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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键  在我国的古典文学作品中，《金瓶梅》应是一个特例：作者对身世行迹的刻意隐藏，传抄者对流播渠道的欲言又止，出版商对全本和真本的追踪搜求，评点者的改写重编、肯定否定……很少有一部小说如《金瓶梅》携带着这样多的悬疑谜团，很少有一部小说如《金瓶梅》承载着这样多的疵议恶评，亦很少有一部小说像它这样深刻厚重、刺世警世、勾魂摄魄，吸引和震撼了一代又一代读者。不少学者都把它与后来的《红楼梦》相比较，论为中国小说史上的两座高峰，而作为先行者的《金瓶梅》，更显得命运多舛。 《金瓶梅》是一部奇书，又是一部哀书。作者把生民和社会写得嘘弹如生，书中随处可见人性之恶的畅行无阻，可见善与恶的交缠杂糅，亦随处可体悟到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他将悲悯哀矜洒向所处时代的芸芸众生，也洒向巍巍庙堂赫赫公门，洒向西门庆和潘金莲这样的丑类。这里有一个伟大作家对时政家国最深沉的爱憎，有其对生命价值和生存形态的痛苦思索，也有文人墨客那与世浮沉的放旷亵玩。这就是兰陵笑笑生，玄黄错杂，异色成彩，和盘托出了明代社会的风物世情。 一、《金瓶梅》的流传、刊刻与批评 早期的《金瓶梅》抄本，是在一个文人圈子里秘密传播的。有关该书传世的第一条信息，今天所确知的是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袁宏道写给董其昌的信： 《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竞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这时的袁宏道在吴县知县任上，而董其昌以翰林院编修任皇长子讲官，是年的春与秋曾两次因事返乡，二人的借书与传抄大约在此期间。董氏在书画和收藏方面负有盛名，拥有《金瓶梅》的抄本应不奇怪。而袁宏道在文坛亦是声名渐起，短短信札，流露出急于得到下半部的渴望，以及对该书的高度评价。 《金瓶梅》从何处得来？我们看不到董其昌的回答。这位后来的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对自家文字当做过一番严格清理，因而看不到任何有关《金瓶梅》的记载。同样，两位较早藏有《金瓶梅》抄本的大人物——嘉靖隆庆间内阁首辅徐阶和嘉靖大名士、后来的南刑部尚书王世贞，文集中也不见蛛丝马迹。这种情形是可以理解的，那些个当世名公，有谁愿意担当收藏和传播秽书的恶名呢！袁中郎之弟小修曾忆写了与董其昌闲话《金瓶梅》的情景，董先说“极佳”，又说“决当焚之”，则前说出自真实感受，后来便是意在遮掩也。 徐阶和王世贞皆活跃于嘉靖晚期，对小说中人物自有一种熟稔，其籍里相去不远，交往史亦复杂曲折，若推论其藏本来源相同，应是可能的。有意思的是董其昌、王稚登、王肯堂等早期传抄者也都在苏松一带，而袁氏兄弟听董其昌讲说和借抄亦在此地。后二十年，该书的流播之迹时隐时现，而《金瓶梅词话》也正式在苏州问世，揭开了本书由传抄转为刊刻的历史。 今天所能见到的明清两代《金瓶梅》刻本，因袭之路径甚明，仍可分为三个系统： 词话本又称“万历本”，全十卷一百回，序刻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为今知该书的最早刻本。今存有四个藏本，经研究者比较，其在行格、字样、内容以及卷首序跋的顺序上均有差异，可知有原刻、翻印、再刻之别。该版本付刻仓促，校勘不精，许多回目仍处于备忘阶段；沈德符所称“原本实少五十三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亦可于书中明显见出。然则词话本保留着大量的精彩描述，最接近作者原创，因而也最为读者和研究者关注。 绣像本又称“崇祯本”，全二十卷一百回。其以词话本为底本，进行了较多的文字加工，回目大为整饬。因文中多处避朱由检之讳，加以所附绣像画工多当时名手，一般认为刊行于崇祯间。曾有研究者根据首图藏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第一百回捅图的“回道人题”，认为该版本的改定者为李渔，但此说尚待考定。 第一奇书本又称“张评本”，序刻于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评者张竹坡(1670-1698)，徐州铜山人，名道深，字自德，竹坡其号也。竹坡以标标特出之才而数困场屋，暇中发愿评点《金瓶梅》，凡十余日而完成，题为“第一奇书”，见识与才情均异于常人。竹坡评点当以皋鹤草堂本为原本，初刻于徐州，而其底本则是崇祯本。第一奇书本一经问世，即盛行坊间，甚而至遮蔽了词话本和崇祯本。 《金瓶梅》还在传抄阶段，对它的点评即行出现，如袁氏兄弟和屠本唆、沈德符所记，如被转录的董其昌、汤显祖诸人话语，皆绝妙评语也；词话本卷首三序，皆重在揭扬一部大书的主旨，而品陟不一；崇祯本之夹批眉批超过干条，精彩处更多；至竹坡评本出，不独添加回前评和回末评，卷首更有总评、杂录和读法诸项，便于读者多多；以后评者如清末南陵知县文龙，亦有佳绝处，引起研究者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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