译本。受益于对中国文学的热爱及严谨的治学态度，芮效卫的英译本忠实原著，雅俗如之，形神兼备。

 

生    平

1933年清明节，南京，鼓楼医院。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芮陶庵（Andrew Tod Roy）夫妇喜得贵子，取名芮效卫（David Tod Roy）。当时中国社会动荡、战事频仍，但是除了1937年随父母短暂回美休假之外，芮效卫的童年时光基本上在中国度过，经历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即便是离开中国之后，他的成长与发展，也依然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芮陶庵在当时的金陵大学教授西方哲学史，1937年抗战爆发，金大迁往成都华西坝。1938年冬，芮效卫父母毅然取道香港、越南返华，赴成都继续为金大工作。此后数年时有日军空袭，每当此时，芮效卫就随家人躲入院中的防空洞，就这样一直到1945年。他在中国抗战的炮火声中逐渐长大，并且能够相当流利地使用汉语进行口头交流。

1945年他随父母返美休假，三年后，芮效卫父母重返南京，他和弟弟芮效俭（James Stapleton Roy）则赴上海就读于一所寄宿制美国学校。1949年夏，解放军占领上海当天，芮效卫正参加期末最后一门《几何》科目考试。回到南京后，在母亲的坚持下，兄弟俩开始学习汉语，延请的乃是曾经教授赛珍珠（Pearl S. Buck）汉语并协助赛珍珠翻译《水浒传》的一位老教师。尽管一开始颇为抵触，芮效卫很快喜欢上汉语并主动要求加课，不久就能够阅读汉语报纸。1950年朝鲜战争前夕，芮效卫父母坚持留在南京，兄弟俩则被送回美国继续读高中。

回到美国后，他先是在宾州大学著名汉学家德克·卜德（Derk Bodde）的指导下继续学习汉语，随后又被哈佛大学录取。1954年至1956年，未及毕业，芮效卫应征入伍，在日本短暂停留后被派驻台湾，从事情报监听工作。由于日常生活多用汉语，汉语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之后他返回哈佛完成本科学业，并升入研究生院，师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霍克斯（David Hawks）等著名学者，相继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后来于1971年正式出版，题为《郭沫若的早年生涯》(Kuo Mo-jo: the Early Years)。

在攻读博士学位后期，天资聪颖的芮效卫就应邀在哈佛讲授古代汉语。由于工作出色，甫一毕业，就得到了普林斯顿大学递来的橄榄枝， 1963-1967年间在该校使用英文译本讲授中国文学。1967年，芮效卫受聘于芝加哥大学，继续从事中国文学教学、研究，时至今日，虽已退休仍然笔耕不辍。而他那个当初不愿学习汉语的弟弟，也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美国驻华大使。

奇     遇

因为爱读小说，1949年正式学习汉语后，芮效卫开始积极了解中国文学作品。正是这时候，他第一次听说了《金瓶梅》，并且被它色情小说的名声所吸引。他到金大的图书馆里找寻，发现了1939年出版的克莱门特·埃杰顿（Clement Egerton）的英文译本《金莲》（The Golden Lotus）。不幸的是，所有的色情描写在埃杰顿的笔下全都译成了拉丁文。虽然以前学过一些拉丁文，但是这一发现还是让16岁的芮效卫不胜唏嘘。此时的芮效卫也许不会想到，日后他会为研究眼前的这部中国小说奉献出毕生的心血。

次年春天，芮效卫在南京夫子庙的旧书店里买到了一套完整本《金瓶梅词话》，终于得以一窥“庐山真面目”。词话本一般被认为是最早、也最接近作者原意的版本，因此极为珍贵，在明末即难以觅得，一直到1932年才偶然在山西重新发现，旋即被北京图书馆收购。20世纪50年代以前，只在1933年以古佚小说刊行会的名义影印过100部；此后十余年间虽有重刊，但多涉删减。芮效卫能在20世纪50年代初买到该书，与《金瓶梅》的缘分实属不浅！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军队服役期间，芮效卫在日本短暂停留三个月。1955年1月20日， 他在东京夫子庙的书店里买到了一部张竹坡评本《金瓶梅》，并带回美国，保留至今。这是他的第一部崇祯本系统的《金瓶梅》，由于词话本久佚，张竹坡评本乃是有清一代最为流行的本子。芮效卫惜之如命，2012年夏，笔者在他的办公室里提出看一看这本书时，芮老小心翼翼地从书架上捧出来，如同对待一件稀世珍宝。眼前的芮老年逾古稀、步履稍显蹒跚，长年高强度的工作，使他近来健康状况欠佳，但是，一谈到《金瓶梅》，他就眉飞色舞，如数家珍般滔滔不绝，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笔者不禁感叹：芮效卫有《金瓶梅》，不亦快哉！《金瓶梅》有芮效卫，何其幸也！

