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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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空间相关性
利用Moran’s I计算得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的全局相关度为0.6482，正态统计量z值为128.5589（Z值远大于置信水平临界值37），P<0.01检验效果较为显著，表征地名通名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空间集聚特征较为明显。
采用ArcGIS10.5软件热点分析工具（Getis-Ord Gi*）生成长研究区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冷热点图（图4），呈现以西北和东南为热点区、东部为冷点区以及周围为次冷区与次热区的格局。热点区为双中心格局，主要分布于安徽西部和浙江南部等地，分别呈现两个团块状分布态势。冷点区为单中心，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区域，呈现纵向连续带状分布态势。统计结果显示，冷点区和次冷点区占研究区的11.21％，热点区和次热点区占研究区34.75％。概而言之，长三角地区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具有较强空间正相关性。
4 长三角地名通名文
化景观分布影响机制
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同时含有地域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两维内涵，回顾关于地名文化分布及其成因研究既有观点，多数学者提出地名文化成因的差异化解释路径，但均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两方面着手分析地名文化分布的形成机制。同时，进一步考察学界A级景区、传统古村落、特色小镇等同样具有文化脉络的地物空间分异研究，综合遴选海拔、起伏度、坡度、坡向和河流水系5项自然环境类影响因素和GDP、人口和路网密度3项社会经济指标探测地名文化景观分布成因，各指标数据按自然断点法分为5类，利用地理探测器测算各指标对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格局的影响度。结果显示，各指标影响力排序为路网密度（0.281067）>GDP（0.224141）>河网密度（0.191842）>人口密度（0.185212）>高程（0.04573）>起伏度（0.027651）>坡度（0.027651）>坡向（0.000614）。不难看出自然地理环境对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格局起着基础性作用，社会经济起决定性作用。同时佐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自然地理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进一步减小，后者对前者响应速率提升明显。
4.1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自然地理环境对地名文化景观的影响逐渐减小，但自然环境锚定了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的空间骨架格局，对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命名方式影响深远。高程起伏度（0.04573和0.027651）、坡向坡度（0.000614和0.027651）以及河网密度（0.191842）构成了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空间布局的基础框架，制约着长三角地名通名的布局形态、规模和密度。
分析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的海拔和地形起伏度发现，地名通名文化景观集中分布在海拔小于200 m范围，总计1365个，约占总数90％（图5a）；集中分布在地形起伏度小于20 m的区域，占总数的64.27％（图5b）。随着海拔升高、地形起伏变大，交通不便不适宜人类生活，同时观察不同类型地名数量占比增减发现，地貌由平原向山地转变过程以“山”“溪”“岭”“峰”等命名的地名通名占比逐渐增加，在低山和中山地区均累积超过80％。可见海拔越高，起伏度越大的地区，不仅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越少，而且地貌类型对地名命名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因此，不同地貌类型区中地名命名也表明了与其地形相适应的命名规律。
坡度和坡向是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的重要因素，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有82.79％集中分布于小于5。区域（表3）。这些地方拥有较好的农耕条件，地理环境适宜进行农业生产活动，生产生活便利且成本低；坡向影响作物所受光照、热量、降水等强度大小，对农业生产具有约束作用。分析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的坡向占比（表4）发现，阴坡（0～90。和270-360。）和阳坡（90～270。）均有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且分布差异较小(阳坡787个、阴坡730个)。不同于高海拔或高纬地区，长三角平原丘陵广布，海拔低、光照时间长，全年积温较高，导致坡向对农作物生长影响较小，且长三角以短日照作物“水稻”为主要农作物，所以坡向对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的影响相对最小。
长三角发育过程形成的诸多河网地貌本底条件是影响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最重要的自然地理因素。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呈从沿河到内陆逐渐减少，有近半数地名通名文化景观距离河流水系小于1 km，有1359个地名通名文化景观距河流在5 km范围内，占比达到89.58％（图5c）。这说明沿水而居是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的普遍特征，河流对长三角地名通名分布具有较强的限制作用，人类活动在选址上具有亲水特点。地名文化景观用字呈现长三角地域特点的“浜”（通向江河的小河沟）、“泾”（河沟或沟渠）、“渚”（水中小块陆地）等字正是对本区域河流水网特征的反映。河流水系在长三角居民生产生活与文化发展传承中扮演重要角色，距水源地近为农业生产和发展提供保障，又提供了交通运输能力，推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
总体而言，长三角地名通名主要分布在海拔0-200 m的平原地带，总占比高达72.56％。这是平原地带气候温和、水系发达、交通便利，适宜人类居住，人类活动频繁，从而累积了丰沃的地名资源。其次是丘陵，占比为12.34％；山地分布较少，占比仅为3.84％，这是此类区域气候条件较差、地势崎岖不平、交通不便，不适宜人类生活，稀疏的人类活动导致缺乏地名通名资源。
4.2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影响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速度指示了地名演化进程。地理探测发现路网密度（0.281067）、GDP（0.224141）和人口密度（0.185212）是影响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主要因素。
