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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苦难的任何歌颂，都是对生活在苦难下的人们的侮辱。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越早明白这个道理越好。
18世纪后80年代的法国人之所以奋斗，就是为了撕碎手里的苦难入场券，哪怕他们并不知道之后会迎来什么。
法国大革命所揭示的一个重要道理是：人们之所以忍受苦难，是因为他们误以为“不得不如此”；一旦人们发现有些苦难压根就是人为造成的，那么他们就再也无法忍受下去。
马赛曲的号角一响，法国人迅速从良民变成了“暴民”，以至于非要杀死他们的国王才能解恨。
后世一些学者认为路易十六这个人也没那么坏，罪不至死。
但对于群情激奋的法国人来说，路易十六是不是那么坏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法国人发现自己承受了很多不必要的苦难，他们必须找到一个发泄的口子。而国王，这个平日里高高在上，跟任何苦难“绝缘”的贵族，这个被锦衣玉食包裹起来的统治者，就是最好的发泄对象。
对于小镇青年来说，与苦难和解是最大的堕落。宁愿与命运抗争，也不要与命运和解。除非你压抑个性、在题海中沉沦，为的就是拿到一张底层社会的入场券。
没有人会自己给自己制造苦难，大部人的苦难都是由别人造成的。
正是因为每个人的行为都有可能对别人造成痛苦，所以西方的政治伦理很早就提倡个人的独立，强调人和人之间保持距离
我们很少真正去反思，我去不少县里、基层调研，到头来发现：所有的反思会，最后都开成了表彰会。似乎，中国人对于公开谈论失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羞耻感。
我去年去一个县里参加规划会议，前任书记在任期间做的规划明显是错的，很多专家也知道是错的，但会议开着开着，会风又变成了“王书记当年做的规划思路总体是好的，体现了高瞻远瞩的发展思维，只是个别专项规划的细节有待完善”。
错的就是错的，中国人这种和稀泥的心态，本质上是羞于面对失败，以及为尊者讳的顺从心态。
面对强者，弱者总是心生畏惧，在畏惧心理下变得无条件顺从，于是，任何反思都沦为了形式，都变成了对高位者的吹捧和对底层人的践踏。反正，不管出了啥问题，随便找个底层的实际执行的人背锅就是了，而且还可以义正言辞：你看，领导都部署好了，你工作不认真不努力，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悲惨是相对的，积极则是力量的来源。当人们生活得困难，看看那些更困难的人，总会使人安慰些许。这就是苦难的唯一价值，一种精神安慰价值。尽管这安慰是卑劣的，且绝不为大多数人承认，只有相声演员才会开玩笑地说，“你看你做生意赔了，那边还有跳楼的呢，你失恋了，那边还有失身的呢。”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强烈的生存危机感，很多人从小听到最多的话就是，“你不好好上学，以后怎么办”“你这么不争气，以后怎么办”
中国人很早就处于群体焦虑中，内生性的存量竞争，使得我们不善于和人和解，不善于和生活和解，但却特别善于和苦难和解。
苦难不会使你变得强大，只会让你变得消沉，长久的苦难更不会磨炼你的意志，而是会击碎你仅存的坚强，感谢苦难是没有意义，该感谢的是那个身处黑暗仍旧没有放弃的你自己和那个把你从深渊中拉出来的那个人，歌颂苦难更是无耻的行径，因为大多数的苦难都是人为造成的。
当人们处在巨大的危机感之下时，他们对于秩序就特别渴望。这是中国历史上特别容易形成quan力集中的一个心理根源，
哪怕，这种秩序的建立，是以个人权利的让渡为代价的，他们也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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