研    究

芮效卫的《金瓶梅》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延续半个世纪，至今犹然。如果分阶段来看，芮效卫六七十年代的研究，其价值在与国内同时期研究状况的比较中展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金瓶梅》何其不幸！中国大陆六七十年代的《金瓶梅》研究几至停滞，不仅数十年毫无重大突破，就连大学里的文学课也刻意回避这部文学巨著，很多文学史教材对其只字不提。作为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现实主义古典小说，《金瓶梅》在诺大中国几无藏身之地。甚至有教师因为鼓励学生阅读、了解《金瓶梅》而受到学生批斗。

《金瓶梅》何其幸也！同时期的西方，特别是美国，金学研究蔚为大观，学术队伍发展壮大，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俨然成为金学发展的世外桃源。尽管有不同声音出现，但是《金瓶梅》作为世界文学发展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煌煌大作，在西方得到了广泛认可。这其中芮效卫功不可没。

20世纪60年代初，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中国文学，首次将《金瓶梅》纳入自己的教学、研究视野。考虑到学生的语言能力以及文本篇幅，选用的教材是根据德文译本转译的节译本，译名为《金瓶梅：西门与六妻妾奇情史》（Chin P’ing Mei: The Adventurous History of Hsi-men and his Six Wives ）。除《金瓶梅》外，课程中还包括《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其他明清名著。他当时的弟子，很多后来成为美国中国文学研究的中流砥柱，《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的作者蒲安迪（Andrew Plaks）就是他这一时期的得意门生。

▲芮效卫金瓶梅研究个人藏书

20世纪60年代后期移师芝加哥大学后，芮效卫获准开设自己感兴趣的任何课程，因此他选择了为研究生讲授《金瓶梅》，而且使用汉语原著作为教材。首次开课时只有一名学生注册，这位学生也是传教士的后代，同样在中国长大，中文也很好。芮效卫和他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共同阅读完了3000多页的中文原著。这位学生后来在芮效卫的指导下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就是《金瓶梅》。芮效卫对《金瓶梅》的文学地位和价值充满信心，之后的数十年间，他仍然像在普林斯顿一样讲授其他中国文学作品，但是每一两年他就会为研究生开设一次《金瓶梅》课程，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优秀学生关注这部长期被忽视、被误读的文学巨著。日后名扬学界的专家如柯丽德（Katherine Carlitz）和陆大伟（David Rolston）等都是他的高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桃李满天下的芮效卫就是美国金学研究的一面旗帜。

《金瓶梅》的作者问题是数百年来悬而未决的一个谜，据陈大康的《明代小说史》载，“候选人总数已逾五十”。在1983年印第安纳大学召开的《金瓶梅》国际研讨会上，芮效卫大胆提出汤显祖为《金瓶梅》作者，并旁征博引，从汤显祖生平、创作，小说的文本、版本等方面入手，结合金学研究现状，洋洋洒洒数万言，周密论述了自己的设想。近30年之后，笔者在芝加哥大学他的办公室里再次谈及此事，芮老严谨地说：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认定汤显祖是《金瓶梅》的作者，但是我认为汤显祖满足成为《金瓶梅》作者的全部条件。即便不是他，也应当是与他素质相近的一个人。针对有学者认为该书作者乃是一位乡村老儒的说法，芮老认为，小说中大小场面的自如掌控、雅俗语言的熟练把握、古今文本的信手假借、前后结构的精心照应，绝非任何一个乡村老儒所能胜任。言谈中，芮老有理有据地阐述着自己的观点，但是绝不偏执地排除其他的可能性，儒雅风度令人敬佩。