交通条件探测结果显示q值较大且通过检验，说明交通条件是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的重要影响因素。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包括“山、岗、岭、洲”等反映不同自然地貌类型用字，同时核密度分析也显示其空间位置在各种地貌区域均有分布，所以交通条件既是人类活动及其流动载体，也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减小空间摩擦后的地名通名分布特征。通过ArcGISl0.5软件近邻分析（Near Analysis）统计得出距离路网大于5 km的地名通名文化景观仅0.86％，小于lkm的地名文化景观占89.51％，同时地名文化景观分布密集区与路网密集区高度重合，表征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密度与道路密度呈正相关（图6a）。
GDP和人口分布是影响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的重要动因。GDP和人口是地名通名文化景观产生和传承的基石。长三角自古以来就是人口聚集的繁华之地，素有“鱼米之乡”之称。地理探测器计算GDP和人口的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影响度得探测值q分别为0.224141和0.185212，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地名通名文化景观核密度聚集区与GDP和人口分布密集区高度重合，GDP和人口分布与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格局呈正相关（图6b、图6c）。人口经济聚集区为基础的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演变蕴含着诸多人类与自然共生共栖的过程。如意为“低洼地区防水护田的堤岸、围绕村庄的障碍物”的“圩”在长三角广布”，以引导水流、保护堤岸的水工建筑物“坝”也广布于长三角，这显示了长三角人类活动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反映了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和形态结构。
总之，交通的便捷性、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水平深刻地影响地名文化景观的传承。优良的交通条件是地名通名文化景观的留存和发展的保障。在此基础上，人口的繁衍、迁徙与经济活动集聚为地名通名文化景观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提供了可能。
4.3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分析
利用地理探测器分析长三角地名通名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表5）发现：不同影响因素交互作用对地名通名分布的影响度存在差异，但二维因素交互作用影响度大于一维因素影响度。其中，路网密度与GDP的交互作用最强（0.320242），经济水平高且交通便利的地区更利于地名通名文化景观的传承与发展。自然地理影响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的较弱，但仍是重要因素之一。
5 结论与讨论
5.1结论
厘清地名研究理论脉络与实证渊源，构建地理学视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解析模型，以长三角为例佐证研究模型。研究发现：
依照地名通名文化景观识别标准筛选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1517类，其用字类型受河网水系影响最大，地名通名文化景观用字类型丰富度在41个单元中总体呈现内陆到沿海且沿东北一西南方向递减趋势。
模型实证研究得出：①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异质性显著，呈现典型非均衡集聚，空间上形成皖中、苏南、浙北和上海等东西条带状的一级中心位于长三角中部、两个团块状次级中心分列南北；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呈显著空间正相关，空间集聚特征较为明显，热点区为双中心格局且分布于安徽西部和浙江南部等地，冷点区为单中心格局且分布在东部沿海呈纵向连续带状分布。②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同时含有地域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两维内涵，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格局受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综合影响显著，主要分布在海拔0～200 m、地形起伏度小于20 m、坡度小于5。的平原地带，人口集聚、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便捷f生等社会经济因素对地名通名传承影响较大。
5.2讨论
分析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的类型、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子，发现自然、经济与交通特征深刻影响地名文化景观形成和发展，本文分别在理论基础层和实证研究层论证地理学视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解析模型，在科学逻辑规范下提升模型实践应用层地名相关行政管理能力，规避地名规划与保护过程中“负外部性”影响
地名不仅是区域环境与社会变迁的标志，而且承继和活化区域文脉。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整村搬迁和撤村并居使得地形起伏较大、坡度较陡、交通不便的地名文化景观首当其冲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体系化、规范化的新地名景观。处理好地名文化景观保护与城市建设的关系，规范地名命名、保护和规划相关准则是地名实践当务之急。
行政管理体系中地名规划一直是中国地名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有利于地名命名的科学性与规范化。但由于规划过程的信息不对称，极易发生命名滞后且与城市建设不协调现象，进而促成传统地名被动消亡。因此，地名规划与管理过程如何通过“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结合破除已有弊端，让城市空间扩展的同时，向文明底蕴深厚的城市发展是地名研究重要方向。为此，系统探索某一区域地名的稳定性有助于地名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长三角案例的相关发现，地名通名文化景观的区域性和多元性深受自然地理、经济活动与交通条件的影响。科学保护地名、挖掘地名文化遗产，既需要深刻理解区域自然地理环境变迁，更应掌握人口迁徙与产业集聚及其时空阶段性，才能重建时空序列的地名及其文化景观变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如何重建长周期时空序列地名及其自然一人类活动数据是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和地名文化景观解析模型的难点与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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