《金瓶梅》中，作者引用古今诗词、戏曲、故事的广度和深度几乎空前绝后，一直是研究者讨论的热点，毁之者恶其无才少能、一味抄袭，誉之者喜其左右逢源、不留痕迹。芮效卫的研究却远远超越这种浅层次的评论，他深入文本，致力于挖掘出小说引用的各种材料的出处，从而更好地理解文本。事实上，普通的中国读者在阅读《金瓶梅》时，并不会意识到小说中的诗歌并非作者原创。但在多年的研究中，芮效卫挖掘出越来越多的诗歌、韵文的来源，进而断言，书中近千首诗歌可能均有出处。在他书桌旁的一个柜子里，分门别类地储藏着数万张卡片，记录着半个世纪来的阅读所得。他研究《金瓶梅》，却并不囿于其中，而是广泛涉猎，博览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阅读其他书籍的过程中，但凡遇到《金瓶梅》中出现过的诗词、谚语、甚至成语，他都将其一一记下，存入柜中。正是得益于这种方式，他的研究时时都有创新性的发现。这些卡片在他日后翻译《金瓶梅》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芮效卫手迹

性描写向来都是金学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为《金瓶梅》赢得了挥之不去的色情小说的声誉。时至今日，仍然有很多人谈其色变。其实，张竹坡在《〈金瓶梅〉读法》中说过：“凡人谓《金瓶》是淫书者，想必伊止知看其淫处也。若我看此书，纯是一部史公文字。”对此，芮效卫说，若只将性描写部分挑出来阅读，自然会得出色情小说的结论。但是，若将其放在整部小说的语境中，就不难看出，作者只是客观地向读者展示当时的社会生活，因为他对当时社会的衣、食、住、行等进行了同样详细、或者更为细致的描写。比如李瓶儿之死，作者用了整整六章的篇幅，事无巨细地记述了她的丧葬仪式，这在中、英文学作品中绝无仅有，具有珍贵的社会学价值。作者本意绝非创作一部色情小说，只是把性作为人类生活中应有的一部分加以展示。作者想传达的是，如同吃饭穿衣，性本身并没有错，但是性活动应当合乎社会责任和道德。如果不加节制地过度追求，则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那种应当把淫秽情节删除的观点，其实是有悖作者创作意图的。

在芮效卫眼中，《金瓶梅》不仅是中国文学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他不仅自己喜爱《金瓶梅》，还希望普通的英语读者也能够领略到这部400年前的中国小说的魅力。1982年，在潜心研究金学20年后，他开始着手翻译《金瓶梅》。

翻     译

在芮效卫之前，《金瓶梅》已经有两个英文译本，均出版于1939年。第一个译本，芮效卫20世纪60年代授课时曾用作教材，是伯纳德·米奥尔（Bernard Miall）根据库恩（Franz Kuhn）的德文译本转译的。该书由于篇幅适中，且附有阿瑟·韦利(Arthur Waley)的引言而较为流行。然而该书是节译本，省略掉了小说中的大量情节，无法完整展示原著的文学价值。另一译本是克莱门特·埃杰顿的《金莲》（The Golden Lotus），1939年面世后多次再版，流传甚广。由于翻译过程中作者曾得到老舍先生的协助，据夏志清(C. T. Hsia)《中国古典小说》(The Classical Chinese Novel)评论，“译文中甚少严重错误。”可惜的是，该译本虽号称全译，却多有省略。译者在前言中声称，小说中大量诗歌质量低下，因此省去未译。其次，面对一些较难理解的名称和俗语，埃杰顿也知难而退，将其略去。此外，受当时社会条件所限，原著中的色情描写一律被译为拉丁语。后来出版法令逐渐宽松，在1972年重版时，埃杰顿的拉丁文段落才由其他译者译为英语。

芮效卫对以上两种英译本都不满意，认为不管是节译还是删减都是对原文的不尊重，都未能严肃地将原著所代表的文化和文学价值传达出来，因此决心改变《金瓶梅》在英译中的不公正待遇。此外，两种译本所依据的中文源本均为崇祯本系统，芮老认为，崇祯本对词话本做了很多自以为是的拙劣修改，歪曲了作者的本意，相对词话本而言有很大退步。有鉴于此，他选择了词话本作为自己英译的底本。

1982年，芮效卫开始了繁重的英译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英译是建立在多年的研究工作基础之上的，是之前的研究给了他翻译的勇气。初期，他仍然承担着正常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因此只能在暑假里边研究边翻译。“十年磨一剑”，他的第一卷译本1993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取得了巨大成功，好评如潮。第二卷出版于2001年，芮老退休以后，翻译速度明显加快，于2006年完成了第三卷，2011年出版了第四卷。2012年5月30日，他完成了全书的翻译工作，预计第五卷将于2013年与读者见面。

▲金瓶梅英译所做索引卡数以万计

廿载研究，卅年翻译，整整半个世纪的心血全部献给了《金瓶梅》，这些本身就是芮老译文质量的最好注解。芮老坦言，译事花费三十年，始料未及。这当然一方面说明了译事之难，同时也证实了译笔之精。对芮效卫而言，翻译不是研究的终结，而是研究的新起点，给他带来了许多新的课题。比如，在翻译“吴神仙冰鉴定终身”一节中的相面术语时，他前后花费了两年时间翻阅各种资料，直到胸有成竹之后才将其译为英文。

与埃杰顿随意删减原文不同，芮效卫绝不放过原文中的任何一个细节。中国古代的酒令游戏名称与形式极为复杂，中国读者尚且不懂，埃杰顿对其只字不提。芮效卫则不仅将其译出，而且找到相关方面的专著，在书后的注释中加以说明，供感兴趣的读者查证。个中辛苦，不言自明。相信每一位读者拿到芮效卫的译文之后都会肃然起敬，惊叹其译本所展现的学术功力。与之前译本没有或稍有注解不同，在现已出版的四卷芮氏译本中，每一卷里的人物表、注释、参考文献等都占到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他并不希望普通读者看到这些注释而对译本望而却步，因为他的注释只是帮助有兴趣的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采用尾注的形式正是为了尽量不干扰读者的正常阅读。读者可以选择不参考注释，但是对于《金瓶梅》这样的鸿篇巨制来说，注解是必不可少的。言及此，芮老说，翻译过程中不断有新的发现，若天假其年，前三卷的注解应可更加翔实。

具体实践中，芮效卫的一大创举是将原文中的所有成语、韵语挑出，并在译文中通过缩排的形式将其突出显示，以区别于一般行文，吸引读者注意这些特殊的汉语语言。除了注重译文读者的视觉体验、缩排成语之外，对于成语的翻译，芮效卫还避免简单化地使用英语成语与其对应。缩排的部分可以轻松地回译为中文成语，这样系统而且成功的实践在翻译中实属罕见。匹茨堡大学的柯丽德教授曾使用芮效卫的译文作为教材讲授《金瓶梅》，笔者从她那里得知，在没有任何背景知识的情况下，学生可以通过阅读自己得出结论，知道缩排的部分是汉语的习语用法。

▲芮效卫翻译时所做笔记

但是，如何决定哪些需要缩排呢？芮效卫判断的准确性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他并不是率意为之，原文中的每一处成语他都清晰标注了出处。拿到他的汉语底本，笔者不禁为其字里行间密密麻麻的标注所深深震撼。每一个成语旁边都用编号标示出其出处以及在小说中重复出现的位置。每一个编号都与书桌旁柜子里的卡片相对应，通过卡片就可以追踪到相应的书籍。芮效卫的个人图书馆规模庞大，集中了世界各地出版的相关领域书籍，可以确保找到所需的各种信息。

在翻译策略上，芮效卫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作品原貌，不随意增改，不轻易删减。对原文中的典故、双关等，也尽力将其译出。诗歌及其他韵文的翻译，也迎难而上，“知其不可而为之”，尽量突破源语和译语的隔阂，在保证可读性的同时力求保持其视觉平衡感。语言方面，因为原文有名有姓有活动的人物多达400多个，分属不同阶层、涉及诸多场合，因此语言风格差别很大。翻译中，芮效卫的选择是“雅俗如之”，色情描写与方言俚语也不例外。这种做法听似轻松，但若非译者有高超的双语水平，要想实现几不可能。芮效卫勇当此任，《金瓶梅》得其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